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列宁[1]

乔治·兰斯伯里



  1920年2月21日,是我六十一岁生日。那天我会见了列宁。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在1926年夏,我和我的妻子拜谒了他安息于斯的墓堂。这座墓并不是现今位于克里姆林宫墙旁的那座红黑两色花岗岩列宁墓。我们去拜谒的,是一座临时性的墓堂,但当时已经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去那里悼念列宁。列宁是十年前逝世的[2],据我所知道,自那时候起,去瞻仰的人络绎不绝,没有间断过。
  我瞻仰列宁遗容,没有发现他的容貌有任何变化。他仿佛是在熟睡。我觉得,如果他睁开眼睛,他会象六年以前那个二月的早晨,用一模一样的目光看着我。他是中等身材。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发现他的气色与克拉辛[3]不同,与我当时见到的其他某些人不同,脸上没有疲惫虚弱的样子。这一定是由于他体格健壮的关系。因为那些日子里燃料缺乏、住房拥挤、甚至粮食不足,而列宁都是—样吃过这些苦的。那时候,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也莫不如此。领导人或者当权派没有任何特权或较好的条件:当时,做一个革命领袖,只是意味着要挑最重的担子,比别人劳动更艰辛,生活更艰苦。
  我同列宁的谈话,时间相当长:他谈到革命和国际形势。虽然列宁很清楚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信仰基督教,他对我仍很尊重,态度友好,所以我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很轻松自在。他的言辞,他的健全的理智和思想信念,使我颇为倾倒。我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丝毫自命不凡或者心胸狭隘的征候。
  我描写列宁,只能依据我本人的印象。他认为他与他的同志在俄国实施的理论和原则,一旦被劳动大众接受,就能给全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这便是他的主要思想。他关于社会主义在英国或其它地方要通过暴力道路取得胜利的理论,是我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同时,我企图通过实现基督教博爱仁慈的教义来改变人的精神道德观念,盲目地寄望于此。他了解到我的观点后,并没有打断我的话,没有对我鄙夷蔑视或若冷讽热嘲,而是爽朗地笑着说:
  “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这并不重要。您回到英国后,去试试您那种博爱与和平说服的道路。您认为您通过这条道路会取得胜利。我料想您会失败。不过,如果将来证明您是对的,我也很高兴。”
  年月不少了,我不能担保他的原话字字不差,但意思确是如此。
  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谈得很多,但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是用来讨论俄国与世界其它部分之间的当前关系。一个伟大民族的领袖,坐在克里姆林宫一个陈设简朴的房间里,同我面対面地单独交谈。他身旁没有私人秘书,也没有部委局署的领导人可以协助他。而英国的大臣们,在这一类谈话中,如果没有旁人协助,就束手无策。对比之下,差别十分鲜明。
  当我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列宁说起某些基督教国家设置了一条“防疫带”以包围俄国,严密得连药品都不许输入;它们还拖延詹姆斯·奥格雷迪爵士[4]与马克西姆·李维诺夫[5]的谈判,指望贫困匮乏会迫使布尔什维克按照其它国家政府的意愿去改变国家制度。他问我对这些基督教国家作何感想。列宁重申,他是现实主义者,如果劳合—乔治[6]或威尔逊[7],或他们两人偕行,到莫斯科一谈,引起俄国与英美之间敌视仇恨的一切问题都会很容易得到解决。我们这次谈话前不久,我得到他的许可,曾给劳合—乔治发去一份电报,邀请他到莫斯科,以便采取步骤实现和解。但,劳合—乔治要就是不愿意来,要就是“贵人多忙”。我的电报当然是一去杳无音信。
  忆及列宁关于其它大国的立场与军备的议论,我相信世界正日益接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列宁未为各国所理解。他曾不断强调指出,他和他的朋友不想制造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俄国永远摒弃了任何帝国主义目的,虽然他们信仰世界革命,认为世界革命将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每一国家的群众应自己解决自身解放的问题。
  第三国际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国际工人组织以统一行动与宣传。列宁对这一意图丝毫没有隐瞒,没有否认。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如果英、法、美各国在我访问列宁的当时就承认了苏维埃政府,以往十二年[8]的历史会大大不同,会和平得多。国际联盟会比较强有力,因为俄国人不会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诡计,裁军会容易得多,债务问题也可能早就解决了。
  列宁不抱任何幻想,他并不指望各国承认。他完全预料到沙皇将军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英国钱来进行猖獗的反革命活动。但他保持着镇定的信心,相信俄国仍能讨平我国扶植来反对俄国的一切傀儡。
  我们讨论了金融问题。他对我说,即使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能通过选举掌握政权,银行家及其他金融巨头也会借助于形形色色的金融上的花招把我们搞垮。列宁说,俄国的银行家当初并不反对以克伦斯基[9]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沙皇制度,如果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也采取同样态度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留下来为人民服务的。但他们一致怠工。
  尽管他们的怠工引起了严重的困难,列宁仍绝对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正在构思五年计划和长期远景计划。我觉得,一切计划他都已胸有成竹,不需要专家们来提示他应当怎么办。他找专家咨询,仅仅是为了弄清楚细节问题。
  我听某些人说过列宁是个利己主义者,是狂热病患者。我看,许多同他见过面的人自己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患有病态的自尊心过强的毛病,反过来责备他。至于我,在同他谈话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征状。
  “教会的领袖们,和银行家们一样”,他说,“甚至就在此刻,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同英国和沙皇的将军们秘密勾结,阴谋推翻我们的政府。有人愿意做祷告。他们想做,可以做。但不能利用祈祷和宗教作为幌子来掩护反革命活动。”
  这个人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两者兼而有之,同时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列宁对群众的干劲,对纪律和教育有坚定的信心。他不希望人们相信有什么轻巧的道路通往乐园。照他的看法,乐园的建成只能通过劳动和牺牲。
  关于这个问题,临别时他向我说了几句话,是一切群众的领导人都应当记住的。我谈到工人的境遇,列宁对我说:
  “兰斯伯里,您想轻松的生活吗?”
  我答道:
  “不想。”
  “那就好,”他说,“我们永远不能让工人认为社会革命意味着过轻松的生活。相反,社会革命可能意味着更艰巨的劳动,因为需要多方努力去肃清资本主义各种卑鄙龌龊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教育工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劳动,每劳动一个小时,他们的福利便提高一步。”
  我告别了列宁,我感到我会见了一个世界上最为人痛恨也最受人爱戴的人。我的感想,最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在我历来见过的人当中,我认为他是最英明、对自己的事业最忠诚的人。

载于《新时代》杂志1963年第16期第9—10页曾按George Lansbury.Looking backwards—and forwards.London and Glasgow1935p.161—168校订并补译





[1] 本文选自乔治·兰斯伯里的《Looking backwards—and forwards》(《回顾与瞻望》1935年英国出版),是其中的一章,曾经删节。——编者注

[2] 这篇回忆录是1934年写的。——编者注

[3]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4] 詹姆斯·奥格雷迪爵士(Sir James O'Grady,1866年5月6日——1934年12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06年加入独立工党。1906—1924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24—1930年任塔斯马尼亚州州长。1931—1934年任马尔维纳斯群岛总督。1934年去世。

[5]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6] 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7]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9年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8] 原文如此。——编者注

[9]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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