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伊里奇和格卢霍沃人
佩·阿·霍洛多娃
1923年11月2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伊里奇。在他患病期间，我和五位同志（三位党员和两位非党同志）受代表会议能委托，向伊里奇赠送我们的小小的礼物——把十八株樱桃树送往帯尔克寓所的温室。我们不熟悉那个地方，沿途寻访，终于在晚上五点到达了目的地。哥尔克方面并不知道我们要去，所以伊里奇周围的所有的人看到我们都感到非常突然。开始时，他们显然有些为难。玛丽亚·伊里尼奇娜[1]和其他人不短道我们的来访对伊里奇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最后，经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商量，才决定让我们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叮嘱我们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能太长。
我们被引进接见室。两分钟以后，我们听到门外传来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声音：“沃洛佳，有客人来看你。”门打开了，伊里奇面带笑容，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位卫生员。伊里奇同往常一样，戴着他常戴的便帽——我不止一次见过他戴着这顶帽子。伊里奇走到我们跟询，用左手脱下便帽，放到右于里，然后用左于同我们握手。“你们到这里来，我真高兴，”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3]。我们欣喜若狂，象孩子般地欢呼起来。我们把工人们和工厂管理处的致敬信交给了伊里奇，并代表我们的地方组织说些向伊里奇致敬的话。我们同伊里奇在一起待了五分钟，告别时大家都热烈地吻了他。最后一个告别的是六十岁的工人库兹涅佐夫同志。他们相互拥抱，足足站了两分钟。老库兹涅佐夫噙着热泪一再重复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是一个工人，一个锻工。我是一个锻工。我们要锻造你所规划的一切。”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伊里奇身边拉开。我们在伊里奇的寓所里过了一整夜。吃晚饭的时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工厂及其工产情况，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要我们经常给《真理报》写文章。
第二天我们就走了。有一位护理伊里奇的同志告诉我们说，伊里奇阅读我们的信，直至午夜两点。我永远不会忘掉这幸福的几分钟。感谢同志们给我机会最后一次看到我们所热爱的领袖和导师。
载于《一周年纪念。1924年1月21日——1925年。列宁、列宁的一生和列宁主义》1925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第219—220页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
[1]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回忆录里也谈到了这个情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5年莫斯科版第6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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