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关于伊里奇
罗·萨·捷姆利亚奇卡
要完整地谈论伊里奇，那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想通过他一生中的某些并不连贯的事件来谈论他则显得更难。他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坚韧不拔的人，在他身上有着整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意志和智慧。他的思维的钢铁般的逻辑性，他的一举一动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的连贯性，这位伟人整个一生的协调性，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对列宁最初的回忆，要追溯到我们党的《火星报》时期。1901年，我在敖德萨担任《火星报》代办员，曾被召去国外，不知是到苏黎世，还是到伯尔尼去汇报《火星报》在敖德萨开展工作的斗争情况。那时，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伊里奇对一个新来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他在考察您，却又使您感到他的独特的委婉和亲切。后来我又清楚地了解到，伊里奇是怎样窥测他思想上的论敌的；他不仅善于击退向他进攻的敌人，而且也善于摆脱一切萎靡不振、动摇不定以及在战斗的烽火中往往会比敌人造成的损失还要大的一切东西。
我回忆起在伊里奇家里喝茶和进餐的那间无比整洁的厨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忙着做家务，一面迫不及待地向我多方询问俄国的情况，仔细地了解斗争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个人同列宁初次会面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当他提出两三点意见后，组织问题上斗争的前景就在我眼前豁然开朗了，最模糊不清的斗争形式也变得具体了。那时我就认识到，伊里奇对工人运动了解得多么透彻；在这个基础上，他对革命斗争的伟大前景作了多么精辟的预言。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我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作遭到失败，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第二次来到列宁那里。这一次我和伊里奇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因为我和谢·伊·古谢夫[1]被派往布鲁塞尔去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但是，那几次会议（伊里奇在会上给我们阐述了代表大会工作的实质）清楚地表明了不可避免的分裂景象。由于我们明确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对党的重要性，因此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生活显得十分紧张。那时，在我们未来的敌人中间正在酝酿着一条路线，这使伊里奇感到十分担忧。为了使我们的队伍能及时作好迎接即将面临的斗争的准备，他以特有的顽强的干劲去做组织工作，解释工作，说服工作。只有后来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时候，我看到他又是那样的操心。
在那些日子里，伊里奇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亲切、殷勤、和蔼的同志，而且他十分注意俄国的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前夕的那段时间里，伊里奇对一切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的东西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以他那钢铁般的逻辑力量的大锤严加抨击，这样，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布尔什维克的始终如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得到了锤炼。谁也不会象列宁那样善于无情地指出一切对革命有害的或者是不利的东西，同时又极为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去解释、证实和汲取一切有生命力的、为斗争所必需的东西。
我记得，伊里奇的演说曾经给我们的敌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伊里奇的驳斥所作的回答软弱无力，这说明伊里奇钢铁般的、无可批驳的逻辑力量使他们的思想都凝滞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和盂什维克对我说过，后来伊里奇的其他论敌也对我说过，在伊里奇作了简单明了的发言之后，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用来重新组织在他发言时被打乱的思路。
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先是在布魯塞尔举行的，但当局动用警察迫使我们迁移了。于是我们来到伦敦。我已记不清楚，是在去伦敦途中还是从伦敦去日内瓦途中，我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轮船象一片叶子一样在海面上颠簸不定。我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晕船晕得很厉害。伊里奇把他那顶常戴的帽子低低地压到前额，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不时地向船舱内张望，想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同志说，伊里奇只不过是在硬撑着，实际上也是需要躺下的。他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不知是同一次还是在另一次旅途中，也是轮船在摇晃时，我看见他站立在甲板上。我们都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被拴在圈椅内，用方格毛毯裹着身子，而伊里奇则坚决拒绝这种做法。此刻在我眼前又出现列宁那结实的体形，他在同风浪搏斗，偶尔还向水手问些什么。
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党内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就连广大党员群众亦已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时期我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因为这届中央委员会在加尔佩林[3]（小马）、约·费·杜勃洛文斯基[4]（英诺森）和列·波·克拉辛[5]的压力下，在维尔诺会议上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后来我被召到日内瓦去参加会议。我同党员群众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严密的组织工作和果断的行动还是心中有底的，然而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多少有点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胆怯，生怕伊里奇会批评我过于任性地擅自退出中央委员会。尽管伊里奇身在日内瓦，但他却能对远方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的力量和打算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伊里奇大大地鼓舞了我对胜利的信心。几天之后，我又满怀信心地回俄国去了。虽然在我回国之前调和派分子已经到各地委员会去游说过，但这些委员会都相继表示同意二十二人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的，它对俄国各组织的态度了如指掌。在日内瓦小组会议上打算成立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终于付诸实现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全胜，这说明，群众是无条件地跟随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6年3月底，我们因莫斯科组织案被监禁在狱中的时候，得知伊里奇来到莫斯科的消息，大家万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十二月起义之后有些同志悲观失望，列宁一定会鼓起这些同志的士气的。然而我们大家立即缄默起来，不走出牢房，相互间都不敢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多么为列宁担心。有一次会议被破坏了，列宁险遭逮捕，不记得是伊里奇安全地离开了开会地点，还是他还没有到达会场。要是他被捕，一定会使组织陷于绝望的境地。
我想谈一谈1907—1908年后的困难时期来结束对伊里奇在地下活动时期的回忆。那时是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时期，知识分子脱离党的时期，以及存在其他困难情况的时期。1909年末，我不得已离开巴库前往巴黎，当时巴库的工人群众在同灾难深重的年代进行殊死的斗争中已经找到了出路。伊里奇听我谈到巴库的情况，谈到巴拉汉内工人正在逐步明确如何肃清取消派分子，以及斯大林组织大家摧毁了孟什维克从而保证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听了非常高兴。然而我却从未见过伊里奇象当时那样的焦虑，那样的消瘦。孟什维克的诽谤，许多亲近者的离去，以及从俄国传来的坏消息使他过早地衰老了。我们这些十分接近他的人心疼地眼看这位巨人的背向前弯曲了，体力衰退了。巴黎的侨民对他进行诽谤，使他的周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列宁尽管体力减退了，但他仍然以同样坚定的信心和热情继续进行解释、证实和劝说，丝毫也没有动摇对工人阶级未来的胜利所抱的信念。由于过度疲劳和心情沉重，我得了重病，于是准备回俄国去。那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伊里奇对患病同志的关怀。十月起义胜利后，列宁成为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许许多多的同志也都切身感受过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我动身回俄国的时候，伊里奇谆谆嘱咐我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万分重视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可是我痛苦地意识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我做比较基层的工作了。不过，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党面临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还想谈一谈伊里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他对人有异乎寻常的鉴赏力。
1918年，伊里奇突然来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在莫斯科）。各企业的党代表聚集在那里。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当时讨论了组织征粮队的问题。我在作报告的时候，觉察到大厅后边有人在走动，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忽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伊里奇悄悄地走进会场，已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但是人们还是把他认出来了。
当开始对报告交换意见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动人的场面。工人们感到有自己的亲人、无限敬爱的人在场，于是争先恐后地要在他面前倾诉自己的心里话。他们的发言非常有意思。然而知识分子（当时他们在莫斯科河南岸区相当多）却胆小怕事，他们的发言反而比平时大为逊色。为了一字不漏地听取工人们的发言，伊里奇往前坐近些，用手撑着一只耳朵；同时他还轻声地同我交流感想和看法，并要求我把他认为适合担任征粮队领导工作的工人的名字记下来。顺便提一下，伊里奇在那次会议上特别注意到一位做面包的老工人，这个工人有条有理地叙述了他对组织征粮队和跟农民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后来，这位同志在粮食战线上做了大量工作，最后以身殉职——在一个乡村里富农把他折磨死了。莫斯科河南岸区的面包工人用这位丘奇科夫爷爷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一个工人俱乐部。
伊里奇离开会场的时候，感到特别满意。我送他出去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这样心情舒畅了。
1918年末，我第一次从前线（北方战线）回来，迫切希望向伊里奇汇报一下对前线的感想，谈谈才组织起来的红军的情况和前沿地带的生活情况。伊里奇向我提了几个问题之后，就谈了他对前线形势的看法和对前景的估计；他谈得那么清楚，仿佛他曾经到过前线，而我一直呆在莫斯科似的。
载于1940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第4版
[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列夫·叶菲莫维奇·加尔佩林（Лев Ефимович Гальперин，1872年3月3日——1951年？月？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2年期间在《火星报》工作。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期间首先攻入莫斯科杜马。1917年6月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其后的情况不详。
[4] 约瑟夫·费多洛维奇·杜勃洛文斯基（Иосиф Фёдорович Дубровинский，1877年8月26日——1913年6月1日），1893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年被捕，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13年在流放地逝世。
[5]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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