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我同列宁的会晤[1]
弗里茨·赫克特
1920年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了。广大工人群众拥护的左翼加入了共产党，结果我们变成了大党。这要求我们对斗争的方式作相应的改变。另外，左翼独立派分子多半仍然是这样一种意见：对于目前的革命，根本不一定要争取无产阶级决定性阶层的大多数，只要有敢打敢闯的少数就行。所以，无怪乎在统一共产党内很多人认为到时候了，该为了过去的打击向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仇了；这样的观点甚为流行。
这种情绪，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也估计到了。于是他们在中部德意志，在洛伊纳和曼斯菲尔德挑动我们同他们发生直接的冲突。大家知道，我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结果，不久前才参加我党的人有许多立即脱党而去。
脱党分子是以保尔·列维[2]为首。他在意大利党分裂后便已脱离德共了。[3]列维利用自己的机关刊物《我们的道路》[4]恶毒攻击统一共产党。他在这家杂志上写道，我们通过我们在洛伊纳和曼斯菲尔德的冒险主义政策简直是葬送了党。紧接着，他为了破坏我党的威信，编了两行讽刺打油诗：“Fähnleinauf Fähnleinging in den Tod,wie es die Zentrale gebot”[5]。至于我们，则对这次惨败及其后果压根儿估计不足。
相反，我们起先以为在中部德意志的失败只起次要的作用，到头来甚至会加强我们的党。对这个观点，我们在一本题为《进攻理论》的文集中是这样论证的：既然我们的党现在是德国无产阶级真正的大党，我们就应该主动地“四处搜索敌人，打击他们”。
因为我重新转入了地下，警察到处搜捕我，所以党派我去莫斯科。我在路上遇见了匈牙利的拉科西[6]同志。他答应一到莫斯科就把我介绍给列宁，并且答应支持我的观点。我似乎是有恃无恐了。我对我们的党充满了信心，相信它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外加还有“进攻理论”做后援，我敢肯定我一定会给列宁一个好印象。
※ ※ ※
虽然我每天求见列宁，但述是等了八天列宁才接见我。最后总算叫我去了。我去克里姆林宫时，情绪依然是那么好。
我上了二楼，来到列宁的住所。不记得怎样一来，一下子到了他面前。他在办公室里，坐在一把草席椅上[7]。他用德语招呼我，请我坐。然后，稍稍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说：
“说吧，赫克特[8]同志。谈谈你们在中部德意志的英雄业绩吧。”
我爽爽快快地把我心里想的统统对他说了。列宁这时说道：
“可是据说你们挨了一顿好揍。”
我分辩了一通，想证明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证明我党在中部德意志事件之后是继续发展壮大的。
“原来如此！”列宁说，“我倒想看看您怎么能够证明这一点。”
拉科西想帮我忙，可是列宁尖锐地反驳了他，然后对我说：
“你们上圈套了，你们挨了一顿好揍，党为此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离幵了列宁的办公室。这时候我才明白：我们的武装着“进攻理论”的德国代表团如果会留下什么印象的话，那只能是坏印象……
不久，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其他德国代表到了。我们全体一起去见列宁。他在老地方接见了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他申述了我们的论点，不过已经不象过去那么有信心。《进攻理论》的某些作者对这样或那样的提法已经有所异议。列宁又一次把我们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这一次说得更尖锐。
列宁问：
“你们让工人去战斗，叫他们受到象在曼斯菲尔德那样的打击：这样一来，工人会怎么想呢？ ——这一层，你们当初是怎样考虑的？”
威廉·科嫩[9]回答：
“工人将通过他们受到的打击学习。”
“现在他们已经失业了，这下他们还学习吗？”列宁又问。科嫩答道：
“在这种情况下，肚子将使他们的脑袋充满革命的毅力。”
列宁抓住了这句话，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整个立场嘲笑了一番。每当他在什么问题上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观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时候，他总要加上一句：
“嗯，你们这一套全是发源于肚子促使脑袋革命的办法……”
后来在克里姆林宫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向德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其中包括那些不同意在中部德意志起事的同志，再一次详尽无遗地说明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何等荒谬。企图炸毁胜利纪念碑的奸细费里以及把炸弹扔到厕所里的其他奸细，这样的分子是怎么混入我们的队伍的，列宁一一谈了他的看法。列宁说：
“不是一清二楚明摆着是圈套嘛。你们本来应当为了自卫的目的去动员工人群众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从而向群众证明你们是对的；可是你们却炮制了毫无意义的‘进攻理论’，让所有警察、所有反动当局抓住了把柄，把你们说成是先发动进攻的人，而他们倒是在保护人民！”
我们由于受到这样的斥责，立即停止了宣传“进攻理论”。
但是，列宁斥责我们不仅是因为中部德意志事件，还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政策中表现出迟钝、呆板、教条式的僵硬。他斥责我们在海德堡党代表大会上的举动，结果把那么多正直的工人从共产国际推了出去。他斥责我们的消极，斥责我们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做工作。
当时作为同情者组织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工人党，它的代表自然也同时挨了一顿好训。
在剧院广场上的大陆饭店大厅举行代表大会预备性会议时，列宁又一一揭露了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这下我们非常恼火，因为还有其它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场。
“即使要训我们，又何必当着许许多多的外国同志呢？”我们这样想；列宁这样做，我们当时决不认为是他的优点。
保尔·弗勒利希[10]说：
“我原来没有想到列宁是这样吹毛求疵的人。”
弗勒利希露骨地流露出沮丧，对这种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方法很不满意。当列宁在代表大会全会上再次批评我们时，他这种情绪更厉害了。有一部电影摄下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德国党的政策发表演说的镜头。在这部电影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弗勒利希脸上那副不满的神情。
代表大会上，不仅是德国人挨了列宁的训，挨训的还有其它党的代表，特别是某些意大利人，甚至还有法国人。
凡此种种，促使我们又异想天开，又干出另一桩政治上的蠢事去反对列宁。具体地说，我们竟去征集签名，让别的代表表态支持某些提法；我们想用这些提法来同列宁的提法对抗，并且希望通过这些提法来维护我们的“进攻理论”的某些原则。我也在“不满分子”中拉到了几票。为了这件事，我们全体一起和每个小组分别又一次挨了一顿好剋。这一下，我们不得不在列宁面前举于投降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十分能说明列宁的为人。克拉拉·蔡特金[11]曾向我们猛烈开火，几乎站在列宁的立场上。我们也尖刻地攻击了克拉拉，尤其是我，在我的演说中话说得更厉害。干仗后的第二天，刚巧是克拉拉的生日：她六十整寿[12]。当然罗，对我们这位站在我们斗争前列的老革命家，代表大会该祝贺一番。弄来了好大一束玫瑰花，可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致贺词呢？大家选了我。我自然是想生个法子推掉，找了好几十个理由。这当口，列宁握住我的手说道：
“赫克特同志，你们在德国推行了错误的政策，为此倒是可以发发火。克拉拉对你们说，你们的政策很糟糕。她的话，或许不是每个字都是很妥当的。不过你们昨天的发言对她也很尖刻，但很不公道。今天就用这束玫瑰花来缓和一下吧。”
我尽力照办了。克拉拉也谢了谢我，把花束从我手里接过去，但同时却瞪着我，仿佛要把我吃掉似的。我从讲台上下来后，列宁打趣说：
“不是一切都挺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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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饭店内开了一个小小的展览会，陈列着所谓“革命”画家的作品。展览会上展出了以五颜六色的油彩为背景的各种各样陈年破布、碎瓦片、一节烟囱等等，统统钉在画布上。这一套荒诞不经的东西居然是代表新的艺术。我简直是愤懑之至。有一位同志（似乎是画家威茨）企图证明这些“艺术品”中有一定的意义。我正在同他争论，列宁站在我后面，摇着头对我说：
“您瞧，赫克特同志，连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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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好象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个星期），有几位同志带我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去听列宁做报告[13]。
会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列宁来到。列宁到后谈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新经济政策引起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西方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下子就搞清楚的。会场上有一些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与革命事业格格不入的。列宁说，我们共产党人如今应当学会做买卖，再也不能靠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继续前进了。他还说，虽然布尔什维克眼前还不会做买卖，但肯定会学会。
他这一说，某些听众感到受了委屈。要知道，他们可是丝毫也不想让人家把他们“贬低”到“买卖人”的角色。有一个俄国同志，他在德国办理俄国战俘释放事务时我同他认识的，激烈反对新经济政策。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一家兵工厂的领导人，专程赶来参加这个会。列宁提出的学会做买卖的要求，他怎么也忍受不了，当场发了言，以纯粹游击队的作风攻击了列宁的“机会主义”。另外还有一位这样的“英雄”发言反对列宁。但是他们被列宁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批驳得溃不成军！
这次会议后隔不几天，我又有机会同列宁个别谈话，谈德国党的问题。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是在我们的耶拿党代表大会[14]之后，在起先曾作为左派反对过列维的弗里斯兰德[15]周围拼凑起一批右派分子，企图按照列维的口味修正我党和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以利于这个“政变”的实现，威廉·皮克[16]和我在耶拿代表大会之后被打发到了莫斯科。11月初，我们知道了当时任我党总书记的弗里斯兰德的阴谋。所以我和皮克求见列宁，想问问他我们该怎么办。
11月10日，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拜访了他并把这一机会主义反党行径的细节向他作了汇报。列宁非常注意地听我们讲完后说道，我们应当立即回到德国去把党从弗里斯兰德一伙手里夺过来。他向我们讲了俄共（布）党内类似的艰难的事态，并介绍了他是怎么处理的。后来他说，我们的党将会有更复杂的事态需要我们去处置。我们受到列宁的友好的忠告鼓舞，当天晚上便动身回柏林。我们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使弗里斯兰德派的阴谋分子大吃了一惊；结果被清除出党的不是忠于共产国际的分子，而是弗里斯兰德和他的喽罗。
※ ※ ※
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是在他初次患病以后，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那个时候，我充分体会到不仅是布尔什维克，而且外国同志也对这位共产国际的创始人怀着深切的爱。
晚上列宁已不能再来参加大会，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会议结束后到他的住所窗前，唱《邦迪耶拉·罗萨》[17]。在这些夜间演唱中，意大利同志总是参加的；他们的悦耳的嗓子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人。每当列宁的身影在窗子里面掠过，我们感到幸福极了，怎么也不愿意去明白这种喧闹只能打扰身患重病的列宁……
我当然同所有同志一样，希望列宁马上彻底康复，重新领导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他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革命领袖；这一点，我早就没有丝毫怀疑了。我也早就明白，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罗莎·卢森堡。但是直到1923年10月德国党失败后我才彻底明白列宁确确实实在一切问题上都是正确的，而卢森堡却是错了，她的错误方针应当肃清，以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完成它的伟大的革命任务。
列宁逝世的消息，对我不啻是睛天霹雳。我久久不能相信列宁真的已离我们而去。我们的敌人报道过多少回了： “列宁已死”。说不定这次也是捏造的吧。但是，噩耗终究证实了呵！
我在列宁逝世后第一次再度俯视红场上的五一游行时（这回是站在列宁墓上），我从心底里强烈地感觉到：
列宁没有死。他活在并将继续活在我们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贏得胜利的斗争中。他活在苏维埃国家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活在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中……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35年第3期第39—42页
[1] 本文是《我同列宁、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会晤》一文的片断。——编者注
[2]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3] 见本卷第16页注①。——编者注
[4] 1919年至1921年7月1日，在柏林出版月刊《苏维埃》，由保·列维主编。保·列维被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后，该杂志改变了方针，改名为《Unser Weg》（“我们的道路》），继续出版（1921年7月1日至1922年底）。——编者注
[5] “党中央一下圣旨，一队一队去送死。”——编者注
[6] 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 Dolgozók Pártja）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永远开除出党。1970年于苏联逝世。
[7] 弗·伊·列宁的住所和办公室在三楼。——编者注
[8] 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当过流动工人，1908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在开姆尼茨领导建筑工人工会，并认识了布兰德勒。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派组织，独立党成立后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192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中央的工会部门任副负责人。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政府中任经济部长。后成为德共右派成员，参加过中派倾向，1928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担任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后来逝世于莫斯科，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9] 威廉·科嫩（Wilhelm Kö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特派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在独立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草章程。保卫三月行动和莫斯科协定。后来参加了中派倾向，1929年屈服。1933年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任要职。1953年受批判，被贬去做次要职务。
[10] 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1884年8月7日——1953年3月16日），又名保尔·维尔纳（Paul Werner），出身于工人家庭，是家中的第11个孩子，曾当过商行的办公室职员。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8年起在阿尔托纳当记者，1910年至1914年在《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工作，于不莱梅的激进派活动家克尼夫、拉狄克和潘涅库克合作过。1914年至1916年在《不莱梅市民报》工作，一战期间应征入伍，当过士官，1916年退役，1916年至1918年与约翰·克尼夫合编《工人政治》，1916年以不莱梅左派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昆塔尔会议，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成员，接近列宁；1916年年底重新被征召入伍，1918年夏季因从事反军国主义活动被捕，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十一月革命后被解放。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在德共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派发言，被选入中央。后参加巴伐利亚革命，短暂转入地下。后重新被选入中央，1920年批判列维的消极，1921年成为“进攻理论”的支持者。1921年至1922年任中央书记。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1年至1924年、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代表德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8年12月被德共开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被捕，1933年12月获释，先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并参加了社民党。
[11]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2] 作者此处有误：1921年7月5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上庆祝了克拉拉·蔡待金的六十五岁寿辰。——编者注
[13] 弗·伊·列宁曾于1921年4月9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做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3—287页），弗·赫克尔持可能是出席了这次报告。——编者注
[14] 德国共产党耶拿代表大会是1921年8月22日—26日举行的。——编者注
[15] 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受伤被俘，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里工作。返回德国后参加德共，被任命为柏林支部第一书记。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德国中部的起义，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2年被开除出德共。不久后加入独立党，后返回社民党。1931年至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被关进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二战结束后回国，1948年至1953年任西柏林市长。
[16] 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来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中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拉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倾向，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人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中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17] 意大利革命歌曲——《红旗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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