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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26]

（192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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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同志们！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以前，首先应该声明，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可能出乎在座许多同志的意料，或者说得确切些，我只能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主要兴趣可能在于了解和评价苏维埃政权最近一些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法令和决定，这是很自然的。这类决定愈多，完善、整理这些决定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需要愈迫切，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也就愈自然。根据我在人民委员会的所见所闻，现在已深感有这种需要。大家都希望知道现有的一些能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的事实和数字，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事实经过查证核实的为数还很少，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毫无疑问，为了了解新经济政策，注意这些事实并试加总结，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关于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我都不能谈，如果你们对这些感兴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找到谈这些问题的报告人。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策略问题，或者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我们随着政策的改变而采取的革命战略问题，以及对下述情况的估计，即这个政策同我们对我们任务的一般理解符合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今天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适应到什么程度。我想谈的，就只是这个专题。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评价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否正确；最后，如果正确，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评价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估计今天我们党内在目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最根本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是有意义的。
　　党现在是否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至少有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估计实行这个政策的一般条件上，放在如何使党内的觉悟、兴趣和注意力适应于这些一般条件上？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对新经济政策还不那么清楚；我们如果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即给新经济政策打基础并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向。
　　为了说明我的看法，为了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而且我认为应该说）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想拿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事件来作比喻。我认为，这个事件会帮助我们更确切地认识象在我国所发生的这种革命中不同的政治办法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将军攻克旅顺口这个事件。使我对这个例子感兴趣的主要一点，就是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使这位著名的日本统帅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我们看一看这些事实，就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位日本将军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的第一种战法是错误的呢？强攻要塞是否错误？如果是错误的，那么日军为了正确完成任务，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这是错误，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有多大？
　　当然，乍看起来，答案是再简单不过了。既然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毫无结果（这是事实），既然进攻者的牺牲非常大（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显而易见，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直接强攻的战术是错误的，这已无需任何证明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完成这种包含很多未知数的任务时，如果不作适当的实际试探，就很难有绝对的把握——哪怕是相当大的把握——大致准确或完全准确地确定用什么战法来攻克敌人要塞。不实际试探一下要塞的实力，即工事坚固程度、守军情况等等，这是无法确定的。不经过试探，就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乃木将军无疑算得上）也无法解决用什么正确战法攻克要塞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胜利结束整个战争这个目的和前提，也要求从完成这项任务的多种方法中选择速决战法！同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使牺牲极大，如果这对于用强攻拿下要塞是必要的话，那也还是得多于失。因为这样就能把日军腾出来，调到其他战场上去作战，就能在敌人即俄军把大批兵力调到这个远方战场以前，在把大批兵力训练得更好，在俄军或许变得比日军强好几倍以前，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看一看整个战役的发展和日军作战的条件，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不仅说明日军不惜巨大牺牲，作战非常英勇，而且还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在战役初期，这是唯一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做法，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因为，我再说一遍，日军不经过这种试探，就不可能摸清这次战斗的具体条件。日军在对敌要塞进行强攻的阶段结束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打死了，就是再死上几千士兵，用这种战法要塞还是拿不下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部分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已得出结论：必须放弃强攻而改用围攻。既然在战术上犯了错误，那就必须加以纠正。同这一错误战术有关的一切都应认为有碍于作战，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至于改变个别作战方法和作战行动，那就更不待说了。必须坚决地、明确地承认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要让它阻碍新战略和新战术的发展，阻碍作战行动的发展。这时作战行动必须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而且如我们所知道的，新的作战行动取得了全胜，尽管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
　　我认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在这方面，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
　　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就可以发现，我们那时已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的道路，既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3—77、150—188、264—293页。——编者注］，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
　　那时正好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一项根本任务，政治上需要先行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制度来代替从前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接着又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项任务，而且大家知道，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签订了十分屈辱的、条件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在和约签订以后，从1918年3月到夏天这段时期，军事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1918年3月，我们在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之后，只是接近了国内战争的开端。从1918年夏天起，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国内战争愈来愈迫近。那时，1918年3、4月间，在谈论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作过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1917年底和1918年初革命头几个月的主要特点。那时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要比我们所能计算、监督、管理等等的多得多。因此便提出由实行剥夺、由破坏剥削者和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所谓平凡的经济任务即直接从事建设的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后退。例如1918年3、4月间出现了专家报酬这样的问题：专家报酬的标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关系而符合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符合劳动的艰辛程度或特别艰苦的劳动条件而符合资产阶级习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给专家以这种非常高的、资产阶级式的报酬，原先并没有列入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甚至不符合1917年底所颁布的许多法令。但是在1918年初，我们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后退一步，应该承认要作某种“妥协”（我这里用的是当时所用的字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定承认有必要在总的工资制度中实行这一变动127。
　　当时我们把建设工作、经济工作提到首位，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情况，因为我觉得，为了了解我们经济政策有什么转变以及怎样评价这个转变，这是必要的。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它可以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当时的斗争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展开的。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份私人办的《广告小报》[128]。在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执行了三年以后，这份《广告小报》给人一种十分特殊、十分新奇的印象。但从我们经济政策所采取的一般方法来看，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举这个虽然很小但却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时，需要回想一下，在我们整个革命中，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关于银行业的一些法令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为了不使例子复杂化，我就不谈它们了。
　　那么，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头几个星期里颁布的这项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命运如何呢？它的命运是这样的：很快就被踢开了。现在我们回想起斗争的发展和从那以后的斗争条件，一想到我们那么天真，竟在1917年底大谈国家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真是可笑。在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哪会有什么私人广告！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政权这项法令的回答是：继续进行斗争，把斗争推向白热化，把斗争进行到底。法令设想，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非常巩固，因此任何其他经济都不可能再存在，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国家政权在什么地方布置斗争，他们就会在什么地方应战。当时我们说，你们还可以保留私人报刊、私人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刊登广告的自由，我们只规定国家对广告征税，只规定把广告业务集中在国家手中，对私人广告制度本身不但不去破坏，而且相反，由于信息业务的适当集中，只会让你们得到某些好处。然而事实表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斗争。我们的敌人资本家阶级用完全否认整个国家政权来回答它的这项法令。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广告，因为残留在我们制度中的一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当时已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夺取政权基础的斗争。当时我们向资本家建议：“你们服从国家的调节吧，服从国家政权吧，那么一切符合居民的旧利益、旧习惯、旧观点的东西就不会被完全消灭，而是通过国家的调节逐渐地加以改变。”但是他们却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
　　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它依然是一纸空文。实际生活，即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把全部斗争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是把斗争放在我们在1917年底曾天真地研究过的那些琐碎得可笑的问题上，而是放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粉碎整个职员阶级的怠工，击退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白卫军。
　　我认为，这一小段关于广告法令的插曲，对我们了解旧的策略是否错误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现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个背景上来评价事件，不能不认为这个法令是天真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而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却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我们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从敌人方面说，这在战略上是否正确呢？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如果不在这方面通过直接的搏斗来试一下自己的力量，怎么会突然服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资产阶级回答我们说：“对不起，可敬的先生们，我们要和你们谈的根本不是什么广告问题，而是我们能否再找到一个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国际资产阶级是否会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也决不是你们要不要有国家银行的问题。”关于国家银行，正如关于广告问题一样，我们在1917年底写了很多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废纸。
　　当时资产阶级用正确的（从他们的利益来看）战略回答了我们：“我们首先要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你们是否真的是国家政权，抑或这只是你们的错觉。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法令，而要靠战争、靠暴力来解决。这种战争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被赶出俄国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而是所有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进行的战争。如果事实表明这同其余的世界有相当的利害关系，那么国际资产阶级就会支持我们这些俄国资本家。”资产阶级这样做，从维护他们利益的角度看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们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根本不要过渡，根本不要新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回答。
　　这就是事态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的原因。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敌人的阵营得到的回答却是：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以确定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站住脚。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且既然是国内战争，它就是非常残酷的。斗争愈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就愈小。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按照这种斗争逻辑来行动，从他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在政治方面已经连同你们的立宪会议被打垮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要再次把你们打垮。”我们不能不这样做。采用任何其他的行动方式，从我们方面说，都等于完全交出我们的阵地。
　　回想一下我们斗争的发展条件你们就会懂得，这种看来似乎不正确和偶然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依靠普遍高涨的热情和政治上的稳固统治能够轻而易举地解散了立宪会议，又为什么在这同时我们却必须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渐地慎重地实行经济改造，最后，为什么斗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改用内战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拼命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方式，从而使俄国遭受了三年的破坏。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如果这种转变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那么应该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军事斗争比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要简单得多，我们所以战胜了高尔察克之流，是因为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没有做完和做得不好的工作再三重做。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象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
　　我希望除个别情况外，谁也不能说在三年国内战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是这种人。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能使我们看到旧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可能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
　　我今天不能用数字、总结或事实来说明这种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知道，顿巴斯是我国经济几大中心之一。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原来是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它们已达到西欧资本主义企业的水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先恢复大工业企业，因为我们靠数量不多的工人恢复顿巴斯的工业比较容易。但是在春天改变政策以后，我们今天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相反的情况——生产发展得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30％作为租金交给国家。顿巴斯生产的发展表明，与今年夏天的惨状相比，目前情况已经普遍有了显著的好转，在这方面，小矿井生产的好转以及它们按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经营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不能在这里分析全部有关材料，但你们从这个例子里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的改变所取得的某些实际结果。经济生活的活跃（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这些，我们通过局部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得到了。至于今后的成绩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本事，取决于我们今后执行这一政策的正确程度。
　　现在回过头来阐发一下我的基本思想。今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不，实际表明退得还不够。理由如下。如果按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比喻（战争中的强攻和围攻）来说，那么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好军队，还没有重新分配好作战物资，如此等等。一句话，我们还没有作好新战役的准备，而根据新的战略和战术，新战役将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既然我们现在正在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试问，是不是应该设法使适合于以前的经济政策的活动方式现在不来妨碍我们呢？不言而喻，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法令和决定，写了大批文章，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在适应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以前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弄清目前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当前的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对外任务目前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军事任务也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经济任务，而且我们应该记住，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能搞好我们的工作（经济工作）。我国的经济破坏和贫困是这么厉害，文化是这么落后，要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过去的强攻并不是毫无影响和毫无益处的。
　　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中间有人对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例如，当你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业，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作买卖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怪，有些人甚至感到非常可怕。他们说：“共产党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说什么现在要把商业任务，把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这样共产主义还能剩下什么呢？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万念俱灰，说了一声‘唉，一切都完了！’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且现在，秋季，乃至于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工作和斗争。
　　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就普通的战争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总有办法可以完成，即使做得不能绝对正确，至少也能差强人意。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如果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不能齐心一致，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说明在我们党内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颓丧情绪。相反，如果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甚至是痛苦的严重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学会、绝对能学会如何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害怕这样的任务吗？或者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我们不懂得革命斗争，不懂得革命斗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斗争是一种最紧张的斗争，伴有许多我们决不可以漠视的急剧转变。
　　现在我作几点总结。
　　我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即1921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又一次退却，那么究竟要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时常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听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有人问我们：“你们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这样那样的让步，到底要让到那年那月为止呢？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到时候停止让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使处境更加危险了吗？”当然，我们是增加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但是不应当忘记一切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的要素是危险。在战争中你无时无刻不被危险包围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根本不可能认清形势和正确行动。当然，斗争方法改变后，发生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我们必须懂得：目前的具体条件要求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正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报告中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一般性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我举了某次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力求用它来说明由强攻转为围攻的必要性，说明开头实行强攻的必然性以及认识到强攻失败后采取新的战法的意义的必要性。
　　其次，到1921年春天才明确起来的第一个教训和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矛盾。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
　　第三个是，自从1921年春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之后，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已提上日程。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我们在解决这一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应当认清基本的发展路线，以便对现时我们在经济关系中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混乱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当前，在看到旧事物的破坏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新事物的仍很孱弱的幼苗，也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还不适应新的条件。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努力做到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务必完成这一任务。

2
总结发言


　　同志们！在回答纸条上提出的意见以前，我想先说几句，答复在会上发言的几位同志。我觉得必须指出拉林同志发言中的一点误解。他竟把我所说的调节问题同调节工业的问题扯在一起。要就是我说得不确切，要就是他理解错了。这显然是不对的。我说的是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并把这种调节同商品交换作对比。还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的政策、决定、宣传和鼓动，要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和法令有所改进，那就不应该漠然无视最近的试验所取得的成果。1921年春天我们谈论商品交换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说商品交换作为一种制度已经不适应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奉献给我们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现金交易，——这样说对不对呢？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对斯图科夫和索凌两位同志说我虚构一些错误的答复。这就是证明我们确实犯了错误而不是虚构错误的明显事实。
　　今春以来这个时期我们实行经济政策的经验表明，1921年春谁也没有对新经济政策表示异议，无论在代表大会上，在代表会议上，或者在报刊上，全党都一致同意这一政策。旧日的争论对于这个一致同意的新决定丝毫也没有影响。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就能比较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走一条迂回的道路。
　　斯图科夫和索凌两位同志怨气冲天，说有人在大谈错误，说难道不虚构错误就不行吗？当然，如果是虚构错误，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象哥尼克曼那样避而不谈实际问题，那也是完全不对的。哥尼克曼的发言几乎通篇都是谈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现象形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常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我们且按这种方式来判断一下。谢姆科夫同志的发言是不是一种历史现象呢？我肯定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形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恰好证明这里既没有虚构错误，也没有不正确地希望或者纵容党员颓丧、惶恐和情绪低落。斯图科夫和索凌两同志非常担心，认为一承认错误，不管是怎样承认，是全部还是局部，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人普遍颓丧，情绪低落。而我举一些例子正是要说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承认错误目前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在发生了并且是必不可免地发生了问题以后，现在是不是应当作某种改变？我们一开始是进行强攻，只是在这以后才转为围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妨碍我们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的，是把在别的情况下也许是出色的而在现时却是有害的那些做法错误地搬过来。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在于此。在这里，我最好的同盟者是谢姆科夫同志，因为他在大家眼前奉献了这个错误。如果谢姆科夫同志没有出席会议，或者如果他今天没有发言，那确实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莫非错误是列宁虚构的？但谢姆科夫同志的话说得很明确：“您讲国营商业干什么呢？在监狱里又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谢姆科夫同志，是这样，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可是，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作战吗？在监狱里有人教过我们管理国家吗？调解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争执，协调它们的活动，这种非常讨厌的玩意儿又有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教过我们呢？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些东西。在监狱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教我们学东西，而是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运动史等等。从这一点说，很多人没有白坐监狱。当有人对我们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从这句话正好看出他们对我们今天进行党的斗争和活动的实际任务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而这恰恰是这样一种错误：把适用于“强攻”的做法硬搬到“围攻”时期来。在谢姆科夫同志身上暴露了在党的队伍里存在的错误。必须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加以纠正。
　　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热情是一种公认的巨大的历史力量，曾经起过伟大的作用，并将对国际工人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依靠这种热情，再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稍微完好的工厂，能够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我们就不会来搞商业核算和生意经这套讨厌的玩意儿了。那时这一套就不需要了。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搞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领导而且必须领导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促使我们不仅需要采取出租这种不愉快的手段，而且需要搞做买卖这套讨厌的玩意儿。这种不愉快的情形会使人意志颓丧，情绪低落，这是可以料到的。可是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不正是那些情绪低落、意志颓丧的人的过错吗？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既然需要我们致力于调节目前的商业、目前这种情况很糟的货币流通，那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办呢，能说这跟我们无关吗？如果这样，那是一种极有害的颓丧情绪，极严重的绝望情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
　　我们目前的工作环境并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它还和经济斗争以及我们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有关。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在今年春天提出了出租问题，而现在又必须提出商业问题和货币流通问题。借口“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来回避这一问题，那就等于陷入不可容忍的颓丧情绪，就等于不执行自己的经济任务。如果用强攻方式能拿下资本主义商业这块阵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工厂完好，有高度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采取“强攻”即直接建立商品交换，没有犯任何错误，那是痛快得多。可是现在的错误恰恰在于我们不愿意了解采用其他办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不是虚构出来的错误，也不是历史上的错误，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当前能够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一个教训。如果党面对自己的任务竟然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我们不需要商业核算等等，那党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吗？有很多东西在监狱里都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只得在革命以后学。我们学了，并且学得很有成效。
　　我想，学会了解商业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而只有开门见山地指明这个任务，我们才能开始有成效地学并最终学会。我们不得不退这样远，因为商业问题成了党的一个实际问题，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是周围的环境，是目前的条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做到这一点要快得多。可是在我国就要通过一条迂回漫长的道路，但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最终是能达到的。现在我们必须把实现今天和明天向我们、向必须领导整个国家经济的党提出的任务作为方针。现在已经谈不上商品交换了，因为商品交换这个战场已经从我们手里给夺走了。不管这使我们多么不愉快，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呢？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学习由国家调节商业关系。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决不是无法完成的。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过去那些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新的、必需的和困难的任务我们都完成了。搞合作商业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决不是无法完成的，只是需要对这项困难的任务有清楚的认识，认真下功夫。我们的新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这样的。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改用金卢布结算。但是这样的经营单位为数极少，大多数企业的情况还很混乱，工资与生活条件极不适应；部分企业已经不再靠国家供给，一部分企业还要部分地靠国家供给。出路在哪里呢？唯一的出路在于我们要学会，要适应环境，要能恰当地解决也就是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我对几位就我今天的讲话发言的同志的答复。现在我来简短地回答一下递上来的几张条子。
　　其中有一张说：“您拿旅顺口作例子，但是您不认为被国际资产阶级包围的我们可能就是旅顺口吗？”
　　是的，同志们，我已经指出：战争的要素是危险；不估计到可能遭到失败，就不能进行战争。如果我们遭到失败，当然就会陷入旅顺口那样的悲惨境地。在我的全部讲话中，我指的是国际资本主义这个旅顺口，它已经被包围，而且不仅仅被我们这支大军所包围。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围这个国际资本主义旅顺口的大军都在日益成长壮大。
　　有一张条子问：“如果一两年后爆发社会革命，那革命后我们会马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要是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干革命就易如反掌了，我们就能在世界各地干成许许多多的革命了。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仅不能肯定一两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不能肯定半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提出这样的问题同预卜战斗双方谁将陷入旅顺口要塞的悲惨境地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只知道一点：国际旅顺口要塞最终一定会拿下来，因为能够夺下这一要塞的力量正在世界各国成长壮大。而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应当怎样做才能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住恢复大工业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当规避商业核算，而应当懂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起码的条件，使工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工作量等方面得到满足。只有在商业核算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成见和怀旧则妨碍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不估计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以应有的方式来实行新经济政策。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退到哪儿为止？”还有几张条子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料到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次讲话中已就这点讲了几句。这个问题是某种颓丧情绪的反映，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也听到过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因为只有进一步实行我们的转变，才能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我们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为扎实地转入进攻作好了准备，我们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回答。退却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但是人家揍你的时候，是不管你愉快不愉快的。军队经常撤退，谁也不会感到奇怪。谈论我们到底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是谈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瞎想一些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方案呢？我们倒是应该去做具体的工作。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利用什么地形站住脚，——利用一条河、一座山、一片沼泽或某个车站？因为我们只有在可以利用某种地形站住脚时，才能转入进攻。不应当陷在颓丧情绪里，不应当用慷慨激昂的鼓动来规避问题，这种鼓动用得适当是非常可贵的，可是在当前的问题上它只会带来害处。


载于1921年11月3日和4日《真理报》第248号和第2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91—220页



　　注释：

　　[126] 这是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新经济政策问题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报告的提纲（见第505—508页）。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于1921年10月29—3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3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84名。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国内外形势；省经济会议的报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省清党工作的报告。
　　列宁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并在总结发言中回答了弗·戈·索凌、英·尼·斯图科夫、尤·拉林、谢·莫·谢姆科夫、C．Π．哥尼克曼等人的意见（索凌、斯图科夫和拉林的发言见1921年11月4日《真理报》第249号的报道）。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完全拥护新经济政策。——216。
　　[127] 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决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该提纲的第4条指出：“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情况下不得不后退一步，或者说同资产阶级倾向实行妥协。例如，对许多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薪金，就是这种后退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8页）——221。
　　[128] 《广告小报》（《　　　》）是苏俄的一份私人办的出版物，1921年10月—1922年2月在莫斯科出版。——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