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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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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的公开信

（1903年10月）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了捷依奇同志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的《公开信》。捷依奇同志是以同盟管理机关成员的身分给我们写信的；然而对有关同盟的问题，管理机关只能用集体的名义发表意见，所以，我们不承认捷依奇同志的信是正式的公函，而把它看作是同盟的一个同志写的私人信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就信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谈谈看法。由于捷依奇同志力图维护他所错误理解的同盟利益，不正确地叙述了同盟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就更有必要这样做。
　　捷依奇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通告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声称，“未必…可以认为变化〈代表大会给同盟与俄国国内联系方面带来的变化〉是非常重大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说这种‘变化很大’，这是难于同意的。”我们就用从党章第13条与同盟旧章程的对比中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同捷依奇同志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作一比较。
　　根据旧章程，“由《曙光》杂志编辑部及其所属人员”组成的同盟（第1条），是总的《火星报》组织的一个独立的“国外”部。它的任务是“传播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通过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的途径促进战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建立”；它不仅主持国外的全部工作，包括与其他国外组织独立进行联系（《曙光》杂志编辑部，第4条），甚至“对一些重要问题”自行作出决定（《曙光》杂志编辑部和同盟管理机关，第4条），“而且甚至对本组织的运送事务、出版工作和会计处拥有总的管理权”，它是“通过《火星报》国内组织和主管行政和运送事务各职能部门的同盟成员进行管理的”（第4条）。这样，根据章程，《火星报》国内组织可以说是与主管各职能部门的同盟成员处于同等地位，即就其对同盟本身的关系而言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在同盟的专门机构——它的管理机关的职责范围中，还包括参与俄国国内生活，例如，“协助编辑部执行运送任务”（第8条，1）和“关心保密策略［注：看来“策略”是笔误，按意思应是“技术”。——俄文版编者注］的安排”（第8条，ｍ）。从同盟的章程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根据赋予同盟的职能和权力，它在《火星报》组织中占主要地位，这一主要地位完全是由于它参与俄国国内生活而形成的。
　　党章第13条把同盟参与俄国国内生活这一部分整个去掉了，这是捷依奇同志也承认的。同盟与俄国国内各委员会的一切正式联系，现在都得通过中央委员会进行；同盟与俄国国内生活有关的一切主要职能（如运送、出版、财务和保密策略）都取消了；因此，同盟降低到国外委员会的地位，只具有国内各委员会的那些权力，而且在与国内联系方面的权力是受限制的。
　　是的，从一个独立的中央组织的地位到党的一个地方机关的地位，这一变动确实是“很大”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附上一份同盟的旧章程，并在因撤销《火星报》组织及确定《曙光》杂志和《火星报》为党的机关报刊而删除或改动的条文上作了记号。
　　根据这些记号可以看出，构成章程基础的前8条，即基本的8条（另一些条文是关于组织方面的，是其他任何章程都有的），很大一部分被完全勾销了，其余条文中的各款绝大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了。因此，从实质上说，整个原来的同盟章程已失去了意义和效力。
　　其次，捷依奇同志表示不同意中央委员会通告中的这样一段话：“每一位同志都知道，以前国外同国内联系中的无组织状态造成了许多混乱，甚至时常造成严重的不幸事故”，他激动地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无法证实这种说法，无法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说明由于过去同盟和国内联系中的‘混乱’而经常发生的——用它的话来说——严重的不幸事故。”稍往下，在解释党章第6条时，捷依奇同志断言，根据这一条，中央委员会要“建立一些委员会”等等，“当然，这只是在那些没有这类机构或者机构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地方”。捷依奇同志作为管理机关的成员，竟一点都不知道“混乱”、“严重的不幸事故”和“同盟的无组织状态”，这至少使得我们这些同盟成员感到奇怪。我们谈到同盟时，当然不是指那10—15个成员。这些成员是做专职工作的，或者，他们象在同盟成立前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而工作那样为同盟工作，而假如同盟完全解体的话，他们还是会照样工作的；我们在这里谈的，包括每一个严肃地讨论问题而不是玩弄词句的人所应该谈的，是整个组织的活动，它的全体成员的活动，是由这一组织的体制本身和章程所规定的活动。而过去，在同盟中几乎是根本看不到这种活动的。
　　促进国内的运动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过去完全是由编辑部、管理机关和某些个别成员执行的。
　　所有这些人从切身经历中都十分清楚，在工作中曾出现过很多“混乱”，以致造成了“严重的不幸事故”的后果。［注：只要向捷依奇同志提醒一下一件事就足够了：柏林市给我们和俄国国内各委员会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那里的一些同盟成员不通过编辑部自行同俄国国内建立联系。不久前管理机关派了一些同志到俄国去，但组织委员会却不接受这些同志，捷依奇同志大概还没有忘记这件最近发生的事吧！类似的实例我们可以举出不少。——管理机关成员沙尔科、李维诺夫注］
　　出版工作是另一项重大的任务，过去完全是由《火星报》编辑部执行的：由同盟选出的两名专职编辑所做的事，只是校订了图恩的半本书，而且这项校订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向国外读者介绍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第3条，5），只在两三期通报中得到反映，而且这几期通报办得很不成功；散发同盟的通报（第8条，ｅ），向同盟成员传达俄国工作进程的报告（第8条，ｇ），都没有实现；每三个月做一次总结（第8条，ｆ），但总共只作了一个整个阶段的总结；在青年学生中建立协助小组（第8条，ｄ），结果主要是在那些自发形成的小组和同盟之间起了一些中介作用；在同盟管理机关一些通告中宣布的吸收当地各小组的活动家共同讨论各种问题的方案，以及建立正常会费制度的方案，也都停留在通告的纸面上。顺便提一下，那些住在同一城市里的成员之间，没有就同盟的工作交换过任何意见，更谈不上在各城市之间交换意见了，这一点也是很突出的；同盟的不少工作是由同盟之外的人，例如从国内来的同志们进行的。看来，捷依奇同志把这一切全都忘记了。［注：我们向捷依奇同志提醒一下他自己说过的十分公道的话，他说，只有在那些没有同盟成员的地方，协助小组才能很好地工作。我们管理机关的另一位同志在他的一封关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问题的信中提出的意见也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代表大会能够消除同盟成员对组织内部情况的不满，因为到现在为止，同盟的盟籍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因而只是建立了一个空头组织。最近一年的情况表明，同盟的工作在走下坡路，联系也在日益减弱。”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声明：原来的同盟组织涣散，毫无生气，这对我们来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仅仅以上级机关下指示可能会侵犯我们的“权利”为理由而闭眼不看同盟的缺点，在我们看来，对同盟是不利的！——管理机关成员沙尔科、李维诺夫注］究竟是谁表现出“对同盟的过去显然毫无所知”——是中央委员会呢，还是同盟管理机关的成员捷依奇同志？捷依奇同志号召“全体同盟成员应尽快赶来参加代表大会”，他的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使我们感到奇怪。对服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每个同盟成员来说，他对中央通告和未来的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根据党章，同盟的作用改变了，同盟的旧章程已告失效。改组同盟以使它获得生命力，只有以党内通常采用的一般组织原则为基础，才是合适和可行的，而因为中央委员会最了解这些原则和党的整个组织计划，所以它把同盟新章程的要点交给我们研究，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以这些要点为基础而制定出来的章程，最终将使同盟有可能参加党的共同生活和活动。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那些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表示我们的抗议，同盟的一位负责人正是借助这种行为去阻挠党的机关的组织活动，并号召其他同志也去破坏纪律和章程的。散布“我认为本人无权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这样的工作”或“同志们！……我们决不应该让它〈中央委员会〉来为同盟制定新的章程”之类的言论，对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什么是党、组织和党的纪律等概念的人来说，是只能使他们感到愤懑的一种鼓动手法。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建立的党的机关，可见毫无疑问是企图破坏党员同志对党的机关的信任，而且又是打着“同盟管理机关成员”的招牌，背着中央委员会使用的，这就更加令人气愤。

　　正统派、邦契－布鲁耶维奇、佩罗娃、因萨罗娃、　
　　因萨罗夫、科尼亚金、列宁、李维诺夫、　
　　彼得罗夫、普列汉诺夫、索·萨拉夫斯基、沙尔科

　　于日内瓦

载于1904年《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437—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