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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 （1921年8月20日） 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队伍。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听词句和无法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气势汹汹、夸夸其谈、不可一世，实际上则是涣散、无组织、无领导，是徒有其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在资本主义的老根没有挖掉以前，这两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了某种改变，动摇的形式也改变了。 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十月革命也不例外！民主万岁！改良主义万岁！”这种论调，不管是用纯粹孟什维克的口气讲还是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口气讲，不管是象第二国际那样讲还是象第二半国际那样讲，实质都是一样的。 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或我国那部分已经脱离党或正在脱离党的前工人反对派之类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了！”[67]据此提出的口号多少有点象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的”那种口号。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改良主义庸人和革命主义庸人的抱怨和慌乱，尽可能冷静和准确地估计实际的阶级力量并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 请回忆一下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纯粹政治活动的阶段，从10月25日起到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止。在这短短十个星期内，我们为真正彻底消灭俄国封建残余所做的工作，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中（1917年2—10月）所做的要多百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国外的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当时都是反动势力的可怜的帮凶。无政府主义者有的茫然若失，袖手旁观，有的帮助我们。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是同时我们又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1）我们空前地发挥了工人阶级自己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2）我们对市侩民主派的偶像即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如专供富人享受的出版自由，给予了使全世界都能感觉到的打击；（3）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这是继1793年和1871年之后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第二个阶段。布列斯特和约。反对和约的革命词句，也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半爱国主义的叫嚣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左倾”空谈，喧闹一时。市侩们惊慌失措或幸灾乐祸地反复说：“既然同帝国主义讲和，那就完蛋了。”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作为资产阶级掠夺工人的帮凶去同帝国主义讲和的。我们“讲和”，把一部分财物交给掠夺者，却是为了挽救工人政权，为了更沉重地打击这些掠夺者。我们当时听够了所谓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谰言，但是我们没有上当受骗。 第三个阶段。1918—1920年，从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立宪会议派”到反击弗兰格尔的国内战争。战争开始时，我们的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物质力量来说，这支军队就是现在同协约国任何一国的军队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同称雄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工农联盟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成果，其地位被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充当了君主派的帮凶，有的是公开的帮凶（部长、组织者、宣传家），有的是暗藏的帮凶（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采取最“巧妙”和最卑劣的立场，他们好象是置身事外，事实上却在写文章反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也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一部分人帮助我们，一部分人攻击军事纪律或散布怀疑情绪，破坏我们的工作。 第四个阶段。协约国被迫停止（能长久吗？）武装干涉和封锁。经济遭到了空前破坏的国家勉强开始恢复元气，现在才看到经济破坏的深度，才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工业停顿、歉收、饥荒和流行病。 在我们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当前的和这一时期的敌人已经不同于昨天。当前的敌人已经不是得到全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支持而由地主们指挥的白卫分子。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象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这怎么不令人胆怯呢？特别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二半国际的骑士、一筹莫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倾”空谈家这样的英雄们。“布尔什维克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他们的革命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这样的号叫，我们听得够多了。 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对工人和农民说：危险很大；要更加团结、沉着、冷静，要藐视和甩开那些持孟什维克观点和社会革命党观点的人，那些惊慌失措和喜欢空喊的人。 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象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无论是在清除俄国封建制度、发挥工人和农民全部力量方面，还是在推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摆脱了卑鄙庸俗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以致惊慌失措的叫喊根本影响不了我们。关于我们的革命活动，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它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那些在伟大斗争开始之前就害怕失败的人，他们也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这只是对工人的侮辱。 正因为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所以我们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能更清醒、更谨慎、更周密地权衡时机，能采取各种让步来加强我们的实力，分散敌人的力量（现在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就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孟什维克叫喊说，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外国有一个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莱维，也随声附和这些孟什维克。当这位莱维所犯的错误还可以解释为是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在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的一种反应时，是应该为他辩护的；当这位莱维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完全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时，那就不能为他辩护了。 对于那些大喊大叫的孟什维克，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还在1918年春，共产党人就公开主张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并为这个主张辩护。这是三年前的事情！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头几个月！那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人能否定我们对现实力量的清醒估计是正确的。 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的莱维劝布尔什维克（莱维“预言”资本主义会战胜布尔什维克，就和当年一切市侩、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等等预言布尔什维克一旦解散立宪会议就会灭亡一样！）向整个工人阶级求救！原来是因为在此以前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里，莱维说的同半无政府主义者、空谈家说的非常相似，同前“工人反对派”里某些人说的也有几分相似，因为这些人都喜欢耸人听闻，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无论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概念变成偶像，不善于考虑它实际的具体的内容。他们不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内容，而是一味唱高调。 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很想自称为革命家，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怕用暴力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过去这样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同伙，并不是凭空说的。任何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实际上推出了新的力量、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现在管理着俄国，建立了军队，领导着这支军队，建立了地方管理等机关，管理着工业，等等。如果说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弊病，那么我们并不隐瞒这种祸害，而是揭露它，同它作斗争。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下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雌黄。 但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还不多，有时非常少。尽管有各种法令、号召和鼓动，尽管有各种“提拔非党群众”的命令，但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还是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谈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就是堕落到说空话的地步。 没有一定的“喘息时机”，就不会有这种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慢慢地成长起来，不恢复大工业（更正确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电气化），这种力量就无从产生。 一个处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一个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工人阶级，经过多次世所罕见的奋力拼搏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破旧部分能够得到“修复”。建立起能够胜利地经受住1917—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占用了并且耗尽了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 孟什维克叫喊布尔什维克实行“波拿巴主义”（说布尔什维克依靠军队和国家机构而不顾“民主”的意志），这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策略，所以米留可夫支持这一策略、支持1921年春“喀琅施塔得的”口号是有道理的。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即俄国共产党，这个党不是一下子而是25年来用实际行动给自己争得了唯一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角色、称号和力量的），一是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最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动摇的影响的分子。 现在提出“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加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1921年春天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和表明了这一点。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来揭发和驱逐这些叫喊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家伙，因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扩大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 如果冷静地研究一下“工人阶级力量”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就会懂得“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 敬爱的先生们，为了真正把非党群众提拔到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战线”上去，到经济建设事业中去，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干了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觉悟的工人应当向空喊家提出的问题。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而且应当这样来揭露空喊家，证明他们事实上不是帮助而是妨碍经济建设，不是帮助而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证明他们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图，是在替异己阶级服务。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打倒不自觉的白卫分子帮凶，这些重犯1921年春天倒霉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错误的家伙！要善于根据时局的特点和任务进行切实的实际的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 冷静地估计一下时局的特点以及实际的并非幻想出来的阶级力量，我们就会知道： 无产阶级在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的开创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生力量的成长缓慢得多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不是由于什么人或什么党派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原因。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此，在这个新的更高的斗争阶段，我们确定自己的任务时务必慎之又慎。我们要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尽快征收适量的粮食税，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出去，包括租给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要巧妙地实现、按“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来实现这一联盟。直接留给自己的工作领域不妨小一些，只留下绝对必需的。我们要把削弱了的工人阶级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而使自己站得更稳些，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用实际经验加以检验。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象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无法前进的。谁对这一工作“感觉乏味”，“没有兴趣”，“不能理解”，嗤之以鼻，或惊慌失措，或沉溺于大谈什么缺乏“过去的兴奋”和“过去的热情”等等，那最好是“解除他的工作”，让他告退，使他不致造成危害，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考虑当前斗争阶段的特点。 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正常的商品交换（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敌人还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的、粮贩的、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处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将逐步地顽强地克服这些困难。要让地方更多地发挥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要分派更多的力量到地方上去，要更加重视地方的实际经验。只有恢复工业的工作取得实际成就，对工农双方都有利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建立起来，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自身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能坚定地信赖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取得这些成就，新生力量才会涌现出来，也许不会象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快，但一定会涌现出来。 把这项需要更缓慢、更谨慎、更坚定和更顽强地进行的工作担负起来吧！
注释： [67] 工人反对派在 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提出了“要更多地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蛊惑性口号。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 •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 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 1920年 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已出现，而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 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 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 1920年 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 1922年 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对俄共（布）进行攻击。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