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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1916年7月）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先驱”第2期（1916年4月《Vorbote》第2期）上刊载了拥护民族自决和反对民族自决的两个提纲，一个是以我们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一个是以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机关报“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读者在前面可以翻到转载的前一提纲（见《列宁全集》22卷第137－160页，——编者注）和翻译的后一提纲[1]。在国际范围内，这个问题这样广泛地提出来，几乎还是第一次。20年以前（1895—1896年），即1896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伦敦代表大会以前，代表三种不同观点的卢森堡、考茨基和波兰独立拥护者（波兰社会党）曾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NeueZeit》（《新时代》——编者注）上讨论过，但是在这次讨论中，仅仅提出波兰问题[2]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只有荷兰人和波兰人还多少系统地讨论过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先驱”杂志能够推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来讨论这个目前如此迫切的问题。无论是直接拥护“自己”政府的普列汉诺夫、大卫之流所代表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暗中维护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分子（包括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所代表的正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竟撒谎到这种程度，以致在很长时期内，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拚命装聋作哑和迥避问题，而另一方面，工人则必然要求对“棘手的问题”给以“直接答复”。关于国外社会主义者之间各种观点的斗争经过。我们将尽力及时地报导给读者。
而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个问题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争论是1903年和1913年争论[3]的继续；这个问题在战争时期曾经在我们党员中引起某些思想波动；由于像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样著名的格沃兹迭夫的或沙文主义的工党领袖们采取诡计来迥避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化了。因此，对国际范围内已经展开的这种争论作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总结，是很必要的。
从提纲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波兰同志就我们的某些论点；如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论点，对我们作了直接的答复。但他们大部分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答复我们的，同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论断。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间接的和直接的答复。
1．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
我们曾经肯定地说，要是拒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却回答我们说：“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的论敌反驳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消灭任何民族压迫，因为它正在消灭造成民族压迫的阶级利益” ……这种关于消灭民族压迫的经济前提的谈论有什么必要呢？在很早以前，在争论政治压迫形式之一，即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疆界以内的问题时，这个前提就是尽人皆知和无可争辩的。这简直是企图规避政治问题！而下面的这些议论愈发使我们相信这一估计；“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会有经济政治单位的性质。它大概只有文化和语言单位的性质，因为社会主义文化范围的地域划分（既然这种划分仍将存在）只能按生产的需要来进行，并且这一划分问题当然不应当由掌握自己全部政权的个别民族来单独解决（像“自决权”所要求的那样），而应当由一切有关的公民来共同确定……”
后面这个关于共同确定而非自决的论点，波兰同志非常欣赏，甚至在他们的提纲里重复了三次！然而再三重复并没有把这个十月党人的反动论点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论点。因为所有反动分子和资产者都是使被强制留在本国疆界以内的民族在下议院内享有“共向确定”国家命运的权利的。威廉二世也使比利时人在德国下议院内享有“共同确定”德意志帝国命运的权利。
我们的论敌竭力逃避的正是值得争论的，即专门提出讨论的分离权的问题。这是可笑的，甚去是可悲的！
我们在前一提纲中已经说过，要解放被压迫民族，首先要在政治方面实行双重改革：（1）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这一点没有争论，这只同国内发生的事情有关；（2）政治上的分离自由（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7页，——编者注）。这同确定国界有关。只有这一点是值得争论的。可是正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论敌却默不作声。他们无论对国界问题，或者甚至对一般的国家问题，都不愿加以考虑。这是类似1894－1902年的旧经济主义的某种“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旧经济主义曾经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因此政治问题无关紧要。帝国主义已经胜利，因此政治问题无关紧要！像这种非政治的理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
马克斯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前一提纲中特意着重指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在我们的论敌没有用某种“非国家”的新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以前，他们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不谈国家（也就是说不谈确定国界问题！），而谈“社会主义文化范围”。也就是故意在这方面选择一种不明确的说法，来抹杀有关国家的一切问题！这是一种可笑的推论：如果没有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国界问题。那时也就不要什么民主政治纲领了。国家一旦“消亡”，共和国也就不再存在。
我们在提纲第5节（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页。——编者注）中曾提到德国沙文主义者连奇的文章。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证了恩格斯的“波河和莱茵河”一文中一段有趣的话。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说道：“富有生命力的欧洲大民族”在吞没许多没有生命力的小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疆界愈来愈靠居民的“语言和感情”来确定。恩格斯把这种疆界叫作“自然疆界”。[5]大约在1848－1871年，在欧洲进步的资本主义时代，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反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愈来愈经常地打破这些按民主方式确定的疆界。现在有种种迹象说明，帝国主义要把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不够民主的疆界，许多兼并的地方，留给代替它的社会主义。那怎么办呢？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恢复和彻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绝接民主方式确定国界吗？难道不愿意考虑居民的“感情”吗？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能使人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滚向“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
旧的“经济主义者”嘲笑马克思主义，他们告诉工人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经济”才重要。新的“经济主义者”或则认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民主国家将没有疆界（类似没有物质的“感觉”综合），或则认为疆界将来“只”根据生产需要来确定。实际上，这些疆界将按民主方式，即依照居民的意志和“感情”来确定。资本主义强制这种感情，从而给各民族的亲近增加了新的困难。而社会主义则是组织没有阶级压迫的生产，保证国家全体成员的福利，从而为发挥居民的“感情”提供充分的余地，正因为这样才促进和大大加速各民族的亲近和融合。
为了使读者摆脱这个笨重的“经济主义”休息一下，我们援引一个没有参加我们争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论点。这位著作家便是奥托·鲍威尔，他也有自己的“小小论点”，即“民族文化自治”，但是，他对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却说得很对。例如，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第29节里，他极其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政策被民族的观念形态掩盖起来了。在第30节“社会主义和民族原则”里，他说：
“社会主义公社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好多民族强制地包括在自己的组成内。试想想看，对于一个拥有全部民族文化财富的，充分利积极参加立法和管理工作的、并且配备有武装的民族，是不是能够强制地使它服从异族的社会机构的统治呢？任何国家权力都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由于机构的巧妙，现在的人民军队同从前的骑士军和雇佣军一模一样，仍然是一定的人物、家族、阶级手里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公社的军队只能是武装的人民，因为这支军队是由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自愿地在公共的工厂里工作，并且完全参加国家各个方面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异族统治的任何可能性都会消失。”
这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要买行社会主义。然而，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完全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完全自由，才能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同样地，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彻底铲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亲近和融合，结果使国家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我们的波兰同事却错误地离开了它。
2．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制能不能“实现”？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对民族自决的一切论争，都是建立在民族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这个论据上的。远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里，我们火星派就嘲笑过这种理由，并且说明这是在重复（想起来真令人可悲）“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我们在自己的提纲里特别详细地谈到这个错误，正是在这一点上包含了整个争论的理论基础，而波兰同志不愿（或者不能？）答复我们的任何一个论据。
应该通过经济分析来证明自决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用经济分析来证明禁用机器或使用劳动货币等是办不到的一样。谁都不想作这种分析。谁都不会武断地说。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可以，“例外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劳动货币”；不像一个小国在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期，可以例外地甚至不经过战争和革命就实现那不能实现的自决一样（1905年的挪威）。
一般说，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可能形式（虽然在理论上对“纯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正常形式）。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各种政治形式下发展的，并且使所有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因此，说民主的一种形式和一个要求“不能实现”，在理论上是根本不正确的。
波兰同事对这些论据都没有答复，这就使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的争论已经结束。可以说，为了明确起见，我们作过极其具体的断言：波兰恢复独立的“可能性”现在是取决于这次战争的战 略等等因素，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可是没有答复！
波兰同志只是重复显然不正确的断言（第2节第1条），他们说：“在合并异族地区的问题上，政治民主形式已被消除；公开用暴力来解决……资本决不会让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国界问题”……
似乎“资本”能“让人民”来选择它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或者说，像废除君主建立共和、废除常备军建立民警等有关民主的重大问题，似乎不“公开用暴力”也完全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波兰同志主观上原想“加深”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这样做完全失败了。客观上，他们所说的不能实现这些话，正是一种机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说明：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正像在帝国主义制度下，整个民主、民主的一切委求都“不能实现”一样。
波兰同事只有一次，即在第2节第1条末尾谈到亚尔萨斯问题时，抛弃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立场，对民主的一种形式的问题作了具体的答复，而没有作“经济上”的一般引证。但是 这种做法恰恰是错误的！他们写道：如果一部分亚尔萨斯人不征求法国人的意见，就“强迫”他们接受把亚尔萨斯并入法国，而一部分亚尔萨斯人又倾向于德国人。这样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险。这是“分立主义的、非民主的”做法！！这种混乱思想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自决的前提（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已经在提纲里特别强调过）是有同压迫国家分离的自由；并入某一国家的前提是得到该国的同意，这在政治上“通常是”不讲的，正像在经济上不说资本家“同意”取得利润或者工人“同意”取得工资一样！这种说法是可笑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在谈到亚尔萨斯问题时，应当攻击那些不为争取亚尔萨斯的分离自由而斗争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恶棍，攻击那些并不反对用暴力合共整个亚尔萨斯的法国资产 阶级的法国社会主义的恶棍；攻击那些恶棍，是因为他们都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害怕成立一个分离出去的即使是很小的国家；并且必须指出，承认自决的社会主义者怎样才能在几个星期内解决问题而不违反亚尔萨斯人的意志。如果不这样做，而谈论什么法国的亚尔萨斯人“强迫”法国合并的可怕危险，那简直太玄妙了。
3．什么是兼并？
这个问题在我们提纲第7节（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5一147页。——编者注）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波兰同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避而不谈，却强调说（1）他们反对兼并，（2）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这当然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是另外一些问题。要是我们多少还关心我们的原则在理论上的周密性及其明确性，既然在我们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中运用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能回避什么是兼并这个问题。在集体讨论中会迥避这个问题，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放弃立场。
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经说明了。因为“反对兼并就是承认自决权”。兼并的概念通常含有（l）暴力的概念（强迫合并），（2）异族压迫的概念（合并“异族”地区等等），有时含有（3）破坏 status quo（现状——编者注）的概念。这几点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指出，这些意见并没有受到批评。
试问：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笼统地反对暴力呢？显然不能。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兼并并不是因为兼并是一种暴力，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同样地，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赞成status quo。不管你们怎样打转，总退避不了这个结论：兼并是违反民族自决，是违反居民意志来确定国界。
反对兼并就是赞成自决权。“反对把任何民族强制地留在某个国家疆界以内”[我们在提纲第4节里（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编者注）也特地用了这种意思相同而措词略有改变的说法，而波兰同志在这里对我们的答复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在自己提纲第三节第4条开头就声明他们“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赞成民族自决。
我们不想作字眼上的争论。如果有一个党在它的党纲里（或者在人人都应当执行的决议里，问题不在于形式）说，它反对兼并[卡·拉沙克在《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用过“反对新旧兼并”这样的字眼。]，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它的国家疆界以内，那末，我们就会宣布我们同这样的党在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抓住“自决”这个字眼，那是愚蠢的。要是我们党内有人想用这样的精神来改变我们党纲第9节的字眼、说法，那我们认为同这种同志的意见分歧完全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的口号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理论上的周密性。
特别是现在，由于战争的关系，兼并问题的重要往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然而在口头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在报刊上没有看到这种说法）：对某件坏事提出抗议，并不一定等于承认排斥这种坏事的正确概念。这种说法分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显然在任何报刊上也不会出现。如果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宣称它“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内”。那末，当它一旦执政，它就必须这样做。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明天兴登堡对俄国取得一半胜利，而这个一半胜利表现为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因为英、法两国想要稍微削弱沙皇政府），这从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经济规律来看，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如果后天社会主义革命在彼得堡、柏林和华沙取得胜利，那末，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将同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一样，不再把乌克兰人“强制地留在”“波兰国家疆界以内”。如果“工人报”编辑部的成员参加这个政府，他们无疑会牺牲自己的“提纲”，从而推翻“自决权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如果我们认为不是这样，那我们提到日程上来的，就不是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同志股的讨论，而是像对待沙文主义者那样，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
假定我到欧洲任何城市的街上去当众声明，以后又在报纸上声明，我“抗议”人们不让我买人作奴隶。那毫无疑问，人们有权利把我看作一个奴隶主，或者看作奴隶制的原则或制度（随便那一种）的拥护者。虽然我对政策制的同情是表现为抗议的反面形式，而不是正面形式（“我赞成奴隶制”），但这是谁也欺骗不了的，政治“抗议”完全等于政治纲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如果再说明这一点，那就甚至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我们坚信，要是在第三国际里，不再让那些把政治抗议和政治纲须分开并且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等等的人有立足之地，那我们至少不会遭到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我们不是说一切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因为那里还有马尔托夫和其他考茨基分子）的“抗议”。
我们不愿在字眼上争论，我们坚决希望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尽快地正式提出取消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党纲以及国际纲领（ 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第9节的建议，并对有关“新旧兼并”和“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内”的政治思想提出自己的定义。我们现在谈下面一个问题。
4．赞成兼并还是反对兼并？
波兰同志在自己提纲的第1章第3节里极其肯定地声明。他们反对任何兼并。可惜，我们在同一章的第4节里又遇到一种不得不认为是兼并主义的论断。这一节是从下面这句……如何说得温和些呢？……奇怪的话开始的：
“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内的出发点是反对任何的保卫祖国，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和掠夺异族的权利。”……
这是什么话呢？这怎样理解呢？
“反对兼并的出发点是反对任何的保卫祖国”但是要知道，任何民族战争和任何民族起义都可以叫作而且至今一直普遍地叫作“保卫祖国”！我们反对兼并，但是……对这一点我们却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进行的战争。我们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举行的起义！这难道不是兼并主义的论断吗？
提纲的作者用这个理由说明自己的……奇怪的论断。“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异族的权利。但是，这种论断仅权对于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或列强集团之间的战争是正确的，因为交战国双方不但都在压迫“异族”，而且还为了谁能更多地压迫异族而进行战争！
显然，提纲的作者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完全不是像我们党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无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或伯尔尼决议（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21卷第9－18页和第138-139页——编者注）中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伯尔尼决议已转载在用德文和法文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小册子里。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第4、6两节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2页和第14页——编者注）也曾两次着重指出这一点。显然，波兰提纲的作者反对任何的保卫祖国，也就是说，连民族战争中的保卫祖国也反对，也许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进行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也许”，是因为波兰同志在自己的提纲里并没有说明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在德国“国际”派的提纲和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关于这本小册子，我们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8-313页——编者注）。除了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以外，我们还认为那些被兼并地区或国家的反对兼并的民族起义正可以叫作起义，而不叫作战争（虽然我们认为这个名词的争论无关紧要，但是我们听到过这种反对意见，所以引用了它）。已被兼并的比利时、塞尔维亚、加里西亚、阿尔明尼亚一定要把它们反对兼并的“起义” 叫作“保卫祖国”，而且叫得正确。无论如何，这一点是谁也不敢否认的。可是，波兰同志反对这种起义的理由是：在这些被兼并的国家内也有资产阶一级，它也在压迫异族，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可能压迫异族，因为问题仅仅涉及“它的压迫权利”。因此，用来估价某次战争或某次起义的，不是它的实际社会内容（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而是目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可能实现它的“压迫权利”。假定说，比利时将在1917年被德国兼并，而在1918年举行起义，争取自己的解放，那波兰同志一定会反对起义，因为比利时资产阶级有“压迫异族的权利”呀！
这种议论既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又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可是波兰同志的兼并主义又更进了一步。他们不但反对被兼并地区的起义，而且反对这些地区任何独立的恢复，即使和平的恢复也反对！请听：
“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构压迫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它同这些后果作最激烈的斗争，但是决不主张在欧洲树立新的国界标志，恢复帝国主义拆除的国界标志。”
现在德国和比利时、俄国和加里西亚之间的“国界标志已被帝国主义拆除”。看来，各国社会民主党无论怎样都应当反对恢复这些标志。1905年，“在帝国主义时代”，挪威自治议会宣布同瑞典分离，而瑞典反动派所鼓吹的反对挪威的战争，因为瑞典工人的反抗和国际帝国主义局势的变化而没有成功。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反对挪威分离的，因为这无疑等于“在欧洲树立新的国界标志”！！
这已经是直接的公开的兼并主义了。这用不着反驳，它已不攻自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敢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反对任何兼并，但是对于欧洲，我们准许或容许兼并，因为兼并刚刚实行”。
现在只要谈一谈这个错误的理论根源，这个错误使我们波兰同志得出了如此极为明显的……“没有可能”的结论。对欧洲另眼相看，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提纲中的下面两句话说明了这个错误的其他根源：……
“凡是在被帝国主义车轮辗压过的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集中和经济集中，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形式进行的”……
替兼并这样作辨护，是司徒卢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记得俄国1890—1900年情况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清楚地知道司徒卢威、库诺夫、列金这伙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共同手法。关于德国司徒卢威分子，即所谓“社会帝国主义者”，恰好在波兰同志的另一提纲（第2章第3节）中写道：
……（自决口号）“使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可能证明这个口号是一种梦想，说我们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历史上一种非法的感伤行为，并且是破坏无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党纲的科学根据的信任”。
这就是说，作者认为德国司徒卢威分子的立场是“科学的”！恭禧，恭禧。
这种奇怪的论据吓唬我们，说连奇、库诺夫、帕尔马斯之流反对我们是对的。但是，只一件“小事情”就驳倒了这种论据，那就是连奇这伙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在沙文主义者创办的德文“钟声”杂志第8—9期上（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别提到这两期）连奇同时又证明自诀口号“没有科学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显然承认连奇的这种论据是无可反驳的，这在我们所引证的他们提纲的论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反对兼并的口号也“没有科学根据”！！
因为连奇很了解我们给波兰同事指出的那个简单的道理；即“承认”自决同“反对”兼并既没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区别，也没有一般逻辑上的区别。但是，波兰同事却不愿意回答这一点。如果波兰同志认为连奇反对自决的论据是无可反驳的，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连奇的所有这些论据也是反对同兼并作斗争的。
作为我们波兰同事所有论断的基础的理论错误，使他们成了不彻底的兼并者。
5．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反对兼并？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兼并违反民族自决，换句话说，它是民族压迫的形式之一。
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需要特别说清楚我们为什么反对兼并，而这些说明（提纲第1章第3节）必然会使作者被许多新的矛盾缠绕不清。
他们引用两个论据来“证明”为什么我们（不顾连奇的有“科学根据的”论据）反对兼并。第一个论据是：
……“为了在军事上保证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必须在欧洲实行兼并，社会民主党拿事实反对这种论断，即兼并只会加强对抗，因而也就会扩大战争的危险”……
这样来答复连奇之流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主要论点不是兼并在军事上的必要性，而是兼并在经济上的进步性，兼并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集中。既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这种集中的进步性。拒绝在欧洲恢复被帝国主义拆毁的国界标志，同时又反对兼并，逻辑究竟在哪里呢？
其次，兼并会加强哪种战争的危险呢？不会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是由别种原因引起的。目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主要对抗，无疑是英德之间和俄德之间的对抗。这里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兼并。这是指加强民族战争和民族起义的危险。怎么能一方面宣称“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战争的危险呢？这是不合逻辑的。
第二个论据是：兼并“在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造成一道鸿沟”……“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会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把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看作敌人。这样，不是无产阶级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而是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分裂和思想上的蜕化”……
这两个论据我们完全同意。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同时提出这两个相互排斥的论据，这是否合乎逻辑呢？在提纲第1章第3节里，我们看到上述把兼并看成无产阶级分裂的论据，紧接着在第4节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欧洲必须反对取消已经实行的兼并，必须“教育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群众去共同进行斗争”。如果说，取消兼并是一种反动的“感伤行为”，那就不能这样来论证：兼并在“无产阶级”之间会挖一道“鸿沟”并会造成他们的“分裂”，相反地，必须把兼并看作各民族无产阶级亲近的条件。
我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工人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用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即反对兼并的斗争，来促进这种紧密的团结。我们始终是这样主张的。而波兰同志们认为欧洲兼并是“不能取消的”，认为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们正是拿民族战争的论据来“反对”兼并的！正是用兼并会给各民族工人的亲近和融合造成困难这种论据来反对兼并的！
换句话说，为了反对兼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到他们根本抛弃了的理论货色中去拿论据。
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6．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殖民地同“欧洲”对立起来？
在我们的提纲里已经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立刻解放殖民地的要求，也同实行民族自决、人民选举官吏、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要求一样，是“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不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是不能实现的，没有社会主义是不巩固的）；而另一方面，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就是“承认民族自决”。
波兰同志对这两个论据的任何一个都置之不理。他们企图把欧洲和殖民地区别开。只是在对待欧洲的问题上。他们成了不彻底的兼并者，拒绝取消兼并，因为兼并已经实行。而对于殖民地，他们提出无条件的耍求：“从殖民地滚出去！”
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要求：“从土尔克斯坦、希瓦、布哈拉等地滚出去”，但是，如果他们也为波兰、芬兰、乌克兰等地要求同样的分离自由，据说，那他们就会陷入“乌托邦主义”、“非科学的”“感伤主义”等等。英国社会主义者应当要求：“从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滚出去”，但是不能要求从爱尔兰滚出去。用什么理论根据才可以解释这个显然不正确的差别呢？要回避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反对自决者的主要“根据”是：“不能实现”。对“经济和政治集中”的引证隐隐约约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显然，集中也是通过归并殖民地来进行的。殖民地和欧洲各民族。至少和欧洲大多数民族在经济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殖民地已卷入商品交换，但是还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帝国主义改变了这种情况。顺便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生产在殖民地愈来愈迅速地移植起来。这就使殖民地不能摆脱对欧洲财政资本的依赖。从军事观点来看，也和从扩张（扩充）观点来看一样，殖民地的分离一般说来，只有随着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由于例外，或者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付出一系列革命和起义的代价时才能实现。
欧洲大部分附属民族（虽然不是全部，如阿尔巴尼亚人，俄国的许多外族）的资本主义比殖民地发达一些。正是这一点才引起对民族压迫和兼并的更大的反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任何政治条件下（其中包括在分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要比在殖民地更有保证……关于殖民地（第1章第4节），波兰同志说：“在那里，资本主义还面临着独立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在欧洲这就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在波兰、芬兰、乌克兰、亚尔萨斯发展生产力，毫无疑问要比在印度、土尔克斯坦、埃及以及其他最纯粹的殖民地更兴盛，更迅速，更独立。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无论独立的发展或任何一种发展，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欧洲各附属民族既有自己的资本，又有在各种条件下容易取得资本的可能。殖民地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资本，除非在政治屈从的条件下，在财政资本的情况中，才能取得资本。由于这一切，要求立即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乌托邦”这个名词的庸俗的、讽刺“马克思主义的”含意来说，这个要求就更“乌托邦”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司徒卢威、连奇、库诺夫这班先生们，正是从这种含意上来使用马托邦这个名词的，遣憾的是，继他们之后还有波兰同志。其实，在这里，对庸俗地习惯了的东西作适当的退却，包括一切革命的退却，被理解成“乌托邦主义”了。但是各种革命运动，包括民族革命运动，在欧洲的境环下比在殖民地更可能实现，更顽强而自觉，更不容易征服。
波兰同志说（第1章第3节）：社会主义“会给不发达的殖民地民族以无私的文化援助，而不是统治他们”。这完全正确。但是，如果认为已经转向社会主义的大民族、大国家不能通过“无私的文化援助”来争取欧洲被压迫的小民族，那有什么根据呢？正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给予”殖民地的这种分离自由，才会争取欧洲有文化和有政治要求的被压迫的小民族同社会主义大国终成联盟。因为大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意味着：每日劳动时间较少，每日工资较多。争取摆脱资产阶级桎梏的劳动群众，为了取得这种“文化援助”，一定会尽一切力量来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民族建立同盟和融合，只要昨天的压迫者不损害长期被压迫的民族的高度民主自尊心，只要使长期被压迫的民族在各方面，包括国家建设、建成“自己”国家的经验等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就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经验”就是战争、孤立、闭关自守、享有特权的小民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荷兰、瑞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在任何地方都不同意根据上述纯经济的理由而闭关自守；而政治形式的多样化，脱离国家的自由，国家建设的经验，——在任何国家没有消亡以前，这一切都将是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基础，加速各民族自愿亲近和融合过程的保证。
波兰同志把殖民地同欧洲区别开并且对立起来，这样便立刻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推翻了他们所有的错误论据。
7．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
波兰同志破例地不用间接方式，而用直接方式来反驳我们引证马克思对爱尔兰分离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的反对意见究竟是什么呢？照他们看来，援引马克思在1848一1871年所持的立场，“没有一点价值”。他们发表这个异常气愤而坚决的声明的理由是：马克思“同时”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等等”要求独立的愿望[6]。
这种理由所以特别令人气愤，是因为它特别站不住脚。照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同时”谈两种截然相反的事情的糊涂虫而已！这完全不对，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正是波兰同志所提出而又不加以运用的那个“具体”分析的耍求，促使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民族”运动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是不是从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现出发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拥护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威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这个出发点的正确性在1849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证明，当时俄国农奴主的军从镇压了匈牙利争取民族解放的和民主革命的起义。从那时起直到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1890年（当时沙皇政府同法国勾结，竭立要发动反动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恩格斯始终是首先而且坚决主张同沙皇政府作斗争的。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斯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任何人如果不是为了鄙弃马克思主义才注意马克思主义，只要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把在欧洲充当“俄国前哨”的“一整批反动民族”同德国人、波兰人、马札儿人等“革命民族”直接地肯定地区分开来的。这是事实。在当时指出这个事实，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1848年各革命民族为自由奋斗过，当时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确实是反动民族，是沙皇政府的前哨。
这是每个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进行具体分析的具体例子，它究竟向我们说明了些什么呢？它只说明：（1）欧洲几个大民族和最大民族的解放利益高于各个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2）民主要求应当从全欧洲范围来看，现在应当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如此而已。这里丝毫也没有否定波兰人常常忘记而马克思始终遵守的那个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这具体形势又以同种形势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1848年在欧洲开始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们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粉碎”它们，摧毁它们的一切前哨，不管它们那里已经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因此，我们决不应当抛弃马克思运用的策略范例，而应当从具体的分析中吸取有益于将来的极其宝贵的教训。抛弃这些范例，就是口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决裂。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共和国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不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
从1848—1871年到1898—1916年这段时期（这里所举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史中最重大的阶段，即从西班牙美利坚帝国主义战争到欧洲帝国主义大战）的具体形势，究竞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沙皇政府显然无疑地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了，第一、因为它受到国际财政资本，特别是法国财政资本的支持；第二、因为发生过1905年革命。当时，许多大民族国家——欧洲各民主国家——与沙皇政府相反，向世界传播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梁赞诺夫在格律恩堡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1916年第1册）上发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承认欧洲各大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决”（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同时又指出“民族原则”（特别是拿破仑运用的），即把任何一个小民族和这些大民族等量齐观的荒谬性。恩格斯说：“俄国是大量脏物”（即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占有者．“而在算帐那天必须全部归还”。[7]无论拿破仑政府或沙皇政府，都是利用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它们反对欧州民主运动之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撮（五六个）“大”帝国主义强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办法之一，是人为地支持那些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办法之一。当时解放各个最大民族的西欧民主运动，是反对沙皇政府利用各个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的。现在沙皇帝国主义同先进资本主义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在共同压迫许多民族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已被拆成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了。
这恰恰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忽视的形势的具体变化，他们没有履行诺言，去作具体的分析！可见，在同样一些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上也有具体变化：那时主要是“反对沙皇政府”（并且反对它用来反对民主运动的那些小民族运动），拥护西方大民族的革命人民；现在却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步调一致的统一战线，主张利用一切反帝民族运动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愈透彻，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也就显得愈紧要。
蒲鲁东分子为了进行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竟忽视了波兰的国际作用，抛弃了民族运动。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破坏了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阵线，由于自己在兼并问题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阵线同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场的关系已经改变了：那时（1848一1871）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方民主运动”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现在（ 1898－1914）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是培养寄生现象，因而也就是培养“大国民族”社会帝国主义的源泉之一。现在重要的不是什么人或1％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客观原因分成两大国际阵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顺便指出，也由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的剥削）所腐蚀，而另一阵营不解放个民族，不用反对沙文主义的精神，即反对兼并而拥护“自决”的精神教育群众，自己是不能得到解放的。
波兰同志忽视了事情的这个最主要的方面，他们不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阵地，不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大阵营来观察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证明他们拥护蒲鲁东主义的明显例子：（1）他们对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态度，这一点下面再谈；（2）他们在提纲中（第2章第3节、第3节末尾）声称：“不应当用任何东西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正是一种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同在一切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的彻底的革命立场联系起来，就可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们的纲领是“民族改良主义的”。请对照一下两种实际主张：（l）主张自治（波兰的提纲第3章第4节）和（2）主张分离自由。要知道，我们双方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改良主义的纲领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难道还不明显么？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民族纲领中改良主义的措施并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自治”民族同“强国”民族是不平等的。波兰同志如果不是硬要忽视（像我们的老“经济主义者”那样）对政治概念和政治范畴的分析，就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05年以前，自治的挪威作为瑞典的一部分而享有极广泛的自治权，但是同瑞典不是平等的。只有在它实行自由分离之后，才在事实上表明和证明它享有平等权（这里顺便补充一句，正是这种自由分离，才为根据平等原则实行更紧密更民主的亲近打下了基础）。当挪威还只实行自治的时候，瑞典贵族享有一种额外特权，而这种特权并没有被“削弱”（改良主义的实质就是削弱祸害，而不是消灭它），
只有实行分离才能被完全消灭（这是纲领中革命变革的基本标志）。
顺便说一说，自治是一种改良，在原则上它和作为革命措施的分离自由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大家都知道，改良实际上往往只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正是自治才能使被强制地留在某一国家疆界以内的民族最终组成一个民族，聚集、认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选择完全适当的时机，以使用……“挪威的”方式声明：我们是某某民族或某某边区的自治议会，宣布全俄皇帝已经不再是波兰的国王，等等。人们通常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声明，而是要用战争来解决的。对，这种问题在大多数场合都要用战争来解决（正像大国的政体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只能用战争和革命来解决一样）。可是不妨想一想，这种对革命政党政纲的“反对意见”，是否合乎逻辑？难道我们反对为正义的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事业、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争和革命吗？
“但是，我们不能拥护各个大民族之间的战争，不能拥护为了也许只有一两千万人口的某个小民族不彻底的解放而断送两千万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抛弃自己纲领里的完全的民族平等，而是因为一个国家民主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几个和一切国家民主运动的利益。假定两大君主国之间有一个小君主国，它的国王因为亲缘及其他种种关系而同两大邻国君主都有 “联系”。其次，假定在这个小园里宣布了实行共和制，赶走了它的君主，那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两大邻国要为恢复这个小国某一君主进行战争。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这个小国社会民主党里一部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种场合，就应当反对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是一种民主要求，它应当服从整个民主运动的利益（当然，更要服从整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想必丝毫不会引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假如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这点就建议取消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共和国口号，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人们就会对他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忘记特殊和一般在逻辑上的基本区别。
这个例子使我们多少能从另一方面来观察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这种教育工作——对于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和极为迫切的重要性，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中间是不可能有意见分歧的——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亲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末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我们应当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能教育他们漠视兼并主义者。对于某一小民族究竟属于它的国家还是属于邻国，还是由它们自己来管理的问题，压迫民族的成员应当抱“漠视”态度，应当按照小民族的意愿去解决。谁不抱这种“漠视”态度，谁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专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的漠视态度。祸根就在这里。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中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各自为政，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荷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原理。
8．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
立场中的特殊之点和共同之点
毫无疑问，反对自决的荷兰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最优秀的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是，为什么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论断会有一大堆错误呢？没有一个正确的一般论断，除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以外，什么也没有！
这一点完全不是由于荷兰同志和波兰同志的特殊不良的主观品质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国家的特殊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这两个国家（1）在现代列强“体系”中都是孤立无援的小国；（2）在地理上都处于竞争最激烈的、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掠夺者（英国和德国；德国和俄国）之间；（3）这两个国家都对于过去自己是“强国”这点极为怀念，并且竭力保持住时的传统，因为荷兰曾经是一个比英国强盛的殖民大国，波兰曾经是一个比俄国和普鲁士更有文化更强盛的大国；（4）这两个国家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压迫异族的特权：荷兰资产者拥有最富庶的荷属印度；波兰地主压迫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农奴”，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等等。
在爱尔兰、葡萄牙（它有一个时期曾被西班牙兼并）、亚尔萨斯、挪威、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边区、白俄罗斯边区及其他许多地方，你们不可能找到由这四个特殊条件结合而成的那种特殊性。而问题的全部实质正在于这种特殊性！当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用一般的论证，即关于一般帝国主义、一般社会主义、一般民主制、一般民族压迫的论证来反对自决时，真可以说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但是，只要一剥掉这个显然错误的一般论证的外壳，从荷兰和波兰的特殊条件的特殊性来看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特殊立场就是可以理解的和完全合理的。可以说（不怕成为奇谈怪论），荷兰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拼命反对自决，他们所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所要说的，换句话说，他们所要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所说的（提醒一下，所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得宣言中都承认一般的自决，仅仅在措词上有些不同。
我们在提纲里已经举了一个例子（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4页——编者注）。果特反对本国实行自决，但是赞成受“他的”民族压迫的荷属印度的民族实行自决！我们认为，他比德国的考茨基、我国的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那样在口头上假装承认自决的人，是更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和更接近我们的志同道合的人，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则所规定的义务，就是为受“我本国”民族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荷兰的独立放在首位，因为它的狭隘的、守旧的、自私的、愚蠢的闭关主义愈来愈严重：让全世界都燃烧起来吧，这与我们无关，我们过去的猎获和它的极其丰富的“余产”——东印度已使“我们”心满意足，其余的事情更与“我们”无关了！
另一个例子：在大战爆发之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狄克由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为国际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极大的功绩。他在“民族自决权”一文（载于“光线”杂志——《Lichtstrahlen》）[8]1915年12月5日第3卷第3期，该杂志由尤·博尔夏特主编，是一种激进左派的月刊，为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中，激烈地反对自决，仅仅引用了荷兰和波兰权威者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并且在其他许多地方提出这样一种论据；自决会助长“好像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拥护争取独立的任何斗争”的这种思想。
从一般理论来看，这种论据简直令人愤怒，因为它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第一、如果局部民主要求不服从整体要求，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局部的民主要求，而这种局部民主要求也不会不滥用民主。我们即没有责任支持“任何”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没有责任支持“任何”共和国运动或反神甫运动；第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反民族压迫的说法不带有这同样的“缺点”。拉狄克本人在1915年“伯尔尼哨兵报”第253号上就曾用过“反对新旧兼并”的公式。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将合法地从这个公式中“得出”结论：“波兰已被兼并，我反对兼并，也就是说我拥护波兰独立。”记得卢森堡在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9]里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用“反对民族压迫”这个公式就够了。但是，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可以说，也完全有权利说，兼并是一种民族压迫的形式，因而，如何如何等等。
关于这些一般的论据我们暂且不谈，就拿波兰的特殊条件来说吧，现在波兰的独立不经过战争或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仅仅为了恢复波兰的独立而赞成全欧战争，那就是最坏的一种民族主义者，就是把少数波兰人的利益放在受尽战争折磨的几亿人的利益之上。可是，波兰社会党右派[10]正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要比这派人正确千百倍。现在，在毗邻的帝国主义强国现今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追求乌托邦，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忘记了全欧革命至少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前提。这就像1908一1914年在俄国提出自由联合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口号一样，等于追求乌托邦，在客观上帮助了斯托雷平工党（现在是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派，其实，是一样的货色）。但是，如果把社会民主党党纲中自由联合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
第三个例子，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在波兰提纲里（第3章第2节末尾）我们读到一段反对波兰成为独立缓冲国的话，认为这是“一些弱小集团的乌托邦。要是这种思想得以实现，那就会使波兰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成为某个别强集团的军事殖民地，成为它们获得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傀儡，成为受外国资本剥削的地区和未来战争的战场”。如果这是反对现在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那是很正确的，因为仅仅是波兰一国的革命，那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而波兰群众的注意力却会离开主要方面；他们的斗争同俄国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的联系。现在波兰无产阶级本身只有同邻国无产阶级共同斗争，反对狭隘的波兰民族主义者，才能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的事业，包括对波兰的自由事业有所研益，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事实。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所作的巨大的历史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那些从当前时代的波兰特殊条件来看是正确的论据，如果从它所具有的一般形式来看，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进行战争，波兰就会成为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场，但这并不是反对在两次战争的间隔时期有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因而，也是政治上的独立）的理由。同样，对外国资本的剥削，对外国利益的傀儡的作用的看法，也是如此。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不能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因为身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波兰人，对此并不能有何作为，只能像波兰社会党右派那样，向帝国主义君主国之一献媚。可是，俄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会不会成为兼并波兰的参加者 （这就是教德国和俄国的工人农民去干最卑鄙最卤莽的事，同残杀异族人民的刽子手相安无事）或者波兰会不会获得独立，这对他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当前的形势无疑是非常混乱的，要想使所有参加讨论的人仍然是国际主义者，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俄国的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让波兰有无条件的“分离自由”，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则应当为大小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团结而奋斗，在当前时期或目前阶段不必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
9．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一书中（1907年柏林版）发表了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对于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 “依我看来，移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而只有那些被征服的本地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现在荷、葡、西等国的属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闹革命，甚至很可能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自然，一闹起来，不遭到任何破坏是不行的。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革命，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究竟应当经过哪些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对此只能作出一种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如果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幸福，那就一定会使自己的胜利遭到破坏。当然，这决不会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11]
恩格斯根本没有认为“经济上的”因素自己会直接调解一切困难。经济变革会使一切民族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同时又可能发生引起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战争。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绝对国际主义的原则才是“确定无疑的东西”，他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一切“异族”，也就是说，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因为强迫他们接受幸福，就是破坏无产阶级的胜利。
无产阶级决不会因为一完成社会革命就能变得洁白无疵，保险不犯错误和没有弱点。可是，各种可能犯的错误（以及自私自利——企图骑在别人头上），必然会使无产阶级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分子确信，就连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转而维护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也确信，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正如同一个考茨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就在“旦夕之间”。民族的反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仇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才会消散。如果我们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10．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
我们的提纲是在这次起义以前写的。这次起义应当作为审查理论观点的材料。
反对自决的人会得出结论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民族的生命力已经消耗净尽，它们不能起任何反帝的作用，支持他们纯粹民族的愿望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等等。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用事实驳斥了这种结论。
战争对西欧各民族，对整个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危机时期。每次危机都抛开了俗例，撕破了外壳，扫清了一些过时的东西，揭示了更深刻的动力和力量。从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看来，危机究竟揭露了些什么呢？殖民地有过多次的起义尝试。当然，压迫民族在军事检查机关的协助下，曾竭力设法把这些尝试隐瞒下来。然而大家还是知道，英国人曾在新嘉坡残暴地镇压过自己的印度军队的起义；在法属安南（见“我们的言论报”）和德属喀麦隆（见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8—313页——编者注）人民也有过起义的尝试；在欧洲，一方面，爱尔兰举行的起义，被不敢让爱尔兰人参加普遍义务兵役的“爱好自由的”英国人用死刑平定下去了。另一方面，奥国政府以“叛逆罪”把捷克议会议员判处死刑，并且以同样的“罪名”把捷克士兵整团整团地枪决了。
当然，这里所举的例子是极不完全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表明：由于帝国主义的危机，民族起义的火焰无论在殖民地或在欧洲都燃烧起来了；尽管有残忍的威胁和镇压，民族的同情和仇恨还是表现出来了。但是要知道，帝国主义的危机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顶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还没有被摧毁（战争打得“筋疲力竭”时，就可以被摧毁，不过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的无产阶级运动还十分薄弱。一旦战争打得筋疲力竭，或者即使在一个强国中资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打击下动摇起来，像1905年沙皇制度政权那样，那时将会怎样呢？
1916年5月9日，齐美尔瓦尔得派以及几个左派分子的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就爱尔兰起义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歌儿唱完了”，署名卡·拉[12]。爱尔兰起义被说成是十足的“盲动”，因为据说，“爱尔兰问题是一个土地问题”，农民由于实行改良而安定下来了，现在民族主义运动是“纯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社会上拥护它的人不多”。
这种教条式和书呆子式的奇怪评价，同俄国民族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库利舍尔先生的评价（1916年4月15日“言论报”[13]第102号）是吻合一致的，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库利舍尔先生也骂这次起义是“都柏林盲动”。
但愿像俗语所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许多同志都不了解，他们否认“自决”，轻视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是陷入了什么样的泥坑。现在他们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表的评价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偶然”吻合一致的影响下，眼睛总该睁开了吧!!
如果起义的尝试除了暴露出一群阴谋者或荒唐的狂热者而外，并没有激起群众丝毫的同情，那才可以科学地称为“盲动”。爱尔兰的民族运动有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结合了各种阶级利益，这个运动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美国召开了群众性的爱尔兰民族代表大会，[1916年3月20日《VOrWartS》（“前进报”——编者注）]主张爱尔兰独立；另一个表现是，经过长期的群众鼓动、游行示威、报馆被封等等之后爆发了一部分城市小资产者及一部分工人的巷战。谁把这样的起义叫作盲动，谁就是万恶的反动分子，或者是永远不能想像社会革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的教条主义者。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一切成见的一部分小资产者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堂、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就可以产生社会革命，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大概，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就是社会革命吧！只有根据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由人民中一切具有不满情绪的阶级、团体和分子的一系列的战斗构成的。其中包括带有最荒谬的成见和最模糊的斗争幻想的群众，有受日本资助的小集团、投机分子和冒险分子等等。但是客观上，群众运动挫伤了沙皇政体，为民主制扫清了道路，因此，觉悟的工人领导了这个运动。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是向资本进攻的，而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则会表现出这种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斗争的客观真理，它能够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以求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远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
波兰的提纲（第1章第4节）上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来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
在这方面，把欧洲和殖民地对立起来是决不容许的，难道这还不明白吗？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能导致起义和巷战、破坏军队铁的纪律和戒严状态，这种斗争将比遥远的殖民地的日益发展的起义更加无限有力地“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爱尔兰起义给予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以同样有力的打击，这种打击的政治意义要比亚洲或非洲的起义大一百倍。
法国沙文主义报纸不久前登载了一个消息，说比利时秘密杂志“自由比利时”第80期已经出版了。当然，法国沙文主义报纸是常常造谣的，可是这个消息却近乎事实。而沙文主义的和考茨基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两年以来并没有为自己创办一种自由刊物，却奴颜婢膝地忍受军事检查机关的束缚（只有左派激进分子才避开检查而出版了各种小册子和宣言，这是他们的荣誉），而被压迫的文明民族，以创办革命反抗的机关报回答了空前残暴的军事压迫！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弱小民族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
目前战争中各国总参谋部都处心积虑地利用敌对阵营中的每个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德国人利用爱尔兰的起义，法国人利用捷克人的运动等等。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利用敌人的最小弱点，不抓住一切机会，那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严肃的战争，更不能预先知道某个火药库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怎样的力量发生“爆炸”。要是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我们不善于利用反对帝国主义个别灾难的一切人民运动来加剧和扩大危机，那我们就不是好的革命家。如果我们一方面再三声明“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而另一方面却把被压迫民族某些阶级中最活动和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反对压迫者的英勇起义叫作“盲动”，那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考茨基分子那样愚蠢的水平了。
爱尔兰人不幸之处，就在于他们起义得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不会安排得这样协调的，使起义的各个源泉不遭到挫折和失败，就立刻可以自行汇合起来。相反地，正是起义的时间、种类和地点的各不相同，才能保证整个运动广泛地深入地展开。群众只有在不适时的、部分的、分散的、因而也是遭到挫折的革命运动中才能取得经验，获得教训，集合力量，找到自己的真正领袖——社会主义的无产者，从而准备举行总攻击，正像各个城市和各民族的罢工、游行示威、部队暴乱、农民暴动等等准备了 1905年的总攻击一样。
11．结束语
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正确的论断相反，民族自决的要求在我们党的鼓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武装人民、教会同国家分立、人民选举官吏以及其他几点被庸夫俗子们称为“乌托邦的”要求。相反地，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的活跃自然也使我们鼓动工作活跃起来了，如1912－1913年的许多文章和1913年我们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事物本质作了确切的、“反考茨基的”（即对纯口头上的“承认”决不调和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19卷第384－386——编者注）。
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各民族的机会主义分子，如乌克兰人尤尔凯维奇、崩得分子李普曼、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俄国奴仆——谢姆柯夫斯基，都拥护罗莎·卢森堡反对自决的论据！不过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拿这个论据对波兰民族运动的特殊条件作了不正确的理论概括，并且这个论据上刻在实际上，在更广泛的范围中，不是在小国而是在大国的条件下，不是在波兰的狭小范围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在客观上对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给予了机会主义的支持。政治思潮的历史（和个人观点不同）证明了我们党纲的正确性。
现在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连奇之流，竟公然出面既反对自决，又反对否认兼并。而考茨基分子是假装承认自决，在我们俄国走这条道路的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也和考茨基一样，口头上拥护自决。实际上呢？如果拿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民族和经济”一文来看，就可看到托洛茨基。那套用惯了的折衷主义：一方面，经济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压迫又使各民族分离。结论呢？结论是：占统治地位的伪善态度仍然没有被揭穿，宣传没有生气，没有触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接近实际的问题，即对于受“我的”民族压迫的民族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马尔托夫及其他国外书记宁愿干脆忘掉——多么有利的健忘！——他们的同事和伙伴谢姆柯夫斯基反对自决的斗争。马尔托夫在格沃兹迭夫分子的合法报刊（“我们的呼声报”）上写过拥护自决的文章，证明了要求民族自决还不一定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回避了主要的问题：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他在秘密的自由刊物上也回避了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像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那样“承认”民族自决，而不去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那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沙皇的走狗。
不管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主观的“善良”愿望如何，他们在客观上都是以他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支持了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把所有“大”国变成了许多民族的压迫者，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思潮划分得更加清楚。
写于1916年7月
刊于1916年10月 《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
署名：尼·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4－354页
按《文集》原文刊印
注 释
[1] 《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提纲》由《工人报》编辑部制定，发表在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里。
[2] 关于对波兰独立的三种看法的评价，见本书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
[3] 列宁是指由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而在1903年引起的争论。这个党纲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6卷第1－59、285－300和412－420页）。同时又是指1913年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崩得分子双方在“民族文化自治”问题上的争论（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19卷第488—494页，第20卷第1－34、365－424页）。
[4] 见《马克恩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1页。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俄文版第11卷第2部分第49－50页。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7卷第201－220页。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3卷第1部分第155页。
[8] 《光线》（《Licbtstrahlen》）杂志（月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刊物，由尤·博尔夏特主编。该杂志于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
[9] 指罗·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该文载于1908年和1909年《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杂志第6、7、8－9、10、12和14-15等期。
[10] 波兰社会党右翼，是在波兰社会党分裂后于1908年形成的一个独立组织。
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右派”实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后来又从右派产生波兰社会党。（详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9。）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356—357页。
[12] 卡·拉·就是卡尔·拉狄克。
[13] 《言论报》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注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