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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
安·萨·卡尔波娃
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于1920年11月1日召开[1]。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莫斯科小哈利通胡同的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当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会议大厦，现在是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的所在地。
这是一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式大厦。前厅富丽堂皇，大理石楼梯十分华贵，有一个天花板雕花的宽阔的厅堂，还有敞亮的休息室，会客厅和许许多多布满沉甸甸的家具、皮沙发和丝绒沙发的房间。那时大厦暧气供应不足，与会者常常穿着皮袄、大灰、毡靴，戴着手套开会，嘴里直冒热气。
主持我们会议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2]。与会者传说列宁一定会来。可是，两天过去了，他并没有来。我们谨慎地问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但她不作明确的回答，总是把话题岔开，谈到宣传彼烈科普保卫战、胜利完成粮食征收任务、伊万诺沃纺织厂开工和国家电气化等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意识到，共和国局势紧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肩负着领导国家的重任，很难放下国家大事来会见我们。但是，我们总不能甘心。说实话，我们来开会时带着的那种兴奋情绪有些低落了：我们想，这一次我们是见不到列宁了。
11月3日会议照常进行。白天，宣布短时间的休息后，大厅里人走空了。为了节约用电，电灯几乎全熄了。代表四下里走散，有的去活动活动两腿，有的去抽会儿烟，大多数人则到大理石楼梯另一边的茶点部，排队领取一杯热胡萝卜汤和两三块冰糖，暖和暖和身子。
铃声早已召代表们去开会了，但是昏暗的大厅里依然是空荡荡的。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厅里刹那间充满了急于就座的代表们的喧哗声。他们又神秘又激动地交谈着。我正要问是怎么回事，背后大厅入口处就传来了零落的掌声。掌声愈来愈响。我回头望去，坐在后排的代表们正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向主席台奔去。他们拍着手，叫喊着，个个面露喜色，两眼放光。我向那高高的设着主席台的舞台转过身去。在由小房间和茶点部通向主席台的出入口左侧，一个个子不高、健壮结实的人边着坚定的大步迅速拾级而上。他穿着一件翻起领子、敞开衣襟的秋大衣，戴着—顶帽顶隆起的呢质便帽。他身边围着主席团的成员们，他们也拍着手，脸上喜气洋洋。
“列宁！列宁！”人们从四面八方叫喊着。
大厅里的灯一下子全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脱下便帽，回过头去看看有没有放帽子的地方。大家继续拍着手。列宁微微抬起头，咪起眼睛，不满地朝倾泻出耀眼光芒的电灯看了一眼，然后生气地向主席团扫视了一下。“多么浪费！”他仿佛说。“这是为什么？要节约用电！”
掌声经久不息。列宁不耐烦地朝会场瞥了一眼，猛地翻下领子想脱掉大衣。但是，看来那只受伤的手臂妨碍了他。他仍旧穿着大衣，继续用眼睛寻觅放帽子的地方，站到主席台前，用人们在准备讲话前常有的姿势，一只手扶住桌子旁边的椅子靠背，似乎想说：“不要浪费时间，事不待人哪！”
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整个身形大家都能看到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女声喊道：“列宁同志万岁！”一个患感冒的男低音接着喊：“列宁——乌拉！”于是四面八方响起了喊声：“列宁！”……“世界革命！”……“列宁！”……“共产党！”……“乌拉！”……欢呼声连成一片。
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谦虚，不喜欢隆重的欢迎，但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伊里奇不耐烦地用手摇了一下椅子，突然，他满意地笑了笑。原来，他终于找到了地方，把碍手的便帽放在椅座上了。他把空出来的手插进大衣里层的口袋，后来又摸摸大衣旁边的口袋，最后撩开大衣伸进上衣口袋，同时用责备的眼光望着主席团。这时主席团显然“很不称职”，对保持安静不采取任何措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手掌般大小的白纸，打开来给人家看。大家明白，这是一份发言提纲。现在已经掌声雷动。“这么说，”我想，“他不仅仅来祝贺，还要发表讲话呢。列宁为我们作了专门的准备，这就说明，他把我们的工作也列为国家大事了！”列宁举起纸条晃了晃，再次要求全场安静。会场里突然静了下来。所有拥到舞台跟前的人仍旧都站着，而坐在我们后面的人，都登上了椅子。我们就这样站着听伊里奇讲话。
“同志们，”响起了列宁的声音。他话音不高，微带嘶哑，这是从室外走进屋子时常有的情况。“咳，咳，”他清了清嗓子。
可以听到，有一本硬封皮的书从站在椅子上的某个人手里滑下来，轻轻的扑通一声掉在镶木地板上。
“同志们，”列宁重复说，声音比刚才响亮、清晰，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请允许……我……”他慢慢地接下去说，象是在寻找字眼儿似的，“来发表……几点意见……这些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每一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不时看看手掌中的纸条，说得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快了。
“会讲些什么呢？讲战争？医治战争创伤？还是国际形势？”“哦，一开始就谈我们的工作！”
列宁宣布了政府关于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会场报以一片赞许的絮语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大家的赞许。突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嘲笑。
“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他两眼闪闪发光，然后机灵地眯起了眼睛，用讽刺的口吻继续说：“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
他停顿了一下。
“现在新名称已经确定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他张开双手，仿佛想补充说：“毫无办法——改变名称已泛滥成灾！……”
他往主席团那边看了一眼，似乎想探明他们是否理解他这段话的含义和用意。接着，他象猛然醒悟过来似的，继续讲道：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决定，你们就把我的意见当作个人意见看待好了，”他用手势强调“个人”这个词。“如果事情不只是改变叫法，那只能表示欢迎。”
周围的人都露出了笑容，伊里奇的教导，尽管他是以嘲笑的方式说出来的，可大家都理解了。大家也理解了他的警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少追求外部的、表面的、形式的东西，多注意事情的实质。
弗拉基米尔·伊里命确信他的话已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以后，就用他习惯的动作，迅速撩开大衣，把左手插入裤袋，举起右手，把话题转到问题的实质方面去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位同志，而且是一位导师。
我多次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多次听过他的讲话，如今我心情不安地注视着这个熟悉的身形。啊，他消瘦了，脸色十分憔悴。但是，他还是那么精神。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坚怎，见解还是那么明晰、敏锐。他还是那么吸引着听众。吸引人的并不是他的美妙的口才，而是他坚定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钢铁般的逻辑，无情的真理。
我环顾同志们，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眼睛里闪烁着由列宁唤起的新思想的光芒。
我们所听到的列宁同志的讲话收录在《列宁全集》里[3]，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转述了。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的便条本上做笔记。大概我们只是听着，但我们全神贯注，就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听列宁讲话时那样地听着。甚至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脑海里还保留着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所讲的话——当然不是具体的话，而是他的思想。
列宁的讲话结束了。人们又欢呼起来。他以迅速的步子向舞台左侧刚才进来的那扇门走去。他微笑着，一面走一面握着向他伸过来的手。代表们爬上舞台，成群地跟在列宁后面跑着，都想挤过那扇狭窄的门到楼梯那边去。
铃声响了。我们回到会场时个个喜形于色、精神饱满，好象从沁人心脾的泉源里喝了泉水似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的劳动看作全国性的大事。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文化教育工作同国家的整个生活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的关系是非常之大的。
弗·伊·列宁阐明的思想，这些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并将在许多年内给文化教育工作者指明方向。弗·伊·列宁关于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上的思想，难道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吗？文化教育组织能否取得成绩，至今仍取决于这些组织能否吸引千百万教师、工程师、医生、整个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大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资产阶级所谓文化和教育可以“不问政治”、“脱离政治”的说法纯属伪善的思想，今天仍旧有着巨大的新的说服力。列宁说：“何况资产阶级还开动了全套宣传鼓动机器不断地诬蔑我们。”[4]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依然是，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诬蔑，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
载于《文化教育工作》1957年第4期第2—4页
（竺一呜 译 顾柏林 校）
[1] 这次会议不是在作者所说的11月1日，而是在11月2日召开的，会议于1920年11月8日结束。弗·伊·列宁是在工作会议第二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继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报告之后发表了讲话。——编者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29—338页。——编者注
[4]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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