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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经济战线上的领袖
伊·伊·拉德琴柯
我从1900年起就在普斯科夫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教我革命工作的组织艺术。在他出国以后，从1900年到1902年，我继续收到他给我的巧而指示。[1]我当时是《火星报》“技术工作”的组织者。他教我如何夹带材料通过芬兰边境，如何组织工人小组，如何在反对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分子的斗争中贯彻当时党的总路线。此外，他还教我如何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好准备，那时我是《火星报》国外组织的代表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可惜，我自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1902年11月4日在普斯科夫举行组织委员会会议时，我和潘·尼·勒柏辛斯基[2]同时被捕。[3]
在彼得堡的拘留所和彼得—保罗要塞被关押了八个月以后，我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州。我于1905年8月逃出流放地，来到日内瓦，以便从负责安排布尔什维克出版物运输工作的国外中心获得指示（在流放时我就自称为顽固的布尔什维克）……
在1905至1907年期间，我在彼得堡《新生活报》、《浪潮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和杂志的各种大小会议上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还在库沃卡拉（他住在那里）就上述出版物的有关事务会见他。在这一时期内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07年年底，为的是安排他的出国事宜。从那以后直至1917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通过瓦·瓦·沃罗夫斯基[4]和其他能见到他或与他保持通信联系的同志，我随时能了解到他的工作情况。
1917年
在那暴风雨般的多事的1917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1月间在斯莫尔尼宫的会见，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唯一一次会见。我受莫斯科市自治机关的委托，为组织莫斯科省的泥炭工业去中央寻求贷款。工业、运输、城市公用事业、医院、诊疗所以及居民的燃料供应异常紧张，迫使我们去搞这种当时不大为人知道、也很少为人使用的燃料。因为我在博哥罗茨克“送电”发电站（即今克拉桑[5]发电站）泥炭采掘场有五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件事就委托给我来办。
我获准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里遇到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6]。她领我去见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我见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旁边放着一张为来访者准备的木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亲切地接待我，详细地问我最近几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当他得知我在搞泥炭开采工作并且熟悉这项工作时，他表示满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起遥远的顿巴斯煤和巴库石油来，就近可取的泥炭有着巨大的意义。他兴致勃勃地说，将来会有一系列象我刚才提到的博哥罗茨克“送电”发电站那样用泥炭作燃料的大型发电站。当我提出，如果把我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去是否对革命更有利的时候，他坚持要我留在这条极其重要的燃料战线上，因为我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苏维埃专家之一。
他个人认为，有必要为莫斯科提供为组织泥炭工业所需要的贷款，并答应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在问题获得解决之前，他让我去找施略普尼柯夫[7]和古科夫斯基[8]，前者是当时的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后者是财政人民委员。
在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过程中，我向他问起一吐同志的情况，顺便也提到列·波·克拉辛[9]，问他是否见到过克拉辛，为什么克拉辛没有参加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能见到他……我象对小姐那样向他献殷勤……他不愿意……不过他迟早会到我们这边来的……”
1918年
我至今还保存着1918年区杜马委员会办事处1918年2月19日发的一张证明：“兹证明市泥炭开采场场长工程师拉德琴柯和工程师文特尔[10]，确系奉莫斯科市公用局派遣去彼得格勒出差。”[11]
就在我和文特尔出差期间，政府为组织苏维埃泥炭工业采取了另一个步骤，而在政府迁到莫斯科以后，这一工作获得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建立其他各个部门的总委员会的同时，也成立了燃料总委员会，下设煤炭总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和泥炭总委员会。关于泥炭总委员会的条例是1918年4月20日发布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积极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建立泥炭总委员会时，我们曾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作过斗争，因为他们想把泥炭工业的管理权抓到自己手里。他们认为泥炭应为归于泥土一类，不属于矿藏。这种做法既象社会革命党人的争权夺利，也反映了旧的部的衙门习气因为革命前为数不多的泥炭采掘场是由农业部管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解决了这一争论。在1918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泥炭总委员会的条例》中作了明文规定：
“第5节 所有泥炭沼泽就其地面场地而言归农业人民委员部管理。
第6节 如泥炭总委员会认为某一矿藏适宜于工业开采，泥炭总委员会可向农业人民委员部提议将该矿藏交给它使用……
第9节 泥炭总委员会的委员应包括农业人民委员部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
[12]
苏维埃时代在泥炭开采方面的初生儿是沙图拉泥炭采掘场。可是在1918年，那里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要开发这一巨大的资源，需要有一大批泥炭工人和相应数量的粮食，然而把这些粮食供应给生产已上了轨道的老采掘场却更为合算。直到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8月份受伤康复后，才给沙图拉采掘场拨发了粮食和贷款。我至今还记得他康复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手上缠着绷带，憔悴的病容使我大吃一惊……
我记得，在审批开发沙图拉泥炭的预算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过一次有代表性的发言。这事发生在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发言，反对泥炭总委员会为盖泥炭采掘工人住的工棚所编造的预算。他捉出把申请的款项削减一半左右。记得按我们计算，当时盖一座工棚需四千卢布。
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一张便条：“你盖过工棚吗？你确实知道需要四千卢布吗？”
我就在这张便条纸上作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众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又问了不同意我们预算的那位同志。那位同志惊讶地回答：“没有，没有盖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问题交付表决。他归纳道：“有两个提议。第一个是以前盖过工棚的同志提出的：每间工棚造价四千卢布。
第二个，是没有盖过工棚的同志提出的：每间造价两千卢布。”
第一个提议被绝大多数通过。
1918年整个年底，我们都在为取得燃料、为加强和整顿燃料开采工作而进行斗争。12月1日国防委员会讨论了燃料问题。4日决定动员居民参加采伐木材的工作。
12月12日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封内容如下的便函：
“致拉德琴柯同志
附件是一个著名诚实的商人的建议，这个商人熟悉木柴业情况，他断言以这种方式能够而且也应当揭露
大量盗窃和舞弊行为。
请
急速讨论（先同沃尔柯夫斯基讨论，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马上就在林业委员会里讨论）并
立即将您的结论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13]
可惜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到的那项建议的内容了。[14]
12月15日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检查中央木材采伐局和林业总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规划。我当即收到了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委任状，被任命为调查和改进中央木材采伐局和林业总委员会工作的临时委员会主席。
22日，国防委员会又一次讨论了调查林业总委员会的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要讨论运输和采伐木柴问题、工人的供应问题、动员城市居民（义务劳动）问题以及与开小差作斗争等问题。
正是孜孜不倦、不辞辛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这些问题，推动并促成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决议不是在他的积极参与下作出的。
“当伊里奇代你思考，亲自代你做工作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地成了奥勃洛莫夫”，我有一次给年幼的儿子写信时这样说。
由于进行了顽强和紧张的工作，采伐木柴燃料的工作得到了整顿和加强。木柴供应保障了铁路运输粮食和士兵、民房、医院、诊疗所取暖以及工厂生产国防产品的需要。
1919年
1918年年底和整个1919年，泥炭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泥炭采掘场，其中也包括沙图拉泥炭采掘场提供粮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1919年2月6日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用直达货车为泥炭采掘工业运送粮食的决定》。4月14日国防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发给泥炭工人劳动组合从工人居住地向工作地点运送粮食的证书。关于泥炭工人的粮食问题，国防委员会在4、5两个用内又讨论了四次。
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15]同志给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公函，要求对泥炭总委员会的特派员在乌克兰单独征集粮食的活动给予大力协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公函上亲笔作了批示：
“我完全支持瞿鲁巴同志的要求。请尽力协助拉德琴柯
[16]同志和其他特派员。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9年4月17日”
4月19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发给我一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瞿鲁巴、克拉辛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签署的、措词十分有力的证明书。证明书要求乌克兰各地政府和组织大力协助我们采购和装运猪肉、咸肉、油脂等食品，并毫无阻拦地迅速运送这些食品到目的地。
我详细引述这些文件的内容，为的是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既可作燃料，又可作电力照明、电动机能源的泥炭是何等的重视。
有一次，在个别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地问起，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以便把泥炭工人留在采掘场工作。他建议免除他们服兵役和从事无偿劳动的义务，发给他们棉布、靴产、镰刀等日用品作为奖励。
当博哥罗茨克“送电”发电站（克拉桑电站）当时觉悟不高的泥炭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时，人民委员会开会研究了这一问题。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于5月27日作出了决议：
人民委员会于今年5月27日议决：
“（1）明晨由捷尔任斯基
[17]同志向沙图拉泥炭采掘场
[18]派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一名任政委，拉德琴柯和卢托维诺夫
[19]以专家身份随同前往。
（2）委派的政委担负的任务是：在必要时使泥炭工人军事化，并按全俄工会理事会规定的条件恢复生产。
如有必要政委有权在邻近各点指定助手。”
这项决议是在晚上十一时作出的。我和卢托维诺夫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马上到捷尔任斯基那儿去。阿·弗·艾杜克[20]被指定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翌日清晨，我们三人就动身去“送电”发电站，在那里解决了争端。
1919年11月11日下午一时，泥炭总委员会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了关于刚结束的泥炭生产运动的总结报告。这是一份纯粹公事性质的报告。当天晚上十一时，我们就收到他的来信：
“致泥炭总委员会
1919年11月11日
关于寄来的1919年总结报告
（1）希望在《经济生活》上把
总结刊登出来（并送我一份）。
（2）具体问题的表格很多，但
没有总结性的表格：
——1918、1919年及
更早的生产情况的比较（天数？运转的机器的百分比？等等）
——略图？或到火车站的距离？
——开动全部机器的条件？
——关于生产同消耗（食品和纺织品）的比较资料？
列宁”[21]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熟悉了这一项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工作。他深入地了解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做到了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抓住了牛鼻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对我们的报告作出反应，这一点正说明他对泥炭工业的重视。
1920年
在这一年里，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为泥炭采掘场供应粮食和设备，如何改进技术工作和组织工作等问题。虽然国内战争造成了许多困难，泥炭采掘场还是不断扩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沙图拉电站建设的各个阶段都非常关心。我不止一次邀请他到建设工地去，他每次都回答说：
“我很乐意到你们那儿去。沿沼泽地漫步该有多大的乐趣！”
但是，他始终没有成行，我也没有坚持，因为我清楚，当时我们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很不完善而且经常不能通行（有一条铁路和轨道车把我们和沙图拉连接起来）。
1920年2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我以泥炭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乌拉尔，调查和组织该州的泥炭工业。此外，我还作为第一劳动军、林业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受命协调和指导乌拉尔省各林业委员会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这次出差十分重视，在2月5日发给我的两份委任状上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请给予我所熟悉的拉德琴柯同志
一切必要的协助。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动身前，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三分钟的会见。在这二分钟里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直接感受到了他的伟大以及他给我增添的无限力量和决心。
1920年，我们开始应用泥炭水力开采法。这种方法的发明者是卓越的苏维埃工程师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他依据加里福尼亚用强水流冲洗旧河床里的金矿沙的原理，创造了这个方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地支持利用水力开采泥炭的设想，认为这是使泥炭工人十分繁重的劳动实行机械化方面首次取得的显著成就。由于他的有力的支持，这个当时不足月的产儿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长起来，克服了不对避免的“幼稚病”，从而成为工业上卓有成效的方法。
在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历史上，1920年有三件最重要的事：
（一）10月2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观看克拉桑放映的介绍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影片。我还记得，他们在相隔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的有趣场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见面就对克拉桑说：
“您还记得吗，您当时是怎么怀疑的？可是革命终究发生了。”[22]
（二）10月28日向许多人分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起草的信件。现将信件全文引述如下：
“（1）给
李可夫[23]同志（如果病还没好，就给米柳亭
[24]同志）
（2）并给
泥炭总委员会，伊·伊·拉德琴柯同志
抄送：（3）罗·爱·克拉桑（通过拉德琴柯可找到），
（4）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5）斯克良斯基
[25]（第4项）和托洛茨基，
（6）列扎瓦
[26]和罗蒙诺索夫
[27]，
（7）电影局，
（8）索斯诺夫斯基
[28]，
（9）沙图诺夫斯基
[29]（总运输委员会）。
1920年10月27日给许多党员观众放映了电影，影片记录了使泥炭开采机械化的新型泥炭水吸机的（罗·爱·克拉桑工程师的）操作方法，跟旧方法做了比较。
为此，克拉桑工程师、泥炭总委员会代表伊·伊·拉德琴柯及莫罗佐夫
[30]同志、沙图诺夫斯基同志（代表总运输委员会）和我交换了意见。
这次交换意见表明，泥炭总委员会的领导完全同意发明人对这项发明的重大意义的看法。泥炭开采的机械化可以使苏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全国电气化的整个事业以现在无法比拟的高速度，更扎实地、更广泛地向前发展。因此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系列措施以发展这项事业。
请立即讨论这个问题并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对昨天初步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下列建议有什么意见（修改、补充、相反的建议等等）。
1．肯定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应用对国家具有头等重大意义、因而是特别紧急的工作。此事在星期六，10月30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
2．要求各有关总委员会（及其他机关）派出自己的代表（最好是共产党员，或者至少也是确实认真负责的和
精力特别充沛的人）经常参加‘
水力开采泥炭委员会’（属于泥炭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能否取得成绩主要取决于上述单位的协助。要特别责成他们
尽快地完成该委员会的订货和请求，毫不拖拉。把这些代表的姓名、住址报给人民委员会。
3．对于和这项事业有关的几个最重要的工厂也要这样办。把这些工厂列出一个清单。
4．指示
海运总部派一个十分熟悉该总部物资储备和技术设备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
5．对于同这项事业迅速取得圆满成功直接有关的那些人员，要发给红军口粮；同时要提高他们的薪金，使他们能全力以赴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指示‘水力开采泥炭委员会’将这些人的
名单（准确名单），注明薪金、
奖金等等的标准，送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6．立即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讨论一下：应该马上向瑞典和德国工厂提出什么订货（也许要从那里雇用一个或几个大化学家），使我们能在1921年夏季前得到必需的东西，以便更迅速、更广泛地采用水力开采法。此事可利用罗蒙诺索夫同志几天后即将去瑞典和德国的机会。
7．指示
电影局（教育人民委员部？）
十分广泛地（特别是在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莫斯科和泥炭开采地区）上映水力开采法的影片，并一定要念讲解泥炭开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巨大意义的简单通俗的传单（请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来编写）。
8．我指定‘
水力开采泥炭委员会’于1920年10月30日在人民委员会就这一问题作第一次报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31]
（三）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法令。
在这一年的整个年底，我们为落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建议而紧张工作。为了实现我们在泥炭技术方面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尽管当时战争带来的破坏尚未消除，我们仍不吝惜一切力量和极其有限的资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克拉桑的催促下，在莫斯科指定专门的机器制造厂，原米歇尔逊工厂（即今伊里奇工厂）制造五套泥炭水力采掘联动机。得到充足口粮供应的一千多名工人和两百余位专家，为实现这一发明而进行工作。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泥炭水力开采法的高度重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是我国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所以这种新方法将帮助我们克服燃料荒，燃料荒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严重危险之一。如果我们依然用旧的经营方法，那末，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的泥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帮助两位俄国工程师把这项新发明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使这种新方法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总之，我们已经处在大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在经济上将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有无限丰富的泥炭。但我们不能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做这种工作迫于饥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不会去。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上层，它是不关心下层的。
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应该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顺利改进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已使我们能够大量开采泥炭，不必吸收受过训练的工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我们已经生产这种机器了，我个人建议代表同志们去看一看关于泥炭开采工作的影片，这部片子在莫斯科已经放映过，现在可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放映。它会使人们具体地了解这是克服燃料荒的胜利基础之一。我们制造了用新方法来操作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的不好。我们已派人到国外去安排同国外的商品交换，虽然我们的贸易关系是半公开的，但还是会帮助我们从国外得到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而在外国制造的优良机器。这些机器的数目，泥炭总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将是衡量我们经济方面的一切成绩的尺度，因为不克服燃料荒，就不能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恢复运输业方面能否取得重大成就，也与此有关”。[32]
1921年
在整个这一年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泥炭水力开采法，解决围绕这件事产生的争论，帮助它克服“幼稚病”。起初，技术人员和有实践经验的泥炭职工认为，这种泥炭开采法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技术上不成熟，不完善，而且怀疑它是否有经济价值。他们觉得，不要急于采用水力开采法，至少不能象发明者所提议的那样大规模采用。在动工制造这些大型的、昂贵的机器之前，还须对水力开采法全套设备的结构进行认真的计算。而发明者克拉桑和基尔皮奇尼科夫却急不可耐地往前冲。英明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他显示出革命的果敢性，而另一方面，在决定技术经济的问题上，又表现出必要的审慎和郑重。
1921年初，克拉桑奉派出国，考察泥炭技术方面的最新成就，吸收一切对我们有价值、可以采用的东西。他在3月23日从柏林写信给副外贸人民委员列扎瓦报告在国外考察的情况。这封信至今还保存着。在信的正文和边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蓝色铅笔划了线，写了批语。报告中特别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的有如下几处：
1．克拉桑写道，他宣传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引起了丹麦、芬兰、德国泥炭技术界的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面一些地方划了着重线：
“……成立了一家大的德国公司，该公司现已着手在我们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生产最完善的机器。我认为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将在秋季以前就同德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合作，制出所有的零件，并能为他们自己也为我们造出非常完善的机器”（着重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的）。
2．在描述德国机械压榨含水泥炭法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了许多记号，划了许多着重线，克拉桑写道，经过改进的“马德卢克”法[33]可以使泥炭开采由季节性主产转变为长年生产。这—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上了许多问号。
3．在谈到生产供生火用的泥炭粉以代替使用不方便的泥炭砖的工厂那一段话下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划了着重线。
4．克拉桑建议，订购外国设备的工作全部由列·波·克拉辛负责（他当时是外贸人民委员），而他只负责纯属技术的部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打上了“NB”符号[34]。
5．克拉桑计算出，一座机械脱水工厂需要我们总共付出二千一百万——二千二百万德国马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也划了着重线。他还在页边上做了如下的计算：30×30/900（千）每月
由此可见，他对这件事在经济上是否合算表示怀疑。
这份报告于4月16日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35]。当天我就收到他的一封信：
“1921年4月16日
拉德琴柯同志：刚才列扎瓦把克拉桑的报告（3月23日的）给了我。抄件（或
原件？）已寄给泥炭总委员会，即寄给您了。
请予以特别重视，并立即回答我：您什么时候能提出最后的正式结论？
应当抓紧，以便赶在克拉桑离开德国前作出答复。
等待答复。
您的列宁”[36]
泥炭总委员会在4月16日晚上六时收到这封信。我们委员会的成员立即集中起来，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晚九时就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的结论送去。
在此以前，泥炭总委员会曾于4月6日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协助，让我们能尽快地派一个由十人组成的泥炭专家科学考察团出国，以便全面考察国外这方面的情况。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全俄肃反委员会送去了相应的公函[37]，但实际上，出国的不是十人，而仅仅只有三人。
稍后，克拉桑在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合作者工程师基尔皮奇尼科夫未同我们商量，径直打报告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请派他出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份报告交给我，让我提出意见。我回答他说，依我看基尔皮奇尼科夫无需出国，因为克拉桑已在国外办同一件事；我们应当节省我们的黄金储备，而不为基尔皮奇尼科夫和其他水力开采法专家的任性的要求浪费这些储备。
6月5日我收到他给我的复信：
“拉德琴柯同志：对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不要过于苛求。这项工作已被
法律承认是
极端重要的。
泥炭总委员会
应当将这条法律付诸实施，不是出于畏惧，而是自觉自愿。
这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对发明者，即使他们有些调皮捣蛋，也应善于同他们共事。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调皮捣蛋的情况。
基尔皮奇尼科夫是发明者。应当放开他，派他出去。反対的意见只对能是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如果您有反対的意见，请用
密件告诉我。
如果没有，请务必派基尔皮奇尼科夫出去。
我非常清楚并高度评价您主持泥炭总委员会工作的功劳。您工作得很好。我恳切希望您：
别犯错误，不要对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吹毛求疵。
敬礼！
列宁”[38]
在我更详细地书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我于6月7日又收到了一封信：
“
（密）
泥炭总委员会 拉德琴柯同志
6月7日
亲爱的伊万·伊万内奇：
……但不管您的愤怒心情怎样合理，您还是应当别犯错误，不要让这种情绪支配自己。
那些发明家不是我们的人，但我们必须利用他们。最好是让他们尝尝甜头，赚点钱，捞一把；但
也为我们把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业推向前进。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给予这些人的
任务吧。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
（1）允许基尔皮奇尼科夫去出差，但以完成某些明确指定的任务为条件；把这些任务开列清楚。
（2）派两三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工人、我们的工程师之类），作为‘政治委员’跟他同去，给他们以明确的指示。
上述两项，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协商后我们再定下来。
（3）在我们俄国建立一个特别中心，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订购最好的机器，用这些特别的机器来装备这个特别中心，即特别企业，要求这个中心
以独特的方式推进这项工作。
能找到办这件事的人吗？
（4）由
泥炭总委员会拿出一笔钱（至三万金卢布）到加拿大和德国去出重赏征求水力开采泥炭脱水的最好方法和最好的机器样品。
您的列宁
附言：我感到奇怪，克拉桑竟
没有到德国去悬赏，虽然我们跟他谈过此事。他是否在从中阻挠？可否直接通过
泥炭总委员会来办？在这件事上是不该吝惜钱的。”
[39]
从这封信里又一次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深刻了解每一件事的实质，仔细考虑所有的具体细节；他从使我们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预见出发认识到，为实现泥炭开采机械化而耗费从当时来说为数可观的资金是可取的。
我还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例会上听取辩论时写的一张狭小的便条：
“
拉德琴柯同志：这个材料想必已收到？如尚未收到，请您读读这一份。看来到货有
推迟的危险。又误事了，又耽搁了！请指示您的专家拟一封催促、提醒的信（也许，要指定一个人负责在德国催促？），由我送给斯塔尔科夫
[40]和斯托莫尼亚科夫
[41]。无论如何要争取完成并在1922年4月按时运到。
10月28日
列宁”[42]
这里谈到的是向国外订购“马德卢克”法泥炭人工脱水设备的问题。
还有一份1921年12月17日写的正式函件：
“外贸人民委员部拉德琴柯同志
抄送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基尔皮奇尼科夫同志
请您用一页，最多不超过两页的篇幅，最扼要地回答我几个问题，以便我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能够更确切地阐明有关部分，并援引一些最有说服力的数字。
请用不超过一页的篇幅，准确地说明一下，究竟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从德国订购了些什么。这些东西到1922年开春时能否备齐，这将为1922年的整个泥炭开采运动开创怎样的前景。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4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为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收集材料。在这篇报告中，他在谈到我国各方面所获得的初步成就时，用下面这一段话提到了泥炭问题：
“现在再简略地谈谈我们泥炭采掘工作的成绩。1920年我国的泥炭采掘量达九千二百万普特，1921年已达一亿二千九百万普特。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的部门。在泥炭方面，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无限富源。但是，在这方面曾经有很大困难，而目，现在也还有一些困难，一般说来，这种工作是艰苦的，在俄国尤具艰苦得可怕。泥炭总委员会的拉德琴柯、缅施科夫
[44]和莫罗佐夫三位同志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减轻了这种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21年共用两台泥炭泵，这种用水力开采泥炭的机器，可以使工人摆脱苦役般的劳动，因为直到现在开采泥炭就象服苦役一样。现在我们又在德国订了这样的机器，年内就可以供给二十台。我们同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发展这种合作的可能，不合作是不行的。俄国沼泽多，泥炭蕴藏量比任何地方都丰富。过去只有少数工人而且也只有少数工人能够作开采泥炭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时能把这种苦役般的劳动变成比较正常的劳动了。目前我们同现代的先进国家德国有了实际的合作，因为那里的工厂已在制造减轻这种劳动的器械，造好后大概在1922年就可以使用了。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实现劳动机械化，俄国就比其他任何国家有更多的可能摆脱经济危机，如果我们大家懂得并且宣传这个道理，那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够作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45]
1921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心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同时，仍然帮助和支持老式的、在技术上十分不完善，但在经济上行之有效的用提升机开采泥炭的方法，因为当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泥炭是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实际上，泥炭水力开采法还刚刚结束科学技术试验的阶段，而使用提升机开采法的工人却有六万人，所以，这种方法还没有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坚持不懈地关心着这支劳动大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而这在饥馑之年是异常困难的事情。我曾向粮食人民委员部审请暂借五千普特油脂供泥炭工人食用，他支持我的申请，写信给哈拉托夫[46]说：
“这件事应当办到。根据列扎瓦的汇报来看（今天，4月22日，已送给您了），这样的债务我们可以从国外购买的东西来偿还。
4月22日 列宁”[47]
最后，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卢那察尔斯基[48]的一封耐人寻味的信。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列宁十分重视整个泥炭工业对苏维埃俄国的作用。
“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抄送泥炭总委员会
为了提高泥炭开采童，应当广泛进行宣传——利用传单、小册子、流动展览会、电影，印发教科书；在普通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增设关于泥炭开采的必修课；编写教科书；每年向国外派逍考察团。
具体地说，必须：（1）责成国家出版局在4月15日以前印十万本小册子《泥炭》，篇幅为一个半印张，原稿已由泥炭总委员会于今年2月8日递交鼓动部莫尔德文金同志；此外，还要再付印泥炭总委员会的三种小册子和传单，5月1日以前出版；一万五千册必须交由泥炭总委员会发行。
（2）责成电影局于5月份在泥炭总委员会指导下拍摄十二部关于泥炭开采的影片（供应俄罗斯、乌克兰、乌拉尔、白俄罗斯和西伯利亚）。
（3）责成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与泥炭总委员会一起在6月1日以前定出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泥炭开采必修课的草案。
请把您指示的抄本和有关机关与个人的答复（并注明日期）寄给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9]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看到任何明显迹象，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机构广泛宣传泥炭业的命令或愿望已得到执行。
还有一封他在1921年5月23日写的信。他在这封信中除了帮助沙图拉工地同地方当局和彼得格勒某一组织滥用职权的各种现象作斗争以外，还严厉指责我和文特尔不善于合理编写公文。这里，除了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过错外，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他的过度疲劳。
下面是他的信：
“泥炭总委员会
伊·伊·拉德琴柯
列宁寄
拉德琴柯同志：
这就是您违背我的劝告的一例。
关于沙图拉工地的材料您是4月14日发出的，篇幅太大了。没有单独
列出来的明确建议。
我当时很忙，没法看；结果压到了5月23日。
而您却默不作声！
这太不象话了！
本来应当附上两份材料：
（1）就说你们请求取消‘政治部
[50]’因为它根本不中用（写五行字就够）。并写上有关文件已转交列宁。
（2）就说你们请求签发一份这样的电报（或话传电报）：为什么不发给人家那两（四）个锅炉，要讲明原因，不准拖拉。
列宁。
然后把
这两份材料
都抄送
福齐也娃，好让她提醒我。
这样做，就能把事情办妥，而我大概在4月15日或16日也就能签发了。
今后
只能这样办。
附上两三份五行字的短材料，加上给福齐也娃的抄件，这并不难。具体结论应当由您自己提出，而不应该迫使我从几十页材料中去抽取五六行具体的结论。
将这封信念给文特尔听听，并给我寄来您和他的
回执，说明这些指示你们两个人
都明白了，并
决定执行。
1921年5月23日 列宁”[51]
虽然我挨了这样严厉的责备，但我记得，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委屈，反而为他这种严格的、然而是同志式的、师长式的正确态度感到高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可惜，远不止我们）总是用一些琐碎的小事去麻烦他，使他那极其珍贵的大脑更加疲劳过度！
要是我们当时能够明白并且想到，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就好啦！但是，在紧张的工作、斗争、创造中，我们却对这些最初的危险信号视而不见……
在1921年间，我有时也为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谈。这是因为，由于克拉辛的坚持，我于7月16日被任命为外贸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我反对这一兼职，考虑到这项工作可能对我在泥炭总委员会的本职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我的任命的决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写的：
“任命拉德琴柯同志为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同时保留他在燃料部门的各项职务和在燃料总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如杲他的兼职工作影响到他在燃料部门的工作，则应立即让他回到燃料工作方面去。”
那是签订第一批外贸合同的时期，实际上也是苏维埃对外贸易的初创时期。当时，确实很需要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因为许多“共产主义商人”同志，不懂得外贸垄断的全部意义，竞相为自己代表的组织和机构单独在国外做买卖。顺便提一句，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何这一切对极端主张外贸垄断的克拉辛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支持他，我必须进部务委员会。他终于说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在那里兼职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在燃料部门工作，为了给各燃料机构订购机器设备，必须经常与国外保持联系。
在対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我有不少机会亲眼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认真仔细地关注每一件事，甚至是看来与他关系不大的那些事。我至今还保存看他在1921年10月至12月间亲手写给我的一些信和条子[52]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如何尽力用推荐工作人员——经过考验的同志的办法来帮助开展工作。
下面引述其中的两张便条：
“1921年10月19日
拉德琴柯同志：
向您介绍持信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叶梅利扬诺夫[53]。请让他到
国外出差半年，使他摆脱彼得格勒苦役般的劳累，得到一点休息并变换一下工作。
我个人对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非常了解，我相信，这样一个同志，一个十分正直、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工厂和党的工作经验的人，可以而且应当任用来负责清理一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派驻国外的官员们肆行盗窃和怠工的肮脏马厩。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54]
另一张是1921年11月10日写的便条。
“拉德琴柯同志：
这是党内的一位老同志。
对于同驻国外的那些不老实的家伙作斗争，这样的人无疑是有用的。
他没有搞过商业，但在有经商经验的人的指点下，是能够带来好处的。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无疑是能带来好处的。
请给他安排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55]
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推荐的究竟是谁了。[5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推荐这些老同志，一方面是为了推进工作，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这些同志的关怀……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去查看列扎瓦的住房（有人告诉他，列扎瓦的住处是潮湿的板棚）并供给他燃料。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他日理万机，怎么还能够挤出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同志们的生活疾苦！
现在还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苏维埃贸易的形式和方法问题的信件。
我前面已提到，反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实行外贸垄断的同志，要求允许外国商人和贸易公司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而自由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马尔滕斯[57]同志的推荐，我们破例允许美国“哈默[58]和米歇尔”公司同我国进行贸易，以取得经验。下面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10月27日写的信，表明了他对这种事的态度。
“拉德琴柯同志：
马尔滕斯同志给我送来了您和美国公司（哈默和米歇尔）签订的合同。
我认为，作为贸易的开端，这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意义。
您应对
切实履行
我们的各项义务给予
特别的注意，这是绝对必要的。
我相信，如不了以
极大的压力和监督，是
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您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
检查执行情况。
请告诉我，任命谁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你们正在准备什么样的商品，是否要特别挤一挤国家珍品保管库中保管的那些精英的物品，等等。
每月要向我做两三次报告：什么东西运到了港口。”
[59]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另一张便条中写道：
“拉德琴柯同志：
出口储备应该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
小额采购员、经理人和代办人筹集。
他们的工作应按一定的百分比分成。
此事是否这样办的，还是另有办法？
列宁”[60]
在这饥馑之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主要活动是在国外采购粮食（其中一部分是油脂和其他食物），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这个问题的条子：
“对于按一卢布四十戈比的价格购买粮食一事，有何看法？”
我在条子反面回答：
“应为购买，此事正在进行。
一卢布三十五戈比到一卢布四十戈比的价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知道的，弗鲁姆金
[61]同志已从我们这里得悉这一价格，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伦敦正在购买粮食。今天重要的是应该让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拨款二千万金卢布的决定。”
列宁又把条子递给了我，他在上面加了一句话：
我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只工作到年底。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何况我又不得不为此而忽视泥炭方面的基本业务工作。此外，我感到为难的还在于，克拉辛和列扎瓦一直在国外，国内的工作担子就全部落在我这个新手身上。最后，对于俄罗斯联邦的外贸垄断问题我与克拉辛在理解上也不完全一致。据我看来，他把垄断片而理解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一个机构的垄断。我多次向他指出，只靠一个机构是办不好这件事的，应当在这个机构的领导和监督下发挥集体的、共同的主动性。
在此期间，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由欣楚克[63]出面，坚决要求取得进入外贸市场的自主权。他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克拉辛的副手接连不断地发来信件、公函。我们征求在国外的克拉辛和列扎瓦对这件事的意见。克拉辛十分激烈地表示反对。
就在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下面这封信：
“
拉德琴柯同志：
请设法弄清列扎瓦到达的准确日期（并不是要惹得克拉辛歇斯底里大发作）。
我认为，如果克拉辛以歇斯底里作为回答，那只好拒绝他的要求。
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您是什么时候向伦敦发出
决议（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该社参加对外贸易工作的决议）的？向柏林呢？那边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答复和意见的？
11月10日 列宁”[64]
应当指出，列·波·克拉辛曾屡次从伦敦写信给我，并让我把他要求辞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转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转交了他的申请书。为此列宁笑着对我说：
“工农政府里没有辞职，只有解职。就这样转告克拉辛。”
12月底我以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为理由，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除我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此外，我补充说，鉴于泥炭总委员会已改组成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其职能已有所减少，因此如果要我兼任两项职务，那最好还是让我兼任对我更为合适的业务工作——负责办好糖业托拉斯，那里早就要我去了。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发了书面指示。12月29日我就离开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接手管理糖业托拉斯。
1922年
整个192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关心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
1922年2月，在我长期离开莫斯科期间，克拉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一份报告。他抱怨中央泥炭管理局没有拨给他必要的资金以最后完成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技术装备。他示意说，竞争规律在起作用，因此请求把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从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分出去，并给它提供四百万金卢布作为最终的拨款。这笔款子使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有可能从明年起“在纯商业的基础上”与旧的泥炭开采法竞争。
2月1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给尼·彼·哥尔布诺夫[65]写了“关于帮助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便函：
“哥尔布诺夫同志：请给予最
严重的注意。我看，申请的钱，即：400万卢布×0.2（？）＝8000亿，应
如数满足。这是第一。
第二，
不要从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分出去（既然拉德琴柯不在，就应该问问莫罗佐夫和缅施科夫）。何必分出去呢？应该在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
内部给予
自主权。对此作出明文规定，并由
劳动国防委员会加以确认。
第三，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是重点单位以及其他等等，
劳动国防委员会作过
一系列决议嘛。显然都被‘遗忘’了。太不象话了！要把那些犯‘遗忘’罪的人
查出来，
送交法院。一定！（请把结果告诉我：都
干了些什么。）
2月10日 列宁”[66]
显然，哥尔布诺夫认为对此应该负责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总管理局的皮达可夫[67]、泥炭总委员会的莫罗佐夫以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扎克斯[68]和他自己。2月2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红墨水亲笔写了封措辞激烈的长信，对他们四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认为，他们的主要过失是，“遗忘”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30日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所有人民委员部都在实际上承认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向该局提供‘一切便利’……”
有人可能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笔款子，对此列宁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应当召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等人民委员们开会，制定一个方案，决定谁拨出多少，在预算之外追加多少，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规划压缩多少。
此外，他还责备扎克斯和哥尔布诺夫，来文的形式也是草率的：
“……既没有查对法律条文，没有简述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申请，也没有注明行文和我批注的日期。”
在信的结尾，他提醒所有失职的人：
“有觉悟的革命者除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外，还应当考虑考虑是哪些经济原因迫使人民委员会承认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69]
他处理好这件事之后，于3月2日写信给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致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同志们
由于我的帮助，你们现在获得了你们工作上必需的东西。尽管我们十分贫穷拮据，但我们除已经投入的资金外，还是给你们拨了巨款。
必须严格注意：
1．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
2．不要超出投资允许的范围，把规模搞得过大；
3．要使你们进行的试验获得最可靠的结果，能对新法开采泥炭是否切实可行和经济上是否有利，作出最后的结论；
4．特别注意：使用拨给你们的经费要记账。
账目应能反映出开采出来的泥炭价值多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70]
这最后一封有关泥炭事业的信，应当看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泥炭工作者，也是对全体经济工作者的遗训。
1922年4月2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对泥炭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一天，我给他送去了一封寥寥数笔的短信，请他促成出国考察和购置新式泥炭机器之议的实现。当天他就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议，并让福齐也娃当晚打电话到我的住处，把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告诉我。
决议的内容是：
（1）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储备基金中拨出七千金卢布用于向国外采购开采泥炭的机器；
（2）建议拉德琴柯同志根据规定的出差费用提出应该出国的工程师人数的申请书，并从上述储备基金中给予额外拨款。
※ ※ ※
从1922年3—4月开始我再也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没有任何个人接触。直至1924年1月22日在哥尔克的灵床上我才见到了他。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整个身心还感觉到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他通过每一次接见，每一封信——不论他是赞扬还是表示满意，或者相反，是生气还是批评某些过失和错误——把这种力量感染给每一个工作人员。
我们不是政治领袖，而是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可是这位巨人给予我们的影响竟然是如此的巨大，其秘密何在呢？为什么他能如此振奋人们的斗志，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努力去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因难呢？是他从来不用困难来吓唬人，过多地提及这些因难吗？是他即使在严厉批评别人的时候，也从来不侮辱人，不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让他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吗？他待人委婉体贴，关心爱护，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给人以同志式的帮助，这一切即使对于软弱无能、委靡不振，对自己缺乏信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鼓舞。他以自己的饱满精神和坚定信心感染他们，以他的勇敢果断、敏捷的思想和行动、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而主要的，以他对正确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正确途径的预见，鞭策他们前进。
他那强有力的、多方面的个性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使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勇敢地去同一切“客观原因”作斗争，使我们的斗争卓有成效而且取得了胜利。
载于《列宁在经济战线上。回忆录》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7—35页
（叶灵春 译 顾柏林 校）
[1] 见弗·伊·列宁给伊·伊·拉德琴柯的几封信（《列宁全集》第36卷、《列宁文稿》第5卷）。——编者注
[2]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申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3] 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人（克拉斯努哈、克拉西柯夫、林格尼克、列文、斯托帕尼）有的幸免于难，有的晚些时候被捕。——作者注
[4]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5] 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Роберт Эдуардович Классон，1868年2月12日——1926年2月11日），俄国动力工程专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曾参与彼得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专心从事动力学研究。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并积极参与制定了电气化计划，曾任莫斯科第一发电站站长。1926年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逝世。
[6]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7]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8] 伊西多尔·埃曼努洛维奇·古科夫斯基（Исидор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Гуковский，1871年5月25日——1921年？月？日），俄国革命家、石油工业家。早年曾任药剂师。1894—1898年任彼得堡地方自治局统计局副局长。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革命工人党”。1899年因参加罢工被捕。1900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新星报》编委会书记。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脱离政治活动，转向经营石油企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司库。十月革命后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3月21日至8月16日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1年因肺炎在塔林逝世。
[9]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0]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文特尔（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и́нтер，1878年10月10日——1958年3月9日），苏联动力工程学家。1900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巴库，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沙图拉煤炭发电站建设主管。此后参与建造了沃尔霍夫水电站和第聂伯河水电站。1932—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44—194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逝世。
[11] 引自伊·伊·拉德琴柯的文件。——编者注
[12] 《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48页。——编者注
[13] 《列宁文稿》第7卷第268页。——编者注
[14] 列宁在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中附去的一份不知何人所拟定的、加速运走存放在私营商行、银行、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局等单位的仓库里待运的粮食和木柴的计划。——编者注
[15]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16]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1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8] 决议有误，此处应作“送电”发电站泥炭采掘场。——编者注
[19] 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 Хрисанфович Лутовинов，1887年？月？日——1924年5月7日），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
[20]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艾杜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Эйдук，1886年？月？日——1938年8月28日），1903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6年流亡德国。1908年流亡奥地利。一战爆发后被奥匈帝国政府逮捕并被监禁于集中营。1918年获释后加入了红军和契卡。1919—1920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外国代理处处长。1923年因酗酒和赌博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进入古拉格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1] 《列宁文稿》第7卷第596—597页。——编者注
[22] 列宁于1895年住彼得堡见过罗·爱·克拉桑。——编者注
[2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24]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26日被捕，10月30日遇害。1956年平反。
[25]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26] 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列扎瓦（Андр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Лежава，1870年2月19日——1937年10月8日），1894年加入民粹派组织“民权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苏俄中央消费协会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苏联亚热带文化总局局长。30年代曾支持柳亭集团。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7]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罗蒙诺索夫（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1876年4月24日——1952年11月19日），俄国铁路工程师。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战斗技术小组成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7—1909年任凯瑟琳铁路牵引局局长。1909—1910年任塔什干铁路牵引局局长。1912年任铁道部长助理。1917年任铁道部副部长。二月革命期间阻止尼古拉二世的专列返回彼得格勒，随后被临时政府派往美国采购蒸汽机车。十月革命后回国，1919年起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被派驻到德国工作。1927年叛逃到英国，后移居加拿大。1952年死于蒙特利尔。
[28] 列夫·谢苗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Сосновский，1886年？月？日——1937年7月3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9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俄共（布）哈尔科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和《八十三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投降。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29] 雅科夫·莫伊谢耶维奇·沙图诺夫斯基（Яков Моисеевич Шатуновский，1876年10月21日——1932年9月18日），苏联数学家。1911年获斯特拉斯堡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0年起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运输总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任科学方法研究所所长。1921—192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科科长。此后在红色教授学院任教。
[30] 德米特里·格奥尔基耶维奇·莫罗佐夫（Дмитр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Морозов，1888年10月18日——1963年6月10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5年入伍，在罗马尼亚阵线作战。十月革命期间当选为第6集团军士兵代表委员会主席。1919—1922年期间在伊万诺沃和萨马拉契卡工作。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执行委员会书记。1932—1937年期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7年退休。
[31] 《列宁文稿》第8卷第291—293页。——编者注
[3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33] “马德卢克”是一家机械压榨脱水公司。——编者注
[34] 即“注意”。——译者注
[35] 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239—240页。——编者注
[36] 《列宁文稿》第8卷第539页。——编者注
[37] 见同上，第514—515页。——编者注
[38] 《列宁文稿》第9卷第17—18页。——编者注
[39] 《列宁文稿》第9卷第26—27页。——编者注
[40]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塔尔科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тарков，1869年11月25日——1925年4月26日），1890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12月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此后在发电厂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但同布尔什维克保持联系。十月革命后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5年任驻德国副商务代表。1925年在柏林逝世。
[41] 鲍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Борис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Стомоняков，1882年6月15日——1940年10月16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在比利时负责运送武器。1910年脱离革命运动。1915年加入保加利亚军队。1917年返回俄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1925年任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1926—1934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34—1938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88年平反。
[42] 《列宁文稿》第9卷第576页。——编者注
[43] 同上，第10卷第324页。——编者注
[44] 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缅施科夫（Евген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883—1926），苏联工艺工程师、泥炭业专家。1921年起创建和领导了泥炭实验站。1922年起任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教授。
[4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2—143页。——编肴注
[46] 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7] 《列宁文稿》第8卷第556—557页。——编者注
[48]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4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2页。——编者注
[50] “政治部”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县级机关，此处指沙图拉工地肃反委员会。——编者注
[51] 《列宁文稿》第8卷第612—613页。——编者注
[52] 可惜，这仅仅是一小部分，而我们每一个人又毁掉了多少珍贵的、用细小工整的字体写在小纸片上的列宁的便条！——作者注
[5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年12月20日——1958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七月事变后参与掩护了处于通缉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2年因支持季诺维也夫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平反并退休。
[54] 《列宁文稿》第9卷第528页。——编者注
[55] 同上，第644—645页。——编者注
[56] 便条中提到的是拉·萨·里夫林。弗·伊·列宁推荐他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设在国外的机构工作。——编者注
[57] 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 Карлович 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58] 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59] 《列宁文稿》第9卷第568—569页。——编者注
[60] 《列宁文稿》第9卷第581贝。——编者注
[61]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期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2] 《列宁文集》俄文第23卷第160页。——编者注
[63]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苏联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64] 《列宁文稿》第9卷第645页。——编者注
[65]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66] 《列宁文稿》第10卷第73—74页。——编者注
[67]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68] 格里戈里·达维多维奇·扎克斯（Григорий Давыдович Закс，1882年？月？日—1937年12月29日），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区苏维埃主席、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契卡副主席，同年7月因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而另立民粹派共产党。同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0年任西部阵线政委。1924—1925年任驻爱沙尼亚武官。1935年被开除出党。1937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2005年完全平反。
[69] 同上，第109、110—111页。——编者注
[70]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2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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