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2卷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
（1921年6—7月）
1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
这种特殊局面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资本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东方被压迫民族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种种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仍在等待时机，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发动这种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正在成长壮大，正在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工联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2]为急先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而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愈来愈不稳固了。
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爆发革命后，已经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使这些群众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的恐怖行为愈凶残——他们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大屠杀（如在阿姆利则）[3]和当众拷打等暴行——革命的发展也就愈迅速。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并没有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流亡的人数大约有150—200万，拥有分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残留了一点军队，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妄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4]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站（装机容量为4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10．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不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发生波动。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这两个现在在国外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的政党，实际上已与整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的领袖们和其中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十分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合力举行的喀琅施塔得暴动[5]时，米留可夫表示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个口号（1921年《真理报》第64号，引自巴黎《最新消息报》[6]）。他发挥这一思想时说：应该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因为他们肩负着第一个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吸取了历次革命的教训，深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证实了1789—1794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话。恩格斯当时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俄译文见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派》一文，载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7]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一书1920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
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2页 |
2
对共产国际 《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8]
（6月10日）
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干了一系列违反纪律的事，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那是讲空话和玩弄左的把戏。
拉狄克摇摆不定，对“左派”的愚蠢行为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把自己的草案初稿弄糟了。他的第一个让步最能说明问题。他的提纲的第1条 《问题的范围》原来写的是 （请注意）“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后来改为 （反而改坏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
妙极了！这样的行文削弱的正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必要性。这真是荒唐之极。
为了夺取政权，在一定的条件下 （包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拥护共产主义原则这一条件），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大多数在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发起冲击的。
这样来修改、改坏这一真理，即在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人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总任务的第1条中削弱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原理，这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 （可恶极了，表面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上该打屁股），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
拉狄克的提纲本来就非常冗长，没有重点，抓不住政治上的中心问题。而拉狄克还向其中掺水，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斗争，那么我建议：
（1）今天 （既然布哈林坚决主张你们必须今天解决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拖——其实往后拖更好）就用准确无误的表决否定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根本不正确的提纲。要作记录。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采取宽容态度，就会把一切都弄糟的。
（2）把拉狄克未经 “改善”的草案初稿作为基础，关于这种“改善”，我已举了一个例子。
（3）委托 1—3人来压缩这个提纲草案，进行修改，使它 （如果能做到的话！）不再没有重点，而是清楚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下述内容作为中心思想切实突出出来：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 （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是组织的领导，连共产主义原则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拥护。而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唯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是一种罪恶的轻率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这样，无论事态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至于遇上极其幸运的情况而在短时期内 “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采取 《公开信》[9]的策略。这一点要讲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因为对 《公开信》的动摇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也是最流行的。用不着隐瞒。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 《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0]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
与其象拉狄克那样长篇大论，意思含混，不如翻译 《公开信》全文（如用德文，则援引全文），反复解释它的意思，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范本来阐释。
我认为，策略问题的总决议应该就讲这些。
只有这样才会定下调子，使中心思想明确起来，不致模棱两可，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 （象拉狄克那样）。
这样，拉狄克的草案初稿就会至少删去四分之三。
丢下提纲去写小册子并对它进行表决的做法该结束了。那样做，即使我们大家没有争论，也免不了犯局部性的错误。而如果没有重点，却有争论，我们就会犯重大错误，把全部事情弄糟。
再有，如果你们实在想加，可加上一些补充：根据这种策略，在细节上，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原则，恰恰是作为例子，还可作如此这般的补充。
其次。
笼而统之把塞拉蒂和莱维说成是 “机会主义”，这是愚蠢的。塞拉蒂有错误；错在哪里？应该讲得一清二楚，指明是在意大利问题[11]上而不是在总策略问题上。他错在同共产党人搞分裂，没有开除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意大利同志们，只要不做到这一点，你们就是自外于共产国际。我们就开除你们。
而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我们要提出最严肃的忠告和要求：只要你们还不能够坚定地、耐心地、巧妙地说服塞拉蒂派工人的大多数，把他们争取过来，就不要神气，就不要玩弄左的把戏。“莱维事件”不在总策略问题上，而在对三月行动[12]的评价上，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说：是单纯防御。因为政府进行了挑衅。
就算这符合实际，就算事实是这样。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1）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可是这种喊叫多得不可胜数；
（2）既然政府进行挑衅，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小要塞 （共产党人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中心地区）拖进战斗，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
（3）今后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因为右派在内战中以巧妙的手段杀害了两万工人以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
（4）把几十万工人 （布兰德勒说是一百万。是否吹牛？是否自我陶醉？为什么没有各州、各城市的统计数字？？？）的单纯防御说成是 “暴乱”，而且是 “巴枯宁式的暴乱”，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由于莱维还有另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 （要准确地、极为谨慎地列举出来），所以他应该受到处分，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应当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然后允许他重新申请入党，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共产国际就建议吸收他。
除了布兰德勒的小册子，我还什么都没有看过，这些意见只是根据莱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写的。布兰德勒只证明了 （如果可以说是证明的话）一点：三月行动不是 “巴枯宁式的暴乱”［莱维这样谩骂，理应被开除］，而是几十万革命工人的英勇自卫。但无论多么英勇，由于政府从1919年1月起已通过挑衅杀害了两万工人，今后再也不要在政府的挑衅面前这样应战，要到全国的而不只是一个小地区的大多数工人都跟共产党人走的时候再说。
（（1917年的七月事变[13]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谁要是作这样的评价，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七月事变是英勇的进攻。可是我们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下一次我们决不过早地发起英勇的进攻。过早地全面应战，——这就是三月行动的实质。不是暴乱，而是错误，这个错误由于几十万人在防御中表现英勇而减轻了。））
关于什麦拉尔，能否搞两三个材料？
如能为共产国际刊印有关各国的材料，哪怕每国两份 （每份2—4页），那倒不错。
关于什麦拉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有些什么事实？
别忘了一件大事：一定要删去拉狄克提纲初稿中所有谈到 “等待的党”、所有进行这种谴责的内容。一概不要。[14]
关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问题，要具体地、专门地、清楚而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意见不一致，我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列 宁
1921年6月10日
译自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265—269页 |
（2）
两点建议[15]
（7月6日）
（1）删去什麦拉尔的姓名和该段整个结尾部分；
（2）委托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起草一封详细的信给捷克党，要引出原话，切实地、准确地对什麦拉尔立场的不正确之处进行批评，并指出赖兴贝格 《前进报》的编辑们应当在哪方面更加谨慎。
载于1958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5页 |
3
对 《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的意见[16]
（1）
给奥·威 ·库西宁的信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急
地址请问芬兰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
6月10日
库西宁同志：
看了您的文章 （三节）和提纲非常高兴。
附上我对提纲的意见。
建议您立即找一位德国同志 （真正的德国人），由他负责修订（文章和提纲的）德文文本。这位同志也许还可以受您委托把您的文章作为报告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 （德国代表们听德国人讲话要方便得多）。[17]
我建议删去 （提纲的）结尾部分。
关于宣传鼓动——特别是关于报刊和口头宣传，要写得尽量详细。
依我的意见，您一定要亲自负责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一点，我今天就写信告诉季诺维也夫。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 列宁
提 纲
（提纲第6点或）第6条，第2段最后一句应写成：
“……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从……那里把这种倾向继承下来……”
而下面一句
应写成：
“……共产党应当通过系统的、顽强的组织工作，通过多次的
改进和纠正，来克服这种倾向……”
（提纲第7点或）第7条：
要更加详尽地说明，西方大多数合法的党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每个党员都有日常工作 （革命工作）。
主要的弊病就在于此。
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这是最重要的。
第10条。
要尽量详细。
要多谈些细节。
举例。
报纸的作用。
把 “我们的”报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报纸作一对比。
为 “我们的”报纸所做的工作。
举例：1912—1913年的俄国报纸。
同资产阶级报纸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报纸的卖身投靠、制造谣言，等等。
散发传单。
鼓动到户。
星期日游玩等等。
要非常非常详细。
第 11条——也要非常非常详细。
第 13条。提出工作报告，交各“支部”讨论。
关于敌对组织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组织 （工党、各社会党等）的情况报告。
关于在没有参加组织或参加了黄色团体 （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以及在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中的任务，要写得详细一些。
第26条和第 27条。
这些与本题无关。
这不是 “组织问题”。
最后就这个主题改写成一篇专题文章，比如用 《革命时期的组织问题》这样的标题或其他标题，交 《共产国际》[18]发表。
或者 （根据俄国和芬兰的经验）写成：《谈谈方兴未艾的革命和我们相应的任务问题》。
载于1958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3—15页 |
（2）
给奥·威 ·库西宁和威 ·克南的信
［注：见本卷第17—20页。——编者注］
致库西宁和克南两同志
1921年7月9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了你们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草案非常高兴。我认为搞得很好。只想补充两点：
（1）建议——各国党都能立一个由经过考验、富有经验的优秀工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
（2）关于特务——在谈不合法的工作问题时专门写一段。内容大致如下：资产阶级必然要派遣特务和奸细打入秘密组织。必须极其周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防范，特别要提倡这样一种防范办法，即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配合起来，并且通过长期的合法工作进行考察 （是否适合做不合法的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你们的 列宁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载于1958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6页 |
4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
（6月28日）
同志们！我主要想答复一下拉查理同志的问题。他说：“拿出具体事实来，不要讲空话。”好极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意大利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作一番考察，那是什么呢，是空话还是事实呢？在你们的言论和你们的整个政策中，你们都忽略了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存在着这种倾向，而且存在着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集团。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伯恩施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他的机会主义宣传的（这种宣传最后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并导致第二国际的叛变和破产）。从那时起，我们不但知道有一个叫屠拉梯的人，而且知道他在意大利党内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所进行的宣传。他20年来一直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破坏者。由于时间不够，我没能详细研究有关意大利党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意大利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记不得是《新闻报》[19]还是《晚间信使报》[20]）关于屠拉梯和他的朋友们在艾米利亚雷焦召开代表会议[21]的报道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我把这篇报道和《前进报》[22]上所发表的对比了一下。这难道不是充分的证据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我们同塞拉蒂和他的朋友们争论时，我们曾经公开而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向他们声明，只要意大和党仍旧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它就不能成为共产党。
这究竟是什么呢？是政治事实抑或依然不过是空话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公开告诫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要跟改良主义者、跟屠拉梯搞在一起”，而塞拉蒂却开始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反对共产国际的文章，并专门召开了改良主义者的会议[23]，——这一切难道都是空话吗？这比分裂还严重，这已经是在建立新的党了。除非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这个文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凡是参加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是孟什维克——当然不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是意大利的孟什维克。拉查理说：“我们懂得意大利人民的心理。”对于俄国人民，我个人不敢这样说，但这并不重要。拉查理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很了解意大利人民的精神。”这是可能的，我不想反驳。但根据具体材料和顽固地不愿根除孟什维主义的事实来看，他们是不了解意大利的孟什维主义的。我们不得不说：必须批准（不管这是多么不幸）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党，是不能加入共产国际的。
拉查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改变党的名称呢？这个名称满不错嘛！”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第二国际的历史，它的衰落和破产。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实行决裂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两万工人牺牲了生命，他们是被不断攻击和抱怨德国共产党人的谢德曼派和中派出卖给德国政府的[24]。
难道我们现在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不是同样的情景吗？意大利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它的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同孟什维克和改良主义者决裂，而让他们继续留在党内。拉查理同志说：“我们完全承认有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的必要；唯一的分歧仅仅在于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在里窝那代表大会[25]上实行决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讨论意大利的改良主义问题了。去年，当我们同塞拉蒂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问他：“对不起，为什么意大利党不立刻实行分裂，为什么要拖延？”塞拉蒂怎样回答我们呢？什么也没回答。弗罗萨尔有一篇文章，说“要做个灵活而聪明的人”。拉查理同志在引用这篇文章时，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对他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论据。我认为他是弄错了。恰恰相反，这个绝妙的论据对我们有利而对拉查理同志不利。当拉查理将来不得不向意大利工人说明自己的行为和退避的理由的时候，意大利工人会怎样说呢？如果意大利工人认为我们的策略比冒牌共产主义左派（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共产主义左派，而更象无政府主义）的曲线策略灵活和聪明，那么，你们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塞拉蒂和他的党硬说，俄国人只希望别人摹仿他们。这种无稽之谈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要求恰恰相反。单是熟记共产党的决议，在任何场合都使用革命的词句，这是不够的。我们预先声明，我们反对死背决议的共产主义者。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我们将开诚布公地同赞成这一点的共产主义者交谈，我们将非常自信地、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说：“不要做蠢事；要聪明一点，巧妙一点。”但是我们只是对已经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的共产主义者才这样说，而你们还谈不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因此，再说一遍：我希望代表大会批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拉查理同志说：“我们正处在准备时期。”一点不假。你们是处在准备时期。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同孟什维克决裂，就象我们在 1903年同我们的孟什维克决裂一样。德国党当初没有同孟什维克决裂，使得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革命史上长得令人厌烦的战后时期内一直遭受苦难。
拉查理同志说，意大利党正处在准备时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毫不含糊和毅然决然地同改良主义决裂。这样，群众就会衷心拥护共产主义。第二个阶段决不是去重复革命口号，而是要采纳我们聪明和巧妙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永远是聪明和巧妙的，永远要反复重申，那就是：应当使革命的基本原则适应不同国家的特点。
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和在俄国进行革命不会是一样的。意大利，的革命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但究竟是什么方式呢？咱们大家都不知道。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有时并不是地道的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在占领工厂[26]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哪怕一个象样的共产主义者呢？没有，那时的意大利还没有共产主义；可以说有某种无政府主义，决不能说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还需要创立，还需要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灌输给工人群众。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同那些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一刀两断。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27]上，我曾有机会稍微观察了一下莫迪利扬尼，他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狡猾的政客，他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留在社会党中央机关，因为这样能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屠拉梯及其朋友们的全部理论观点和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却是同资产阶级合作。杰纳利的发言中所引证的许多话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是的，这就是屠拉梯筹划好的那条统一战线。因此，我应当告诉拉查理同志：象您所作的以及象塞拉蒂同志在这里所作的那样的讲话，都不是在为革命作准备，而是在破坏革命。（喊声：“对！”鼓掌）
你们在里窝那获得了很大一个多数。你们获得98000票，改良主义者获得14000票，共产主义者获得58000票。对于象意大利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传统、对分裂没有充分准备的国家里刚刚开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说来，上述数字是共产主义者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将比我们俄国的运动发展得快。因为，如果你们知道有关我国运动的数字，你们就会明白，在 1917年2月沙皇制度崩溃以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我们同孟什维克相比还是少数。而这是经过 15年的激烈斗争和分裂以后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右翼没有得到发展，但也不象你们在轻蔑地谈到俄国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意大利，发展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我们在同孟什维克进行了15年的斗争并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拥护我们的人比你们那里要少得多。你们那里态度暧昧的、联合起来的中派分子有98000人，而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已经有58000个。这是证据和事实，一定可以说服那些不愿闭眼不看意大利工人群众运动的人。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已经可以证明，拥护我们的是工人群众，不是旧的领袖，不是官僚，不是教授，不是新闻记者，而是真正的被剥削阶级，是被剥削者的先锋队。这也表明你们在里窝那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事实。你们拥有98000票，但你们宁愿同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而不愿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联合。你们本应当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即使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不过是博尔迪加的拥护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何况博尔迪加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十分诚恳地声明他放弃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宁愿和 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塞拉蒂的政策对意大利是一个不幸。我们从来不想让塞拉蒂在意大利摹仿俄国的革命。这是愚蠢的。凭我们的智慧和灵活性还不致做出这种蠢事。但是，塞拉蒂的行为却证明他在意大利的政策是错误的。也许他应当随机应变。这是他一年前在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善于随机应变的，我们不愿意盲目地摹仿别人。这是愚蠢的。我们应当随机应变，找机会同机会主义分家。你们俄国人不善于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意大利人比你们有本事。我们走着瞧吧。”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塞拉蒂可真会随机应变！他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了。现在，同志们到这里来说：“如果你们把我们拒之门外，就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不，同志们，你们错了。意大利工人群众的思想现在已经搞乱了。假使我们对他们说下面这样的话，倒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说：“同志们，意大利的工人们，你们在共产国际和孟什维克之间挑选一个吧。共产国际永远不会要求你们盲目地摹仿俄国人；而孟什维克，我们认识他们已经20年了，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当作邻居留在真正革命的共产国际里。”这就是我们要向意大利工人讲的话。结果是不容怀疑的。工人群众一定会跟我们走。（热烈鼓掌以示赞同）
载于1921年7月4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6—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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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
（7月1日）
同志们！很遗憾，我必须克制自己，只进行自卫。（笑声）我说很遗憾，是因为听了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和看了三个代表团的修正案[28]以后，我很想进攻。老实说，对于特拉奇尼和三个代表团所维护的观点，必须实行进攻。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 “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必定要垮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发言反对个别同志。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言论已经腻味透了。我们是有组织的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设法找到正确的路线。自然，我们的提纲是一种妥协，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已经是第三次举行代表大会并已制定出一定的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中间，实行妥协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我们这个由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是经过极其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是经过长时间斟酌并同各个代表团磋商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确立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现在，当我们不仅正式谴责了真正的中派而且还把他们开除出党以后，这个提纲就更需要。事实就是这样。我应当捍卫这个提纲。既然现在特拉奇尼出来说，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反中派的斗争，接着又讲到打算怎样进行斗争，那么我就要说，如果这些修正意见表示的是某种倾向，那就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共产国际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竟没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笑声）你们且听一听特拉奇尼所维护的东西和修正案所说的话吧！修正案一开头就说：“第1页第1栏第19行 ‘……大多数’应予删去。”大多数！这太危险了！（笑声）接下去说，应该用“目的”一词来代替 “基本原则”一词。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说目的，那是连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平生接触过、交谈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多，但毕竟见过不少。在目的问题上，我同他们有时可以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从来谈不到一块。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过渡时期使用国家强制手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提出这个建议的同志们搞错了。
第二，修正案提出 “‘大多数’一词应予删去”。请大家把整句话看一下：
“在很多国家内，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尖锐化，很多群众性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党都还没有在真正的革命斗争中掌握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实际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重新研究策略问题的。”
可是他们想把 “大多数”一词删去。我真不明白，假如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商量不好，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一起工作，怎么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呢？难怪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了。请告诉我哪一个党现在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特拉奇尼连想都没有想举个什么例子。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根本不存在。
总之，应当用“目的”一词代替 “原则”，而 “大多数”一词应当删去。真是不胜感激！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甚至德国党这个最优秀的党之一也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事实。我们面临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并不害怕说出这个真实情况，可是这里有三个代表团却想一开始就说假话，因为，代表大会假如删去 “大多数”一词，那就表示代表大会喜欢假话。这是明摆着的事。
接下去有这样一个修正：“第4页第1栏第10行，《公开信》等字 ‘应予删去’。”今天我已经听到一个有同样看法的发言。那个发言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发言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赫姆佩尔同志。他说：“《公开信》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动。”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 《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现在特拉奇尼同志又以三个代表团的名义出来说话，想要删去 《公开信》一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斗争呢？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
特拉奇尼说，虽然俄国党很小，但我们还是在俄国胜利了。他不满意提纲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讲。这里有27条修正意见。如果我要对这些修正意见一一加以批判，那我就得象某些演说家那样至少讲三个钟头…… 会上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30—40万党员，必须争取多数，形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并继续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特拉奇尼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他说：既然党已经有40万工人，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删去！（笑声）他害怕 “群众”这个词，想把它去掉。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
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喊声：“对！”）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难道现在军队的大多数在你们一边？请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全场微动）
我虽然处于防御地位 （笑声），但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应当说，我讲话的目的和原则是捍卫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案和提纲。如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动，那自然是迂腐。我曾看过不少决议，我很清楚其中的每一行都可以作很好的修改。但这是咬文嚼字。如果说现在我还是宣布在政治方面一个字都不能改动，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修改都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质，会把人引入歧途，给共产国际带来危害。因此，我，我们大家，俄国代表团，应当坚持决不改动提纲一个字。我们不但谴责了我们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如果象特拉奇尼那样把反右派的斗争当儿戏，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够啦！否则太危险了！”
特拉奇尼为进攻斗争的理论[29]辩护。赫赫有名的修正案阐述这个问题的篇幅长达两三页。我们没有必要去念它。我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特拉奇尼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他搬出“活跃的趋向”和 “从消极转向积极”这些理由来为进攻理论辩护[30]。我们在俄国同中派作斗争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还在15年前，我们就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我们不但战胜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战胜了半无政府主义者。
假如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权不用说三年半，恐怕连三个半星期也保不住，更不可能在这里召开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用来反对我们的货色。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牢里，在那里捍卫“共产主义的目的”，幻想着 “从消极转向积极”。（笑声）象修正案那样进行论证是不行的，因为那里面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难道在我们的提纲里笼统地阐发过革命进攻理论吗？难道拉狄克或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干过这种蠢事吗？我们在谈进攻理论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期说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还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就有人怀疑过革命政党是否需要进攻。如果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怀疑这一点，我们就同他斗争，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政党的辩证法一窍不通。难道党可以泛泛地争论是否容许进行革命的进攻吗？在我们这里要找到这样的例子，就要回顾一下15年前的事。只要有否认进攻理论的中派分子或伪装起来的中派分子，就必须立刻把他开除出党。这个问题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但是现在，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三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争论 “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的问题，真是太可耻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同我们一起制定这个提纲的拉狄克同志没有分歧。在德国，在真正的进攻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开始谈论革命进攻的理论，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三月行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几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然而，不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怎样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我们仍然要重复拉狄克同志在一篇用俄文写的文章中关于赫尔茨所说的话。假如有人英勇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即使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假如有几十万人同社会主义叛徒的卑鄙挑衅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对于自己的错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斗争过去之后，假如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斗争，象莱维那样，那就应当把他开除出去。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教训：难道我们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吗？（拉狄克：“我们连防御的准备也没有作好。”）是的，当时进攻还只是报纸文章谈论的事。把这种理论应用到1921年德国的三月行动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意识到；但从原则上说，革命进攻理论绝不是错误的。
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已经为我们的革命作好了准备。这是首要的条件。当时我们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而我们的口号是：立即媾和，无论如何要媾和。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有反对大地主的革命情绪。拥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革命党人在 1917年 11月还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党。他们曾要求采取革命手段，但是他们也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真正英雄们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行动。1917年8、9月间我们曾说：“在理论上，我们和过去一样，仍然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准备采纳他们的纲领，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曾在1917年11月即在我们胜利以后反对过我们并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选进立宪会议的农民，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虽然不象我过去所错误地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争取过来，但不管怎样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争取过来了。差别并不很大。请告诉我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你们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把那里的大多数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也许是意大利吧？（笑声）有人说，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党，我们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这样说只能证明他不理解俄国革命，也根本不懂得应当怎样准备革命。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如果我们没有在各个方面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在俄国称为孟什维克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实行清算的话，那我们就连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都不懂。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真正革命的党，同孟什维克决裂。但这只是预备班。我们现在已经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可是特拉奇尼同志却还在弹老调，说预备班的任务是清洗、追查和揭露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真是不胜感激！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得很够了。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说过中派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不但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我们一边 （在1917年选举时，绝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而反对孟什维克），而且因为有一半军队在我们夺得政权以后马上转到了我们方面来，十分之九的农民群众在几星期之内也转到了我们这一边；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而不是我们的土地纲领，并且真正实现了这个纲领。我们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这就是我们取胜这样容易的原因。难道你们在西欧能幻想这样的事吗？太可笑了！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请你们对比一下具体的经济条件吧！尽管大多数那样迅速地转到了我们一边，我们在胜利以后碰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的目的，而且没有忘记我们的原则，没有容许那些只谈目的、只谈 “活跃的趋向”和 “从消极转向积极”而不谈原则的人留在我们党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们竟把这些先生关在监狱里。但是，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专政。我们必须为实行专政作准备，而要作准备就得同这种空话、同这种修正案进行斗争。（笑声）在我们的提纲里处处提到群众。但是，同志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群众。左派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滥用了这个词。而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 “群众”这个词。
我已经讲得太久了。因此，我想只就“群众”这个概念再讲几句。“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假如党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党员投入斗争，而且能够使非党员也动起来，那就已经是争取群众的开始。在我们历次革命中，有过几千个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的情况。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在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上，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城市里，几千个工人就能使运动具有明显的群众性。如果几千个从未听说过政治、过着庸碌而又艰难的生活的非党工人开始采取革命行动，那么群众就已经在你们面前了。如果运动不断扩大和增强，那就会逐渐发展成真正的革命。在1905年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你们以后也会领悟到这一点的。当革命的准备已经很充分时，“群众”这个概念就不同了，这时，几千个工人已经不能说是群众了。这个词开始具有别的含义。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大多数，并且不单单是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是所有被剥削者的大多数；革命者只能作这种理解，其他任何含义都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一个小党，比如英国党或美国党，在认真研究了政治发展进程，熟悉了非党群众的生活和习惯之后，就能在有利时机掀起革命运动 （拉狄克同志指出的矿工罢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1]。假如这样的党能在这样的时机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使几百万工人跟着自己走，那么，群众运动就在你们的面前了。我决不否认，一个很小的党也能发动革命并把它进行到胜利结束。但是应当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此，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有的同志却出来声明：要立刻放弃争取 “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必须向这些同志宣战。要是没有扎实的准备，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取得胜利。即使一个很小的党也能领导群众跟自己走。在某些时候并不需要有大的组织。
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这里说的“工人阶级”，是西欧讲的那种，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你们想到过这一点没有？我们在特拉奇尼的发言中能不能找到即使是这种思想的一点点痕迹呢？他的发言只谈 “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他有没有提到粮食问题呢，哪怕是一个字也罢？可是工人要求有吃的，虽然他们很能吃苦、挨饿，——我们在俄国多多少少看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做好了这件准备工作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再说一遍：我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我们的提纲，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们不但谴责了中派，而且还把他们驱逐出党了。现在我们应当来反对我们认为同样危险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十分礼貌地向同志们说明真情 （这一点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说得客气而委婉的），做到不伤害任何人。我们必须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讨伐中派更重要的另一些问题。对付中派这件事我们做得够多了，已经有点腻味了。现在同志们应当学会怎样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德国工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那里，几十万无产者英勇地进行了战斗。谁反对这场斗争，就应当把他立刻开除出去。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不应该海阔天空地清谈，而应该立即开始学习，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怎样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怕这样做，谁就不是革命者。相反，假如我们公开对工人说，“是的，我们犯了错误”，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不会重犯这种错误，我们一定会更好地选择时机。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7月8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3—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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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注：列宁作报告用的是德语。——编者注］
（7月5日）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可能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我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编者注］的译本和关于俄国共产党策略的提纲［注：见本卷第1—10页。——编者注］，这就是我所能系统地加以准备的一切。现在，我只想对这个材料作一些解释和说明。
要论证我们党的策略，我认为必须从说明国际形势开始。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大会也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定的决议[32]。我在提纲中只是很简略地谈到这个问题，而且完全是着眼于政治的。我没有谈到经济基础，但是我认为，关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从政治上说，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无疑出现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我认为，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和那些到目前为止都被看作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积聚了很多易燃物。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迟早会突然发生暴动、大的战斗和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际资产阶级直接同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曾经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焦点，而现在正是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扼杀我们共和国的企图未能得逞，目前出现了一种均势，自然，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
当然，我们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比我们共和国强大得多，完全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他们才无法继续对我们进行战争。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在远东又看到了新的侵略尝试[33]，毫无疑问，这种尝试今后还会有。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目前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任务。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仍然应当而且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红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既然还要防备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进犯和新入侵，我们就只能这样做。国际形势中出现某种均势的事实对我们的实际政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
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直到目前，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其他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诚然，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满意地肯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国际资产阶级不能扼杀我们，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比我们强大百倍。（鼓掌）
在提纲的第2条里，我对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等问题作了考察。现在要补充的是，我从这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个和约怎样不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能爆发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里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和近几个月来，这种革命迹象在欧洲比我们所预料的要明显得多。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现在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革命扎扎实实地进行准备，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这就是我们应当从国际形势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这种均势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许多西欧国家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很可能大多数居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恰恰就是工人阶级中那些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敌对组织。这一点我在提纲的第2条中已经加以说明，我想，在这里我应当谈一谈我们在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两点。第一，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愈有组织，历史就要求我们愈加扎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我们就应当愈加扎实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第二，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假如国际资产阶级不依靠这部分工人，不依靠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反革命分子，那它要支撑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掌声）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殖民地运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切旧的政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都还有原来那种感伤的观点的残余，说什么它们无限同情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被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初开始，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已经首次在我们的国际内着手准备这个斗争了。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要多得多，但是不管怎样，运动在向前发展，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全场活跃以示赞同）
至于我们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形势，那么，我必须从正确分析阶级关系入手。近几个月来，在这方面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成立了一些新的、反对我们的剥削阶级组织。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站在剥削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在这里，破坏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只消几个月，有时甚至几个星期或几天，就能彻底完成。我们在俄国已经剥夺了剥削者——大地主和资本家。在战争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作为国际资产阶级军事力量的走卒进行活动。现在，当我们击退了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一切反革命政党都在国外建立了组织。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有 150万或200万人。他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出版日报，所有的地主政党和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与外国资产阶级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金钱来维持出版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我国先前的所有政党都在通力合作。我们还看到，在国外，俄国的 “自由”报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起到最反动的君主派的止，怎样在为大土地占有制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敌人的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营垒中的政治派别。另一方面，这自然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因为这些俄国反革命流亡者正用各种办法进行准备来同我们作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证明，整个说来，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强烈，尽管在这方面俄国革命所做的工作要比过去的一切革命都多。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村庄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不曾受到震动。尽管这样，只要我们冷静地估量一下国外的俄国反革命流亡者的组织程度和他们的观点在政治上的鲜明程度，我们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强烈。这些人采用各种办法，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妄图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进攻和打垮苏维埃俄国。密切注视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意图、主要的策略手法、主要的派别，对我们是大有教益的，我想外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做。俄国反革命势力主要是在国外活动，外国同志观测他们的活动不会有多大困难。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反革命流亡者消息灵通，组织周密，善于谋划。我想，系统地比较和研究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是怎样利用这种或那种时机的，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对工人阶级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际的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学会了什么。俄国资产阶级最近几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这支战败的反动军队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非常好。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也确实获得了很大成绩。当我们一举夺得政权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政治上还不成熟。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当代西欧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估计到达一点，必须改善我们自己的组织和方法，我们将全力做到这一点。战胜这两个剥削阶级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想，对将来其他国家的革命来说也不困难。
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除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最后的两个阶级作斗争。为了摆脱这两个阶级，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不同于对付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办法。对于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我们可以干脆加以剥夺，把他们赶走。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于最后两个资本主义阶级，也就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两个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少数，约占人口的30—45％。如果加上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50％。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从国际观点看来，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意义实质上就是我们必须从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想确定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即小私有制，怎样对待小生产者，——从国际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课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创造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会有用的，它们定能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准备作得更好。
我在提纲里就是试图分析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一个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农民是很落后的。在革命的发展中，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呢？最初的形式是联盟，紧密的联盟。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不管怎样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做得到的。
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联盟的：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领导和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以便共同战胜剥削者。
孟什维克却这样推论：农民占大多数，而我们是纯粹的民主派，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但是由于农民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那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复辟。口号都一样：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我们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我们设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而且第一个阶段是军事联盟。三年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它在某些方面却使我们的任务易于完成。这听起来也许奇怪，但却是事实。对农民来说，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反对剥削者、反对大地主的战争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农民多数不会读不会写，但我们的宣传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证明广大群众（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一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到东西比从书本上学到东西要容易得多。而我国农民容易接受实际经验，还因为俄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它的各个部分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革命势力能够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暂时得逞，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是因为农民反对我们。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反革命势力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能一度取得胜利，是因为资产阶级争取农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没有多久农民就醒悟了。他们在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实际经验，而且很快就改口了：“是的，布尔什维克相当讨厌，我们不喜欢，但是他们总比白卫分子和立宪会议好。”在农民当中，立宪会议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不仅在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这样，就是在农民当中也是这样。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立宪会议和白卫军是一回事，后者是紧跟着前者来的。孟什维克也利用和农民结成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这种联盟是不够的。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基础是我们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基础，因为我国资产阶级是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盟，基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农民从我们这里得到全部土地和对大地主作斗争的支持，而我们则应该因此得到粮食。这种联盟完全是一种新东西，它不是建立在通常那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我们的农民对这一点的了解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要清楚得多。农民心中想道：“这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严厉的领导者，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人。”这样，我们终于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盟的基础。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红军，而在捍卫自己的地产时得到红军的支持。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如奥托 ·鲍威尔之流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承认联盟最初的形式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但是那时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必须绝对保证军队的供应。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同俄国所有产粮区的联系都给切断了。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是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全凭着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居然经受住了这样深重的磨难和困苦，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全场活跃以示赞同。鼓掌）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任务毕竟不同了。如果国家的经济没有遭到七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那样的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新的形式上去。可是，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
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把征粮制改成了实物税。这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你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看到，一连好几个月刊载了许多建议，然而真正有效的方案却没有想出来。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产生的必要性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歉收、饲料缺乏、燃料不足，这一切对于整个经济，包括农民经济在内，自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农民不干活了，那我们就得不到木柴。而得不到木柴，工厂就不得不停工。由于严重的歉收和饲料缺乏，经济危机在 1921年春季大大扩展了。这一切都是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向农民表明，为了立刻减轻他们的困苦，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迅速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常常说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说过），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有的同志在进行宣传时这样论证：我们是准备革命的，但革命不应过于艰苦。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这个论点是什麦拉尔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34]上讲话时提出来的。我是从赖兴贝格《前进报》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里大概有一个稍微偏左的派别。因此，不能认为这家报纸是不偏不倚的。不管怎样我应当说，如果什麦拉尔确实说过这话，那他就错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继什麦拉尔之后发言的一些人曾说：“对，我们将同什麦拉尔一道干，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内战。”（笑声）假如这一切是真的，那我必须说，这样的鼓动不是共产主义的鼓动，不是革命的鼓动。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牺牲。革命不同于普通斗争的地方就在于投入运动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这一点讲，一次革命不仅仅对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阶级都意味着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将来也会是这样。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生活困苦的负担呢？我们代表着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分配这些负担，即把负担分摊在几个阶级身上，从而相对地改善居民中个别阶层的处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原则。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困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所获得的成就一年比一年大。一般说来，情况无疑是好转了。但是俄国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好处肯定要比工人阶级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理论上看，这自然表明我们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考茨基提出这个论据反对我们时，我们付之一笑。自然，如果不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不赶走大地主，不分配土地，那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是唯一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党。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我们都已经建立了，可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场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就看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分配负担实际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般说来，农民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而深重的苦难则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
我已经说过，1921年春由于饲料缺乏和歉收，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极为困苦。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帮助农民。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非常痛苦。然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却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这一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理解的，但是，在这个先锋队里还有人不能理解，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而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还用上了机会主义这个字眼。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竟然帮助农民，可是农民是剥削我们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工人却饿着肚子。难道这就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行实物税，这是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年度我们将第一次实行实物税。这个原则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农民以纳税形式提供一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拿去同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去进行商品交换。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言而喻，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农民在完税之后，有权拿自己的余粮去自由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决不掩饰。如果我们想掩饰，那我们的情况就很不妙了。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是公开这样做的。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让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获得承租权。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自己的工业。
自然，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大家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见一致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十分高兴地指出：我们的农民进步了，他们完全懂得我们目前进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经常有一些很纯朴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跑来对我们说：“怎么回事？我国的资本家、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而外国资本家现在却要到我们这里来？”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已经进步了吗？对于有经济常识的工人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七年战争的破坏使我们的工业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我们必须向大家、向每一个人讲清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够在实践上证明这一点，那么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因为这种办法能立刻改善他们的状况，能保证我们的工业得到恢复。是什么情况迫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注：在德文速记记录中，此处有 “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字样。——编者注］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交纳贡赋。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交纳贡赋。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粮食政策。毫无疑问，我们的粮食政策制定得很粗糙，不完善。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已取得的成绩。说到这里，我还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象旧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现代化大工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全俄电气化。瑞典、德国和美国已经接近实现电气化了，虽然它们还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一位从瑞典来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很大一部分工业和30％的农业都已经电气化了。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德国和美国，我们看到电气化的规模还更大。大机器工业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全国电气化。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由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诚然，这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几乎都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专家都会走到共产主义的，不过不象我们那样要在 20年的地下工作中不断地研究、温习和咀嚼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
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权机关都主张我们去请教专家。只要我们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个办法可以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专家工程师们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来。单从理论上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从理论上宣传共产主义，而是换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们说：大工业是使农民不再受穷挨饿的唯一手段。这是人人都同意的。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工业，需要花的力气和时间太多了。我们必须使工业更加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向电气化过渡。电气化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200多名专家都是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从技术科学观点出发势必承认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从计划到计划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比较谨慎的专家说，完成第一期工程至少需要10年。据巴洛德教授计算，德国实现电气化只要三四年就够了。但对我们来说10年还嫌太少。我在提纲里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还多么有限。我所举的数字小得可怜，你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要大于科学价值。但是我们还得从宣传做起。参加过世界大战并在德国呆过几年的俄国农民在那里都看到，要战胜饥饿，应当怎样按现代化方法从事经营。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些计划本身还没有多大实际作用，可是鼓动作用却很大。
农民看到，现在必须创新。农民懂得，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各行其是，而应当由整个国家一起来做。在德国当过俘虏的农民看到而且认识到，生活，文明的生活，应当以什么作为实在的基础。12000千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熟悉美国、德国或瑞典电气化情况的外国人听了也许会笑。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就算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吧。但是，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只要资本家帮助我们实现我国的电气化，我们不应当因为要给他们几亿公斤石油而惋惜。
最后，我稍微谈一谈“纯粹民主派”。我要引用恩格斯在1884年 12月11日给倍倍尔信中的一段话：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 3月到 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我们不能象某些理论家那样提出我们的问题。整个反动派，不单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势力，都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德国同志比其他国家的同志都更清楚“纯粹民主派”标志着什么，因为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领袖都庇护这个“纯粹民主派”而反对凶恶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言论而是根据行动来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么就会发现他们正是小资产阶级“纯粹民主派”的代表。在我国革命中，再就是在最近这次危机即喀琅施塔得暴动期间，他们都十分典型而清楚地表明，纯粹民主派是怎么回事。农民的骚乱来势很猛，工人中间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啊。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饿着肚子，政治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如何呢？他们一直动摇不定，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俄国的所有政党在国外组织起来的事实表明了目前的形势。俄国大资产阶级最聪明的领袖们盘算着：“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立刻取胜。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实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革命中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这种辩证法，即从敌我双方各自怎样进行斗争的实践中研究这种辩证法。立宪民主党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因为他们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想骗一些人上这个圈套。聪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是聪明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聪明的，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吸取了一些经验。现在他们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整个资产阶级现在都帮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整个反动派的急先锋。今年春天我们已经有幸看到这种反革命合作的成果了。
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分子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目前军事入侵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处境孤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完全孤立，因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已不能公开对我们发动战争了，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尽管大部分还不拥护共产主义，仍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不允许进行武装干涉。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群众的这种情绪，尽管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现在不能向我们进攻，虽然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总的最终结果未定，可怕的战争状态就将继续下去。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象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我们公开向农民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是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我们可以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然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或是选择资产阶级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欺骗，都是十足的恶意煽动。我们必须同这种欺骗、同这种恶意煽动作最无情的斗争。我们的观点就是：暂时我们还要作重大的让步，要极其谨慎，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均势，由于联合起来的敌人比我们强，由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太薄弱，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关于我们的策略，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我要向同志们说的就是这些。（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1年7月14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4—54页 |
7
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35]
（7月9日）
（1）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提声一些具体要求[36]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怎么能够对一个在党外的人施加影响呢[37]？党员们声明，他们采取代表大会的立场。还需要作哪些声明呢？那就是声明不为《苏维埃》[38]撰稿，停止派别活动。中央作出的保证也应记录下来。中央声明，它给反对派以批评的自由，并将遵守这项决定。因此，问题都说清楚了。我们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在这里开会的，我们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人遵守纪律。由于莱维的问题，有人说党内会发生危机。我们曾经几次经历这样的危机，当时我们以完全公开的形式批评我们的一些同志。
说到这里，列宁回顾了他在翻阅 《真理报》时想起来的俄国党历史上的一件事[39]。
因为这件事，孟什维克攻击过我们。我们当时回答说：可敬的反对派，你们可以扬扬得意，但是，党应当遵守纪律，不应当害怕揭露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闭口不谈我们的缺点，那是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为有益的做法是停止谈论危机，而作出一些决定，让大家口径一致地回答敌人：我们有真正的国际，它在纠正我们的错误；请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国际吧。
（2）
不能容许使用类似的字眼。绝对不允许怀疑这里会有人执行不了代表大会的决定。这种想法应当受到谴责。[40]
（3）
塔尔海默的声明是十分明确的[41]；克南谈到莱维给中央委员会的信[42]。马尔察恩肯定莱维会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看来可以促使他自行离开。是否有必要让那些赞同过莱维观点的人一定要用书面形式反对他呢？如果这样做会给今后的合作造成困难，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发生过一些严重冲突，但我想不起有哪一次我们解决冲突是这样注重形式。如果同志们认为塔尔海默的声明是协议的基础，那就必须结束而且必须立即结束人人表态的做法。我们有执行委员会，它在进行监督并且可以采取组织措施。立即就作出书面声明反对莱维，这难道合适吗？我认为，只要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总会找到恰当的方式，或者稍微等一等，而不要坚持那种会给事情带来麻烦的做法。中央声明马尔察恩和蔡特金应该进入中央局，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将有助于共同工作[43]。
（4）
最好有个文件能把讨论了一个半小时的情况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我提议采纳季诺维也夫的建议[44]。
（5）
我提议表决应否把讨论的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建议获得通过，两票弃权。这样，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就通过了。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304—305页
8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注：列宁讲话用的是德语。——编者注］
（7月11日）
（1）
昨天我看了 《真理报》上的几篇报道，深信进攻的时机可能要比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设想的更近，也明白了为什么青年同志们这么猛烈地抨击我们。关于这些报道，我下面再谈。现在我要说的是，总攻愈迫近，我们的行动就应当 “更机会主义些”。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回去了，你们要告诉工人们，说我们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更明智了。你们不要不好意思，要说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想在行动上更谨慎些；这样我们就能把群众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过来，这些群众在客观上正被整个事态的发展推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害怕我们。我想举我们的例子来说明谨慎行事的必要性。
战争开始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只坚持一个口号：国内战争，而且是残酷无情的国内战争。凡是不赞成国内战争的人，我们一概斥之为叛徒。但是1917年3月回到俄国以后，我们完全改变了立场。我们回到俄国同农民和工人一交谈，发现他们都主张保卫祖国。当然，他们的想法和孟什维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把这些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叫作坏蛋和叛徒。我们把他们的主张称为 “真诚的护国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想干脆写一篇大文章，把全部材料公布出来。4月7日我发表了一篇提纲，说要谨慎和耐心。［注：参看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8页。——编者注］我们在战争开始时最初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当时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象样的、坚强的核心。我们后来采取的立场也是正确的，出发点是需要争取群众。那时我们已经反对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张。我曾写道：“我们应当推翻政府，因为它是寡头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因为它不会给我们面包、和平。但是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有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依靠，暂时还受到工人的信任。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想反对多数而靠工人阶级的少数来掌权。”［注：同上，第133页。——编者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一帮机敏的政客，他们立即发觉我们的立场前后矛盾，把我们叫作伪君子。但是由于他们同时还把我们叫作间谍、叛徒、坏蛋和德国代理人，所以前一种叫法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4月20日爆发了第一次危机。米留可夫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照会暴露了政府的帝国主义面目。武装的士兵群众随即涌向政府大厦，迫使米留可夫下台。领头的是一个叫作林杰的非党人士。这一次运动不是党组织的。我们当时是这样评价这次运动的：它略微超出了武装游行示威，而比武装起义又略差一些。在4月22日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左派要求立即推翻政府。相反，中央委员会则反对国内战争的口号。我们还指示外省所有的宣传员，要他们驳斥那些说布尔什维克要进行国内战争的无耻谰言。我在4月22日写道：“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人民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就是一种冒险。［注：参看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我们不怕在我们敌人面前把我们的左派叫作“冒险主义者”。孟什维克看了兴高采烈，说我们垮台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想比中央左一点的做法，哪怕只是稍左一点，都是愚蠢的；谁比中央左，谁就丧失了起码的理智。我们不会因为敌人对我们的失误幸灾乐祸而被吓倒。
我们现在唯一的战略是要进一步壮大力量，因此就要变得更聪明些，更明智些，“更机会主义些”，而且我们应当把这一点告诉群众。但是，一旦我们凭着自己的明智赢得了群众，接着就要采取进攻的策略，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进攻。
现在谈谈那三篇报道：
（1）柏林市政工人罢工[45]。市政工人大多是些思想保守的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生活很有保障，但是他们也迫不得已举行罢工了。
（2）里尔纺织工人罢工[46]。
（3）第三件事最重要。在罗马为组织反法西斯斗争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47]，有代表各党派的5万名工人参加，其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还有共和党人。5000名参加过战争的人穿着军服参加大会。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敢在街上露面。这件事表明欧洲的易燃物比我们想象的多。拉查理称赞我们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一大成就。既然拉查理肯定这项决议，那么成千上万跟他走的工人也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他们的领袖就不能用恐吓使他们离开我们了。为要跃进，必得后退 （“Ilfaut，”）。而这一跃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客reculerpourmicuxsauter观形势使人愈来愈不能忍受了。
总之，我们正开始采取新的策略。用不着急躁，我们不会延误时机的，倒是可能开始得过早。如果你们问，俄国能否支持这么久，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是同小资产阶级、同农民作战，这是一场经济战，对我们来说，它比上一场战争危险得多。但是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的要素是危险。而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我相信，只要我们谨慎行事，适时地作出让步，即使这场战争将持续三年以上，我们也会打赢。
概括起来说：
（1）我们大家要在整个欧洲一致宣布实行新策略，这样我们就能争取到群众。
（2）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这些主要国家里的进攻行动应当协调起来。这就必须有准备，必须经常配合行动。欧洲正孕育着革命，但是不可能事先拟定革命的日程表。我们在俄国不仅能够支持五年，还能支持更久。我们采取的战略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我相信，我们将为革命夺得为协约国望尘莫及的阵地，这也将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开始。
（2）
什麦拉尔似乎对我的讲话感到满意，但他作了片面的解释。我在委员会上说，为了找到正确的路线，什麦拉尔应当向左迈三步，而克雷比赫应当向右迈一步。遗憾的是什麦拉尔只字不提他要迈出这三步。他也只字不提他对形势的看法。说到困难，什麦拉尔只是重弹老调，没有讲出任何新东西。什麦拉尔说，我消除了他的忧虑。春天他曾担心共产国际领导会要求他采取不适时的行动，但是事实打消了他的担心。然而现在使我们忧虑的倒是另一件事，即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否真的会为进攻作准备，还是仅限于摆困难。左的错误只不过是个错误，并不严重，而且容易纠正。如果错误涉及是否有采取行动的决心，那就决不是小错误，而是背叛了。这两类错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种认为只有别人行动起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
（3）
我认为，应当把这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退却比作1917年我们在俄国的行动，用以说明这种退却是在为进攻作准备。敌人会说，我们今天的调子同过去的不一样了。他们从这里是捞不到多少好处的，而只要我们向工人群众讲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三月行动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批评它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说今后应当准备得更好，那他们是会理解我们的。我同意特拉奇尼的意见：什麦拉尔和布里安的解释不对。如果把协调行动理解为我们应当等待别的更富有的和人口更多的国家先采取行动，那就不是共产主义的解释，而简直是骗人。协调行动应当是使其他国家的同志知道什么时机行动有重大意义。对协调行动最重要的解释是：更好和更快地向好榜样看齐。罗马工人就是一个好榜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57—61页
注释：
[1] 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一组有关这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见第465—484页）。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1。
[2]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即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就遭到了破产。战后，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伯尔尼国际，也称第二国际。1921年2月，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另外成立了维也纳国际，通称第二半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
[3] 指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旁遮普的重要工业中心阿姆利则发生的大惨案。这天，该市人民举行和平集会，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向与会群众开枪，结果打死了约1000人，打伤了2000多人。阿姆利则大屠杀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浪潮。在旁遮普和其他一些省份接连爆发了人民起义。——3。
[4] 指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
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召开的首次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是根据1921年2月8日人民委员会的专门决定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讨论同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有关的技术经济问题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电气化的工作”。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来自俄国102个城市的893名代表以及475名特邀来宾，在他们中间有国内最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工作人员和专家，还有许多电气工业企业的工人。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
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共听取了200多篇报告和发言，其中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阿·费·约飞关于物质结构的最新理论的报告，米·瓦·舒莱金关于发展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的报告，列·康·拉姆津关于俄罗斯燃料产地和燃料供应的报告，亨·奥·格拉夫季奥关于运输业电气化的报告，弗·费·米特克维奇关于电流的本质的报告，亚·亚·哥列夫关于北美电气化新方案的报告等。列宁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见本卷第341—342页）。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电气化总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各地区（南方、西北、西伯利亚、乌拉尔、土耳其斯坦、东南）电气化的决议，关于供应农村电力的决议，关于俄国金属工业任务的决议，关于石油工业电气化和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关于宣传电气技术知识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的建议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考虑。——7。
[5] 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指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有约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9。
[6] 《最新消息报》（《》）是逃亡国外的白俄的报纸，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9。
[7] 《共产主义劳动报》（《》）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3月18日创刊。1922年2月7日起改称《工人莫斯科报》，1939年3月1日起改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1950年2月19日起改称《莫斯科真理报》。——10。
[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由俄国代表团负责起草的。1921年6月1日，卡·伯·拉狄克送给了列宁一份按照库恩·贝拉和奥·塔尔海默的建议修改过的提纲草案和库恩、塔尔海默两人拟的提纲草案。列宁在装材料的信封上写了自己对提纲的初步意见（见本卷第465页），然后又写了这里收载的信，对提纲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提纲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改写后，在有各国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上讨论了几次，最后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6月30日，拉狄克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7月1日，列宁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见本卷第27—37页）。提纲于7月12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11。
[9] 指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及一切工会组织的《公开信》（载于1921年1月8日《红旗报》）。在这封信中，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德国一切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社会党组织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和资本对劳动者生活权利的进攻。共产党人提出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包括以下要求：提高战争残废者的抚恤金，消灭失业现象，由垄断组织出资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由工厂委员会监督现有全部食品、原料和燃料，全部停工企业开工，由农民苏维埃和农村雇农组织共同监督播种、收获和全部农产品的销售，立即解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军事化组织的武装并予以解散，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大赦全部在押政治犯，立即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公开信》提出的共同行动的建议，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翼领导的拒绝。——13。
[10]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和争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该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否则就要取消它作为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资格。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13。
[11] 指意大利社会党对改良主义者的态度问题。意大利社会党于1919年10月加入共产国际。该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但代表团团长扎·梅·塞拉蒂当时持中派立场，在代表大会以后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由于这个原因，在该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左派于1921年1月21日声明退出社会党，并在同一天召开会议，组成意大利共产党，通过了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的决议（参看注25）。
在发生上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只承认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成员。为了抗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意大利社会党派出了由康·拉查理、法·马菲和里博迪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就意大利问题进行了讨论，列宁在会上讲了话（见本卷第21—26页）。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9日通过了如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没有把艾米利亚雷焦改良派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以前，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
如果这个最后通牒性的先决要求被接受的话，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委托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业已清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国际支部。”但是，这个决议未能得到执行。
1922年10月，在法西斯势力向工人阶级进攻和改良主义者背叛的情况下，意大利社会党在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开除了改良主义者。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这个决定没有实现。意大利社会党内部拥护第三国际的“第三国际派”（塞拉蒂、马菲等加入了该派）在1923年4月该党非常代表大会上未能获得多数，并且于1924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4年8月，“第三国际派”（约4500人）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14。
[12] 三月行动指1921年3月德国中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德国中部地区影响很大。德国政府当局为了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派遣公安警察和国防军进入这个地区，占领了一些重要企业，以挑动工人进行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德共梅泽堡专区党组织于3月21日号召进行总罢工以回答这个挑衅。罢工在几天之内扩展到整个德国中部，并在许多地区变成了工人反对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也于3月25日宣布全德总罢工。德国中部地区工人的这次斗争坚持到4月1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下去。一百多名工人惨遭屠杀，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三月行动中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没有指明这次斗争的防御性质，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把大多数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德国的三月行动，指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错误，同时也确认三月行动是几十万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保·莱维对三月行动持反对态度，于1921年4月初出版了题为《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的小册子，把德国无产者的斗争称为“巴枯宁式的暴乱”，并鼓动工人指责共产党人。鉴于莱维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4月15日决定把他开除出党，并要求他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4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14。
[13] 1917年的七月事变是指俄国1917年的七月危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18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5。
[14] 可能是指卡·伯·拉狄克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下述内容：“他们（即拉狄克所说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中派集团）看到共产国际要建立的只是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党，便掀起了骇人听闻的叫嚣，说什么共产国际陷入了宗派主义。德国的莱维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什麦拉尔集团等就是这样干的。这些集团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一些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和理论掩饰其消极等待革命的政策的中派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大多数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时候，什麦拉尔集团却迟迟不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5。
[15] 这两点建议是针对《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那一部分提出的。提纲起草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对提纲的这一部分作了修改。
第二点建议中谈到的博·什麦拉尔的立场的不正确之处是指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所作报告中的错误（参看本卷第48页）。该报告摘要发表在《前进报》上。
《前进报》（《Vorwärts》）于1911年5月在赖兴贝格（即利贝雷次）创刊（日报），当时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查封。战后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复刊。从1921年起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部分）的机关报。在该报周围形成了以卡·克雷比赫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左派”。——16。
[16] 这是列宁对奥·威·库西宁起草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两次提出的意见。1921年6月6日，库西宁把他写的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一部分和作为该文基本论点的提纲寄给了列宁。6月10日，列宁写了回信。库西宁按照列宁回信中的指示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并于6月17日和21日将修改过的提纲分两次寄给了列宁。看来列宁再次审阅了这一提纲。库西宁于6月27日将提纲第三稿寄给了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威·克南也参加了提纲的修订。在7月9日给库西宁和克南的信中，列宁提出自己对提纲最后的意见和补充，库西宁和克南接受了列宁的意见。
这一提纲先经起草委员会讨论，7月12日由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略加修改后通过。——17。
[17] 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是德国共产党人威·克南于1921年7月10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17。
[18] 《共产国际》杂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19。
[19] 《新闻报》（《LaStamp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97年起在都灵出版。——21。
[20] 《晚间信使报》（《Corrieredella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21。
[21] 指1920年10月10—11日在艾米利亚雷焦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即所谓社会主义积聚派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拒绝无条件地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并通过了一项否认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列宁对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评价，详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09—426页）。
列宁提到的关于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11日和12日的《晚间信使报》（标题分别是：《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热烈发言。屠拉梯、莫迪利扬尼和杜果尼的讲话》和《艾米利亚雷焦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中派”反对最高纲领主义的尖锐发言》）和1920年10月13日的《前进报》（标题是：《罗马报纸论艾米利亚雷焦会议》）。——21。
[22] 《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21。
[23] 看来是指1920年11月20—2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统一派（扎·梅·塞拉蒂、阿·巴拉托诺等人）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主张附带这个保留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22。
[24] 指1919年1月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对革命工人的镇压。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胜利后，政权落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埃·艾希霍恩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但是领导起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从而使政府赢得了时间。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军队随即对柏林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22。
[25] 指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和根据这些条件将改良主义者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内三个主要派别都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以菲·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继续坚持艾米利亚雷焦代表会议（见本卷注21）的立场，反对接受21条。他们的决议案只得到14000多票，被代表大会否决。以扎·梅·塞拉蒂为首的统一派采取了中派立场，以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作为接受21条的附加条件，认为应按照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当地条件来应用21条。统一派的有条件地接受21条的决议案以98000多票获得大会通过。以阿·博尔迪加为首的拥护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坚持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主张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他们的决议案得到了58000多票，被否决。大会表决之后，共产主义者宣布退出意大利社会党，并于当天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23。
[26] 指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领企业的运动。1920年9月，在意大利冶金工会同厂主联合会发生冲突时，冶金工人根据工会倡议占领了企业，对企业自行管理。由此开始，运动从都灵和米兰迅速扩展到整个皮埃蒙特，以后更进一步蔓延到整个北意大利和全国，并且从冶金和机械制造企业扩展到了其他工业部门。西西里岛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开始占领土地。这一运动规模宏大，并且显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直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被运动的政治性质所吓倒，他们通过一项决定，要求运动不得扩大，不得转为革命，而只应局限在工会范围内；同时决定同厂主开始谈判。这一决定给意大利工人运动以很大的打击，占领企业的运动遂以失败告终。紧接着，法西斯分子利用工人阶级中的惊慌情绪发动了武装进攻。——24。
[27] 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24。
[28] 指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代表团对俄国代表团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联合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于1921年7月1日发表在德文版《莫斯科报》上。
《莫斯科报》（《Moskau》、《Moskow》、《Moscou》）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刊，用德、英、法三种文字在莫斯科出版。德文版出了50号，英文版出了41号，法文版出了44号。——27。
[29] 进攻斗争的理论（进攻的理论）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1921年4月8日通过的一份提纲里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中心点是：为了避免失败，尽管客观条件没有具备，也必须从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行为“即使遭到失败，也是将来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和革命政党争取群众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这一“理论”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的“左派”中也有不少拥护者。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几次讲话中都指出了这一理论的错误。代表大会赞成列宁提出的关于耐心准备和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的建议。——31。
[30] 翁·特拉奇尼是这样讲的：“我们认为，‘进攻的理论’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发挥巨大积极性的趋向。这一说法强调的是共产党的活跃的趋向，应该用这一趋向来代替到目前为止统治着几乎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那种战略趋向。我们认为，我们使用‘进攻的理论’这一公式表示从消极的时期转入积极的时期。”（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239页）——31。
[31] 卡·伯·拉狄克在《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报告》中谈到英国矿工罢工时说：“我想把这样一个具体策略原理作为我的报告的重点：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就不是共产党，即使是再小的一个党，它也必须站在国内群众运动的前列；在这种战斗进行的时刻，它必须把一切力量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我认为，英国的例子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年轻的和不大的共产党还没有做它们在这方面应当做到的最重要和最简单的事情。”（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210—211页）
英国矿工罢工发生在1921年4—6月。1921年3月24日，英国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停止国家在战时实行的对煤矿的管制。3月31日，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向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工资降低30％，有些地区降低50％。4月1日，矿工们开始罢工，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政府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派军队进驻煤矿区。
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和运输业的工人决定于4月15日举行声援罢工。但是，改良主义的首领们在这一天取消了罢工。英国工人把工会领袖们破坏罢工的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矿工们又继续进行了9个星期的斗争，于6月底被迫复工。——35。
[32] 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8。
[33] 1921年5月26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白卫分子在日本干涉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远东共和国滨海州公署，而把以旧官吏和工厂主梅尔库洛夫兄弟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扶上了台。滨海地区随即处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恐怖制度之下，滨海地区南部则成了帝国主义继续对远东进行武装干涉的基地。
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先后在瓦·康·布柳赫尔和伊·彼·乌博列维奇的指挥下击溃了白卫军，于1922年2月14日解放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10月25日解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被迫从远东共和国撤出了自己的军队。——39。
[34] 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大会，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5月14—16日在布拉格举行。出席大会的有569名代表，代表35万多名党员。大会在热烈掌声中通过了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大会主要报告人是博·什麦拉尔。——48。
[35] 德国代表团的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9日全体会议前召开的。列宁主持了会议，并用德语作了发言。原属莱维集团的德国党内前反对派的代表克·蔡特金、保·诺伊曼和亨·马尔察恩参加了会议。
在代表大会7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代表团联名提出了一项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前反对派成员提出了一个不付表决、只备列入记录的声明。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一决议。——57。
[36] 指奥·塔尔海默在发言中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策略路线工作，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的前反对派成员要停止给保·莱维的《苏维埃》杂志撰稿、作为议会党团成员服从中央决定、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并声明莱维应当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前反对派成员享有在党的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由讨论的权利。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认为，上述各点应当成为今后同前反对派共同工作的基础。——57。
[37] 这是针对弗·黑克尔特的发言说的。黑克尔特说：“关于莱维的国会议员当选证书是一个特殊问题。莱维声明，除非得到曾经声明赞同他的那8位朋友的同意，他才放弃中央局和他当选的选区授予他的当选证书。既然蔡特金、马尔察恩和诺伊曼同志都在座，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对莱维施加影响，使他放弃当选证书，就是理所当然的。”——57。
[38] 《苏维埃》杂志（《Sowjet》）是保·莱维主编的月刊，1919年6月—1921年6月在柏林出版。在莱维被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之后，该杂志改变了方针，并从1921年7月1日起改称《我们的道路》。1922年底停刊。——57。
[3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少数委员（谢·雅·巴格达季耶夫等）的冒险主义策略。在1917年的四月游行示威的日子里，他们违背党在这一时期采取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提出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们的这种行为。——57。
[40] 这是针对保·诺伊曼的发言说的。诺伊曼说：“弗里斯兰特硬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右派’会履行他们现在提出的诺言。我则持这样一种看法，即鉴于某些中央委员的思想观点，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怎么可以担保中央委员们能执行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呢？”——58。
[41] 列宁指的是奥·塔尔海默的如下声明：应当吸收所有忠实地站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立场上的人参加党的工作；为了消除保·莱维在党内的影响，前反对派成员应当声明，莱维保留他的国会议员当选证书并未得到他们的同意。——58。
[42] 指保·莱维为拒绝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给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的信。——58。
[43] 在1921年8月德国共产党耶拿代表大会上，克·蔡特金被选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8。
[44]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下述建议：把奥·塔尔海默的声明以及前反对派的意见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并由代表团的成员签字。——59。
[45] 1921年7月初，柏林市政企业的工人和职员决定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多数工人（约8万人）赞成罢工。但是改良主义者阻止了这次罢工。通过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同社会民主党人主持的柏林市政府进行谈判，工人和职员的工资略有增加。——62。
[46] 1921年7月初，法国里尔的纺织工人由于工厂主降低工资而宣布罢工。罢工遍及北部、孚日两省，罢工人数达6万。9月上半月，法国北部地区工人宣布总罢工，其他地区工人也一度响应。法国政府派军队进入北部地区，同时又在工人和工厂主谈判中充当调停人。尽管工人们十分坚定，但由于工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策略和当时不利的经济条件，这场罢工还是失败了。——62。
[47] 指1921年7月6日罗马工人举行的抗议法西斯暴行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5万名工人，包括5000名身着军服的人民突击队员。在大会上讲话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工团主义者、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一致声明，是结束法西斯分子和白卫军的暴行的时候了，是向暴徒和政府表明无产阶级已决定要象一个人那样捍卫自己的权利、保卫工人的家园和机关的时候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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