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同列宁的谈话
赫里斯托·卡巴克奇也夫
我是在1920年初次见到列宁并同他认识的。那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同他谈了两次话。第二次见到列宁是在1922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可是这次时间只够向他问好而已。当时列宁已身罹疾病。他尽管有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光辉的讲话《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讲话。列宁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会议。但是，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凡比较重要的，事先他都积极参与了审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由于列宁患病，代表们同他的会面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共产党共有三名代表：我、沙布林[2]同志（伊万·涅佳尔柯夫）[3]和恩·马克西莫夫博士。沙布林同志在1925年被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杀害；而马克西莫夫在1923年九月起义后被开除出党[4]。
顺便说说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如何抵达革命与社会主义的“乐土”的。这件事木身便足以说明我党是多么重视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足以说明我党对第三国际、对苏维埃俄国是多么心向往之。当时，因为取道西欧（德国）合法地到苏俄去的希望很小，我们毅然搭乘捕鱼的帆船，从瓦尔纳横渡黑海驶往敖德萨。航程十分艰险，这是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搭一艘小船横渡波涛汹涌的黑海；同时是由于黑海这一部分水域当时处于严密监视下，一方面是罗马尼亚的海上警卫部队，另一方面是控制着克里木海岸的弗兰格尔[5]的舰队。五名同时出发的代表大会代表，分乘两艘渔船从保加利亚秘密驶往敖德萨。抵达目的地的只有两人：我和马克西莫夫。沙布林同志在我们之前顺利到达苏俄，也是乘的渔船。柯拉罗夫[6]和季米特洛夫[7]两同志在公海上被罗马尼亚海上警卫部队截获逮捕。我和我的同伴初次尝试失败，遭遇海上风暴，船只受损，折回保加利亚海岸；后再度出海，搭乘小小的帆船航行了六天，顺利地到达了敖德萨。
我最热切的愿望是会见拜识列宁。我们“紧密派”社会党代表离国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的党中央曾专门指示我们去见列宁，就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十月革命完全改变了“紧密派”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而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更是彻底巩固了“紧密派”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但，由于保加利业和巴尔干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党的具体革命任务问题日益尖锐日益迫切地摆到“紧密派”面前，而“紧密派”对这些任务还没有一个明确坚定的立场。
我是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同列宁认识的。他参加并领导了这个委员会。民族问题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前“紧密派”）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我在委员会召开前已经看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草案，印象至深。委员会开会时，我得知这份提纲是列宁写的[8]。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土耳其的政变引起巴尔干的民族问题激化，招致爆发巴尔干战争的危险；此后不久，“紧密派”社会党便把民族问题提到首位。“紧密派”社会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布拉戈耶夫[9]在当时制订并提出了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从理论上论证了巴尔干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并把它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这一口号，“紧密派”过去也曾提出过，但不认为它有什么现实的政治意义。巴尔干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于1910年1月，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也接受了这个口号；1915年7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前夕，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又再度确认，重新宣布。巴尔干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这一口号始终得到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是“紧密派”社会党的拥护。
列宁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就这场战争写了几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已知道他支持巴尔干社会党人争取建立巴尔干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斗争[10]。但在帝国主义战争后，于1919年，“紧密派”社会党成为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接受了工农苏维埃的口号；随即用巴尔干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了巴尔干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我在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列宁在我发言时插话，强调指出这一观点的正确，并声明在当前的局势下（十月革命后），巴尔干的共产党人应当争取成立的，正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而不是民主联邦共和国。
列宁赞同我党的纲领性口号，我们保加利亚代表特别感到高兴。但当时，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不懂得仅仅提出正确的革命的口号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进行真正革命的斗争以争取这一口号的实现。然而，不管是在我党参加共产国际之前，还是参加共产国际以后的多年内，我党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斗争却不能适应要求，虽说民族政策过去和现在在巴尔干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土地委员会，虽然代表我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是沙布林同志。他曾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以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谈土地问题。土地委员会是列宁主持的。如同在民族问题上一样，在土地问题上，而且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代表们（代表大会各委员会的委员）普遍持有承袭自第二国际的观点，十分模糊而谬误。
代表大会这两个最大最重要的委员会中展开了广泛的辩论，细节我自然是记不清楚了，无法介绍。列宁非常积极参加这些辩论。在大部分问题上，特别是在讨论也是由列宁草拟的土地问题提纲[11]时，他常常不得不出面干预，纠正某些代表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错误观点。
我们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代表对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以及土地问题提纲，简直是如获至宝；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领会。帝国主义战争后如此尖锐地摆在保共面前的一系列原则性基本策略问题，我们在土地问题提纲以及民族问题提纲中找到了答案。但是，后来证明，即便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在土地问题上也罢，在民族问题上也罢，都还没有充分深刻地理解消化列宁的提纲，没有做到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贯彻列宁在民族和土地问题上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这些观点，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于我们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实际活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
※ ※ ※
列宁极其平易近人，对所有想同他谈谈的代表都很亲切。我在委员会会议休息时当面请他在大会闭幕后给我约个时间，好让我去见他，向他说明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形势，并聆听他的意见。列宁马上爽快地同意了，让我在大会闭幕后向有关部门要求批准我进克里姆林宫去见他。
我就这样办了。
记不得大会闭幕后过了几天，我要求见列宁；立刻得到了批准。
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旁的接待室里，我遇见了几个外国人，是外交代表或是新闻记者，穿着十分讲究的大礼服，在等候接见。他们在我之前进去见列宁。他们走后马上叫到我，于是我进入了列宁的办公室。[12]
整个环境的简单朴素，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列宁的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陈设简朴，只有一张宽宽大大的桌子，堆满了书籍公文，有几把椅子，还有一两张画。此外就一无所有了。列宁本人的衣著也很简单、朴素，同刚才他接见的外国人豪华的服装，恰成鲜明的对照。
列宁对我很友好很亲切，立刻要我谈谈保加利亚的情形。我们谈话一开始，他就要我介绍一下保加利亚在帝国主义战争最后阶段爆发的起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次起义爆发于1918年，人称弗拉代起义。我还不知道，列宁早在起义时，便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演说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13]，认为它是正在开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征兆，着重指出了它的意义。我当时尚深信“紧密派”社会党对这次起义的策略是正确的。所以，对于这次事变，我是按照我党的理解和解释来介绍它的发展的，竭力为我党对这次起义的态度辩护开脱。然而列宁对我的解释很怀疑。我竭力向他证明，我党之所以没有参加起义，是因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我党的力量很弱，起义本身是从前线溃退的部队中自发举行的（当时这些部队兵临索菲亚城下，要求惩办战争元凶，迫使他们媾和）。列宁默默地听完了我的话。我一说完，他马上问道：
“这么说，你们没有参加起义是因为力量薄弱？”
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但列宁对我的答复显然是不满意的。
不过，列宁更关心的是战后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新形势。我在这次谈话前不久曾给他寄了一篇我写的文章，阐述了这个问题。列宁在我们谈话时想起了这篇文章。他说他已经看过，并已交给《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刊用。这篇文章确实是发表了。[14]
我同列宁谈话中，主要是我谈；我尽力介绍保加利亚的形势。我同列宁谈话的内容，我已不能全部记得，无法准确无误地回想起来。但我记得很清楚，关于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形势，我是按照不久前我写的那篇文章叙述的基本轮廓来讲的。我向列宁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保加利亚和巴尔干日益尖锐的革命危机终于导致了革命，保加利亚共产党能不能指望苏俄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援助？”
列宁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他先说，苏俄的国际形势最近发生了变化，自从红军在华沙城下失利后形势恶化了 （我同列宁晤谈是在1920年8月，红军开始撤退后不久）。苏波战局中这一急陡而意外的转折在大会代表中引起很大的波动，然而列宁并没有流露出丝亳不安的神情。他象往常那样微笑着，说道：
“我们原来可是相信会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样，你们巴尔干的形势就会迥然不同。但是我们失败了，形势改变了，这是需要考虑的。”
后来列宁又补充说道：
“您说到‘国际革命战略’（我是用了这个词。——作者注）；从‘国际革命战略’来看，如今的形势和过去不同，对发动革命不大有利。可是，如果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真的发生了革命，您想知道你们能得到什么援助，那么您最好去找找搞军事的同志，同他们谈谈。我们在南方有一个方面军，还没有撤消。”
列宁同我道别时又说了一遍：
“你们干吧，经常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们。”
我顺便告诉他，战后我们进行了大量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工作，不仅是通过集会、游行和报纸，并旦还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和书籍，有原著，有译著，宣传十月革命的原则和口号。列宁对我们的群众性书刊马上发生了兴趣。我答应把我们从保加利亚带来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统统都给他。我和列宁的第一次会晤到此结束。
※ ※ ※
我党在战后出版的（保加利亚文的）小册子和书籍，只要我能在莫斯科找到的，我真的都收集到一起，统统寄给了列宁。其中有列宁几部著作的译本和几本保加利亚原文书籍，例如《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这本小册子初次试图把十月革命的口号包括到保共的纲领之内，但很不成功；一共印了十万册，几乎分发一空。
我把我们的保加利亚文小册子（共约十五种）寄给列宁后，过了几天我接到通知，说是列宁请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我猜不出列宁叫我去是为了什么事，但当然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马上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列宁高高兴兴地接待我，满面笑容。
他面前的桌子上是一大堆小册子和书籍，都是我给他寄去的。
“你们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出版了那么出色的宣传鼓动书刊！能做到这一点的党，可是不多呀。你们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他说罢便翻阅某几本保加利亚原文小册子，要我说明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列宁亲切诚恳的态度叫我又高兴又忸怩。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书刊的兴趣如此热烈，使我很激动，同时也满足了我作为一个保加利亚党员的自尊心。
“目前，出版并且大量发行这样的书籍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一再说。他还询问我们的原文小册子都是议论阐述什么问题。
“保加利亚语难学不难学？”列宁突然问。
我回答，一点也不难学，因为俄语和保加利亚语是亲属语言，都是以古斯拉夫规范语为基础的。于是列宁要我——如果可能的话——尽快给他寄一本保俄辞典来。
我爽快地答应了。但过了好久才办到。我在莫斯科没有找到保俄辞典，过了半年才通过一位同志从保加利亚给他寄了一本。几年前，《真理报》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图书管理员的一封短柬，请她给找一本保俄辞典[15]。列宁显然是急切想借助于保俄辞典亲自看看我给他的小册子和书籍，可能还想浏览一下我们的其它某些出版物。列宁对各国包括保加利亚的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流露出浓厚的兴趣，叫我想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是十分注意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此而学习了好多国家的语言。[16]
这一次，我在列宁的办公室里没有呆多久，因为接待室里有许多大会代表等着。他们急着要在离开莫斯科前再一次同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握握手，聆听他的极为必要的指示。我赶紧向列宁告辞。他托我向布拉戈耶夫和保加利亚的所有同志问好。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撮后一次同列宁谈话。
我回到保加利亚后，向党中央的同志作了汇报，不仅报告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般性决议和我国代表团参加大会的情况，也报告了我同列宁会见的经过。关于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和列宁，我所汇报的一切，“紧密派”社会党的年迈的领袖和创始人布拉戈耶夫都非常注意，流露出强烈的兴趣。
布拉戈耶夫的名字同彼得堡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连在一起；他始终怀着十分强烈的兴趣注视着俄国的革命运动，先后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倾注了满腔热情，对十月革命尤为赞佩。固然他同整个“紧密派”社会党一样，没有做到在十月革命后立即与“紧密派”社会党内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党传统彻底决裂。1918年邦拉代起义中，以及1923年法西斯七月政变期间，他也犯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共同的错误。但，布拉戈耶夫在十月革命后是日益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
我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启程赴会的时候，布拉戈耶夫对我们说：“要依靠布尔什维克，依靠列宁。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他们的事业也取得了胜利。”
布拉戈耶夫怀着强烈的兴趣，注意地听了我关于代表大会和列宁的内容广泛的汇报，激动地表示了感谢。
我明白他此时此刻激动的原因。原先我们请他参加代表团一起赴会，布拉戈耶夫以十分遗憾的心情谢绝了，因为他已经身患重病，他知道旅途漫长艰苦，他是无法支撑的。
“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有病，工作干不了；袖手旁观又不愿意，干不出来。”
布拉戈耶夫于不久后（1924年）逝世。逝世前，他承认了党在七月事件上犯的错误，赞同革命无产阶级九月起义（1923年），从而给前“紧密派”社会党、今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新老两代党员和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列宁的道路。
载于《保加利亚同志回忆列宁》（译自保加利亚文）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1—51页
[1]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7—390页。——编者注
[2] 尼古拉·沙布林（Николай Шаблин，1881年1月4日——1925年4月18日），原名伊万·涅佳尔柯夫（Иван Неделков），一战期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19年参与创立保加利亚共产党。1920—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南方局委员。1923—1925年任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编辑。1925年被捕，4月18日英勇就义。
[3] 涅佳尔柯夫，伊万（恩·沙布林）——著名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后作为保共代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编者注
[4] 马克西莫夫被开除出保共，是由于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公开谴责1923年的九月起义。——编者注
[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6] 瓦西里·彼得洛夫·柯拉罗夫（Васил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1877年7月16日——1950年1月23日），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Shumen）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学时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95—1897年在尼科波尔镇当教师，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任党组织书记。1897—1900年留学瑞士，学习法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07—1917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次出席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齐美尔瓦尔德、斯德哥尔摩等地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6月和1922年11月先后率领保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的三大和四大。192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组织领导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当选为保加利亚第26届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9月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1947年12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去世后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于索非亚逝世 。
[7] 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米哈伊洛夫（Георгий Димитров Михайлов，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4年7月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1904年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8月23日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1905—1923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09—1919年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13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党的领导成员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1年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1922年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23年12月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1924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9年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领导人。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俄国。1934年4月29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任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工人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季米特洛夫当选为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在莫斯科逝世。
[8]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4—130页。——编者注
[9] 迪米塔尔·布拉戈耶夫·尼科洛夫（Дими́тр Благо́ев Николов，1856年6月14日——1924年5月7日），生于马其顿一贫农家庭。少时曾到伊斯坦布尔学习制鞋手艺。1875年到加布罗沃就学。早年即投身于民族运动。曾参加保加利亚四月起义。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参加保卫旧扎果腊的战斗。后赴俄国，1881年入彼得堡大学学习。曾受俄国民粹派影响，后转而宣传社会主义。1883年在彼得堡创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布拉戈耶夫小组，出版《工人报》。1885年2月被俄国警察逮捕并遭驱逐出境。同年夏参与发行保加利亚第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当代指南》。1891年8月领导创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902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主席。1903年团结党内左派组成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并担任领导人。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9年率紧密派加入共产国际，并于5月将紧密派改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23年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4年逝世。
[10] 见《列宁文稿》第2卷第101—105页；《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2—343、344—346、347—348、363—364、392—394等页。——编者注
[11]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142页。——编者注
[12] 弗·伊·列宁接见赫里斯托·卡巴克奇也夫是在1920年8月14日。——编者注
[13]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9—140页。——编者注
[14] 见《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第1期第2821—2830页。——编者注
[15] 弗·伊·列宁致什·姆·马努查里扬茨的短柬（1920年9月）载于1927年I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编者注
[16] 1893年，恩格斯给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编辑部来了一封信，表示欢迎社会主义运动在小亚细亚大门口的保加利亚崛起，并说他已开始学习保加利亚语，以便能注视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证据，他亲手在信上写了几个保加利亚字，写得完全正确。一一作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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