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它们不仅对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组织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性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一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
波一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注：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 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 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 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 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 [112]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原注39］（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原注40］，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原注41］。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原注39］ 《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回答》。
［原注40］ 小册子《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113]。这本小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
［原注41］ 《革命主义的复活》一书和《自由》。
我们刚才摘引了波一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工人事业》编辑部对波一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114]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回答》第24页）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115]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116]《工人事业》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作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进行斗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业》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
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13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指南》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促进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117]。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像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些，尽量简单些），但在自由国家里，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是根本不会混同的。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同伙拼命谈论第一种“碰到”，而没有看到第二种“碰到”）。的确，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99％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4-6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书刊，从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愈晚，社会党人也就愈能参加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愈少。如果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种人还走得更远，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马上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耶夫之流和祖巴托夫之流打出来了，奥泽罗夫之流和沃尔姆斯之流的先生们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未必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耶夫之流、宪兵和神父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意图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118]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原注41］。
［原注41］ 《工人事业》因《火星报》清除莠草而怒气冲冲地攻击《火星报》说：“在《火星报》看来，目前时局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细想使工人运动’合法化’的那些可怜的尝试。《火星报》没有看到，这种事实正是表明《火星报》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工人运动已具有使政府感到十分可怕的规模。”（《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一切都归咎于这帮“对于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熟视无睹的”正统派的“教条主义”。他们硬是不愿意看一尺高的小麦，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莠草作斗争！这难道不是“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持错误的见解”（同上，第27页）吗？
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哪怕是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会很高兴，为此我们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这个计划既在1897年7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6页——转载自《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作了说明，又在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传单，《火星报》创刊号上也曾经谈到它）作了说明。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广泛的工人组织作了细节方面的规定并且把这种组织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52条，其中有23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设在每个工厂内（“每组不超过10人”）并由它们来选举“（工厂）中心小组”。第2条上说：“中心小组应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本厂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17条），等等。有10条专讲“区组织”，有19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由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联络组、国外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50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整个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千篇一律和琐碎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公事程序和文牍主义的烦琐条文中了。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中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这样，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工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工厂大事记。”（章程第2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吗？难道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就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3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交纳两戈比会费”（第9条），——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17条），把不交会费的会员除名（第10条），等等。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就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帐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分析一下我们的恐怖派的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时运不佳！）“经济派”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第1期）上，载有一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想为他那些老相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派”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们看，学生们离开大学城，各自回家过节或过夏天，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 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各自回家，运动就停止；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委员会’被破坏，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至于将要建立起什么样的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同先前的完全不一样：先前的委员会说一套，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另说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为将来所借鉴。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63页）
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像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真不知从何着手来分析《自由》奉送给我们的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为了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像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像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原注42］）。
［原注42］ 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我们谈到“从旁推动”以及《自由》关于组织问题的其他各种议论时所说的一切，是完全适用于包括“工人事业派”在内的一切“经济派”的，因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积极宣传和维护这种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则滑到这种观点上去了。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容易些。”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好的），看来好像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请我们的“经济派”、恐怖派和“经济派兼恐怖派” ［原注43］来反驳这几点吧，我现在只想谈谈其中的最后两点。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原注43］ 这个名词也许比前面那个名词更适用于《自由》，因为它在《革命主义的复活》中所维护的是恐怖主义，而在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中所维护的却是“经济主义”。事与愿违！——对《自由》，一般可以这样说。天赋很高，愿望很好，结果却是一团糟。所以会一团糟，主要是因为《自由》维护组织的继承性，却不愿意承认革命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性。极力想使职业革命家复活起来（《革命主义的复活》），为此却又主张：第一，采取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第二，“把中等工人组织起来”（《自由》第1期第66页及以下各页），使他们尽量少“被人从旁推动”，——这实际上就等于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当柴烧了。
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像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119]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120]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我们在前面听见波-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这个事实未必有谁会否认。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波-夫写道：
“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所败坏、被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搞得分崩离析的社会，从自己队伍里选拔出来胜任革命工作的人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选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况且，在工厂做11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来说，多半只能履行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组织、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工人事业》第6期第38-39页）
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波-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话，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波-夫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像每一个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选拔出来的胜任“工作”的人极多，但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波-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人民各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顺便提一下，现在波-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太狭小了，它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悲的理论的束缚实在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原注44］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数目，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原注45］，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原注44］ 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到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里部分原因是他们愈来愈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了街头斗争。所以，只要现有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对士兵和军官中的宣传和鼓动，对建立属于我们党的“军事组织”给予严重注意。
［原注45］ 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情报”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能够并且确实会给我们这种从个别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的身分，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分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波-夫自己虽然出色地描写了专业化的全部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对专业化估计不足。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往往被赐予的那种“教育”，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写这种读物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笑。人们会对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么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到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就要作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要倒退，退到“中等人”或“群众”那里去，不要拿一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原注46］
［原注46］ 《自由》第1期上所载《组织》一文（第66页）中说：“工人大众将用他们沉重的脚步来支持以俄国劳动界名义提出的一切要求”——“劳动界”这个词一定要大写！该文作者又高喊道：“我一点也不敌视知识分子，但是”……（这就是谢德林把它翻译成“耳朵不会高过额头”的那个但是！）[121]……“但是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并且因自己的〈他的？〉漂亮和其他可取之处而要求别人接受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第62页）是的，这也使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波-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11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他各种革命职能（除鼓动之外）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就是不正确的了。完全不是“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请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并不是经常能从“中等人”中选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的。所以他们总是立即设法为每一个能干的工人创造条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充分的运用。他们使他成为职业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可能提得太高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可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最怕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是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种责备，而对于这种责备，《工人事业》当然也是附和的。
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派”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火星报》创刊不久，当一个同志对我们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种责备当然只会使我们感到荣幸。因为，哪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曾被“经济派”指责为民意主义呢？
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一种向沙皇制度坚决宣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根本不是民意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人的那些土地自由派 [122]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作民意党人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别，如果真想作严肃的斗争，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的理论，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理论，又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解除了我们建立一个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加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第二，有许多人，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内（《工人事业》第10期第18页），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用“密谋主义”观点对待政治斗争的论战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们一向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123]，但是，不言而喻，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里，除了进行论战来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之外，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124] ［原注47］。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像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
［原注47］ 这里我们还要顺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工人事业》或者是不懂得自己所讲的话，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事业》第1期上，有一句用黑体刊印的话：“该小册子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同《工人事业》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第142页）真的吗？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理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阶段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请读者判断一下，像这样独特地了解“一致”这个词的机关报，能否说它有什么原则坚定性呢？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这样一种必须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不满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怒潮的高涨等等还没有达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抽象地说，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去作轻率的战斗，这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测，因为任何一次战斗抽象地说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情况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归”的）：一会儿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的说教，一会儿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即企图“在虽然已发展和加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结束的征兆”（维·查·的文章，《曙光》第2-3期合刊第353页）。《工人事业》的例子表明，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屈从于这两个极端了。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永远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备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么这个责备就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除向自己的编辑部发出其他指示外，还能发出下面这样的指示：
“组织原则。为了社会民主党的顺利发展和统一，必须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内发现了反民主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
关于《工人事业》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经济派”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波-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他完全正确地要求“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第6期第42页）。可是有一些以“对实际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极其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1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像戏剧舞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么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公众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
《工人事业》所惯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则”，为了向读者表明这种手段是毫不体面的，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伦敦《前夕》杂志的编辑叶·谢列布里亚科夫，他非常同情《工人事业》而极端仇视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派”。《前夕》在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问题的文章中，曾经坚决地站在《工人事业》一边，用一大堆抱怨的话来攻击普列汉诺夫[125]。因此，这个见证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更有价值。在《前夕》第7期（1899年7月）所载的《论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一文中，叶·谢列布里亚科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领袖地位以及所谓阿雷奥帕格[126]”的问题是“不体面的”，他写道：
“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哈伊洛夫、佩罗夫斯卡娅、菲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居，而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没有委任过他们，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在同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负最艰巨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的阿雷奥帕格（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
我们要问问读者：“阿雷奥帕格”同“反民主倾向”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工人事业》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说它幼稚，是因为谁也不会听从“阿雷奥帕格”或者有“反民主倾向”的人，除非“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
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写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担负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工会的钱库遭到几次破产，工人才懂得，所交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茨基论议会制度和人民立法的那本书[127]，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为了“哗众取宠”而鼓吹直接的人民立法制，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原始的”民主观点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广为流行。这种观点也渗透到章程和书刊中去是不足为怪的。伯恩施坦派的“经济派”在自己的章程上写道：“第10条。与整个联合会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全体会员的多数决定。”恐怖派的“经济派”也重复他们的话：“委员会的决议须经所有小组通过才能生效。”（《自由》第1期第67页）请注意，这种普遍采用全民投票的要求，是作为按选举原则建立整个组织的要求的补充而提出的！当然，我们远没有因此而责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们认识真正民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的机会太少了。但是，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在这种条件下只限于提出广泛民主原则的决议，我们怎么能够不说这只是“哗众取宠”呢？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如果说反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主制并带有密谋性质的意见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还有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详细探讨的。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化的组织，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从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就拿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把报纸工作当作一个例子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革命事业。
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96-1898年），地方活动家曾试图创办全俄的机关报《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1898-1900年），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工作上了。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月只出一号。［原注48］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假使同样多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128]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满足于这样的看法：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困难”的［原注49］，有地方报纸总比没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报纸一般是有重要作用和很大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脱全俄国两年半出版30号地方报纸所明显地反映出来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地方报纸一般有好处这种无庸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消极方面。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状态一方面是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靠这种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主张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理由是报纸由地方工人印刷，价格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消息，而在我们俄国，正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理由却成了反对地方报纸的根据。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特别少，其原因很简单：办秘密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的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机关报能够给予更好照顾的。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30号报纸的全部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会很容易地出60号，甚至100号，因而也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的纯粹地方性质的一切特征。这种创建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容易办和接近地方，其实，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来看，这些优点大都是虚幻的。
［原注48］ 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129]第14页：“从那时（1897年）起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30号不同的报纸…… 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
［原注49］ 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小组不能积极地担负起全俄的工作的某一职能。“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实际工作者的政论家实际上对实际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说什么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地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说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报纸问题”的时候竟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纸。”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唐·吉诃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愿意考虑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世长存了！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纸上叙述“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主的卑鄙勾当和“工厂的生活琐事”是没有趣味的，而“奥廖尔人读到奥廖尔本城的消息时，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了。他每次知道把谁’骂了一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就会振作起来”。（第69页）不错，奥廖尔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呢？——这才是他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揭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到枯燥无味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揭露工作，我们一向都印发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印发，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水平。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
“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主管或其他当局的一切卑鄙勾当立即当场揪住。可是共同的报纸离得很远，等一个消息传到的时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啊，记不起来了！我们从这同一个材料中知道：两年半出版的30号报纸是在6个城市印行的。这就是说，平均一个城市半年出版一号报纸！即使我们的这位轻率的政论家在自己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效率提高两倍（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效率的），那么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场揪住”。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那就可以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
“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我们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连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上升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城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问题，要求工人报纸不要用缄默来回避城市的一般情况。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只限于发表空洞、抽象的议论。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种辟有《自由》所要求的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么这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真正的舍本逐末了，不免要削弱人们对于向沙皇专制制度发动全俄革命攻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免要加强一个派别（它责备革命家过多地谈论不存在的议会而过少地谈论现在存在的城市杜马[130]，这一名言使它声名大振）的幼芽，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现在只是隐藏着或被压抑着，但远没有连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显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说明城市情况的工作的方向适应我们的整个工作，首先就要把这个方向全部拟定出来，不仅要通过议论，而且要通过大量实例把这个方向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牢固的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首先需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
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情况，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了解这些情况。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俄几乎根本没有。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上）谈城市和国家的情况，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那种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原始小组所实行的“原始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作家、专门的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常以知道这些机密自傲，并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有关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文章，那么你们会发现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原注50］）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个揭露工厂、城市以及国家的丑恶现象的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原注50］ 正因为如此，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131]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由于出版次数很少并且遭到广泛破坏而没有办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是地方机关报不能胜任的。而《南方工人报》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关于矿业主代表大会、关于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纯粹地方性的材料，不仅南方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没有见到过。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家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真正为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 * *
乍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结论，似乎不能适用于专门的经济斗争的范围，因为工人在这里的直接敌人是单个的企业主或单个的企业主集团，这些人没有结成组织，丝毫不像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直接敌人俄国政府那样，拥有一个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工会斗争，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而为了这种联合就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为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只想就我们的报刊问题补充几句。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栏，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公开的［原注51］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登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工会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工会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收集起来的、现在可以说散见于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中的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132]，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最先担负起推广工会斗争的责任，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巩固起来，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恰如其分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恰如其分的比例时就决不会感到困难。
［原注51］ 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像《工人思想报》印发的那些问题[133]的秘密材料，就会白白浪费革命家很多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很容易代替革命家），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某一部门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定额，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大量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上的和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等等方面的专门出版物上的那些知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初次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都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有时一面擦汗，一面微笑着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干活还累！”
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112] 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
工人反资本斗争社于1899年春在彼得堡成立。它的创建人是维·阿·古托夫斯基（即后来有名的孟什维克叶·马耶夫斯基），成员是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该社同彼得堡工人运动没有牢固的联系，并且存在时间极短，1899年夏即被取缔。该社观点接近经济派。它的一份传单《我们的纲领》中说，沙皇政府就是资本自身，反资本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这份传单是油印的，由于组织瓦解，没有散发出去。——385。
[113] 小册子《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386。
[114] 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387、696。
[115] “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是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征。——388。
[116]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
[117]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看来是指他1901年同亚·马尔丁诺夫的第一次会见。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这次会见的情形：“我同列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可是谈话结束时，列宁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您是怎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像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击队。您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们于是分道扬镳……好多年。”（见亚·马尔丁诺夫《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1924年莫斯科版第8-9页）——392。
[118] 阿法纳西·伊万内奇和普尔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旧式的地主》中的一对地主老夫妻。他们一辈子住在自己的小庄园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396。
[119] 指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老年派”）小组。以该小组为基础，于1895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406。
[120] 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得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406。
[121] 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17、411。
[122] 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414、471、726。
[123]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21页，驳彼·拉·拉甫罗夫。（见本卷第150-152页。——编者注）
[124]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23页。见本卷第152页。——编者注
[125] 指Е.拉扎列夫的两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1900年4月和5月《前夕》杂志第15期和第16期）和《谈谈一次分裂》（见1900年6月《前夕》杂志第17-18期合刊）。拉扎列夫将格·瓦·普列汉诺夫出版批评“青年派”的《指南》一事说成是“把真诚的、积极的和善良的同志革出社会民主党人教门”。——419。
[126] 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借喻最高权威的裁判。——419。
[127] 指《议会政治、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128] 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422。
[129] 这个报告的全称是：《向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该报告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委托起草的，1901年由联合会在日内瓦出版。
[130] 这个意见是《〈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上发表的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提出的，参看本卷第353页的引文。——426。
[131] 《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是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扎·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В.Н.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427。
[132] 1885年的罢工运动席卷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和其他几个工业中心省份的许多纺织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7日-17日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了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6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
关于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罢工及要求，参看注76。——430。
[133] 指《工人思想报》印发的调查表《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1898年）和小册子《收集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料问题集》（1899年）。前者列出了17个有关工人劳动生活条件的问题，后者列出了158个。——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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