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日记摘抄
鲍胡米尔·什麦拉里
我初次有幸会见列宁，是在1920年春我访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期间。那一年，我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我是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代表。我和一批同志——从俄国回来的前战俘——正在准备让“左派”参加第三国际并建立共产党。
我那时是四十岁。我一个俄文字也不认识，布尔什维克的书报几乎一点也没有看过。十月革命対我起了很大的影响。我相信改良主义的道路是错误的道路。但我毕竟在社会民主党内度过了二十二年；由于这个包袱，思想上远谈不上具有布尔什维克的那种明确坚定。访问莫斯科之行，决定了我后半生的自觉生活。
当时，要越过国境去莫斯科，关山重重。我于3月3日从布拉格出发，取道德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列韦里、纳尔瓦、扬堡和彼得格勒，31日才抵达莫斯科。4月3日我初次见到了列宁。
那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的会议上。我收到了请帖，整个会期有效，指定在主席台上入座。列宁上台了。略事寒暄后他用德语问我住宿安排得怎么样，共产国际书记处有没有给予我必要的帮助，并答应最近即同我会晤。说罢，他便步上讲台，幵始讲话[2]。
列宁的讲话方式，我作为一个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它有什么感想？我当时看惯了西欧的“议会”演说家，听过其中许多人的讲话，包括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维克多·阿德勒[3]和饶勒斯[4]。他才说了几句，我就感觉到这个讲话的人与我过去听过讲话的那些人截然不同。不故作姿态，不故弄玄虚，没有卖弄炫耀自己的那种慷慨激昂，朴实、平易、谦虚——这就是我对列宁讲话方式的初步印象。我不懂俄语，没有翻译的帮忙，无法领会他的报告的内容。可是从听众的脸上，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列宁所说的话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当天晩上，我在我的旅次日记中写道：
“列宁讲话时，我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他的背影。穿一件短短的粗呢上衣，个子既不高大也不矮小，不胖也不瘦。没有任何起眼的地方。他的护照中应当注上‘无特征’，因为我从后面看不到他的秃顶。我离他极近，可以看到他微微有些佝偻；我情不自禁地暗自问：‘这是列宁不是？’我觉得，他外表没有任何地方惹人注目，或许这正是列宁身上最列宁式的特点。他相貌平常，既可以被人错认为城里的劳动者，也可以看成是乡下的知识分子。他的外表是如此，他的讲话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渲染夸张的东西。
这位群众的代言人在大会上并没有大声疾呼。一字字，一句句，说得很流畅，然而几乎毫无抑扬顿挫。尤其是他要听众特别注意的那些部分，说得更富特色：这时他声音变得更加平静，声调提高，语速加快。
当我闭上眼睛，因为不懂讲话的内容只听他的声音，——这时我觉得仿佛是两个普通人在起劲地谈话。列宁惯于提出问题，然后稍稍提高声音回答这些问题。挤满会场的大会代表对他的讲话感受极深。
会场上的人形形色色，来自俄国各地，从西伯利亚直至西部国境。白色的高筒皮帽、军服上衣、黑色的皮夹克、城市工人刚强粗犷的面庞、少女的稚嫩的脸容。所有的人，脸都朝着列宁，一动也不动，盯着列宁的眼睛，仿佛是一座巨大的金属浮雕。
列宁越往下说，听众越屏气敛息。手举了起来，准备鼓掌，但还没有来得及拍就停住了：下一句话扣人心弦，不容他们有鼓掌的时间。只有勉强抑制的咳嗽声，打破了仿佛凝固着的紧张空气。列宁不仅尽善尽美地掌握自己的思路，并且也尽善尽美地掌握着他的听众。从代表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便是他们的思想，他的生活便是他们的生活。最后他说了一句简洁了当、平铺直叙的话，演说便戛然而止。”
后来，4月23日，我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列宁五十寿辰庆祝大会上讲话。我把今天的时代同古代社会制度的分崩离析相比较，把共产主义运动同早期基督教相比较，把列宁同耶穌基督相比较；这，很能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水平。我用捷克语发表的讲话，彼得格勒的无产者好象很欣赏它的外部形式，但听了翻译后对它的内容却有异议。有一张条子递到主席台，写着：“我们反对拿耶稣来比较！”
我同列宁的第一次政治性谈话是在5月5日，比我预期的要早，是偶然碰着的。那天，由于刚刚发生波兰侵犯苏俄的事件，在大剧院召开群众大会。[5]
我去参加大会。剧院前的广场有哨兵把守。哨兵看了我的证件，不让我进去。陪同我的同志说明我是外宾，指出我的证件中有一句“持此证者，随处均可通行无阻”，但毫无结果。
红军战士平心静气地回答，但绝无还价的余地：
“是的，同志，这上面是这样写的，不过没有用。我们是军人，上面根本没有跟我们说过可以有例外。我们只服从命令。不能进！”
这时蓦地听见我的陪同人员在我背后不知同谁在说些什么。于此，我再度从我的旅次日记中摘录一段：
“‘啊，是什麦拉里
[6]同志！’一个人把手伸给我，轻轻地、恳挚地握了握我的手，握罢并没有松开，拉住我朝前上，他前我后。原先不想放我进去的红军战士，抬头一看，咧开嘴笑，闪耀着洁白的牙齿，让我们三个人全都进去了。这当口我还不知道牵看我的是谁。因为眼镜哈了气，我只看清前而那个人稍稍有些佝偻，穿一件粗呢上衣、一双很破旧的皮鞋，戴一顶在我们捷克是工人戴的那种皮帽。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们已经到了剧院里面。刚刚从大白天的阳光中走进来，在一座窄窄的昏暗的楼梯上，什么也看不清。
‘总算见到您了！’那位同志说，这时他挽住我的胳膊，继续朝前走。
是他不是他？有些人，我们惯于在远处耳闻他们伟大的名字，一旦相见，他们的朴实和自然随便往往使我们大吃一惊。
门开了。我们走进剧院经理办公室的小客厅。他把皮帽扔到离得最近的一把椅子上，露出他那富有特色的秃顶。就这样，我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面对面站着。
他马上开始谈起实质性问题。我想跟他说说我的历史。列宁打断了我的话：
‘我知道您的历史和您的进步。这用不着谈。’我从这句话里，领会到他对我过去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那段历史很体谅。接着他问：‘您对当前的欧洲局势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所以对我这样重视，不仅仅因为我是在半封锁时期来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少数外宾之一，还因为我曾是社会民主党人。一念及此，我不禁忸怩不安。列宁问我问得最多的，是民族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什么反映。
他所说的意见，我第二天在旅次日记中尽量作了追记，其中包含的思想如下：
“在金融资本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说每个具有形式上的政治独立的国家都是独立的。目前，少数资本主义富国对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进行的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具有特殊的形式，与过去迥乎不同。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如今日益赋有反对这种压迫的斗争的性质。这是现在和将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典型公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加速了劳动人民亲身认识战争灾难的过程，从而暴露了徒具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战后，即使是整体民族国家，对于徒具形式地实现‘民族自决’原则，也会从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它的欺骗性；而产生了凡尔赛和约的‘西方民主’却把它据以为己功。在一切新成立的小国与殖民地中，劳动人民会亲身体验到，即使是整体民族国家，仅仅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也是不够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求战胜了资产阶级的人民能够并且有决心为战胜世界资本主义而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这一思想以及其它思想，列宁并不是摆着绝对权威的架子阐述的。绝不是！他征求对方的意见。他常常简直是要从我嘴里榨出话来，因为他想知道我的反应。他一只眼睛眯缝着，另一只仿佛同我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我告诉他的每一件新的事实，他都认真思考，似乎在那里绞脑汁。
“您来自民族关系非常敏感的环境，”列宁说道，“您的想法是真实情况的反映，所以请您说出来，不必拘束。是的，你们的情况确是很复杂。由于过去发生的那一切事情，捷克无产阶级与德国无产阶级要达到战斗团结确是极其困难。但不管怎样，你们一定要争取捷克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在你们国家里尽快结成一条战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们的阶级斗争将处于更不正常的状态。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小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狭隘性，你们需要认真对待，即使到了捷克无产阶级与德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民族隔阂已经消除后仍要如此。这种偏见只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亡以后才会消失。”
关于波兰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因而导致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列宁所说的话，我因为马上要回国，出于谨慎，没有在日记中记载。
不一会，有人从会场上来通知，大会即将开始。我们到了主席台。列宁发言。他发言结束后，有一位同志走到他跟前，我后来知道，是向他报告接到了重要消息。列宁要立即去人民委员会。
我坐在主席台另一侧。操心着历史性大事的列宁，临走前并没有忘记刚回一个小国的一个小人物谈过话。他掏出笔记本，撕下一張纸，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些字，然后把纸折好，由大家一个挨一个递给我。字条是用德文写的，个别地方划了一两道着重线。我把它翻译如下：
“致什麦拉里同志。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您想方设法仍得不到答复或没有结果（很遗憾，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是常有的），请直接找我（电话传话：克里姆林宫，总机，三楼），或写信给我，信封上写明：某某人寄交某某人亲启。致以最衷心的敬礼。列宁。”
5月21日，我在我住宿的萨伏依饭店接到电话，请我晚上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寓所去见他。这次，列宁同我详细谈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我聆听了他的建议：应该怎样去工作，以便尽可能争取社会民主党“左派”群众组织的大多数人倾向于第三国际；应该怎样建立共产党而又不失去我们与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工人群众的联系。
我从莫斯科回国时身心一新。我真心实意地踏上了我继续进步的道路——朝着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前进的道路。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14—619页
[1]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编者注
[2] 4月3日弗·伊·列宁发表了关于合作社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9—442页）。——编者注
[3] 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
[4]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得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
[5] 作者此处系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市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此次会议于1920年5月5日举行。弗·伊·列宁在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9—114页。——编者注
[6] 波希米尔—什麦拉里（Bohumir Šmeral，1880年10月25日——1941年5月8日），高中时即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1909年当选为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1—1918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14—1917年任社民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奥地利—匈牙利的联邦化。1917年9月被免职。1920年成为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1921年5月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0—192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8年任参议员。1938年9月流亡苏联。1941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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