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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德国人民的朋友
瓦尔特·乌布利希
1957年，全世界劳动人民庆祝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至钜，是千百年来世界史上最卓越的事件。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劳动大众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使他们开始挣脱剥削和殖民压迫；它开创了真正的社会、政治和民族自由的时代。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预言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伟大的革命家和学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的生平和斗争是和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密不可分的。
地球上未必能找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列宁。他的名字已成为亿万普通人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的象征。为工人阶级事业、为社会主义斗争的英勇战士，新的一代又一代，受到列宁精神的教育熏陶。
历史上有过不少伟人。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才能使列宁这样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巨人尽情发挥自己的天才。
列宁发展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学说，向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怎样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取得自己解放斗争的胜利。
列宁首要的历史成就是完善了关于新型政党的学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政党，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经过锻炼的党，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把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进行到胜利。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到二十世纪初就锻炼成一个革命的、战斗的党。
要建成一个这样的党，列宁认为主要环节是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火星报》的创刊号是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市问世的。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指出，《火星报》的最初几期，正是德国工人帮助列宁印刷并帮助列宁顺利发行的。这份报纸的出版，确实成为在俄国、以后也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燃起熊熊革命烈火的火星。
《火星报》的火焰唤起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行斗争。他们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实现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人类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对此，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都归功于苏联共产党，归功于天才的列宁。如今，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从北京到柏林，——劳动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着社会主义。
今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充分体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用以武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
列宁一直同德国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列宁作为一个最了解德国工人运动的人，彻底认清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害怕被揭露，不断阻挠德国工人阶级学习列宁的主要理论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还是个青年工人，初次听说了列宁。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辩论。那时，诺斯克[1]集团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考茨基对于德国帝国主义采取暧昧的中派立场；只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派反对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侵略阴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场辩论中，我知道了列宁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根据列宁的建议，对决议稿提出了几项修正[2]。修正案[3]说道，一旦战争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争取尽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便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垮台。这个决议规定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的任务和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派，尽管完全同意列宁的这一观点，却没有从中为党和组织工作作出任何实际结论。后来列宁曾中肯地指出，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不举是未能在世界大战前同修正主义决裂。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在战后德国革命的漫长而痛苦的时期内深受其害。我们这些当时属于李卜克内西派的人，只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年代的艰苦环境下才完成了这个决裂。
由于没有一个工人阶级革命党，一个新型的党，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帝国主义崩溃时期便没有领导者——只有列宁式的革命党才能当这样的领导者。虽然列宁批评过德国左派，说他们在组织上没有及时地同修正主义决裂；但德国左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从而挽救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名誉，列宁对这一点仍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列宁不仅是德国无产阶级也是德国全体人民的朋友，是捍卫他们利益的人。1917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竭力帮助德国人民退出战争。当我们知道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关于立即实现和平的宣言后，我们顿时觉得在柏林反对德皇政客的斗争中平添了新的力量。而当资本主义列强拒绝了苏俄的和平建议之后，列宁便向德国人民提出了缔结和约的建议。列宁的建议符合希望立即结束战争的德国人民的利益。如果当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那末，得到苏俄支持的德国便会取得公正的和平，人民的力量便会迫使威廉二世、兴登堡[4]和军事巨头退出舞台。这就是说，不会有日后的屈辱的凡尔赛和约。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开始后，列宁代表苏维埃政府向艾伯特[5]—谢德曼[6]社会民主党政府建议缔结苏俄和德国的友好条约，并提出提供粮食以援助饥饿的德国劳动人民。列宁说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德国唯一的出路是同苏俄结盟。甚至在德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复辟后，两方资本主义列强企图阻碍德国的发展，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倡议下，仍建议缔结保证德国国家独立的拉巴洛条约。这个条约于1922年4月签订。由于这个条约，德国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活动打开了道路。但是，工人阶级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未能在拉巴洛条约的基础上扭转德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德国资本主义战后危机时期，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工人运动内，关于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斗争问题，进行过多次辩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共产党人也从列宁那里得到过宝贵的指示和忠告。
1922年我第一次见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做了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患病，说话很吃力；尽管如此他仍说得很清晰很有说服力。
对这次演说，我印象最深刻，是列宁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使每个工人和农民都能懂得。凡是听过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演说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列宁精通从原则的角度阐明当前任务的伟大艺术。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共产党人，列宁当时提出了重要的忠告——“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7]。
列宁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关于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是很好的，但外国同志不能“满意于把这个决议象神像一样地挂在屋角里，向它祷告”[8]。必须让他们自己去吸收这个经验。
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德国共产党代表团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接见，作一次谈话。列宁历来乐于帮助国际工人运动，立刻同意了。这次谈话，是谈德国工人政府的成立和性质问题。列宁坐着，一只手扶着膝盖，注意地听我们谈我们的意见，其间提了若干问题，为的是了解足以说明德国局势的重大事实。他耐心地听完我们的话之后，阐明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同盟，应争取成立工人政府。列宁指示我们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合作，必须改进工会内部的工作。他强调了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意义，强调了保持严格的纪律的必要性。列宁要我们注意争取农业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工作。这一指示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当时忽视了农民工作。
列宁在这次谈话中立即抓住了事情的实质，使我久久难忘。次要问题分散不了他的注意力；重大问题决不会被他忽略。列宁在同我们交谈时流露出他特有的热情，同时又很有耐心很有说服力。
列宁同一切同志接触都很亲切，脱略形迹，这一点特别使我们感到惊讶。经过同列宁的谈话，我们的力量和信心倍增，知道了在仔细估计形势之后需要作出结论以指导实际活动。
我们只是遵循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不断加强党的战斗力，才在1945年完成了消灭德国法西斯的任务，着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告诉我们，消灭工业和银行巨头以及大地主的统治，是建设新生活的先决条件。我们从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中知道，必须粉碎法西斯国家机器，实现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我们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中吸取了基本原理，以分析研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我们根据伟大的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不断加强同苏联共产党、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友谊，从而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爭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创造着条件。
列宁至今活在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事业中，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中，活在进行着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事业中。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光明的新兴力量发展壮大的起点；如今，这一力量正在胜利地同黑暗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席卷全球。
载于《难忘的列宁》（回忆文集，译自德文）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12页
[1]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
[2] 系指对《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稿的修正案。在讨论奥·倍倍尔的决议稿时，弗·伊·列宁提出了几项修正案，得到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支持，从而使决议稿发生了合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变化。——编者注
[3] 作者此处系指对奥·倍倍尔决议稿最后一段的修正案。——编者注
[4] 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
[5]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
[6]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
[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0页。——编者注
[8] 同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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