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解放》杂志第71—72期和《火星报》第102—103号，给我们在本书第8节中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我们在这里决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丰富的材料都利用起来，我们只谈谈最主要的：第一，《解放》杂志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一种“现实主义”，它为什么要称赞这种“现实主义”；第二，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理智的胜利》这两篇文章（《解放》杂志第72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社会民主党作的判断，这个判断对觉悟的无产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应当向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荐这两篇文章，让他们从头到尾读一遍，并且仔细考虑其中的每一句话［注：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先把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转抄如下： “对局外人来说，——《解放》杂志说道，——要弄清使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困难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全面的评语。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这就使‘列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起来，用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排挤掉他们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屏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起义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实际有益的同其他反对派别的妥协。与此相反，少数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以现实态度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充分彻底地贯彻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创作活动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象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从这些判断中，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随时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成见，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解放》杂志的著作家接着引述了几个主要决议的内容，同时就这些决议发表了几点具体意见来说明他的总的“思想”。他说，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由于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不同”，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也就互不相同。“同样的意见分歧在对工会的态度上也暴露出来了。‘列宁派’在他们的决议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反之，少数派却制定了很郑重的决议。”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据说两派意见一致，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普列汉诺夫提案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并否决了同一个代表大会根据斯塔罗韦尔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多数派’更强调用革命手段没收地主等人的土地的思想，而‘少数派’却想把要求实行国家和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当作鼓动工作的基础”。 最后，《解放》杂志从《火星报》第100号上引证了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其主要条文是：“鉴于现在单靠地下工作已不能保证群众充分地参加党的生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使群众和党这个秘密组织对立起来，所以党必须对工人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工会斗争加以领导，并且把这个斗争和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解放》杂志在评论这个决议时喊道：“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决议，它是理智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有了策略上的省悟的表现。” 那么，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借解放派之口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新火星派的趋向满意，称赞新火星派的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决议的郑重、策略上的省悟、讲求实际等等，同时它又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趋向不满意，斥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狭隘性、革命主义、骚乱主义、否定实际有益的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恰巧使它觉察到我们的书刊中用最准确的材料再三证明过的事情，即新火星派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而他们的反对者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的趋向，也不能不斥责后者的趋向。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工人阶级的“讲求实际、头脑清醒和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限制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任务而努力争当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解放派心目中的含义确实是这样的，这从《解放》杂志和司徒卢威先生过去对这个名词的用法中也可以看出来。《火星报》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解放派的“现实主义”有这样的含义。例如，请回想一下《火星报》第73—74号附刊上那篇题为《是时候了！》的文章吧。该文作者（他一贯地体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泥潭派”[50]的观点）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机会主义真正代表者的作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幽灵的作用”。《火星报》编辑部不得不立刻来纠正《是时候了！》一文作者的说法，它在附注中宣称： “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派别。”［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5—58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现实主义”（《火星报》第102号）时，丝毫不提自由派称赞过它的现实主义的事实，这是因为这种称赞比任何斥责都要辛辣。这种称赞（《解放》杂志的这种称赞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实际上证明了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应读作：机会主义）趋向，即新火星派因其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而在他们的每一个决议中显示出来的那种趋向，是有血缘关系的。其实，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彻底和自私自利——既暴露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议论中，又暴露于大批自由派报纸的全部论调和内容中，还暴露于大批地方自治人士、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一切站在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等等先生们一边的人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上。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嗅觉却能很好地领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微弱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因此，他们绝不反对工人运动，绝不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给“俄国全民革命”刻上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上无产阶级彻底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注：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象自由派那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51]，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52]，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53]（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主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和觉悟不高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把《解放》杂志的公式颠倒过来了。这是个绝妙的公式，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这和伯恩施坦派《信条》起草人用“纯粹工人”运动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完全相同。反之，社会民主党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以领导者身分参加俄国全民革命，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个特殊的阶级，就应当只限于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就应当为了“理智”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和使工会合法化上面，就应当恰好是把这些工会看作“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你们自己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应当在革命时期制定一些多半是象新火星派的决议那样的“郑重的”决议，就应当爱惜那些“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就应当选择那些想要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的人来领导，就应当“保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果你们不幸已被这种“不科学的”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所沾染的话）。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你们不应当局限在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在不忽视工会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的同时，你们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这当作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至于新火星派的决议因“路线”错误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多么不彻底的、不一贯的、因而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立场，就不用多说了。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发表在《火星报》第102号和第103号上的文章。马尔丁诺夫企图证明我们把许多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话解释得不正确而他却解释得正确，对于这种企图，不用说，我们是不会去反驳的。这种企图是很不严肃的，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一望而知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如果再加以分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很容易识破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不很巧妙的全线退却的诡计，何况《无产者报》一部分撰稿人准备的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1850年3月）的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54]。只要从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中引证一段话，就足以使读者看清马尔丁诺夫的退却。 马尔丁诺夫在《火星报》第103号上说，《火星报》“承认成立临时政府是发展革命的可能而适当的途径之一，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适当的，正是为了要在将来完全占有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火星报》现在已经承认，它的一切恐惧——怕革命政府必须对国库和银行负责，怕把“监狱”拿到自己手里来会有危险而且还怕拿不到自己手里来等等，都是荒诞不经的。《火星报》只是照旧糊里糊涂，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为了掩护退却，糊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新《火星报》的糊涂虫中间，马尔丁诺夫表现最为突出，他是个头号的糊涂虫，甚至可以说是个才能出众的糊涂虫。他每次大卖气力“加深”问题而把问题弄糊涂时，几乎总是同时“想出”一些新的公式，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无遗。请回想一下，他在“经济主义”时代是如何“加深”普列汉诺夫，如何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公式的。在经济派的全部著作中，很难找到能比这个公式更恰当地表明这一派的全部虚伪性的说法。现在也是如此。马尔丁诺夫很热心地替新《火星报》效劳，并且几乎是一说话就为我们评价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提供一些出色的新材料。他在第102号上说列宁“悄悄地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第3版第2栏）。 实际上，新火星派加给我们的一切罪名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罪名。而我们是多么感谢马尔丁诺夫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罪名啊！他提出这样一个罪名，就在我们和新火星派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一种十分宝贵的帮助！我们真要请求《火星报》编辑部更多地让马尔丁诺夫出来反对我们，“加深”他们对《无产者报》的攻击，并且“真正有原则地”表述这些攻击。因为马尔丁诺夫愈是努力要说得有原则些，就愈是说得糟糕，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新火星派的破绽，就愈加成功地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作个有教益的解剖，使人们看到新《火星报》的原则如何被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reductio ad absurdum）。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火星报》不愿这样“调换”。最可敬的马尔丁诺夫同志，事情正是这样！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您用新的说法证实了我们的论点：《火星报》是在做革命的尾巴，它竟象解放派那样表述革命的任务，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则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引向前进的口号。 马尔丁诺夫同志，您不懂得这一点吗？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不妨费点气力来给您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已不适用，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而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却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勇往直前，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终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它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订的“条款”（如斯塔罗韦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虚伪态度，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出卖自由的行为，都必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堆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中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看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经常讨价还价，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僵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评价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揭露资产阶级不断表现出来的、难以预料的不彻底性和叛变。 请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在秘密报刊上发表政治言论的历史，回想一下社会民主党和他交战的历史，这样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实现这些任务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始是提出纯粹希波夫式的口号：“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见我发表在《曙光》杂志[55]上的文章：《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以他们的君主主义立场为例证来揭露他们的民主主义所具有的经纪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揭露这些解放派钱袋英雄廉价出卖伟大俄国革命的利益的企图。 最后，专制政府冥顽不化，国内战争大踏步前进，君主派使俄国陷入绝境，这些已开始使最保守的脑袋开窍了。革命已成为事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革命家才承认革命的时候了。专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在腐烂，而且就在大家的眼前腐烂下去。正如一个自由派（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事实上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局面。专制制度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它实际上已软弱无力；日益发展的革命事变已经开始把这个活生生腐烂着的寄生机体干脆推到一边去。自由派资产者不得不以事实上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或者更正确些说，进行政治投机），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家，而尽管他们不是革命家，他们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展，而责怪专制政府太革命，因为这个专制政府不愿妥协，而想作殊死斗争。他们是天生的买卖人，仇恨斗争，仇恨革命，但是客观形势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我们在观看一场很有教益而又非常滑稽可笑的演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娼妓企图穿上革命的外衣。解放派，——且慢发笑，先生们！——解放派开始代表革命说话了！解放派开始要我们相信他们“不怕革命”（司徒卢威先生语，见《解放》杂志第72期）！！！解放派已表示要“领导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进步，而且更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方面的进步：这个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可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这个证明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承认不可能是真心诚意的。资产阶级不会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性、小商人习气和卑鄙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现在，它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阉割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只提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就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哈科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We all are socialists now”），还有俾斯麦的信徒和教皇莱奥十三世的朋友。“革命”一语也完全可以被人们滥用，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滥用是不可避免的。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梯也尔。在二月革命前几天，这个侏儒怪物，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叛变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称他属于革命党！（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编者注］）解放派转到革命党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同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属于革命党的时候，这就表明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各色各样的人都纷纷拥向革命方面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经受不住强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自己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56]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形势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属于前一种情况。司徒卢威先生和整个“立宪民主”地方自治派属于后一种情况。 马尔丁诺夫同志真是又机灵又精明，正好是在革命的发展要求人们用专政的口号来确定革命任务的时候，他却责备别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马尔丁诺夫同志事实上又不幸做了尾巴，在上上阶段上搁了浅，结果竟停留在解放派的水平上，因为目前适合于解放派的政治立场，即适合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正是承认“革命”（口头上的革命），而不愿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即事实上的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现在通过司徒卢威先生表示赞成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时，新《火星报》的一位聪明人又来介入这场争论，喊道：可别“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呀！看，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注定要使他们永远做解放派的尾巴，难道不是这样吗？[57] 我们已经指出，解放派在承认民主主义方面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这里有社会民主党的鼓励推动作用）。起初，我们和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希波夫主义（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呢，还是立宪主义？后来是：有限制的选举呢，还是普选制？再后来是：承认革命呢，还是去和专制政府做经纪人的交易？最后，现在是：承认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还是承认这两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专政要求？很可能解放派先生们（无论是现在的解放派或者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的继承者，反正都是一样）还会上升一步，就是说，很可能过一些时候（也许是在马尔丁诺夫同志也上升一步的时候）也承认专政的口号。如果俄国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58]。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夫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的那篇“新讨伐”文章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这个绝妙的解释完全可以和资产阶级指责《新莱茵报》鼓吹专政的说法相媲美。可见，马克思也被揭发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不过不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揭发，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揭发！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却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篇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且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样对待那些把“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叫作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国民议会本来应该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页。——编者注］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注：同上，第14页。——编者注］。 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还有，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在柏林无产阶级3月18日的胜利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制，成立了康普森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争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而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向旧普鲁士的贵族和官僚建议结盟，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73页。——编者注］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1848年3月18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还需要更确切地断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demo-kratische Bü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一篇文章中的下面的话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年8月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1848年7月11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注：“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赎买。吉尔克先生很象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848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象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1848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话说）和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59]。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特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1848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1849年4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09、697、698、703—704页。——编者注］
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1848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注：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根本谈不上这种报纸哪怕有片刻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可是，在马克思和斯特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我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特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话说得太缓和，太闪烁其词了。请看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苏黎世版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60]员到处领导极端民主运动，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特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61]，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i und Plethi）‘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Allen alles 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黑体是我们用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累斯顿的起义[62]，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会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注：我在本书第1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Butter－milch（酸牛奶。——编者注）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63]上提起这个错误，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绝妙的借口来抹煞1848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利用论敌的错误——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姓氏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煞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5－256页。——编者注］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因为自己“省悟”而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主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64]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注释： [50] 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01。 [51]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230页）。——103。 [52]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1897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103。 [53] 《黎明报》（《Рассвет》）是俄国自由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3月1日（14日）—11月29日（12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103。 [54] 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后，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1906年在彼得堡翻印。 正文中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于1885年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德文版。1906年，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包括《告同盟书》这篇附录）的俄译本。——106。 [55] 《曙光》杂志（《Э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08。 [56]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12。 [57] 以上4段正文（即从开头是“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那一段起）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1905年版本中和在收入该著作的1907年《十二年来》文集中都没有刊载。1940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第一次发表了这几段文字。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中，这几段正文是按手稿刊印的。——113。 [58] 列宁引自弗·梅林编《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选》第3卷引言（见该书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53页）。这本书的俄文版于1926年出版，书名是：《弗·梅林收集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8—1850年德国革命时代所写的随笔和论文》。 下面在本卷第120—121页上，列宁引用了梅林的同一篇引言（同上，第81—82页）。——114。 [59] 指《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 《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oln》）报头下标有“自由、博爱、劳动”字样，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报道科隆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1848年4—10月出版，共出了40号。7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7月以后由约·莫尔主编，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停刊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从1848年10月26日起以《自由、博爱、劳动》的名称重新在科隆出版报纸。这个报纸出版到1849年6月24日（中间于1848年年底停刊，1849年2月8日复刊），共出了32号。—120。 [60]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件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22。 [61]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122。 [62] 德累斯顿起义于1849年5月3日开始。爆发这次起义的原因是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并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的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几乎没有参加斗争。起义于5月8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是保卫帝国宪法斗争的开端。这一斗争于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进行，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123。 [63]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1907年9月26日（10月9日）《同志报》第381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23。 [64] 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