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回忆片断
玛·阿·沃洛迪切娃
1922年12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再到自己办公室去工作了。他被禁止做任何工作，甚至和同志们会见，因为这些会见必然会触及事务性的谈话——不可能想象列宁会不进行事务性的谈话。
一天只有两次，每次几分钟，他可以写日记，由他口述，福齐也娃同志或我记下来。一般是在白天十二时左右，而更经常的是在傍晚六时左右。一到五时半，五时三刻——我已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
从1918年开始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工作以来，工作从早晨到深夜，甚至经常过半夜，这在我们已经成为惯例。
而在他生病期间，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任何力量也没法把我们调开的地方。
一到六点，不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秘书处来，便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打电话到秘书处来，于是我就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他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记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是很随便地，同志式地伸出左手高兴地向我问好，只是担心我值日的次数是否太多，为什么我脸色这么苍白，问我们是否确切遵守值日次序，并用挥动手指吓唬似的说：“您要当心，否则我……”如果失去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工作的可能，失去经常看到他、听到他讲话的机会，即使是被派到最好的疗养院去休养，对我来说，仍然是最重的惩罚。
在我们的工作笔记里保留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拟定的文章篇目。在工作的过程中他经常询问，这些篇目是否都已完成或者还有什么题目没有详细研究过。据我现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整个工作期间是按照这个题目次序的。
这样，列宁口述了1923年出版的最后几篇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制》、《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特别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述完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要我把全文读一遍，一部分他自己读，并指出，要在哪里进行哪些修改和补充。这天傍晚，他情绪很好，经常笑——一个人纵声大笑。他的笑声是那么爽朗。现在，当同志们在发言中提到这篇文章时，它必然使我联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情绪很高的那个傍晚。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担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超过了规定的工作时间而往房间里张望时，他这样开玩笑地为自己辩护说：“要知道我是在读，不是在口述，读是Herr Professor[2]允许的！”
自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3月初疾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止工作为止，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他从不给人一种生病的感觉。他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日光这么敏锐地、不倦地遥望着远方、思想是这样的深邃、心脏为劳动人民而跳动着。他的精神力量给人的感染是这样强烈，以致使人觉得，他躺着口述，不是象往常那样在自己办公室里工作——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不大的障碍，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能把它制服，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人世了。
但我们的党吸取了他的精神。我们的党象钢铁一样坚强。它在打击下会变弯，但不会折断，决不会折断！
打击是很多的，将来还会有。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象列宁活着时我们完成他的指示那样，象他所教导我们的那样，“耐心地和顽强地”去完成列宁的党的指示。
载于1926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第5版
（瞿璋 译 张草纫 校）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教授先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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