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1年6月至1922年3月，即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第一年内写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它的地位已经稳固，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在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同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势力渐渐占了上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同俄国通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进入低潮，但无产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新变化造成了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某种均势，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情况好转，农民扩大了播种面积，工人陆续回到工厂，工业已有复苏的迹象。但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有计划的商品交换没有成功，这种商品交换变成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新的情况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寻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本卷著作主要反映了列宁在探讨并解决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和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战略和策略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本卷收载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著作，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来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多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适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文献中，列宁根据俄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面临的经济现实，反复论证对新经济政策作进一步改变，即从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自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列宁始终提醒人们注意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之间的继承关系，同时又说明了两者的区别。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本卷第181页）1918年苏维埃国家原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过渡到新制度。然而，严酷的斗争使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愈来愈小，以致不得不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手段。尽管如此，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第一个喘息时期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只是1918年政策的简单重复。列宁反复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政策的主要区别以及从过去的错误中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个报告中列宁把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表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本卷第181页）在莫斯科省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列宁又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他说，1918年“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本卷第220页）。列宁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本卷第221页）在这个报告的提纲中列宁写道：“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本卷第506页）是否认识到在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这是列宁在1921年10月才第一次明确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同先前政策的重要区别。在1921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虽然明白了用强攻的办法，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但那时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直接同商业的作用联系起来，而只是退到了“商品交换”。列宁指出，商品交换实际上是“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本卷第506页）。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初期，也没有越出直接过渡的框框。只是1921年秋，实践已经表明商品交换失败了，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只是这时，市场、商业的问题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出地提了出来。因此，列宁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本卷第228页）只是在这时，列宁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才最终地表述了出来。列宁在这个报告中要求党内同志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敢于承认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必须同新经济政策相适应，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列宁在这里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都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指出私营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国营企业的出租、农民剩余农产品的自由买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要求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中的这种危险，迅速掌握新的经营方法，学会在经济领域中战胜资本主义。列宁强调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习任务。他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学习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关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本卷第193页）
　　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从革命的方法和改良的方法的关系角度，论述了苏维埃俄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列宁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夸大革命方法的作用。应当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哪些任务要用改良的方法解决。他明确指出：在1921年春天以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俄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实行的是一种革命办法，即“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本卷第245页）；从1921年春天起，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开始采取改良的办法：“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本卷第245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他强调指出，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必须抓住的环节，只要紧紧抓住这个环节，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中，作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初步总结。他指出，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就只有利用商业来逐步发展工业和农业，为工农联盟建立经济基础。他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认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本卷第347—348页）。
　　列宁为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提出了经济机构、行政机关和立法工作适应政策的改变的一些具体要求：一切经济机关要尽快在供给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方面取得扎实的成绩；财政人民委员部要尽快在金本位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要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广泛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大力发展商业；所有经济机关要坚决地吸收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管理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的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人民法院要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遵守国家法律；人民法院要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的失职进行法律制裁，等等。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报告中，列宁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列宁认为，必须从文化上和经济上进行消化，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小生产者愈多，文盲愈多，时间就愈长。提高文化水平是同发展经济密切相关的，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首先应该扫除文盲，“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只要存在文盲，就很难说得上政治教育。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列宁强调指出，要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经济、改善国家状况，要利用苏维埃法律去同贪污受贿、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一切都需要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上述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列宁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的发展，对于了解列宁如何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党的策略，如何善于从实践中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21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37页）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思想。列宁草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指出，在1921年12月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清楚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现在要求各人民委员部和经济机关尽一切努力在实践中加以贯彻。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散见在本卷收载的大量短篇文献中。列宁认为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方法，实行经济核算就是学习管理经济，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学会用商人的善于经营的方法做到自负盈亏。他主张提高大企业在财政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扩大国营企业在财务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他赞成授予担任租让企业董事长的资本家单独决定一切问题的权力，使他能真正按商业规律办事。他主张给那些对发展经济作出贡献的和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经济机关、企业或个人颁发勋章和奖金，建议对一些经济工作人员实行按营业额和利润额提成分红或发给奖金的制度。他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主张惩治贿赂苏维埃官员的外国人，防止他们掠走俄国的贵重物品。他建议物色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研究货币流通问题，争取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规定黄金储备不得随意动用。他欢迎美国的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俄国参加经济恢复工作。他对统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改进意见，希望中央统计局及时提供准确的数字并研究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要求制定出相应的新法律。列宁十分重视新法律的制定工作，要求所有公民和国家机关严格遵守已经通过的法律。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一信中，列宁要求这个部成为一个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同经济领域中利用新经济政策进行违法活动的坏蛋作斗争的战斗机关。他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教会人民法院严惩利用新经济政策的违法行为。他规定了司法机关对待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方针：允许他们做生意，允许他们发财，同时应当加倍严格地要求他们做老实人，呈交真实准确的表报，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以使无产阶级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审判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倍严厉地惩办，这两点是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他在谈到新的民法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把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列宁1922年2月22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建议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规定：“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本卷第430—431页）鉴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初稿》，建议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范围，把同违法分子进行斗争的任务交给司法机关。
　　国家机关的结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如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问题，是列宁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一组文献中尖锐地指出，苏维埃国家机关最大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官僚主义积习造成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下指示，把理应生气勃勃的工作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卓有成效地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条件是经常检查已经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他一再强调政府机关领导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考核和选拔人才。他主张彻底改革工作制度，建立个人负责制，消除无人负责的现象。他写道：“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本卷第395页）他认为这样的改革能使政府的工作节奏快十倍。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一文中，列宁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缺点，而是善于及时纠正缺点，为此必须研究并掌握各机关、企业部门处理工作的情况，及时地作一些必要的切实的改变并真正贯彻下去。他还要求工农检查院通过认真的检查工作培养出一批有经验和懂行的领导人员。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改组工会，使其适应新的情况。列宁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就是为此而写的。这个《提纲草案》实质上是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它不仅制定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纲领，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提纲草案明确指出：在容许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必然存在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要从各方面维护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即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每个国营企业都迫切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力争扭亏为盈，这就必然会产生照顾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从而造成工人群众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或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国营企业的工会也有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任务。接着提纲草案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指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发生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本卷第368页）。列宁提醒说，国营企业力争不亏损和盈利，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维护工人利益“主要方式不是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使用这种手段），而是向工人国家的机关申诉”（本卷第522页）。提纲草案在工会和企业管理的关系问题上指出，只有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工业的恢复工作才能取得迅速的进展，而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是绝对有害和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绝不是否定工会参加工业管理。提纲草案确定，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而不是管理机关，并据此提出了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几种形式。提纲草案认为联系群众是工会取得任何工作成绩的基本条件，领导一个暂时得不到先进国家援助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工会作为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如果不能很好地组织和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设遭殃。提纲草案还要求工会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提纲草案最后提出了工会要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密切注意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收入本卷的列宁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剖析了“出版自由”的口号。他指出：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制造“舆论”来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处于全世界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反动宣传的自由，因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1922年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一篇电讯，介绍德国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写的一本为德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侵略计划辩护的小册子。在编入本卷的《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一组文献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指示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今后不准登载这类电讯。他强调报纸在经济建设时期要侧重生产宣传。《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期望该报成为战斗的报纸，经常提供有关经济的真实情况的材料，分析经济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建立地方通讯员网，用更多的篇幅登载来自地方的通讯。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规定，在莫斯科自由出售的书籍中，应将色情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送去造纸。《对电影事业的指示》规定，每一份放映计划要规定娱乐性影片（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和宣传教育影片的适当比例，宣传教育片应避免发生宣传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的怪事，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建立影院。
　　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整顿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件至为重要的事情。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的清党工作，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同年年底结束。1922年1月1日开始全俄党员的登记。本卷收载的《关于清党》、《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等文献指出了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清党工作的做法和对执政党党员的严格要求。列宁着重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要能够顺利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异己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党员清除出党。列宁认为，广大非党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清党是极其可贵的，只有在清党过程中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才能使清党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使党成为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领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列宁反复强调，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要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规定较长的预备期。列宁历来主张对触犯刑律的共产党员要加重判刑。收入本卷的《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最明显地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俄共（布）中央的一个通告原来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会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会的决定是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审判的结果。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是有害的，建议“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本卷第268页）。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政治局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修改这个文件，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从轻判罪的可能性。
　　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苏维埃政府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10月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协商，决定在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欧洲各国经济财政会议，并邀请苏维埃政府参加。尽管西方列强居心险恶，列宁认为热那亚会议对于巩固和平和发展各国相互关系会起重大作用。本卷收载的有关热那亚会议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这次复杂的外交斗争所作的细致准备。列宁为出席这个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周密地制定了工作纲领和斗争策略。他向苏俄代表团提出两个目标：建立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工商贸易关系，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经济合作。对于西方列强坚持要苏俄归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的债务的强硬要求，列宁建议代表团提出反要求，即要求赔偿苏维埃俄国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时期受到的损失。在外国资本家要求归还或赔偿他们过去在俄国拥有的财产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坚决拒绝以任何形式恢复私人财产和给予金钱赔偿，同时规定在这一方面让步的界限是仅仅允许过去的外国私有者有取得租让和租借企业的优先权。列宁认为，代表团应当就所有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阐述苏维埃政府的独立的完整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应当是和平主义的纲领，其中包括废除一切债务、用“爱尔兰”方式解决一切殖民地附属国问题、彻底修改凡尔赛条约等等。他要求代表团充分阐述这个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主张侵略的反动资产阶级阵营的裂痕。
　　论述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在本卷中占有不小的篇幅。1921年6—7月，共产国际在新的复杂形势下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新任务、斗争策略、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等问题。收入本卷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准备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和领导代表大会所作的大量工作。列宁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出现的某种不稳定的均势，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阐明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讲话中指出，在国际革命不象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的时候，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工人阶级的队伍，巩固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他教导各国共产党应当了解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即使处于革命低潮也要作好战斗准备，首先把工人阶级和城乡劳动者的大多数争取过来。列宁还强调了殖民地运动的意义，批判了那种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的观点。他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而且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巨大的革命作用。他在谈到怎样进行革命准备时，强调必须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必须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批判“左的”愚蠢行为。他着重批判了“左派”分子的“革命进攻理论”，指出“左派”不善于分析客观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否认必须为争取共产党的群众性而斗争，不懂得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对于取得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共产党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就必须努力建立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工人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阶段，它的决议动员各国共产党去认真准备新的战斗。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了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他说：“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本卷第106页）
　　共产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发出呼吁，要求统一行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三个国际的代表曾商定1922年4月在柏林举行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收入本卷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议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和《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规定了共产国际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战略和策略。列宁相信，觉悟的工人同绝大多数工人一道都愿意并要求在对工人的利益来说最刻不容缓的实际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他指出，共产国际参加三个国际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在同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没有争论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是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的政治错误。
　　编入本卷的《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和《政论家札记》两文以及《致托马斯·贝尔》、《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等，都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写的。列宁在前两篇文章中，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和现实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欧洲共产党的“左派”集团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工人反对派”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回到资本主义上去了”、“布尔什维克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等等谬论，论证了俄国共产党在任何局势下从一开始就正确地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且总是找到防止危险的办法。列宁写道：“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本卷第450页）列宁阐述和捍卫了共产国际的策略。他指出，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根本改变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方式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群众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斗争，那他们将犯极严重的错误。列宁仔细地研究了美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情况，深切关怀并及时指导了它们的发展。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6篇。《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不同于第1版收载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前者是列宁的原稿，后者则是俄共中央对前者作了一些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10篇文献中有6篇是新文献。此外本卷中的《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第1版收载了一小部分）、《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对电影事业的指示》、《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等等都是新文献。本卷《附录》中的文献除《〈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外，全部是新文献。《〈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成分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附录》中的几个报告提纲十分明确地列出了几个报告的要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报告中的重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