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列宁隐藏在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家的经过
古·谢·罗维奥
绍特曼[1]来了，他极其神秘地对我说：
“党中央委托我安排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到芬兰来，还要替他们在这里找一个住处。”
“有一个姑娘为这件事到这里来过，我同她已经谈妥了严我答道。
“她做得不对，现在委托我把同志们安顿在赫尔辛福斯，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没有权利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绍特曼对我说。
“好。我愿意尽力协助。当然，谁也不会从我这里知道这件事，”我回答说。
绍特曼急着要送列宁来，我们就决定由他把列宁直接送到我家里，然后再替列宁找一个更合适的住处。
1917年4月初，工人组织选我当赫尔辛福斯的民警局长。后来，总督和枢密院根据各项法律批准我为“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高级助理”，警察局长是一个名叫冯·什拉德尔的中尉。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什拉德尔受不了资产阶级及其报刊天天对警察局（它几乎全由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成）的诬蔑和攻击，因而辞职了。于是，我当了代理警察局长，一直到1918年1月工人革命开始。
我在哈格涅斯卡雅广场（一号住宅第二十二号）有一个住处（一个房间和厨房）。当时没有谁上我的家来，我的妻子那时候又在农村，所以我们认为先让列宁住在我那里是最方便、最安全的。绍特曼甚至开玩笑说：
“等我回到彼得格勒告诉我们的人，说我让列宁住到了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的家里，他们知道后大概真的会感到惊讶和发笑的。我敢说哪一个克伦斯基[2]的鬼侦探也不会想到要上你家去査看一下。”
我同绍特曼约定：他先送列宁到拉提市，从那里打电话到赫尔辛福斯警察局找我。他们将从拉提到议员维克[3]的住处去，因为他并不住在赫尔辛福斯市内，而是住在一个别墅区里，靠近马耳姆车站。在这一切都经过周密考虑和再三斟酌之后，绍特曼就十分满意和高兴地离开了。
过了两天，我的电话铃响了。绍特曼从拉提市打电话对我说：“一切顺利。明天晚上我能到你那里。”
第二天，维克给我来电话，要求在晚上会面，因为有一个同志想见我。我把会面的时间定在晚上十一点钟，在哈格涅斯基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
我先到约定的地点等候。过了几分钟，有两个讲着法国话的人走到我跟前来。其中一个是维克，我跟他打了招呼。
“是罗维奥[4]同志吗？”另外一个同志向我伸过手来，用俄国话平静地问道。这是列宁，我头一回在这里见到他。我作了肯定的答复并握了握他的手。我们一起朝我的住所走去。这是在7月底还是8月上旬，我现在记不准了。我们先看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没有发现街上有什么人影，就登上五楼走进我的住所。
我觉得心情稍许有点紧张，因为突然间我成了列宁的房东。当然，我那时候不会料到四个月之后列宁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是由于每天看俄国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看到它们是多么注意列宁的“间谍活动”，所以我完全理解绍特曼的秘密活动，因此不能不感到有些紧张。何况由于职务上的关系，我几乎每天都要同克伦斯基的反间谍机关打交道，有时候还要同芬兰的总督，十月党人姆·姆·斯塔霍维奇[5]来往呢。
我沏好茶请我的“房客”喝。维克走了。列宁便问起如何能买到俄国报纸。我解释说：最牢靠的办法是每天晩上六七点钟到车站上去等从彼得格勒来的火车，这样就可以买到俄国报纸。
“您要每天上火车站去给我买各种俄国报纸。以后您还要通过自己的邮路安排信件传递，我们对官方的邮局信不过，”列宁开始给我下达指示。
这些事我都答应准确无误地去完成。我告诉列宁我有一个完全可靠的同志，是铁路列车上的邮递员，他往来于赫尔辛福斯和彼得格勒之间，在他的协助下我能够安排好秘密邮件的传递工作，只要告诉我把信件送到彼得格勒的什么地方去。
当列宁问明白了开展工作所必须了解的全部情况之后，就要我去睡觉，而他还要继续工作一会儿。虽然时间己经很晚了，而且又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住处，但是列宁还是安心地在桌边坐下，拿起俄国报纸翻阅起来，接着又开始写东西。我不知道他写了多久，因为我睡着了。早晨，我大约在九点钟起身。我望了望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写着《国家与革命》这个标题的簿子。列宁还在睡觉，我就上班去了。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家里的时候，列宁对我说：
“我看了您的书橱。您有许多好书，我正用得着。”
后来他要我替他买鸡蛋、黄油等东西。我提出到我日常用餐的合作食堂里去买午餐回来，但是他坚决不要，说他会在煤气灶上烧开水沏茶和煮鸡蛋，别的就不必了，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报纸。所以报纸请您不要忘记，”他对我说。
我到火车站买回了一叠报纸。我们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晚上我在火车站等候邮车，买回各种报纸带给列宁。他很快地读完这些报纸，然后就动手写文章，直至深夜。第二天，把文章交给我转送到彼得格勒。白天他自己做饭吃。
列宁在我家住了一个半星期左右，后来维克替他在乌塞尼乌斯同志那里另外找到了一个住处。深夜，我们把列宁送到那里去。可是过了几天我不得不又把他接回我家来住，因为列宁住的那个寓所的主人突然回来了，所以他不能再住那里了。
当列宁在我家又住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捷列附近的一个没有子女的工人布·[6]的家里另外找了一个住处。我不想讲出这个同志的真实姓名，因为他在芬兰革命遭到镇压以后被捕并被判处枪决，至今我不知道他是否已被杀害。这个同志让出一间房间给列宁使用，他的妻子做饭烧菜，总之千方百计照顾列宁，使他一切感到方便。列宁对自己的住处，对自己的房东感到十分满意。
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把报纸送去，把要发出的信件带回来。我还充当列宁和房东的翻译。房东因为不能同列宁直接交谈而感到十分遗憾。列宁不会讲芬兰话、瑞典话，所以也感到遗憾。他还说现在学芬兰话对于他已经太晚了。在这里，列宁度过了他在赫尔辛福斯余下的全部时间，大概住了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到9月底或10月初他才返回维堡。[7]
时间过去了五年，现在再来回忆列宁在赫尔辛福斯地下活动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的详细情形，有许多事情我已经忘记了。至今还能记得的仅仅是我们日常见面时的一些不连贯的，但印象最深的情景和事情。
列宁恰恰是在工人组织通过决议邀请他来参加他们的节日的时刻，生活在芬兰工人阶级中间。事情是这样的：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各工人组织在芬兰各地举办传统的劳动节日活动，而活动的纯收入上缴芬兰中央工会组织。
那时在赫尔辛福斯有一个举办节日活动的委员会，还在七月事变以前就决定邀请列宁在节日里发表演说。为了这件事，当时委托我起草一封邀请信寄给列宁。我写好信，但是还未来得及发出，列宁就成了我的“房客”。有一天，我拿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告诉他这是个什么节日。列宁笑了笑，说道：
“我目前不得不停止演说。是呀，节日快到了，不过这件事让我们等到下一回再说吧。”
当时有个“财务”问题要解决。这并不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没有钱，但可惜他带的是俄国的钞票。由于俄国货币不断地贬值，而芬兰马克的行情跌得不那么快；此外，还由于有人拿俄国钞票进行投机，赫尔辛福斯的银行给每一个人兑换的俄国钞票以十个马克为限。我一天光是买报纸就不止花这么些钱。我自己无法兑换到足够的钱，而且身为警察局长每天去兑换俄国钞票也显得不方便，因为所有兑换货币的人都被当作投机商看待，整个报界都在制造舆论反对他们。
怎么办呢？怎么解释我手头有大量俄国钞票？我找了局里的一些自己人，解释说我接受了党委托的一个秘密任务，需要把俄国钞票兑换成芬兰钞票，因此要他们帮我忙。“以后我会给你们说明白的，而且你们的名字将因此载入史册，”末了我开玩笑地说道。结果我一下子就派了五个同志去兑换钞票，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财务危机”也就顺利地消除了。
有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赫尔辛福斯吗？当时住在芬兰的俄国同志中只有斯米尔加[8]知道。列宁在我那里住下之后，就要我把斯米尔加找来见他。我上斯米尔加那里走了一趟，把他领到我的住处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问了他有关水兵和卫戍部队的情况，也问了报纸和印刷厂等事情。芬兰同志中只有象曼纳[9]、库西宁[10]这几个中央委员知道，因为我告诉了他们，并且安排他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了面。曼纳那时候是议会的议长（或是主席）。有一天，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了马车上他家去。谈话有时用德语，有时用俄语；至于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是关于反对军事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反对军事化是小国的普遍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军事化造成的重负小国承受不了。但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反对军事化是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工人应当参军去，应当学习军事并且要把军队夺到自己手里来，因为没有军队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库西宁会见列宁恰好是在列宁动身返回维堡之前。谈话全部用德语进行，因此我这个不懂德语的人就把人家讲给我听的这次谈话的内容一古脑儿给忘记了。
绍特曼来过几次。他给了我几个送信的地址，总之，他在安排同彼得格勒的通信。有一次，好象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发生之后，他跑来对我说：
“你可知道，四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当我们的总理了，”接着他就陈述起理由来了。
当我们到了伊里奇那里时，他就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四个月之后您就要组阁了，您将出任总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详细询问了一切情况。
不记得是绍特曼还是斯米尔加讲到了臭名昭著的民主会议，称它为泥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这次会议上讲的全是废话，说应该带领士兵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把这个迂腐的泥潭里的一伙人全部逮捕起来：他们已经说够了废话。他狡黠地笑着问道：这件事情能不能想个办法出其不意地办成？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1]来过列宁这里一次。[12]列宁画了一张上他那里的地图，放在信里寄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照着这张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赫尔辛福斯来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
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我们党的影响的加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渐感到在赫尔辛福斯呆不住了。要更了解事变，要更靠近彼得格勒。有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他想去维堡，要我给他搞一个假发、画眉用的油彩、身份证，并在维堡安排一个住处。
我就去执行任务了。在报纸上我找到了一个剧院理发师登的一则广告，便打电话向他询问订购假发的事。他说要本人亲自去，量过尺寸就可以制作任何一种发型的假发。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我们尽量拣偏僻的街道走，来到了符拉基米尔街。我们走进一家理发馆。理发师原来是一个年老的彼得堡人，他在那里的玛丽娅剧院里做事，是这方面的行家。他给我们讲他如何让那些公爵、伯爵、将军和其他男男女女的贵族“变得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假发什么时候能做好，他说要两星期以后，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手艺活儿。这怎么成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过两天就要走的呀。
“你们是不是有现成的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理发师量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部尺寸，问需要什么颜色的假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假发里要掺杂有白发，大致要让他象个六十岁的人。可怜的理发师吃惊得差点晕倒。
“您这是怎么啦？您还那么年轻，要知道您还没过四十岁呢。您要买这样的假发干吗？您还没有白头发呢。”理发师绘声绘色地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过早地让自己扮成老年人的样子。他不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还是劝了好久，说不要买有白头发的假发。
“我买哪一种假发对您不都是一样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
“不，我想使您保持年轻的外貌，”理发师又劝说开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看了看橱窗，发现那里有一个有白头发的假发，就请理发师给他试试。理发师带着责备的神情拿出假发给他试戴。这个假发倒还算合适，只要稍微拆拆，改缝一下就行了。理发师答应明天早展前做好。次日，我们又去那儿，假发已做好。我们试了试，完全适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形。理发师交代清楚了如何戴假发，我们付款后就告别了。我想这个理发师至今还会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惊讶，而且说不定正在给自己的顾客讲述这个怪人的故事：他本来可以让人当作一个青年人，但硬是要让人看成是个老头儿……
次日，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时，他告诉我他在学戴假发。他戴上假发，问道：
“瞧，怎么样，看得出来我戴的是假发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说道：
“不知道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同志搞到了画眉毛用的油彩和芬兰人的身份证，我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使用。在维堡的住所，我是请议员胡顿宁找的。当一切准备就绪和安排妥贴之后，我就辞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被送到维堡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再从那里送往彼得格勒。地下状态的生活结束了……
要详细描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断，就不能不说明一下他的个性。有一个古老的真理是人所共知的，说是一个人的性格在患难中表现得最充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最黑暗的时期里，即在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统治的日子里，是怎么样的呢？
惊人的镇静和沉着。当时在外面随时会遭到逮捕，而他一到我家，在写字台旁坐下就开始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是在赫尔辛福斯写完了自己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在赫尔辛福斯的整个时期里我没有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丝毫的急躁不安的情绪。他的情绪始终很好。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就打心底里笑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干起工作来是定时的、耐心的。工作完成后，他才出去走走，散散步。有时候在晚上，我们摸黑走上街去，在城里散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了以后，他对我说：
“明天您不用到我这里来了，我会到您的住所去取报纸的。”
的确，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从捷列穿过大公园走到哈格涅斯卡雅广场，来到了我的住所。
我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任何情况下对事态都保持着清醒的估计。他的意志不是铁一般的（看来这样说还不够），而是钢一般的坚强。他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没有按时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批评我说：
“您是怎么啦？为什么没有完成？”无论我如何辩白，他总坚持自己的意见，一直要到按他的要求全部完成为止。
至于说到个人的需求，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是异常的俭朴。关于这方面甚至连敌人对他也无可非议，无可指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倍受敬爱、富有魅力的人。他是个彻底的革命家。
载于《论列宁》（回忆文集）第1册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作序和编辑1925年莫斯科第2版第111—119页
[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отман，1880年8月25日——1937年10月3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副邮电人民委员。内战期间曾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乌拉尔—西伯利亚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最高经济理事会主席。1923—1924年任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2]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3] 卡尔·哈拉尔德·维克（Karl Harald Wiik，1883年4月13日——1946年6月29日），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曾于1911—1918年任芬兰议会议员。1917年七月事变后协助列宁流亡芬兰。芬兰革命期间是临时革命政府成员。芬兰独立后，于1922—1929年、1944—1946年任国会议员。1940年因反对芬兰与苏联开战而被开除出党。1941年被捕。1944年获释，同年联合芬兰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芬兰人民民主联盟（Suomen kansan demokraattinen liitto; SKDL）。1946年逝世。
[4] 古斯塔夫·谢苗诺维奇·罗维奥（Густав Семёнович Ровио，1887年1月11日——1938年4月21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芬兰，加入了芬兰社会民主党。1913—1915年任芬兰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二月革命后任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芬兰革命失败后流亡苏俄。1920—1926年任彼得格勒国际军事学校专员、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列宁格勒分校校长。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9—1935年任联共（布）卡累利阿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5]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霍维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тахович，1861年1月8日——1923年9月23日），俄国诗人。1892—1908年任地方自治局议员。1904—1905年期间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参与起草了“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1917年期间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31日至9月17日担任芬兰总督。1917年9月17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驻西班牙大使。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1923年死于普罗旺斯。
[6] 弗·伊·列宁住在火车司机阿尔杜·布鲁姆克维斯特家里。——编者注
[7] 弗·伊·列宁在9月17日（30日）返回维堡。——编者注
[8]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 库勒沃·阿喀琉斯·曼纳（Kullervo Achilles Manner，1880年10月12日——1939年1月15日），出身于牧师家庭。早年担任报纸编辑。1905年革命后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0—1918年任芬兰议会议员。1917年任芬兰议会议长。芬兰革命期间，于1918年1月27日至5月16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革命失败后流亡俄国。1918年8月发起成立芬兰共产党。1920—1935年任芬共主席。1935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后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在流放地病逝。1962年平反。
[10]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1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2]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过赫尔辛福斯弗·伊·列宁那里两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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