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三卷）
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
弗·巴·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
这是1918年1月中旬的事情。我带领一支赤卫队从萨拉托夫来到彼得格勒。我在车厢旁布置好岗哨，并让全队同志自己支配时间，就去斯莫尔尼宫谒见列宁。一路上非常难走，到处是被风刮成的一堆堆的雪。看来，很长时间没有人打扫过。
斯莫尔尼宫到了。大门敞开着，门对面停着一辆装甲车，入口处的前厅有赤卫队员守卫。一群群工人、赤卫队员、士兵们兴奋地交谈着，来往匆匆，象两股洪流，忽而涌入大厦，忽而从那里流出来。我也汇合在这股洪流里。我走进一间办公室，秘书答应安排我同列宁同志会见，就上别处去了。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在明天代表大会会议休息时接见我。
这时候正在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到塔夫利达宫去参加代表大会。阿瓦涅索夫[1]同志和乌里茨基[2]同志正在主持发放代表证。乌里茨基看了我当选为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证件后，皱着眉头说：
“您怎么搞的……这么迟才来？”
“萨拉托夫情况复杂，党组织不放我来，如果不是急需经费，我现在也来不了。”
“您看，我们这些同志真可爱呀！”乌里茨基叫了起来，“我们这里一个一个地计算着我们自己的同志，焦急不安…… 而他们那里却说情况复杂……真不象话！”
我领了代表证，进入会议大厅。代表们挤满了大厅和休息厅。在代表中我遇到了曾经和我一起在区监狱和塔甘监狱坐牢的同志，一起流放的和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虽然我们在搞地下工作时己经彼此认识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说出各自真实的姓名，仿佛是重新相识似的。
马尔托夫[3]发言的时候，大厅里活跃起来，好象一阵劲风掠过原始森林的树梢。我开始寻找活跃的原因。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说：“列宁来了！”
伊里奇从旁侧登上了主席台，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几乎没有人再听发言人的讲话了。可以看出来，朋友和敌人都紧张地等待列宁讲话。
“现在请列宁同志讲话！”
大会的绝大部分代表都站了起来。参加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人们，以兴奋和肃然起敬的心情欢迎自己的敬爱的领袖。整个大厅充满着革命的气息，四面八方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
伊里奇挥动着一顶旧的黑羔皮帽子，但是这种强烈感情的流露怎能一下阻止住呢？！当然不可能。大厅终于渐渐安静下来，列宁可以讲话了。他用简洁而令人信服的言语还击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列宁撕下了他们发言中美丽词藻的伪装，揭露了他们全部卑劣的伎俩。列宁阐述布尔什维克党的明确立场，反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投降路线。他以显明的色彩描绘出了令人鼓舞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前景。
列宁讲话时，代表们情不自禁地向主席台挤去，越走越近，不肯放过伟大领袖的每一句话。一种非凡亲切的感情把我们大家和伊里奇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好象一股电磁波从他身上通向我们，又从我们身上通向他。当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无理叫嚷反对列宁讲话时，代表们都喝令他们停止吵闹。
在这些日子里，弗·伊·列宁接见了我。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长长的走廊的尽头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会客室，门旁有一个赤卫队员警惕地守卫着，不让没有通行证的人偷偷地进去见弗·伊·列宁。我有通行证，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隔成两小间。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上面散放着书籍、报纸、手稿，还有一块没有吃完的黑面包；两张沙发椅，还有两、三张木椅。列宁披着大衣坐在桌旁，正在写着什么，屋子里很冷。
说了几句问候的话后，我正想向列宁描述一番萨拉托夫事件的情景以表明必须满足我们的请求。但是，正象通常说的，还没等我开口，伊里奇已经问我：
“唔，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萨拉托夫农民怎么样，在你们那里这些人是很厉害的呀！”
他提出这个问题把我预定的谈话计划打乱了。列宁提出了许多问题：是否烧了很多地主庄园，是否能够指望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能供应粮食吗？为了把农民引导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萨拉托夫的布尔什维克做了哪些事情？
我告诉列宁，《土地法》从彼得格勒传到萨拉托夫半个月之前，我们颁布了自己制订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这对省农民代表大会决议的结果产生了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地笑了起来，高兴地搓搓双手，靠在椅背上，亲切地眯起眼睛说：
“这样做很好，你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消除社会革命党的影响。”
我回答了弗·伊·列宁的问题后告诉他，我这次来的目的是领取军费。他仔细听了我的陈述并建议我先去陆军人民委员部和尼·伊·波德沃伊斯基[4]谈一下。
“您去找他，如果谈不妥再来找我。”列宁说。
第二天我来到陆军人民委员部（当时设在莫伊卡街）。我告诉尼·伊·波德沃伊斯基，萨拉托夫情况危急，如果它被白卫军占领，顿河、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奥伦堡的哥萨克反革命分子就会结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可能向莫斯科进犯。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对萨拉托夫战略地位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当我提出拨给我们三百万卢布的请求时，他却回答说：
“您怎么想的？拨给全国的一共只有一千五百万。而萨拉托夫一个地方就要三百万！亏您说得出口！”
“这么说，您不打算拨给我们？”
“我不能给，不能给！要是二十万，最多三十万卢布还可商量。”
于是我就去见伊里奇，告诉他，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这将破坏我们在哥萨克反革命中心地区组织武装力量的计划。
“不要激动，”伊里奇安慰我说，并且立即亲笔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拿着，赶快去找波德沃伊斯基，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的。”
便条上写着，建议拨给我五百万卢布。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看了便条，茫然不知所措，他请求伊里奇改变这个指示，但是列宁没有改变。我们终于领到了款子。
我临走时，伊里奇给了我两项指示：首先要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弗·伊·列宁说，你们要把贫农组织起来，要巩固地团结中农。第二项指示是，要搞粮食，把粮食送到这里来，运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来。无论遇到多大困难这项工作一定要办妥。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部队举行暴乱[5]，占领了萨马拉，并组织了立宪会议委员会。整个伏尔加河一带出现了富农暴乱，部分中农也参加了。这时，我又被派来见弗·伊·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聚精会神地听取了我的汇报，然后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办？”
“坚决镇压富农暴乱。”
“应当这样做，不允许任何暴乱，哪怕是一点小骚动也要立刻制止住，要全力以赴肃清富农暴乱，否则苏维埃政权就会垮台。”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问我，动员参加正规军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农民对待动员参军的态度怎样。我回答说，动员工作总算还顺利。当然，要完成这项任务，还应当加紧做大量的工作。
列宁说：“你们好好干，好好干，只有当我们有了纪律严明的军队时，我们才能牢固地站住脚。”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因为1918年5月16日萨拉托夫卫戍部队中一些部队发生叛变，我又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叛乱是反革命势力向苏维埃共和国总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萨拉托夫叛乱的一般情况有所了解。但是向他汇报的情况不够确切，好象说萨拉托夫一度被敌人占领。事实上，不论当时还是以后，萨拉托夫从来没有落入反革命手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知道，萨拉托夫叛乱已由当地的力量解决了，而且如此迅速，无需中央援助了。
列宁赞同我们在镇压叛乱时所采取的策略，对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指挥部谈判，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进攻时我们采取的组织措施和宣传鼓动工作很感兴趣。我说，我给在尔提舍沃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指挥部拍去一份电报，没有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让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驻扎在萨拉托夫，而是郑重声明，如果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侵入萨拉托夫，我们的大炮就要开火。其实，我们的大炮当时还搁在仓库里，而且没有一个人会开炮。伊里奇听了我们的话高兴得笑了起来。他认为，我们没有听从托洛茨基关于让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驻扎的命令，这样做是正确的。
当时农村工作问题十分尖锐。那时贫农委员会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促进了农村的分化，控制了富农，把贫农组织起来了。但是贫委会在对待中农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其中包括征收一百亿紧急税款。1918年8月各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粮食委员会都收到电报命令：制止对待中农的过火行动。要注意，建立贫农委员会是为了和富农剥削分子进行斗争，在农村中占极少数的富农和农村中半无产阶级贫农之间存在一个中农阶层，苏维埃政权是不反对他们的。
1918年底，我来到莫斯科，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6]交换有关当地工作的意见，其中涉及贫农委员会的工作。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认为我了解的情况很有意义，把我们谈话的内容转告了列宁。列宁就要我去见他。
列宁问：“那么说，中农恼火了？”
我回答：“是的，……中农对贫委会把他们和富农混为一谈很生气，对没收了富农的一切却什么也不给中农很有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贫委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应当取消了。如果贫农愿意联合，那就让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进行集体耕种。列宁强调说，我们必须依靠贫农，把中农吸引到我们方面来。
1919年上半年，我担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当时这个委员部负责地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工作。
1919年4月图拉的军械厂、弹药厂和铁路枢纽站发生工人罢工事件，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感到不安，派我去图拉，弄清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经过了解，原来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利用城市粮食供应困难，煽动工人罢工。为了恢复这些对国防有重要意义的企业的正常秩序，逮捕了煽动罢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运了几车皮粮食到图拉。市的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了说服工作。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罢工停止了。生活重新走上了正规。
我从图拉回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我。我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他面色阴沉地听着，然后问我：
“工人们很长时间内得不到面包吗？”
“有好多天了。”
“这是我们的过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的错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全部精力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党的事业，他领导了千百万群众进行斗争。他无微不至地、深情而亲切地关怀每一个劳动者。显然，在他看来，没有所谓他不感兴趣的人，他能发现每个人身上可贵的东西。在列宁周围永远充满同志友爱的气氛。列宁从不突出自己的优越之处。人们和他交谈并不感觉到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位身居高位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们都把列宁作为能够无所不谈的，能够“推心置腹”的伟人和良友。他能理解你，教导你，给你指出行动的正确方向，鼓舞起你的创造力量。
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55年第4期第40—44页
[1]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2]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3]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4]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5] 指1918年5月底美、英、法帝国主义者策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乱。——编者注
[6]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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