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3卷 最后的书信和文章[234] （1922年12月—1923年3月） 给代表大会的信[235] （12月23日）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续记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236]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续记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注释： [234] 1922年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在此后的几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列宁清楚地意识到病情危险，因而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这里收载的书信和文章，是他的口授记录的一部分。 12月23日，列宁请求医生允许他口授5分钟时间，用速记记录。他说，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怕睡不着觉。得到允许后，列宁叫来玛·阿·沃洛季切娃，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接着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次日列宁表示希望继续口授，如后来玛·伊·乌里扬诺娃所说的，由于医生们反对，列宁提出了“最后通牒”：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列宁这样称呼自己的札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在列宁的坚持下，医生才允许他每天口授5—10分钟。后来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30—40分钟。 尽管身患重病，但列宁头脑清楚，思想明晰，依然保持罕见的意志力和乐观主义精神。直至3月6日健康状况再次急剧恶化时止，他实际上仍然不断工作，口授札记，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大概在12月27日或28日，列宁口授了一份札记，拟定了以后工作的题目：
“备忘：
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写道：“列宁在1922年12月（20日）至1923年3月初这段期间口授的所有文章和文件都按照列宁的意愿打印5份，他要求1份留给自己，3份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份交给他的秘书处（绝密）。送《真理报》的文章经最后校订，打印清楚，由列宁审阅过，然后转交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收到的那3份副本也是校订过的。底稿由我烧毁。按照列宁的意愿，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他请求写明，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则只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可以启封。‘而他死后’这几个字我在信封上没有写。留给列宁的那一份加上硬纸面用细绳装订成册，以便于使用。”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信中漏了增加后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工农检查院的关系问题。 拟定的题目： 1．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从新经济政策观点来看它的意义。 2．关于职业教育总局同国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之间的关系。 3．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 4．关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国民教育统计的新书。” 列宁口授的关于党内问题的信件当时没有发表，他口授的文章当即刊载在《真理报》上。——335。 [235] 《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列宁在1922年12月23、24、25和26日，12月29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和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口授的札记。 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的札记），据《弗·伊·列宁的书信、便条和交办事务登记本》所记，于当天送达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记录中没有提及列宁的这一札记。但是中央委员会曾提出必须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问题，同12月23日札记中列宁的指示完全一致（因为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的不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问题，而是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问题）。列宁在12月23日札记中的建议，后来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信的其他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是列宁逝世后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正式移交中央委员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在移交这些文件的记录中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听取弗·伊·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根据这项决定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作为附录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同时把这些札记和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其他信件在《列宁文集》中发表。根据这一决定，列宁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被刊载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30号公报上。但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书信当时没有在《列宁文集》或其他出版物中发表。 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决定，这些书信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传达，接着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并在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发表，出版了单行本，还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337。 [236] 《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原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被查封。后由彼·伯·司徒卢威在国外复刊，成为白俄杂志，1921—1924年、1927年先后在索菲亚、布拉格和巴黎出版。——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