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最仁慈的人
伊·尼·哈巴罗夫
1918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铁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管理局值班。
当时在我们这条线路上进行着把兵团从库尔斯克向东方调遣的工作。沿路下达了命令：“给军用列车让路。”
夜里二时许，报务员慌慌张张进来对我说：
“哈巴罗夫同志，有一个人不停地发报找军事革命委员会，但又不理会我的回答……”
我走到电报机旁。最后弄清楚了，是切尔尼站在呼叫。发报的是一个报务员。从他不连贯的叙述里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列开往东方的军用列车进了站，在那里被征粮队拦住了，要检查所有车厢内的东西。征粮队开始搜仓的时候，红军战士在睡觉。
“我们是往前方去的，却被怀疑搞投机。”红军战士都愤怒了。双方吵了起来，很快就开了火。几颗子弹射进了车站的窗户，车站值班员跑了。只剩下一位年轻的报务员守在岗位上。他吓得爬到桌子底下，从那里伸出手来打电报找军事革命委员会。
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把列车打发走。我把发生的情况向交通人民委员涅夫斯基[1]作了汇报。
早上，人民委员来电话说：
“十一点我来找您和铁路工会委员会主席，你们把夜间冲突的全部材料收集好。我们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去。”
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马上就要见到列宁了，心里很激动，真不知该怎么才好，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但结果却再简单也没有了。
在人民委员会的会客室里，涅夫斯基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是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有人要见他。
几分钟以后，我们被请进了办公室。那里除了列宁，还有斯维尔德洛夫[2]。
我们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都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你们好，你们好。”列宁说，“请坐。”
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的小沙发里。
“请讲吧，你们铁路上情况怎样？机车和车厢修理得怎样？主人们的情绪怎样？每天发多少面包？……”
我看到伊里奇关心的是我们的切身问题，并想和我们谈心，这才定下心来，详详细细地汇报了铁路上的情况。
“有时候没有面包，我们就分发葵花子当口粮，”我坦率地说，“工人们认识到粮食困难，照样干活。当然，也有破坏劳动纪律的情况——有人擅自离开岗位到外省去搞粮食……”
伊里奇仔细听着我讲，不时往笔记本上记。最后，我详细讲述了切尔尼站上发生的冲突。
我谈完后，伊里奇转身对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说：
“您看，库尔斯克铁路上有多么好的群众！不过，他们的纪律不完全……“
然后，他对我们说：
“同志们，请提高铁路工人的纪律性，这样，你们就不会发生象切尔尼站那样的不愉快事情。你们自己知道，那里发生了令人气愤的事情！我们应该和白卫军作战，但在你们切尔尼站，自己人打了起来，这都是因为纪律松懈的缘故。要是切尔尼站站长比较守纪律，他就不会屈服于征粮队拦住列车的非法要求，也就不会发生冲突，不会妨碍列车开往前方。”
“而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列宁对涅夫斯基说，“请多多帮助库尔斯克工人们，他们处境困难，他们那条线路上集中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商、粮食贩子、白卫军。单靠库尔斯克工人们来维持秩序是困难的。”
于是我壮大了胆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铁路上的征粮队影响我们的工作……”
列宁注视着我问道：
“您看怎样，能把他们撤掉吗？”
我看到，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听到这问题时微微一笑。我意识到，我“说漏了嘴”，目前撤消征粮队是不应该的，我就说，无论如何应该限制他们的职权，让他们不要妨碍铁路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思了一会，就给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打了个电话说，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工作人员对征粮队有意见，并要求整顿他们的工作。
列宁和我们分别时说：
“同志们，请你们尽快加强铁路工人的纪律性。”然后，仿佛是无意地，俏皮地微微眯起眼睛说：
“希望你们不要把切尔尼站站长处分得太厉害，要好好分析情况……”
以后几次我再见到列宁是在1922—1924年。
1922年6月，莫斯科市委派我到哥尔克去工作，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休息和疗养。
我在那里主管技术部门——发电站、自来水设备、暖气。
7月，我们开始检修、准备过冬的暖气。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我们发现放热器的部件坏了，需要调换。
我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说了这件事。她回答我说：“我这就去和伊里奇谈。”说罢，就走到他办公室去了。
几分钟以后，她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走出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把我介绍了一下。列宁问我：
“您干吗要把我迁出去啊？您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冬天谁也不会住在这屋里，您为什么要对房屋供暖呢？”
我解释说，不供暖，房屋会损坏。
“那你们到哪儿去取燃料呢？”列宁问。
“我们在森林里已经储备了一些掘起的树墩。”
“嗯，如果是当地的燃料——那是另一回事。你们不让我住在屋里要多久啊？”列宁微笑着问。
“最多一天。过夜无论如何总得在自己家里……”
“好吧，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列宁叹了口气，“技师是倔强的人。什么时候要把屋子空出来？”
“不需要空出来”，我回答说，“明天早上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把放热器拆下来，拿到工场去修理，您晚上散步的时候，我们把它装好。”
伊里奇十分惊奇。
“这么快？”
我表示一定能做到。
“工作效率很高啊。”伊里奇说。接着他想起了什么，就问我：
“您的脸我好象有点熟，我们在哪儿见过面吗？”
我告诉伊里奇，1918年在他办公室里我们曾经见过面，伊里奇俏皮地微笑着说：
“现在大概征粮队不再妨碍铁路工作了吧……”
9月的下半月雨季开始了，屋里又冷又潮湿。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发电站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开暖气，因为屋里冷，她担心伊里奇会感冒。
我回答说，马上就可以生火。
“不，”她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行不行。要等伊里奇同意以后，才能生火。要说服他同意可并不容易。要找个理由，使他感到不是为了他才这样做的。”
我建议她这样说，要试验一下暖气管是否有毛病，这是技术规章的要求。她认为这个理由是充分的，建议我晚上到他们那里去，把她叫到外间，并坚持要试验暖气。
我就这样照办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走出来以后，我故意提高嗓子，使饭厅里喝茶的人都能听到，开始了预先商定的谈话。她回答说：
“好吧，我去问问伊里奇，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列宁走出饭厅，向我问了好，用探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
“您怎么啦，老兄，一会儿是技术上的需要把我从办公室里赶出去，一会儿又是技术上的需要——要来烤我吗？”
我一本正经地向他解释，暖气试验是绝对必要的。
“那末，好吧，”伊里奇说，“我知道反正说不过您，不过要这样：您得教会我，要冷一点或热一点时，这暖气管是怎样控制的。我要自己来调节，否则，弄得不好，你们会把我烤熟的……”
我开玩笑说：
“您干吗要抢我们的饭碗？您自己调节，那末，我们做什么呢？”
“您怕没事干？”列宁笑了起来。“不，老兄，我们很快就会有许多事情，那时候，不但不会没事干，并且还会人手不够……好吧，既然您不想让我自己调节，那就劳您驾，让我房间里的温度不要超过十四度。”
在10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4]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回莫斯科去了。一个夏天，列宁休息得很好，健康得到了恢复。
但到了冬天列宁又病了，这次病得很厉害。在5月，伊里奇被送到哥尔克时，病情很严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医务人员，谁也不准接近伊里奇。采取了一切措施为病人创造绝对安静的环境。列宁开始很快康复，不久就让他乘着车子到花园里来散步。
在这以前给他送来了散步用的电动小车。我的责任是把它保养好，并给蓄电池充电。
医生不准大家和他谈话，但伊里奇总是很高兴看到大家，笑着，亲切地挥挥手，脱下帽子。
他的健康情况一天天好转。到10月，他的自我感觉已经那样好了，甚至在农业展览会闭幕前夕要人准备汽车到莫斯科去。
尽管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再劝他放弃这次外出，他仍坚持己见。
伊里奇开始能够稍稍走动了，甚至上二楼。最后医生允许列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
从莫斯科送来了流动电影放映机，我开始放映电影，列宁很高兴地看了。他对美国福特工厂生产拖拉机的一部技术片特别感兴趣。在放映有些镜头时，他甚至要求放慢电影胶帶的转动速度。
为了迎接新的1924年，决定在冬季花园的房子里举行枫树晚会。把疗养院职工及国营农场工人的孩子们都叫来了。
列宁也来参加晚会，见到这些孩子，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和孩子们一起玩，抚摸着他们的头……
列宁的身体好起来了，健康正在恢复，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期望着他很快回去工作，去领导党和国家……
1月19日，我本来要继续放映福特工厂生产拖拉机的影片。
我去了，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影片不要放了，因为伊里奇的眼睛不好，不断淌着泪水，如果明天医生同意的话，影片隔两天再放。
1月21日，星期一，傍晚，我被叫到屋子里去，我以为是要谈放影片的事。走上二楼，我见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一看到她的脸色，就感到心头很沉重。她说：
“列宁已经离开我们了……”
我立即意识到，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灾难。
列宁逝世的消息闪电般的传开了。第二天早上，从附近的村子里来了成批的男女农民，好多人手里抱着小孩。当安放着列宁遗体的灵柩运往火车站的时候，两公里半的路上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灵车开往莫斯科的路上，不仅在车站上，而且沿铁路线、在田野里站立着无数人群，送别敬爱的导师、朋友和同志。而在莫斯科就更不用提了！
殡殓以后，1924年整个冬天，我在多莫杰多夫斯克乡的各个村子里巡回放映影片《列宁逝世》。在人们的脸上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真诚的眼泪！不仅是妇女，连老大爷都放声大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大家都感到亲切的人。
人民对列宁的爱是无穷无尽的。
载于1957年4月22日《汽窗报》第96号第3版
（瞿璋 译 张草纫 校）
[1]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2]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3]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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