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三卷）
难忘的会见
彼·萨·扎斯拉夫斯基
为和平而斗争
我第一次见到列宁，听到他的讲话是1918年3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
代表大会在工会大厦举行。圆柱大厅里代表们济济一堂，他们中有的穿灰色军大衣，有的穿工人短棉袄，有的穿农民短皮袄；很多人穿着树皮鞋；虽然已经是春天了，有一些人还穿着破毡靴。
代表们等待着大会开幕，他们相互认识，交换意见，有时争论得很激烈，吵得声嘶力竭。那些要求进行“革命”战争的人吵得特别起劲。他们说：“同德国帝国主义无和平可谈，我们会受骗上当！”在嘈杂的吵闹声中响起了持续有力的铃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1]宣布开会后，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大家安静下来。
选举主席团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时，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猖狂一时，要求在主席团中应有他们的席位。多亏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特别善于主持大型会议，才使大厅重新恢复安静。
“请列宁同志讲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不大的讲台后面，开始作报告。他平心静气地讲着，好象和朋友谈心一样。
坐在我身旁的一些黑海舰队的水兵望了望我，好象在问：“他的磅礴气势到哪里去了？表现在什么地方？”
只经过几分钟，列宁走出讲台，急速地在地板上来回走着，左手手指插在背心衣襟里，他的右手总是在挥动，——他用这种典型的手势来强调激昂的演讲的重要地方。词语象潮涌一样。热烈的、鼓舞人的话语深入人们的心坎，激励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增添力量，充满胜利的信心。
列宁的报告谈的是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这个和约要在大会上批准。托洛茨基的背叛行径使苏维埃国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德国帝国主义提出的和平的新条件比最初提出的条件要苛刻得多。
根据党中央的决议，1918年3月8日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几天以后，列宁在《不幸的和约》一文中写道：“和约条件的确苛刻得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终究会占上风……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的。”[2]
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当前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证明必须接受这个苛刻的和约，——这是为了挽救革命，为了苏维埃国家的生存。
在这严峻的时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我就是现在回想列宁在结束报告时的情景，也不能不激动，不能不自豪。列宁当时坚定有力、充满激情地高呼：
“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是决不会灭亡的。”
报告讨论得非常热烈，十分激动。士兵、水兵、工人、农民纷纷登上主席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立即结束战争。现在到处是贫困、饥饿，要让俄国人吃饱穿暖重新建设起来！
休息时，斯维尔德洛夫向我走来，——我在纳雷姆流放时就认识了他。——他邀我一起到大会主席团的屋子去，把我带到站在窗旁的列宁跟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向您介绍一下，他就是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迟到的敖德萨委员会书记扎斯拉夫斯基[3]。”
我感到列宁温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他看了我一眼问道：
“为什么迟到了？”
我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和国之间的直达车中断了，因为那时乌克兰中央拉达依仗德国军队的刺刀向敖德萨进攻，所以只得由海路到塞瓦斯托波尔，再从那里坐火车到莫斯科。
列宁开始询问敖德萨的情况，他很关心罗马尼亚前线工人和士兵的情绪。我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他的问题。可是在场的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插进来对我极不友好地说：
“那么，要是您在党代会上，将投什么票呢？据我了解，敖德萨的组织已经在打仗了……”
“什么，和谁打仗？”列宁高声问。
“是的，敖德萨的布尔什维克正在领导战斗。”我说，“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反对乌克兰反革命分子和德国军队。要是我在党代会上，将投票赞成和平。”
“说得对，”列宁说。接着他又和斯维尔德洛夫说着什么。我正想离去，可是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却暗示我留下。
我们党的热情的鼓动家沃洛达尔斯基[4]和几个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向我走来。我们之间对于批准对德和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个代表争得唾沫四溅，力图向我证明，我们不应当批准对德和约，应当发动“革命”战争。
“如果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迅速获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他激动地高喊道。
我知道，这不过是在彼得格勒刚结束的第七次党代会上激烈斗争的余波。这是为争取列宁路线的胜利，反对以“左”的词句为掩饰的分裂派和革命叛徒的斗争的余波。
列宁不知上那儿去了一下，过一会儿回来，手里拿着几份文件。他听了我们的争论后，和斯维尔德洛夫说了几句话。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又来到我跟前，把我带到一旁说：“您遭到彼得格勒人的围攻了。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彼得格勒委员会也操纵在他们手中。中央决定在彼得格勒召开党的非常会议，并根据第七次党代会决议选举新的委员会。中央将推荐您担任彼得格勒党委会书记。”
……当我在遥远的雅连斯克和酷冷的纳雷姆时，遇到过很多长期侨居国外、参加过党代会和党的各种会议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听过斯维尔德洛夫、戈洛舍金[5]、古比雪夫[6]和其他同志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他对敌人从不妥协，谈到他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作亳不调和的斗争。因此，我想象中的列宁是非常严厉的。
我想象中的列宁形象和他本人是多么不同呀！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别人的人，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乐观精神、心地善良的人，是一个具有非凡感召力、心灵纯洁的人。
我感到奇怪而问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列宁总是这样吗？”
“怎么样？”斯维尔德洛夫觉得我问得奇怪。
“他不象很多人谈到的那样。”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大笑起来：
“该怎样来描绘他，你自己试一试吧！……”
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如果每次见到列宁时，看不到他身上有某种新的东西，那就无法描写列宁了……
不能等待，不能无所作为！
“单独奋斗，分散作战，决不能战胜饥荒和失业现象。必须有先进工人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出发到幅员广大的全国各地去。必须派出人数多十倍的由觉悟的、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
钢铁般的队伍。那时我们就能战胜饥荒和失业现象。那时我们就能把革命引升到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入口。”
[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中这样写的。这是1918年5月的事。当时彼得格勒的形势十分紧张。工厂几乎全部停工。人民在挨饿。有些日子，居民每人每天只有八分之一磅的面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告工人书在彼得格勒人民中得到了极其强烈的响应，应召而来的志愿者，象洪流一般涌向区委和区苏维埃。
我当时是彼得格勒市委书记，我感到这一群众运动遭到某些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的反对。
我决定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一谈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这种机会，我和其他几个彼得格勒代表一起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克里姆林宫开会。[8]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开会前早已来了。他安详地坐在一张不大的桌子旁，前面摊着几份文件，正和斯维尔德洛夫、阿瓦涅索夫[9]谈话。我走到他跟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特有的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接待了我。我直率地谈了我们那里发生的情况。
“根据您的号召，”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踊跃参加征粮队的不仅有普通工人，而且还有各种企业的领导人，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党员。”
“是呀！那很好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赏地说。
“但是，有些同志，”我接着说，“却认为彼得格勒是前线，不能让它空虚，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到农村去。”
“谁反对？”列宁急忙问道。
“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1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地说：
“他们又想干什么呢？要‘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保卫停工的工厂？无动于衷地眼看着妻子和孩子挨饿？彼得格勒工人又能从谁那里得到援助呢？他们能指望谁呢？这种反对真是岂有此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声说。稍停一下，他又往下说：“此时此刻不让人们干应干的事，真是又怯懦、又愚蠢。”
我十分仔细地听着列宁的指示，唯恐漏了一个字。
“你们要大胆地行动起来，建立征粮队，这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切身的利益。要从群众中，基层中选拔新人到领导岗位上来。”
他转向坐在身旁的斯维尔德洛夫说：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和扎斯拉夫斯基同志详细讨论一下，在本月内彼得格勒可以派出多少人参加征粮队。”
“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照办！”斯维尔德洛夫爽快地回答。
反革命企图破坏和平
1918年7月4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大剧院开幕了。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左派社会革命党疯狂反对列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专政”。他们要求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要求放弃派工人征粮队到农村去的做法。绝大部分大会代表对这种反革命的路线予以坚决反击。
7月6日，代表大会在下午二时结束，只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发动叛乱的消息。这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勃柳姆金[11]和安德烈耶夫[12]为了挑起事端，在杰涅日纳伊胡同的一所住宅里杀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13]公爵。叛乱者按照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命令占领了邮电大楼，抓走了邮电人民委员波德别尔斯基[14]、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15]、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拉齐斯[16]及其他人。他们往被他们占领的三圣巷拉大炮，准备炮轰克里姆林宫。
自行车队士兵奉命到各党团代表居住的宿舍传送命令，要代表们立刻到大剧院参加紧急会议。
但是会议没有开成。代表们到齐后，斯维尔德洛夫登上主席台说：
“有一个建议：开代表会议之前，各党团先分别开会。请布尔什维克代表到后台右面，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到二楼休息室，最高纲领主义者代表到三楼去。”
我穿过舞台向右转去。门口站着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斯米多维奇[17]。当我走到她身旁时，听到她说：
“赶快出剧院，我们党团在小德米特罗夫卡街的贵族会议大厅开会。”
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了我们党团的会议。他说，必须采取措施立即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叛乱，并建议代表们到各企业、各工人区去，向人民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行径。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讲完这些话后，向我转达了列宁的指示，要我和乌里茨基还有另外几个同志立即到彼得格勒去：“必须赶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叛乱之前。”
给了两个小时准备专车。铁路工人如期准备就绪，由一个火车头和一节车厢编成的专门列车准时出发了。我们的专列飞速驶去，越过所有车站，途中只是为了换车头才停了两次。
列宁的这项重要指示完成了，叛乱阴谋刚开始就被彼得格勒工人消灭，莫斯科的反革命活动也在几小时内就被镇压了。
第五次代表大会一直开到7月1日，会上通过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这是第一部苏维埃宪法。
关于住房问题的一次谈话
在巴乌曼区的积极分子会议上
1920年秋的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莫斯科党委会，那时我担任党委组织指导部领导工作，列宁和党委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谈了一会话后，决定去参加巴乌曼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当时这个区“工人反对派”的力量特别强。
“请你们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事前非常严肃地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驱车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在路上，坐在车子里，列宁象往常一样开始询问莫斯科各工厂有什么新情况，工人区里谈论些什么。
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天前我在“三山”工厂遇到了很大困难，那里的工人还住在帕罗霍罗夫厂主造的棚屋里，好几百个人挤在一起，睡的是搭成三层的铺板。工人们坚决要求给他们换个地方住，好让他们象人一样地生活。
显然，我的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痛心和激动。他向我提了几个问题，立刻拟定了紧急行动计划。
“那些私邸、贵族住宅都考虑过了？”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应当立即检查一下，这些住房是否都分配得合理，你们可以让‘三山’工厂的工人们自己去调查区内的所有住房，他们会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市中心的私邸和好的住宅比普列斯尼亚区多，”列宁接着说，“应当到那里去找找，虽然那里离‘三山’工厂比较远，而且电车也办得不好…… 但是，住房是最重要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默了一下，接着突然转身向我问道：
“党员们住在棚屋里，还是搬进了住宅？”
我回答说，在“三山”工厂棚屋里有党员，也有候补党员。
“那么区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住房管理韶门负责人都住在哪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问。
“我不了解……”
“这就难怪了！应当了解。工人们大约了解得很清楚。扎斯拉夫斯基同志，您本人住在哪里？”过了一分钟列宁又问。
“我们一家人在麦特罗波尔旅馆住一间屋子。”
汽车载着我们在莫斯科阴沉的、灯光惨淡的街道上行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谈着那个使他激动不安的话题：
“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建造新的住房，但是合理使用旧的住房，还是可以做到的。应当让莫斯科苏维埃再检查一下资产阶级的住宅是怎样分配的，旧银行和其他旧机关的房子怎样使用的。最主要的是要让工人们自己参加这项工作，和他们一起检查，一起考虑……”
这时，我们的车子转入加甫里柯夫胡同，停在旧粮食交易所大楼[18]旁。我们登上台阶，走进灯光暗淡的大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走到后座中一排，坐了下来。看来，甬道两旁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可是，只过了几分钟，大厅里响起了叫喊声：
“请列宁同志到主席团来！请列宁同志！”
在人们坚决请求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了步，在主席团就座。
“工人反对派”的头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杰米多夫、库图佐夫[19]、科尔晋诺夫趁列宁在场的机会，蛊惑人心地大肆聒噪，说什么燃料、原料、粮食不足，说什么必须让工会独立和自由。
很明显，整个会场对这些喋喋不休的讲述都感到厌烦。于是叫喊声越来越多。
“让列宁同志发言！”
“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
列宁向执行主席说：
“我是来听听的，会议还是按原定议程进行。让已经报名的人发言。”
从外表上看，列宁十分安详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他从不插话打断他们的讲话，从不表示任何意见。可是当他开始讲话，急速地从主席团的桌子旁站起来，走到匆促钉起来的木板台的前沿，从他一开始讲话就充满激昂情绪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愤懑。
“这里谈论的是什么样的独立和自由？工会要向谁闹独立？向我们党闹独立？向苏维埃政权闹独立？除去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们的利益，党和苏维埃政权还有什么别的利益吗？刚才在这里所讲的那些话，反映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
这些充满感情的讲话在大厅内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列宁提醒大家，全国遭受旱灾，整个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必须以十倍的努力来战胜饥荒，而“工人反对派”却充当落后情绪的尾巴，瓦解工人队伍。
“只有有觉悟的革命的俄国工人阶级才能使我国从崩溃中复兴起来。”列宁最后说。
在一片掌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主席团就座。来自巴乌曼区各企业的工人——巴赫京、斯米尔诺夫、菲尔索夫等同志走到我跟前。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列宁的话深深说到他们的心坎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了我们这里，这太好了！”菲尔索夫说，“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杰米多夫和他那一伙要把我们引到那里去……”
“这才是真正的人！”
这是1920年4月间的事。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4月5日的闭幕式上执行主席宣布：
“列宁的五十诞辰快到了，根据代表们的要求，我们决定今天的会议庆祝这一日子。”
开始大会发言。雅罗斯拉夫斯基[20]、柯恩[21]、加里宁[22]都讲了话。同志们说，列宁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们强调指出了列宁的性格的显著特点：十分谦虚，非常朴实，对人关怀备至。
当时列宁不在会场，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但是，当他一知道大会上正在庆祝他的生日，便立即给主席团送来一张便条，要求马上中止庆祝活动。过了一会儿，主席团又接到他的第二张便条。这时，主席团认为必须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告诉全体代表。可是大会仍主张让所有已经报名的代表发言。把这个意见告诉列宁后，列宁不仅送来了第三张便条，还打电话来要求当时的执行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中止似潮涌般的歌功颂德的发言，继续讨论大会预定的问题。发言结束了，大会作出决定，为纪念列宁五十诞辰，出版列宁全集，并大量发行。
说实话，我们莫斯科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都很想庆祝列宁的生日。我们决定4月23日在大德米特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委员会大厅举行党的积极分子晚会，纪念这一个不平凡的日子。经过长久的劝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3]答应我们邀请列宁来参加晚会。
我记得，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米亚斯尼科夫[24]宣布庆祝晚会开始。他说：“学习列宁的革命活动是教育工人阶级去胜利进行斗争的必要因素……”
好几个人作了精彩的发言，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讲话给人的印象特别深。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到列宁时，非常激动，讲得很慢，好象很难用词。
“列宁总是关心一切，关心大家。1907年，在党的极其艰难年代里，伦敦代表大会正在解决革命的最重要问题。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挤出时间来看我，当时我卧病在旅馆里，他很关心我的健康。”
高尔基回忆说，列宁来到喀普里岛，就和当地渔民交朋友，他不会讲意大利语，就用半拉丁语半法语同渔民谈话。渔民们都能听懂他要讲的意思，而且交谈好几个小时。列宁离去以后，他们兴奋地回忆说：“这才是真正的人，他什么都了解，他象婴儿一样纯洁！”
晚会中间休息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到大厅。我们高兴地欢迎他们，热烈鼓掌，一直到列宁登上主席台才停止。他的两眼含着笑意，脸上焕发出他所特有的风趣的神情。我们亲切地凝视着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凝视着最仁慈的人。他以微笑的眼光环视了所有到会的人后说：
“同志们！首先，我自然应当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使我没有听祝寿演说。”
[2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一幅讽刺祝寿的漫画一排一排地传给大家看，然后说，这是一幅极好的漫画。
列宁嘲讽了祝寿词，并以此教育我们共产党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生在这方面是杰出的典范。
在这次晚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身体力行。他登上主席台，只是为了再一次提醒大家必须为贯彻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积极行动起来。这次代表大会是指引党，指引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去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大会，是确定工业和运输业近期任务的大会。
列宁讲得简短、明确。
“我们应当懂得，我们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无论如何必须执行，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要求我们比以往作更大的努力。”
“最后，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
[2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下主席台，我们都站起来，庄严地唱起了《国际歌》。
列宁很快就离去了，可是我们久久不愿散会。每个人都想谈谈无限敬爱、最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想交流交流对这位非凡人物、导师、领袖的感受。而我永远也忘不了喀普里普通渔民颂扬列宁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人！”
为了祝贺列宁五十诞辰，那天晚上，从土耳其斯坦给列宁运来二十车皮粮食。列宁把自己的礼物分给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儿童们，其中一部分拨给了泥炭釆掘工人。
1920年5月1日
根据中央的决议，1920年5月1日宣布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这一个春天的日子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紧张、最繁忙的一天。即使十分熟悉列宁非凡的工作能力和无穷无尽的精力的人，当他回忆起这一年的五一节，列宁到过很多地方的情景，也会感到惊讶！
早晨，列宁参加克里姆林宫的义务劳动，以后又到莫斯科河滨河大街出席劳动解放纪念碑的奠基仪式，还在美术博物馆观看了将建造的纪念碑的草图。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莫斯科河南岸区、巴乌曼区、布拉古什—列弗尔托夫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等地的群众大会，在每一区的大会上都讲了话。
听到列宁为纪念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而做的生动演讲的还有“三山”工厂的工人们，参加扎哥尔斯基俱乐部开幕式的劳动人民，烟草工人，铁路修配厂钳工等……
我很幸运，五年来常常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列宁在这一年五一节那样愉快，那样高兴。他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这使所有在他周围的人增添了一种特别的力量。
伟大的人物在成年时还常常保留许多童年时期性格上的特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保留了这种特点。列宁以一种童年的天真心情欢度这一个春天的日子——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列宁认为这一天是实现自由劳动的理想的开始。他对大街上、广场上瞭亮的歌声感到十分喜悦。他在这一天笑得很多，富有感染力，很愉快！
星期六义务劳动后，我们聚集在莫斯科河滨河大街参加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三时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这里。
“同志们！祝大家无产阶级的节日——五一好！”他向我们和所有站在附近的人祝贺，热烈地握手。离我不远的地方是原达尼洛夫织布厂的女工，她们欢乐地谈论着。看得出来，她们正在打算做什么。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她们打算唱歌！共青团员瓦利娅·米洛诺娃开始领唱。
使大家感到突然的是，列宁第一个跟着唱起来：
“我们的旗帜在世界上空飘扬……”
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老工人特罗菲莫夫笑着说：
“唉，有一架手风琴就好了。”
列宁听到了这话就说：
“战争一结束，图拉就不再生产枪枝了，可以生产手风琴和茶炊……”
奥斯特洛乌莫夫工厂的青年女工，共青团员娜塔莎·斯米尔诺娃走到列宁跟前问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战争快结束了，这很好，可是我们能活到共产主义吗？”
列宁仔细瞧了瞧她，回答说：
“是的，你能活到共产主义，而你的孩子们甚至不能设想，曾经有过这样时期——一个人占有很多房子、工厂、一切财富，而成千上万工人却无立身之处，甚至吃不饱……”
男女工人们把列宁紧紧地围起来了，谈话一刻也没有停过。我问：
“您在国外很多地方住过，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是怎样庆祝五一节的？”
“五一，这是工人团结的节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争取自由的节日，劳动解放的节日。可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总想把这一节日变成安宁的和平游行，没有阶级斗争的气味，手上拿着小旗，衣襟上插着红纸花，唱着歌，这不也是游行吗！”
列宁的眼睛讥笑地眯了起来，嘴唇露出笑意……
群众大会开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登上主席台，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列宁举起手，请大家安静。他的演讲声音传向远方：
“这个地方以前是沙皇的纪念碑，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了。资本家把劳动叫做自由劳动，然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他们，结果是自由地饿死。我们把这种劳动叫作雇佣奴隶制。我们知道，在目前艰难时期的条件下要很好地组织自由劳动和进行工作是不容易的。今天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不过，我们只要这样继续前进，就能建立真正自由的劳动。”
[27]
列宁讲话
听列宁讲话从来都是一种最大乐趣。他的话非常简炼易懂，充满热情，具有惊人的说服力。即使一字不差地速记下来，也只能表达列宁讲话的力量的万分之一。
二十年代初是我们苏维埃国家生活十分艰难的时期。当时我在莫斯科党委会工作，市委每周要在很多工厂召开群众大会，作形势报告。区党组织的领导人总是说，他们那个区的企业特别困难，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他们区去演讲。
通常，列宁事先谁也不通知，他将在那一次会上演讲。如果大会在俱乐部里开，他总是站在帷幕后面等发言人把话讲完，不打断别人的演讲。
最遗憾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上的讲话绝大部分都没有记录。速记员没有参加这些大会，当时有经验的记者很少。当时在场的人即使想记录列宁的讲话，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列宁讲话的速度很快，要准确地记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报上不是每次都刊登列宁演讲的消息，可是每次知道演讲的人却有成千上万。有幸聆听列宁讲话的人和自己的同志、朋友、亲人交谈体会，于是领袖的讲话内容就传开了。他的讲话经过一传再传后内容的准确性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列宁的思想、观点却成了广大群众的财富。我还记得工人们和我谈过听了列宁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后的体会：
“他讲的都是来自生活，怎么会不懂呢！”
“我们喜欢听列宁讲话。”
“好象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走路，每一个词都闪闪发光。”
不仅列宁的演讲十分精彩，他的插话、对问题的回答也很出色。列宁回答问题时，确切程度令人吃惊，两、三句话就把最复杂、模糊不清的问题说清楚了。
1921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次会议讨论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会议是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负责人谢姆科夫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早在尼古拉耶夫就认识他了，他是1908年从敖德萨派去组织港口工人罢工的。
他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生意是什么意思，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
列宁连忙回答道：
“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打仗吗？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管理国家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有谁教过我们安排和协调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呢？”
谁也没有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善于从向他提出的各种平平常常的问题中做出政治结论，作出深刻的概括。例如，就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总结发言时，又回到谢姆科夫的问题上来，他说：
“当有人对我们说‘在牢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从这些话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对目前我们党的斗争和活动的实际任务了解错了。而这恰恰是这样一种错误：把适用于‘冲击’的办法硬搬到‘围攻’时期来运用。谢姆科夫同志揭露了我们党的队伍里所存在的错误。必须认识和纠正这种错误。”[28]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团里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他详尽地论述了必须以粮食税代替征粮制的原因。
听了报告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委员，留着棕黄胡子的白俄罗斯人，坚决而大声地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去年就提过这个建议，可是谁也不理睬我……”
“去年，”列宁立即回答，“提这种建议的人应当枪毙！当时苏维埃政权正被敌人包围，十四个国家从四面八方进攻我们，这种建议意味着破坏对军队和城市的供应，这只能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每次讲话，他主持的每次会议，对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来说，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学。他教会我们列宁式的领导作风，教会我们要爱护和关心人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不容忍玩忽职责，游手好闲的人，他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憎恨官僚主义者。但是，谁也不会象列宁那样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使人相信自己的创造力。淳朴的人听了列宁的话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准备去进行各种斗争，迎接任何艰难困苦，为在地球上建立新的生活而去牺牲。
列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列宁那里我们可以寻找，并一定能找到当前最困难最复杂问题的答案。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是永无止境的，这一切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劳动人民能够理解的、感到亲切并十分珍惜的。
列宁的一生永远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是照耀着通向自由、和平和幸福大道的永不熄灭的明灯。
列宁缔造和培育了我们的党。我们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坚定地向前迈进，在列宁的旗帜下带领亿万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英勇奋斗。
载于《涅瓦》杂志1958年第4期第163—173页
[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页。——编者注
[3] 彼得·萨维利耶维奇·扎斯拉夫斯基（Пёт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Заславский，1890年7月2日——1967年2月22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敖德萨省委书记。1918—1919年任俄共（布）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9年4—8月任俄共（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1921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24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1935年任金融和银行业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8—1940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副总编辑。1940—195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国家仲裁员。1956年退休。
[4]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5] 菲利普·伊萨维奇·戈洛舍金（Филипп Исаевич Голощёкин，1876年2月26日——1941年10月28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成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主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家庭。1922—1925年任萨马拉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斯坦省委书记。1933—1939年任苏联首席国家仲裁员。1939年被捕。1941年遇害。1961年平反。
[6]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年5月2日——1935年1月25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斗争。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6年任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制定执行了苏联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病逝。
[7] 《列宁选集》第3卷第567页。——编者注
[8]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会议在第二苏维埃大厦召开（斯维尔德洛夫广场门牌四号乙麦特罗波尔旅馆）。——编者注
[9]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10]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
[11] 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 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12] 尼古拉·A·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А. Андреев，1890—1919），1918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契卡。1918年7月6日和布柳姆金一道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随后逃往乌克兰，试图刺杀斯科罗帕茨基，但未果，后一度靠近马赫诺运动，又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而离去。1919年因斑疹伤寒去世。
[13]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14] 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波德别尔斯基（Вадим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дбельский，1887年11月25日——1920年2月25日），出身于流亡革命者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法国。1907年回国。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5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20年因血液中毒逝世。
[15] 彼得·格莫根诺维奇·斯米多维奇（Пётр Гермогенович Смидович，1874年5月7日——1935年4月16日），1894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6] 马尔蒂什·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年12月16日——1938年2月11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7年流亡俄国。1915年被捕，在被流放途中逃往彼得格勒。1917年领导了彼得格勒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曾一度担任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1921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7—1928年任莫斯科土地测量研究所所长。1932—193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7] 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斯米多维奇（Соф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мидович，1872年3月7日——1934年11月24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图拉。190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基辅。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0年再次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图拉。1922—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妇女事务部部长。1931—1932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妇女工作和生活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逝世。
[18] 这所大楼现在是五一区少年宫。——编者注
[19] 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图佐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Кутузов，1885年5月16日——1937年8月16日），190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积极领导了纺织工人运动。1918—1927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27年以后从事行政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0]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21] 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22]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
[23]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4] 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米亚斯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1886年1月28日——1925年3月22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西北地区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局主席。1919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1922年任亚美尼亚工会理事会主席兼俄共（布）跨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25]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页。——编者注
[26] 同上第486页。——编者注
[27]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6页。——编者注
[2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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