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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瓦西尔·柯拉罗夫
弗·伊·列宁尽管全副身心都用于处理国家大事，但作为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始终密切注意着共产国际中的状况。有一次，他挤出时间到执行委员会会议室来了一趟。他一来，便使辩论见了分晓，彻底粉碎了 “左派”的企图。那天是1921年6月17日。贝拉·库恩[1]正在发言。这自然不是巧合。库恩是拥护“进攻理论”最为露骨的人。列宁正是打算听听他的讲话。
库恩把法国共产党贬得一钱不值。贝拉·库恩的“革命义愤”原来是《人道报》上一篇题为《冷静与纪律》的文章[2]引起的。这篇文章是谈派遣军队占领莱茵省的问题。法国共产党在文章中对派遣军队提出了抗议，同时鉴于事态严重，提出要“冷静和纪律”；而库恩认为这种措置是“机会主义”的，要求法国共产党采取“革命行动”。
正在这个当口，列宁走进会议室，听见库恩正在要求法国人无论如何要搞“革命行动”，听见库恩正在揶揄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上提出的“冷静与纪律”。
对于列宁的突然来到，与会代表热烈欢迎，掌声雷动。很大一部分代表是初次见到列宁。会议室里顿时活跃非凡，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给列宁让路。
在场的人觉察到库恩对列宁的出现显得很尴尬。他失去了自信，发了慌，匆匆结束了讲话。当即由列宁发言。
列宁的话不长，但具有鲜明的论战性，同志式地批评了 “左派”，首先是贝拉·库恩。
“我到这里来，”列宁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是为了发言反对库恩的观点，因为我肯定，库恩只要一开口，必定会替‘左派’辩护。库恩以为共产主义就是替‘左派’辩护，以为只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的，也有‘左’的错误。如果共产国际在法国问题上听从库恩和他的朋友的主意，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简直就会一败涂地，好多年不能重整旗鼓。对于法国党应当批评，但是批评应半针对党的一定的、不正确的机会主义行动，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党，不应当分裂党，不应当提出用其它的——‘左’的——蠢事去同机会主义行动对抗。
我注意到法国共产党的出色的工作，看到它所建立的支部和在工会及其它组织中的党团，我敢说：‘法国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只要“左派”不干出许多蠢事来。’而如果有人象库恩那样，说什么不需要‘冷静与纪律’，那末，这便是‘左派’干的蠢事。
法国党在占领莱茵省期间的态度或许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这一点，我愿意相信。但是，如果责备法国党，说它号召‘冷静与纪律’，而没有号召士兵采取‘革命行动’，说它没有抵制卢森堡的占领，等等——这样的蠢事在今天会毁掉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群众越来越靠拢我们的时候，首先必须争取工会。在大多数的工会内进行着出色的准备工作。如果我们把工会争取过来，那将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只有做到这一步以后，我们才能开始革命，不是依靠一支十几岁毛头小伙子的大军，不是通过其它诸如此类的蠢事（贝拉·库恩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是通过对机会主义和‘左’的蠢事的斗争。”
在挤得满满的会议室中，大家屏气敛息地听着列宁这篇光辉的、热情洋溢的演说，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世界革命领袖列宁万岁！”的欢呼声。
列宁的演说使代表们的头脑开了窍。他们感觉得到说话的人确实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对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坚定的信心，牢牢拿握着共产国际的舵。“左派”提纲撤回了，以列宁的精神另行草拟了提纲，作为草案提交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晚七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大剧院宽敞的大厅中开幕。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代表大会后来在此举行会议）的初次露面，是一件难忘的大事。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能够观察到列宁出场在大会代表中间引起的轰动。代表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不仅要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并且要亲眼看看这个奇迹般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惨烈的、大无畏的斗争中战胜了国内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联合力量；这个国家如今遭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在闻所未闻的艰苦的条件下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迈出了头几步。代表们还要见见伟大的革命领袖们，见见列宁本人，听听他讲话——列宁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天才、力量和伟大。
列宁从正门进入会场，目不斜视，似乎是不想叫人家发现，迈着小而快的步子向主席台走过来。但是，他怎么能不叫人家发现呢！全体代表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他莅临大会。他们仿佛触电一般，从座位上跳起来。许多人爬到椅子上。全场一片沸腾，掌声和欢呼声雷动，久久不能平息，逐渐变成了《国际歌》的歌声，用全世界各种语言唱着，不十分整齐，但是宏亮雄壮！
列宁微笑着向主席团的同志们问好，同拉查理[3]、马菲[4]及其他到会为自己的党辩护并要求留在共产国际内的同志们一一握了手。他聚精会神地听了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讨论。休息的时候，他坐在讲台后面的一个踏级上，弯着腰在一张纸上写字，一心一意准备他的演说稿。正当他独自一人，一个无孔不入的摄影记者悄悄猎取了他的镜头，为千秋万代留下了一一张精采的照片。
在战后工人普遍义愤填膺的环境中以及在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背叛行为的斗争中成立的共产国际各支部，大多对革命过程的认识是简单化的。共产党人没有经过认真的准备便投入战斗，而且不是经常考虑到斗争的具体条件；他们常常中资产阶级的圈套，上社会民主党领袖花招的当。面临着惨败的危险，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列宁坚决地拨转了舵。
列宁在1921年7月5日的报告中，对急于投入战斗的各国共产党说，“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却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现在必须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充分的准备，并深刻地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5]
列宁主要并首先是强调必须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的明智上，做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如果代表们问我革命的前景如何，我应该怎样答复他们呢？”他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小范围内这样问道。接着他稍稍眯缝着眼睛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我要这样答复他们：如果共产党人举动明智，前景是好的；如果干蠢事，前景就很糟糕。”
后来几年局势的演变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测。共产党准备不够，是招致严重失败的原因。
列宁认为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是什么呢？
主要条件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列宁提出把争取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大多数的工作作为共产党注意的中心，指示共产党人首先要在工会内工作，强调必须加倍努力以促使工人摆脱已成为国际资产阶级支柱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从而列宁坚决清算了库恩分子、赫姆佩尔[6]分子等人的一切“左的蠢事”，彻底批判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代表团对俄国代表团关于策略的提纲草案的“左的”修正案。
这些修正案是“左派”贯彻其观点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尝试。
“左派”企图使共产国际倒退到已经过去了的、以对付中派分子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列宁终于回击了他们，明确贴切地说明了共产国际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着重强调了反对“左”的危险的斗争，因为这个危险严重地妨碍了共产党新任务的完成。
列宁的几次演说把“左派”的空话造成的迷雾一扫而光，驱散了代表们的怀疑和动摇，使大会全体代表在列宁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在列宁周围。“左派”的战略破产了。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策略的提纲、关于组织的提纲以及其它决议贯串着一条红线——列宁的方针：共产党人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多数的斗争，是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 ※ ※
我在审议关于策略的提纲的委员会同弗·伊·列宁一起开过会，得以看到他审议策略问题是多么认真多么深刻和多么了解具体条件。他不承认任何教条，反对说空话。每一个言之有据的意见他都仔细倾听，每一项合理的建议他都虚心接受。他也同意了我关于革命性的一个建议。[7]
关于共产党组织的提纲本来倒是无可非议。这个提纲规定了要建设模范的共产党。列宁说，我对这个提纲没有任何异议，但可惜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必须简单、容易落实。列宁在组织问题上反对任何公式化，坚持完全要从各党的实际需要出发，要考虑到哪些是它们能够落实的。
关于组织的提纲按照列宁的指示作了修改。
代表大会全部决议都完全一致通过了，于是在情绪高昂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工作。大会上辩论的中心问题是策略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大会是在转折关头召开的，世界革命的步调正在减慢，革命道路上的困难正在增加。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条件要求共产党更加小心谨慎，要极端认真地准备阶级战斗。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到群众中去！去为争取群众而工作！”
载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題》杂志1960年第2期第189—191页
[1]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
[2] 《冷静与纪律》载于1921年5月5日《人道报》第6250号。——编者注
[3] 拉查理，康斯坦丁诺（1857—1927年）——著名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创造人之一。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俄国。——编者注
康斯坦丁诺·拉查理（Costantino Lazzari，1857年1月1日——1927年10月3日），早年担任手工艺者。1882年发起成立意大利工人党（Partito Operaio Italiano）。1895年发起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是中派。1912—1919年任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1年是最高纲领派，反对开除改良主义者，同年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率社会党左派开除了屠拉梯领导的改良主义者。1924年未跟随塞拉蒂加入意共。1927年逝世。
[4] 马菲，法布里齐奥（1868—1955年）——著名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医学教授。1888年即为意大利社会党党员，1922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起任意共中央委员。——编者注
法布里齐奥·马菲（Fabrizio Maffi，1868年10月2日——1955年2月23日），早年担任医生，并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1913—1926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24年加入意共。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43年获释。1945—1955年任参议员。
[5]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6—467、468页（着重点是作者加的）。——编者注
[6]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编者注
扬·阿佩尔（Jan Appel，1890年？月？日——1985年5月4日），18岁参加社民党，1911年参军，1914年参加一战，1917年退伍，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和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曾担任过汉堡地方组织的主席；1920年脱离德共（斯），参与成立了共工党。1921年化名“赫姆佩尔”（Hempel）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1923年被捕，1925年获释后前往荷兰工作。他是左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活动家。
[7]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策略》的提纲（共产国际中的状况，第四部分），谈到“共产党的纯革命性”对于法国无产阶级胜利斗争的意义（见（共产国际文献·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全会决议、提纲与文告（1919—1932年）》，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8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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