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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25]
（1921年5月下旬）
1
开幕词
（5月26日）
同志们，俄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现在开幕。
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比党章所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它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例行会议。其次，你们知道，促使我们提前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即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经济政策、关于粮食税的问题。这是目前主要的问题。
现在我提议选举会议的主席团。
载于1921年5月27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7页 |
2
关于议事日程问题的发言
（5月26日）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预定的，也是代表会议的性质所规定的议事日程只有经济政策问题这一项。其他的报告原定都属于交流情况的性质，所以我没有准备政治报告，而且我认为作政治报告也只好讲这同一个经济问题。因此，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如果报告以后有人向我再提出一些问题，我将在总结发言中给以解答。再说一遍，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现在我想象不出，除了粮食税问题还能谈些什么别的。
载于1921年5月27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8页 |
3
关于粮食税的报告
（5月26日）
同志们，关于粮食税的问题，我已经在为党写的那本小册子里讨论过了，这本小册子，我想大多数到会的人都是知道的［注：见本卷第192——233页。——编者注］。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代表会议上来讨论，对我个人来说是感到有些突然的，因为我手边没有说明必须这样做的材料，但是很多在地方上呆过的同志，其中包括奥新斯基同志，在视察了若干省以后，曾经向中央报告——而且还得到几个同志的支持——说在地方上，对于因实行粮食税而规定的政策，大都没有弄清楚，有一部分甚至还没有弄懂。而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看来有必要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进一步加以讨论，所以决定提前召开代表会议。
你们知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分成四个部分，由四个人来作报告：加米涅夫谈合作社的工作问题，米柳亭谈小工业；斯维杰尔斯基同志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精确计算和预测以及与此有关的组织措施。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关于粮食税制度的指示和条例，这些指示和条例一部分已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另一部分最近也将被批准。最后，第四个报告人是欣丘克同志，他作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主席，现在已经完全不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以便集中全力做好合作社工作。
作为基本原则，已决定采取下述办法：商品交换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基本上是通过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通过合作社来进行。因此我们要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消费合作社达成的协议，把这些已经以协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系固定下来。这个协议规定，用于商品交换的一切商品，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交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掌握。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作用，对这一点没有必要详谈。所以我的任务是就这个政策的一般意义问题来一个开场白，我想只对我在小册子里所谈过的稍微作些补充。现在地方上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在地方上最明显地感到的究竟是哪些缺点、毛病和模糊不清的地方，关于这些，我并没有直接得到报告。根据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或接着展开的讨论，我们将会弄清楚现在地方工作人员和党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哪一方面，到那时我大概还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就我所能够看到的来说，人们对实行粮食税和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出的政治任务发生误解和认识不清，可能是由于把事情的某些方面说过了头。但是在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工作以前，话说过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按新原则进行的征粮运动我们一次也还没有搞过，因此，要比较准确地规定适用这个政策某些特点的实际界限，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我只概括地谈一谈几个矛盾，从会上所收到的一些字条看来，这些矛盾引起的误解最多。有些人往往把粮食税以及由此引起的我们政策中的某些改变说成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国外白卫分子的报刊，主要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对这种说法大事渲染，这是不奇怪的。但是我不知道，是由于类似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还是由于某些人因粮食状况的极端恶化而产生了（也许现在还在产生）强烈的不满，以致这种误解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竟在我们这里也扩散开来，从而造成了对这一改变的意义和新政策的性质的相当错误的看法。
在农民占大多数的条件下，我们的政策，特别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农民占大多数这一情况就不能不影响到经济政策以至全部政策。对于我们，主要的问题目前是而且今后若干年内一定仍然是正确（从消灭阶级的观点来说）建立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常常谈到工人阶级和农民妥协这个公式，并且常常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因为这个公式本身是很不明确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如果不这样看，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妥协这个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专政的一切敌人按照自己的观点所理解的公式。在我们革命的初期，即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实现这种妥协的呢？在农民占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坚持和巩固下来的呢？我们达成妥协的主要原因、主要动力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内战争。国内战争，虽然在开始时往往是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但是，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不管是否经过政变——导致这样的局面：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派分子和孟什维克分子统统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而由资本家和地主完全占据了白卫分子的领导地位。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下是如此，在其他无数次比较小的叛乱和对我们的进攻中也是如此。这就是决定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形式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给我们造成了加倍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不必再为应当怎样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公式而伤脑筋，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才能实现战争和这场国内战争的条件所要求的那种形式的专政。地主参加国内战争，使工人阶级和农民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坚定不移地联合起来了。在这方面没有发生过任何内部的政治上的动摇。我们当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俄罗斯同它的主要产粮区断绝了联系，粮食困难到了极点。因此，当时我们不采取余粮收集制，实际上就无法实行我们的粮食政策。这种余粮收集制还不仅仅是征收余粮，这些余粮即使合理地加以分配也未必够用。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来谈余粮收集制有过哪些偏差。但是余粮收集制毕竟完成了它的任务——即使是在同产粮区完全断绝联系的条件下也保住了工业。然而这一点也只有在战争的环境下才差强人意。而当我们真正彻底地肃清了外来的敌人时（这到1921年才成为事实），我们就面临了一项新任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只是到1921年春季，我们才直接提出这个任务，这个时候，1920年的歉收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到了极点，我们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内部的政治上的动摇，这种动摇不是由外部敌人的进攻，而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如果1920年我们的收成很好，或者至少过得去，如果我们从计划征收的42000万普特粮食中征收到40000万普特，那么我们就能完成大部分的工业计划，就会有一定数量的城市工业品去同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实际情况恰巧相反。有些地方发生了比粮食危机更为严重的燃料危机，城市产品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农民经济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执行旧的粮食政策了。这时，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必须立即为工农联盟奠定怎样的经济基础，即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之前采用怎样的过渡办法。
为走下一步而采取的过渡办法就是为工业品同农产品的交换作好准备，以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农民只有为了换取城市的和工厂的产品，才需要交出自己的产品，同时，农民不应当受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过的一切形式的支配。可是，由于经济条件，这一点我们连想都没有去想过。这就是我们要采取我说过的那种过渡形式的原因，这种过渡形式就是：用税收的方式无偿地取得产品，另外再用商品交换的方式取得一部分产品。但是这样做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储备，而我们的物资储备却非常少，直到今年，由于同一些资本主义强国订立了一些条约，才出现了通过对外商品交换以充实这种物资储备的可能。其实，这些条约目前还只是一个开端，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商品交换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大多数或者说大部分资本家还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暗中破坏，千方百计地想破坏这些协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白卫分子报刊，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在内，恐怕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象对攻击这些协定那样坚决，那样卖力。很明显，资产阶级对于斗争更有准备，它比无产阶级老练，它所经历的种种“不快”使它的阶级自觉更加强烈，它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只要仔细读一读白卫分子报刊就可以看出，它攻击的正是我们的政策的中心和要害。
在武装进攻失败以后（武装进攻显然已经失败，虽然斗争还在进行），俄国的一切白卫分子报刊都提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破坏贸易协定。这个运动在今年春季来势极其猛烈，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各种反革命势力中占着首要地位，这场斗争有着明确的目的：在今年春季破坏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协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不错，我们已经签订了一些主要的合同，合同的数目正在增加，我们正在克服这方面已经增强的阻力，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对我们非常危险的拖延现象，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外援助，大工业和正常的商品交换就无法恢复，或者往后推迟，而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我们进行活动的条件，这就是把恢复农民贸易的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条件。租让问题我就不谈了，因为这个问题过去在党的会议上争论得最多，而近来并没有引起任何疑问。现在的情况仍旧同过去一样：我们积极提出租让建议，但是到现在为止，外国资本家还没有接受过一项比较重要的租让，我们还没有签订过一个比较象样的租让合同。全部困难就在于要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吸引西欧资本的办法。
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十分清楚：用几千万或几亿向欧洲资本赎买，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的疑虑都已经打消了。而为了在最短期间增加用来恢复我们的大工业的装备、材料、原料和机器，这几千万或几亿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多了，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明确的、经过精确计算的、具体的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有了计算得非常精确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俄国优秀的专家和学者的帮助下制定的，它使我们获得一个明确的概念，即我们估计到俄国的自然特点，可以用、应当用而且一定要用哪些资源来为我国的经济奠定这一大工业的基础。否则，就谈不到我们经济生活中任何真正社会主义的基础。这始终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近来由于要实行粮食税，我们在议论这个问题时谈得抽象了一点，那现在就应当具体地说：必须首先恢复大工业。我就亲自听几个同志说过这一类的话，自然，我只有耸耸肩膀来回答他们。如果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忘记这一主要目标，那自然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这里问题仅仅在于，同志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怀疑和误解，他们怎么会认为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完不成，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就建立不起来）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些同志不过是错误地理解了我们国家和小工业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大工业。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认真地有步骤地着手恢复这种大工业，我们就需要恢复小工业。在今年（1921年）和去年，我们恢复大工业的工作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停顿。
1920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大工业的某些重要部门曾经开工，但是后来不得不又停工了。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停工呢？当时很多工厂是有可能得到足够的劳动力，有可能得到足够的原料的，为什么这些工厂要停工呢？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和燃料储备。假如国家没有4亿普特的粮食储备（我说的只是一个约数），以保证按月合理地进行分配，那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正常的经济建设，很难谈得上恢复大工业；由于没有粮食储备，我们开始了好几个月的恢复大工业的工作才不得不再停下来。已经开工的为数不多的企业，现在大多数都停工了。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哪怕是小规模的恢复工作也无法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至于说到燃料，在顿巴斯没有恢复起来以前，在石油还不能正常供应以前，我们还只能依靠木柴，靠木柴来取暖，也就是说，还只能依赖那种小经济。
这就是某些同志产生错误或迷误的原因，这些同志没有理解到为什么目前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农民身上。有些工人说：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样的言论经常可以听到，应当指出，我认为这样的言论散布得并不太广，应当说这种言论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言论是在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法。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上的挑拨离间，同时也是工人的行会偏见的残余，不是阶级的而是行业的偏见的残余，在这里工人阶级把自己看成是权利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没有意识到他们依然是站在那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既然农民得了好处，摆脱了余粮收集制，可以把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拿去进行交换，那我们操作机床的工人也希望得到这些好处。
这种观点的根源是什么呢？本质上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既然农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也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农民做买卖，我们也要做买卖。于是，那种把工人同旧世界联结在一起的旧偏见无疑又复活了。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狂热的甚至是唯一真诚的拥护者，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别的阵营里面，你们在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十万人当中，也找不出几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真诚拥护者。但是在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所谓纯粹民主派中间，这种少见的赤诚拥护资本主义的人物却依然存在着。他们愈是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就愈危险。当工人阶级处在生产中断的时期，他们的危险性也就更大。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大工业，因为有了大工业，工人就可以看到开工的工厂，每天都可以感觉到那种真正能够消灭阶级的力量。
工人一旦失去这种物质生产基础，某些工人阶层就会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悲观绝望，丧失信念，这种情绪再同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公然的挑拨结合起来，就要发生一定的作用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甚至在共产党内有些人也这样议论：既然农民得了好处，那就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式让工人得些好处。对于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已经给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很明显，关于以一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植根于旧时代而同丧失信念和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有关的情绪所作的让步。多少作一点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我们已经作了这种让步，但是一秒钟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让步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需要。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重建大工业及其牢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克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重困难，真正把专政坚持到底。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让步呢？不从需要出发来看待这种让步为什么是极端危险的呢？这是因为我们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情况和困难才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对农民的关系不应当建立在余粮收集制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粮食税的基础上，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决定这种政策的主要经济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必然死气沉沉，小经济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小业主对于巩固和发展家业、增加产量失去兴趣，结果我们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我们没有别的基础，没有别的源泉，如果不把大量的粮食储备集中在国家手里，那就根本谈不到重建大工业。因此，我们首先要执行这种能够改变我们粮食关系的政策。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为了获得重建大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储备，为了使工人阶级不再遇到大工业（即使是我国的、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小得可怜的大工业）不应有的停工，为了使无产者在寻求生活资料时不必去采取非无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小资产阶级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是一种经济上的最大的危险。由于我们可悲的现实情况，无产者不得不采取非无产阶级的、同大工业没有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谋生方式，不得不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者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这就是我们经济上的主要危险，威胁着整个苏维埃制度生存的主要危险。现在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专政的时候，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个巩固的阶级，感到自己脚下根基扎实。可是现在这个根基却正在消失。无产者见到的不是使用机器的大工厂在连续生产，而是另一番景象；无产者在经济领域里不得不以投机倒把者或小生产者的姿态出现。
为了使无产者摆脱这种状况，我们在过渡时期应当不惜任何牺牲。为了保证不间断地、哪怕是缓慢地恢复大工业，我们不妨让那些爱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占些便宜，因为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多付几亿给外国资本家并因此获得恢复大工业所需的机器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喊叫得使我们厌烦，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他们自1917年以来就在这样喊叫，但使人奇怪的是直到1921年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在重复这些话。当我们听到这种攻击时，我们不是回答说，根本没有丧失阶级特性，根本没有缺点，而是说，俄国的和国际的现实情况是，即使无产阶级要经历一个丧失阶级特性的阶段，即使有这些缺点，无产阶级仍然能够实现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任务。
否认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的情况是一种缺点，这是荒谬可笑的。我们在1921年到来时已经看到，在同外部敌人的斗争结束之后，最主要的危险和最大的祸害就是我们不能保证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大企业不间断地进行生产。这是基本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政权。为了保证不间断地恢复大工业，必须这样来进行粮食工作，譬如说，要保证有4亿普特的粮食储备并且要合理地进行分配。用旧的余粮收集制的办法我们绝对征收不到这样多的粮食。1920年和1921年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十分困难的任务用征收粮食税的办法还是能够完成的。用老办法我们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准备好新的办法。通过实行粮食税，通过正确处理同农民这些小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花了不少精力从理论上来证明这一点。
我认为，根据党的报刊和会议上的讨论来看，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证明了：只要我们把运输业、大工厂、经济基础连同政权一起保持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应当给农民这些小生产者相当大的活动余地。不提高农民经济，我们就解决不了粮食问题。
这就说明了我们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提出在贸易自由、流转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小工业的问题。这种流转自由是使我们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牢固的经济关系的手段。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材料现在愈来愈精确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曾经分发过一个关于粮食产量的小册子，当时发给大会代表的还是小册子的校样。这个材料后来又不断充实。现在小册子虽然已经定稿付排，但是在代表会议开幕时还没有印好，而且这本小册子能不能赶在代表会议结束以前出版，我也说不准。我们将尽量做到这一点，但是不能保证一定来得及出版。
这就是我们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说明农业生产状况以及我们拥有的资源而做的一小部分工作。
但是仍然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材料说明我们完全能够完成经济方面的任务，特别是在今年；今年收成看来并不十分坏，或者说并不象我们在春天所预料的那样坏。这就保证了我们能够取得农产品储备，从而可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缓慢的然而是不间断的恢复大工业的工作上。
为了完成筹集粮食储备的任务，必须找到一种对待农民、对待小业主的形式，这方面除了粮食税，没有别的形式，别的形式谁也没有提出过，而且也想象不出来。现在必须实际完成这个任务，合理征收粮食税，不要象过去那样一征再征，使农民的处境非常困难，愈是勤劳的农民愈吃亏，以致一切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都归于消失。粮食税同样是向每个农民征收粮食的一种办法，但是征收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根据以前所收集和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说现在粮食税在这方面会引起一个最大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至于能不能使一切都配合得好，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立即改善农民的状况，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摆在地方工作人员面前的任务是：粮食税的征收一方面要完成得彻底，另一方面时间又要尽可能短。由于今年收获期来得非常早，所以困难增加了，要是仍旧根据通常的期限作准备，那我们就会赶不上。因此提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是重要的和适时的。必须用比以前更快的速度使征收粮食税的整个机构作好准备工作。粮食税的迅速征收，是保证国家至少获得24000万普特粮食储备和保证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征税工作稍一拖延，就会给农民带来一定的麻烦。采取自愿的办法征税是行不通的，我们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粮食税会对农民经济造成许多麻烦。如果我们把征税工作拖得过久，农民就会不满意，他们会说，他们并没有得到支配余粮的自由。为了使这种自由真正象自由，必须迅速征税，使征税人不致长时间地同农民纠缠，而这只有缩短从收获到完成征税工作的期限才能办到。
这是一个任务。另一个任务就是尽量实现农民的流转自由和尽量发展小工业，给在小私有制和小商业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点自由。不要害怕这种资本主义，因为它对我们一点也不可怕。
由于目前形成的总的经济政治局面是无产阶级掌握着大工业的一切命脉，而且根本不会取消国有化，我们是用不着害怕这种资本主义的。在我们主要是苦于产品极端缺乏、苦于极端贫困的时候，担心建立在小的农副业上面的资本主义会构成一种威胁，那是很可笑的。担心这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就是完全不懂得：没有相当的流转自由，没有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农民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就绝对不能得到巩固。
同志们，这一点你们应当牢牢记住，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地推动地方的工作，使地方发挥出最大的首创精神，并且表现出最大的自主精神和勇气；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就是，进展的规模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害怕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转在各地是怎样进行的，小工业（它马上就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用不着费很大工夫按照大工业的要求把大批粮食和燃料运往工业中心）是怎样得到恢复和有所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从各地收集到整理得比较具体的任何实际经验。在这方面，从经济总体看来，各地都做得不够。我们没有这种来自地方的材料，我们不知道整个共和国的情形如何，我们没有真正做好工作的例子，工会代表大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126]都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这些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仍然是：我们注意多的是提纲和笼统的纲领、笼统的议论这些糟糕的东西，而没有让人们在会上真正地交流各地的经验，使他们在回去以后能够说：我们在成千个例子中找到了这么一个好的例子，让我们来仿效这个例子吧。而我们这里这种好的例子，并不是一千个里才有一个，而是多得多。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样来做工作。
对于工人的集体供应问题，也就是从凭卡配给制转到另一种制度的问题，我不想过早地去议论，但是我还是要简单地谈一谈。这种将要实行的制度就是：对某一确实开工的企业，根据它生产的多少而给它一定数量的粮食。这种想法好极了，但是我们这里有人却把它变成了一种半幻想的东西。这方面真正的准备工作我们目前还没有做。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例子：在某个县，在某个工厂（哪怕工人不多），我们采用了这个办法，获得了成绩。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也就是我们全部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们应当反复地说，在1918年，即在很久以前，讨论笼统的问题是恰当的，但是现在，在1921年，我们就应当实际地提出问题了。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应首先谈一谈，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事情办得好的榜样（这样的榜样我们有的是），然后要求其余的地区向真正获得良好成绩的为数不多的模范地区看齐。这是就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作说的，但是也适用于整个粮食工作。
有少数地方，征收粮食税和进行商品交换等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坏。可是我们偏偏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而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使绝大多数的地方向已有的好榜样看齐。我们应当去进行这个工作，应当实际地研究经验，鞭策那些落后的和中等的县和乡，它们无疑还停留在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平上，而只有极少数的县和乡工作是令人很满意的。代表大会应当特别重视的，不是研究会议提出的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并且把占多数的落后地区和中等地区，提高到现有的少数模范地区的水平。
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鼓掌）
载于1921年5月27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99—3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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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5月27日）
同志们，尽管各地来的许多同志对几个报告和讨论表示不满足，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达到了一个目的：我们知道了各地是怎样理解和执行新政策的。除了交换意见，以便很好地领会这个新政策，步调一致地正确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外，我们是很难给代表会议规定任何其他目的的。这个目的我们已经达到了。的确，在这方面有人有过怀疑，甚至在思想上有过动摇，遗憾的是，这种怀疑和动摇有时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只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怀疑和猜测（这样做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是长期的还是非长期的）的范围。瓦雷基斯同志所说的话实质上不是共产主义的，就思想内容来说倒象是孟什维主义。这一点应当直截了当地加以指出。他怎么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你们说说看，农民是不是一个阶级？”当然，是一个阶级。他说，既然是一个阶级，那就应当在政治上对他们让步，如果不这样做，那也要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还是会同祖巴托夫主义差不多。
在这里还提到了马尔托夫，说马尔托夫对这一点是完全肯定的，而瓦雷基斯同志却说“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范围内”，“部分地”。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骇人听闻的糊涂观念。这同人们责备我们使用暴力的那种糊涂观念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不得不再解释一遍：我们讲到专政，这就意味着使用暴力。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这种暴力是不是用来反对被剥削劳动者阶级的。用祖巴托夫主义作比喻也是这样。祖巴托夫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上对各被压迫阶级作小小的让步，以此来维护压迫者阶级。因此我们当时曾经这样回答：无产阶级是为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的阶级，你们想通过经济上作的让步使无产阶级放弃夺取政权利摧毁压迫制度的思想是办不到的。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不久以前，布哈林同志曾经在《真理报》上引用了米留可夫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这是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所不能比的）的话，米留可夫说，现在俄国政治斗争舞台上只有社会党才有地位。既然这些“社会”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愿意负起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重担，所以应该把他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这是米留可夫的原话。他的这些话说明他比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聪明，而这也只是因为他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可能没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那样聪明）。米留可夫说得对。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段，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段。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段，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
从资产阶级的利益来看，米留可夫说得绝对正确。但既然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着农民，我们就必须实行巩固大工业的路线，因而就必须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无产阶级领导过农民，并使他们在国内战争时期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用马尔托夫的话来说，这自然是祖巴托夫主义了。在经济上对农民作了让步，这是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那部分劳动者作的让步。难道这是错误的政策吗？不，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尽管人们在这里一再重复马尔托夫的那些话，说什么你们骗不了一个阶级，可是我还是要问问你们：我们究竟是怎么欺骗的？我们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跟着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走，跟着他们走到米留可夫那里去，或者是跟着共产党人走。至于我们，我们是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在这一路途中有很多人疲惫了，失去了信心。农民就没有信心。但是，难道我们欺骗了谁吗？说我们欺骗一个阶级，说我们遇到三棵松树就迷路，甚至还不是三棵松树，而是两棵松树，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是两个阶级，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但是不能用过去赶走和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办法来赶走这个阶级。必须费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长期地改造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各分担多少苦难，这取决于我们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党。在分摊时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是平均分摊，一半对一半吗？让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议论去吧，我们则说，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如果现在农民更疲惫了，更痛苦了，或者确切些说，他们自己认为是更疲惫了，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作更多的让步，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这是正确的政策，我们只能以阶级利益为准绳。我们开诚布公地、老老实实地对农民说：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对你们农民同志作一系列的让步，但是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以内，自然，范围和限度的大小要由我们来决定。让步应当从分摊负担的角度来看，到现在为止，无产阶级的负担比农民重。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半中，无产阶级所承担的苦难比农民多。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或者是农民和我们达成妥协，而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因此任何别的说法都是极端荒谬的。事实上，任何别的道路都是通向米留可夫的道路，都是使地主和资本家复辟的道路，我们则说，无产阶级将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坚决地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而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能得到支持和巩固，我们可以作任何让步。
其次，对斯维杰尔斯基同志讲话的批评也有很大的错误。反对派的代表们一下子就用他们那种有声有色的议会式演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议会反对派”最出色的代表就是拉林同志。在苏维埃制度下发表议会式演说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是本性难移，虽然我们没有议会机关，议会风气却保留下来了。关于斯维杰尔斯基同志，有人说：你们看，他竟说要有粮食检查局！他甚至说出要实行粮食专政这样的话。也许，斯维杰尔斯基同志有一些话是讲得过头了。但实质上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在给报告人分配任务时是让他们各奏各的乐器。关于交换问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代表、合作社工作者欣丘克同志作了报告。你们知道，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同国家已经达成了协议。谁要是没有看过这个协议，谁就是没有认真阅读材料。我们国家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代表达成了协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合作社的代表达成了协议，现在在国外的合作社工作者也应当考虑我们的协议。我们在协议中规定，一切商品都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工作者做生意是为了我们，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大工厂，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正在闹粮荒，但是布留哈诺夫同志拿来的统计表表明，一些粮食富余的省份吃掉的粮食超过了规定的一倍，而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却少了一半。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实行粮食专政呢？我认为需要，非常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因为在我们这里这种混乱现象太多了。应当认识到，没有强制是不行的，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分配工作应当在我们的监督下进行。
我们对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说：你们的买卖做得很好，我们要给你们一定的手续费作为奖励。这一点已经在协议上规定了，而且我们一定还要用各种奖励制度来鼓励这种代售业务，生意做得好的就发奖，但是我们将要求这种业务对我们有利，对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集中掌握了大工业的国家有利。我们要问：是否对大工业有利？究竟对谁有利？
不通过税收你们怎么能够得到粮食呢？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究竟是税收还是交换提供的粮食多，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足够的储备来进行交换，这却是事实。现在没有强制机构你们就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决不可能得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这方面，这一路线的代表斯维杰尔斯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同意设立粮食检查局，同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将要加紧督促你们，你们知道应当委派谁，这是你们的事情；如果你们已经派了人，那你们就要监督他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现在，如果不能保证国家获得大约4亿普特的粮食，就谈不到什么大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谁要是经过这三年还没有懂得这一点，那就没有什么好同他谈的了。尽管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们还是增加了粮食储备；1920年，我们在增加粮食储备的同时，在分配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但终究还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应当冷静地对待问题，应当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迅速的机构来征收粮食税，在这里还是少散布些自由主义的言论吧，还是不要老是说粮食检查局怎样怎样可恶吧。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农民占多数的情况下，想要不采取强制手段就能收到税，据我所知，这样的“共产主义”现在还没有。假如你们愿意支持大工业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那么，你们就要让这个机构行动起来。自然，这就必须实行集中制。你们看一看统计材料吧！可惜你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对它有足够的了解。请看一看，各地不顾中央的指令自己拿去了多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同志来找我们，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违反中央指令的统计材料。原来，已经三令五申，已经再三警告。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只有逮捕、撤职等等。（有人喊道：“这样的情况有多少？”）违反指令的很多，撤职的很少。这就是我为了维护这条路线所要讲的。
看样子今年很多地方的收成都不坏，而且收获期会比我们所预料的早。因此应当早作准备，而现在就是要求迅速征收起基本储备。因此，用这里很多同志采取的那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工作是完全不对的。
至于拉林同志，他的才能主要表现在充当议会反对派和从事新闻业方面，而不是表现在干实际工作方面。他对拟草案的工作真是孜孜不倦。他在这里曾经提到，还在1920年1月他就提出过一个好的草案。不过，假如把拉林同志拟的所有的草案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无疑只有万分之一是好的。
5月10日他送给我们中央政治局一份关于实行全盘集体供应的草案。它的基本原则倒是很吸引人的，但这个草案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在1921年5月10日，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样一些中心城市极端缺乏粮食，俄罗斯共和国的这些重要的中心城市暂时陷于半饥饿的、甚至比半饥饿更严重的状态的时候。在人们已经精疲力竭，都守在接通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乌克兰的直达电报机旁，注视着每一列直达列车，甚至注视着每一节车厢的时候，建议改组粮食机关岂不可笑。真见鬼，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全盘集体供应可谈的呢？政治局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拉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草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自然是不看内容、马上就签署了这个草案〉应予否决，责成起草人更加仔细地重新研究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供应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也讲过（你们从丘巴尔和哥尔茨曼的提纲中就可以看出），而丘巴尔提纲的主要部分是符合中央提出的那个慎重的政策的。关于哥尔茨曼和拉林办事的原则，拉林在政治局一次会议结束时曾凑近我的耳朵半开玩笑地讲过。（我想，我转述一下这次谈话，也算不上唐突吧。）拉林在这个决议通过后对我说：“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指头，我们却要抓住一只手。”当时我想（虽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该怎样同拉林讨价还价了。如果他要百万，那就给他半个卢布。（笑声）在讨论中已经弄清楚：当别人问起拉林材料在什么地方时，他举了基兹利亚尔—旧捷列克铁路建设工程这个他所谓的“出色”例子。虽然这里已经证明这个例子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这样的试验已经有了，但这毕竟是一个进步，因为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提出了一个试验的成果，而不是笼统的议论，不是不计其数的提纲。如果大家都来阅读和讨论那些十之八九使人头痛的提纲，那就太不幸了。
需要的不是提纲，而是注意地方上的经验。去研究这些经验吧！不然又干什么呢？只好在最低限度的实际供应都没有的情况下，专门在建立制度上玩花样，在关于集体供应的法案上费力气。各地是有实际工作的。有人对我们说，用不着责备各地没有交流地方经验。有人在这里责备中央，说中央没有介绍地方经验。我们确实没有收集地方经验，我们只是忙于搞法令。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在埋头干这种不愉快的工作，因此我们就看不到地方经验。你们应当把经验带来。拉林讲到基兹利亚尔—捷列克铁路这个出色的例子，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地方经验。但是他在这上面也太忘乎所以了，丘巴尔和奥新斯基不得不纠正他。这不是唯一的例子。他说，工人按旧的办法得到28俄磅，而按新的办法则得到4普特。我当时有些怀疑，就问他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这是经工农检查院核实过的。但是我们知道，拉林不仅是一个议会人物，而且还善于画讽刺画。他起先画过一张讽刺画，硬说没有比工农检查院更凶的野兽，现在他又说，不是28俄磅而是4普特，这一点是经过工农检查院核实过的。他先用这种笑话来破坏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接着却拿工农检查院的认可当作唯一的证明。丘巴尔和奥新斯基都说，森林工业方面采用这种办法已经不止一次了。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要把一个地区的经验拿来同另一个地区的经验比较。在拉林的发言中，比较好的一部分，是他讲到基兹利亚尔—捷列克铁路建设工程是怎样进行工作的那些地方。图拉或坦波夫的情况是不是更好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种材料中央不可能提供给你们，因为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也正是要请你们从地方上带来的，请把这些材料告诉我们，教给我们，我们大家都要来学习，向最优秀的范例看齐。
在一千个县级或区级的地方中心，这样的试验是可以找到两三个的，也许还能找到更多，但两三个肯定能够找到。必须很好地研究这些试验，但要实事求是，要详细询问，要核实数字，不要光是相信反对派说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处理问题，那么中央就会学到一些东西。
其次，我认为，我们讨论中主要的收获，就是许多同志已指出，交换已经开始进行，所缺少的只是准确的材料。顿巴斯的同志们发来一个电报，说他们换到了3000普特小麦。这是一个小地区的情况，详细情形我们还不知道。我想，有些同志会在这个会上提出问题：用什么东西来交换？通过什么组织？是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还是通过租借者、承租人或私人企业主？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而这一点却比我们的法令重要得多。法令大家都能读到，用不着到这里来讨论，可是为了要弄清楚顿巴斯怎样取得3000普特小麦，沃伦或坦波夫的同志是否搞得更好，这就应当到这里来讨论了。地方上工作做得不错。应当让各地把实际经验带到这里来，譬如说，我做了些什么工作，可是受到中央机关的干扰，我又怎样制服了中央机关。关于坦波夫省的情况，有一位同志在这里讲得非常含糊，他热中于发表议会式的演说，攻击了粮食人民委员部，说在他们那里设立了合作商店和合作社机构。是的，那些同志这样做了。那里还有很多别的糟糕事情，播种计划也没有完成，总之情况很严重，缺点到处都是，但是就从他的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交换已经开始，合作社已经着手工作。这位同志甚至提到了化妆品。你们拿到了多少化妆品？是怎么分配的？应当把化妆品也投入流转，因为做生意是应当考虑需求的。如果需要化妆品，我们就应当供应化妆品。如果经营得法，我们靠化妆品也可以建立大工业。不过应当计算一下，买1000普特粮食，需要买进或弄到多少化妆品。（有人喊道：“那么圣像行吗？有人还要圣像呢。”）至于圣像，有人在这里提到农民需要圣像，那么我想，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烧酒和其他麻醉剂，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无论做这些东西的买卖怎样赚钱，它们却会使我们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而不是走向共产主义，但是化妆品却没有这种危险。（笑声）至于说到钟，对这一点是有意见分歧的，某些同志认为，某些地方不久会自愿地把钟拿去回炉，变成电气化用的铜线。再说，俄国现在钟太多了，这些钟未必都直接用于信教人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已经没有了（第26页）。关于沃伦的情况，有人说那里有些地方用1普特粮食换10俄磅盐。但是这项买卖是怎样进行的呢？你们有没有售货员？你们是怎样做买卖的呢？商品由谁保管？由谁上锁？失窃了多少？——关于这些情况，一点也没有讲。然而这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恰恰很重要。有人还说，波兰人用1普特盐同我们换1普特粮食。我和同志们在交谈时说过，如果波兰人用1普特盐来换1普特粮食，而农民拿1普特粮食只向你们换10俄磅盐，那么你们就可以赚一笔了。谁妨碍你们这样做呢？有人说中央在妨碍这样做。对不起，我不相信中央会妨碍你们用1普特波兰盐去换4普特粮食。我们不会反对这样做，我决不相信这一点。过去有军队的时候，同志们抱怨什么事情都得通过军事当局，而现在军队没有了，战争停止了，又得请示中央；有一位同志说，他们那里现在有一个“南方造纸管理局”，他们正在同它进行斗争，可是当我问他们把对“南方造纸管理局”的控诉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的时候，他却回答说不知道，但这一点却非常重要。
他们说不出把对“南方造纸管理局”的控诉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南方造纸管理局”是个什么样的机关，我不知道；大概也象我们所有其他苏维埃机关一样，是个犯有官僚主义弊病的机关吧。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一直都在同我们作斗争。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被我们驱逐出境，由米留可夫豢养起来，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留在这里，他们用各种最巧妙的官场手法来同我们作战。同志们，你们是怎样同他们作战的呢？你们以为赤手空拳就可以攻下这个“南方造纸管理局”以及诸如此类的单位吗？当我们同邓尼金作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赤手空拳，我们全副武装，组织了军队。现在有那么一些老奸巨猾的官吏，他们认为干些坏事，妨碍我们工作，是对他们本阶级有好处的，他们认为把布尔什维克搞垮就是拯救文化。他们对处理公文比我们要熟悉一百倍，因为我们过去哪里懂这一套呢！应当用各种最巧妙的办法同他们作战。有些党员同志到处发牢骚或者传播某某机关干了某某坏事这一类笑话，在莫斯科到处宣扬关于官僚主义的笑料，应当追究这些党员同志的责任。同志们，你们是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有人说：我告发过了。但是你们把控告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呢？看来哪个机关也没有送去，而控告书是应当送到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去的，也就是说，应当行使我们的宪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利。这是一场战争，所以有时候自然也会遭到失败。但是你们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有经过任何失败就能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呢？所以这方面同样也可能有失败，但是斗争必须进行。我们的人却不会认真地把事情抓下去。有没有把那些办事拖拉的人送交法院呢？工人或农民为了一件事，不得不到一个机关去四五趟，最后得到一个在手续上无懈可击、实际上却是一种嘲弄的答复——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人民法院是不是进行过审判呢？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们不设法揭发这些官老爷，为什么不把这些办事拖拉的人送交人民法院，关进监牢呢？有多少人因为办事拖拉而被关进监牢呢？当然，谁都会说这是一件麻烦事，也许还会得罪什么人。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发起牢骚来，讲起笑话来，倒是劲头十足。这样传来传去，最后就看不出这些笑话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杂志上所散布的谣言有什么区别了。孟什维克宣布：“我们在莫斯科所有的苏维埃机关里都有特派记者。”（笑声）我们这里所讲的笑话，特别是议会反对派最爱讲的那些笑话，往往过几天就会在孟什维克的杂志上全部登出来。应当知道界限，应当把严肃的斗争和信口开河的笑话区别开来。自然，当人们疲乏了的时候，某个有才华的演说家讲个笑话，也许可以让大家得到一点休息。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决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应当总结经验：你们怎样揭发坏人坏事，审理了多少案件，取得了什么成绩。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尽管它打起来要比国内战争困难得多。
关于尼古拉耶夫省，我还想说几句话。尼古拉耶夫省的一位同志在这里提供了许多极宝贵的材料。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他说，“纺织品和铁器卖得出去，可是化妆品卖不出去。”而别的同志却说，纺织品卖不出去。这位同志还斥责了粮贩，他虽然被迫开放自由贸易，但他想知道，应当怎样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用老办法进行斗争不行了，至于用新办法，我们只是实行了对运输的保护，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当然，这些都还不能马上见效。但是，在这方面你们地方上有哪些经验呢？我们现在有一系列保护运输的法令，这些法令不是为了对付粮贩，而是为了防止“不合理地利用运输”。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运输肃反委员会非常三人小组，这里还有军事部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而你们在地方上有哪些机关在进行工作呢？它们彼此之间是如何配合的呢？有人抱怨说粮贩占了上风。在这方面这些机关做了些什么工作？它们是怎样工作的？应当谈谈这些问题。可是有人到这里来抱怨说：“粮贩占了我们的上风。”我们通过了一些指令。这些指令也许不正确，需要加以检验，但是这个工作怎样进行呢？我们用来检验这些法令的办法就是把法令公布出来。这些法令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讨论这些法令以及它们的实际执行情况。例如，可以谈谈在某个地方，某个运输三人小组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什么地方有成绩，什么地方不成功。也许，这种发言不会象关于粮食专政问题的发言那样有声有色。但是，没有这种发言，我们就不能学会如何在我们制定法令时少犯错误，而这却是主要的问题。
最后，我想来谈谈我认为奥新斯基同志作得很正确的那几点结论，这些结论对我们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结。奥新斯基作了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认真地和长期地”。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认真地和长期地”这一点确实需要牢牢记住，好好记住。由于我们有一种传播流言的风气，现在到处都在传说目前的政策是一种带引号的政策，也就是说，是在耍政治手腕，还说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这是不对的。我们估计到阶级力量的对比，注意到无产阶级应当如何行动，以便领导农民排除一切障碍向共产主义前进。当然，有时要退却，但是应当以最严肃的态度，从阶级力量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认为这是在玩什么花招，那就是跟着那些小资产阶级庸人鹦鹉学舌了，而小资产阶级庸人不光是活跃在共产党之外。但是奥新斯基同志接着讲到了期限问题，这一点上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谓“认真地和长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么悲观。我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多少有点悲观。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通常我们连5个星期的情况也估计不准。
我们应当提拔有进取心的非党工作人员。应当反复地说，在共产党里和在苏维埃俄国里，我们的各种集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会议不能再象过去和现在那样发表一些议会反对派的演说，然后就写决议。现在我们的决议已经多得不仅没法看完，而且也没法整理了。我们应当做实际工作，而不是去写决议。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干实事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这里，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当然，我们可以第999次去骂孟什维克，这样做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重复，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骂了30年。大多数人都感到厌烦了。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用纺织品、化妆品以及其他物品来交换粮食，如何用波兰盐多换一些面粉。研究这个问题要有意义得多。虽然这样做不合常规，但必须在党的会议上研究这种有关进取精神的问题。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粮荒极为严重。可是食盐、化妆品和其他东西，他们却多得很，只要我们正确地贯彻开展地方流转和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的口号，我们就能多得到一些粮食。
古谢夫同志交给我一份共产主义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草案的实质在第5条上已有说明：合作社社员要求保证供给他们“有益于健康的卫生口粮”。（笑声）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有益于健康的卫生口粮”。应当通过粮食税征收24000万普特粮食，通过商品交换取得16000万普特粮食，也就是一共取得4亿普特粮食，要让农民感到这种筹集办法在经济上是稳定的。
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再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于我们的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拿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的情况就是：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虽然现在还没有考完，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是会考及格的。如果按年级计算，那么从上一个世纪70年代起到1903年是一年级，也就是从民意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进到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最初阶段。这是一年级。
从1903年到1917年是二年级，在这个期间我们认真作了革命的准备，并且在1905年进行了初次的革命尝试。从1917年到1921年是三年级，按其内容来说，这四年比前四十年更丰富。这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受到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验，但这还不是决定性的考验。我们在歌里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是我应当说，可惜这还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接近最后的斗争的多次斗争中的一次斗争，这样说才是最确切的。现在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如果要学奥新斯基的样也谈一谈年限的话，那么我认为这里该花十年时间，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然后还要好好念完四年级的课程，那时我们就真正是不可战胜的了。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今年在对农民关系上取得胜利，收集到“有益于健康的卫生口粮”，那么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就及格了。此后，我们所规划的整个建设的规模就会更加巨大。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此最后我还是要反复地说，虽然有困难，虽然一切旧传统不允许我们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好的议会会议上研究地方性的小经济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当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下层的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而下层开始做的工作，则需要我们在这里的会上作出总结。这样，我们的建设事业就能真正地稳步地向前推进。（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5月28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17—332页 |
5
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28日）
1．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
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要求一切工作人员极其仔细和认真地加以执行。
2．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同时，实行商品交换可以刺激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农业。
对于地方的进取精神和自主程度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和加以扩大。
应当以余粮最多的省份作为重点，首先实行商品交换。
3．考虑到合作社是实行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因此确认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同合作社机关达成协议，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把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储备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在国家的监督下执行国家任务的政策是正确的。
保证合作社有广泛的可能进行收购工作，全面地发展地方工业和提高整个经济生活。
支持合作社的信贷业务。
同无政府状态的（即逃避国家的任何监督和监察的）商品交换作斗争，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
研究市场。
4．对那些基本上不需要国家从储备中拨给原料、燃料和粮食的中小企业（私营的和合作社营的）给以支持。
允许把国家企业租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地方经济机关有权签订这种合同，而不必取得上级机关的同意；但是签订之后必须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
5．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必需品和农民日用品的生产。
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提出相应的精确的决定，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6．发展实物奖励制度，试行集体供应。
规定更合理的粮食分配制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7．为了迅速地、如数地、普遍地征齐粮食税，必须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为此，应当保证粮食机关具有必不可少的党的威信。应当保持和加强粮食机构的集中制。
8．集中上述一切办法来完成今年的实际的战斗任务：至少取得4亿普特粮食储备作为恢复大工业和实现电气化计划的基础。
9．原则上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并且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把它变为法令。
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严格执行这一指令，特别是要提拔和吸收非党人员参加工作。
10．如发生阻挠或不全力支持地方发挥首创精神的现象，中央机关应对此负有特别的责任。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拟订相应的决定并在下次会议上加以通过。
11．代表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且相应地调配党的力量，以便充分解释和有计划地执行上述各项任务。
12．必须在报刊上，在工会、苏维埃、党的及其他的各种大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仔细地全面地阐明和研究地方和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实际经验，这项工作应当列为党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33—335页 |
6
在讨论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时的发言
（5月28日）
（1）
我认为不应当采纳这一条修改意见[127]，因为采纳了还得加以说明。不用说，如果欧洲爆发革命，我们当然是会改变政策的。你们知道，这样一种革命总是会引起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实际上甚至可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当然，这段时期不会长，当然，也难以断定其他共和国的国内战争会打多久，但是到这场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对政策作如下的改变，也许可以这样说：取得任何东西都不靠税收，而完全靠商品交换。这一点要向农民解释清楚，否则他们会想：怎么，又要回到余粮收集制吗？因此，我认为这方面最好什么都不补充。欧洲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漫长岁月，将导致不要任何税收，而靠商品交换。代表大会的决议已提到这一点，说税额将逐步减少。正是这一点与行将到来的胜利的革命有关，而漫长的岁月则会缩短这场革命所需的时间。
（2）[128]
同志们，我们委员会正是在这一条上进行过讨论，有过不同意见。最初米柳亭不同意“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作斗争”这句话。他说，人们会把这句话曲解为故意刁难，贸易自由实际上会被取消掉。我们把这一条改成现在的措辞，即“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作斗争”，而且加上“因为它逃避监督”——这里指的是私贩粮食，你们大家知道，在所有允许贸易自由的国家里，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非法贸易都是要取缔的——于是我们对这一条的意见就一致了。如何进行斗争呢？通过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来进行斗争，并且加上“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这句话。这个修改方案确定下来以后，委员会又一致认为，排斥贸易自由的危险仍有可能产生。当然，这个问题是微妙的。我们希望指令不致排斥贸易自由，但不同非法贸易作斗争，特别是不同私贩粮食和破坏运输的行为作斗争是不行的。我们委员会考虑过，是否用一个比较温和的字眼来代替“斗争”这个词。可是后来一致同意这个用语，因为斗争的对象只是逃避国家任何监督的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何况还补充了“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这句话。补充了这些话以后，“斗争”这个词就不是过分强烈的词了。特别是这位同志所提的修改意见，还可能使我们适得其反。他要删去“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这句话……
（3）[129]
我认为国营农场还没有成长到这一步，它们的情况还很糟。如一年内情况稍有好转，我们到明年再看能不能扩大它们的自主程度。
（4）
最后一条修改意见[130]不妥，因为关于物资问题已在另一条，即第5条中作了规定：“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必需品和农民日用品的生产。
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提出相应的精确的决定，交人民委员会批准。”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关于物资（譬如粮食）分配的问题已经说得十分明确。当然不能使中心城市受到损害，因为不集中到中心城市，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工业了。至于这位同志讲的第一条意见，说目前不宜把地方经济会议问题看作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这些会议还可能坏事——这种意见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相反，各地都要求设立经济会议，履行人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职能。人民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每一个代表，都有权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诉，因为我们挑选进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地方上也不设什么专门的办事机构或机关，还是原有的那些机关和部门。省经济会议是十分合适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会议的工作并不妨碍，反而还有利。就象指令中所说的：“也可以对基本形式作各种改变，比如，执行委员会可以把经济会议的全部任务和职责承担下来……”（读指令［注：见本卷第265页。——编者注］）因此，并没有事先决定即事先规定一种绝对固定和千篇一律的活动方式。此外，起草委员会[131]即将提出的决议案中还说明是“原则上通过”。委员会正在开会，进行工作。该委员会的主席奥新斯基说，许多条文经修订后已经以书面形式提出来了。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所以需要再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怕说了“原则上通过”会束缚手脚，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5）[132]
我们不反对这条修改意见，但从内容看，它不应放在这里，而应放到第6条中去，我建议原则上通过并列入第6条。
（6）[133]
这是细节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由有关人员去讨论。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但是总的来说，这是局部性的措施。
（7）[134]
在这个问题上，未免过虑了。
我们在第7条中指出：为了迅速地、如数地征齐粮食税，要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当然，征收粮食税不是靠说服，而只能靠强制，所以这才叫作征收机构。今天签署的几项重要的决定和条例，归结起来就是要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并且要求迅速地征齐粮食税。有人担心，这里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农民会理解为先搞商品交换，那就改写成：“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
载于1921年5月28日《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公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36—339页 |
7
闭幕词
（5月28日）
同志们，我想我只要很简单地讲几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临时召开这次代表会议，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对经济政策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我认为，代表会议无疑是完成了这项任务。同志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指出，奥新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表达了地方上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党的工作人员的情绪。他说，应当消除一切疑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后来又用一些法令和决定加以肯定下来的政策，无疑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代表会议对这一点也说得非常明确，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条。同志们回到各地去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误解了。自然，在我们制定一个必须长期实行的政策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国际革命及其发展的速度和条件可能改变一切。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分崩离析，愈来愈不一致，而拥有10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对它们所施加的压力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周比一周更加强大。不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无法加以推测的。现在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我们的主要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注视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我们的成就。资本家要想隐瞒和掩盖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就拼命寻找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和我们的弱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就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我认为，不管怎样，通过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我们无疑达到了这个目的。（鼓掌）
载于1921年6月2日《真理报》第1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40—341页 |
注释：
[125]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常代表会议，于1921年5月26—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39名代表，代表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经济政策（粮食税、合作社、财政改革、小型工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当前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组织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
代表会议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对诽谤和歪曲新经济政策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指出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0—122页），这一决议进一步肯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工会领导人首先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的派别活动。
代表会议还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294。
[126] 指1921年5月17—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1921年5月18—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与经济建设；组织问题；工资政策和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与合作社；劳动保护。
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贯彻执行粮食税法令和合作社法令采取的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外贸易、俄罗斯电气化工程、国内物质资源和工业供应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
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曾开了一些联席会议，由有关专家和代表讨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309。
[127] 指有人建议在决以草案（见本卷第327—329页）第1条添一句话：“只要世界革命的情况不变。”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否决了这条修改意见。——330。
[128]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3条的修改意见。有人建议把这一条中的一句话“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改为“同时决不在这种商品交换中采用赤裸裸的行政命令手段”。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了。——331。
[129]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5条的修改意见。草案第5条规定要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有人建议把这个规定扩大到国营农场。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了。——332。
[130] 指有人建议对决议草案第9条作如下补充：“特别注意扩大地方上的实际的和在物资方面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程度”。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了。——332。
[131] 指以恩·奥新斯基为主席的制定指令草案的专门委员会（参看注115）。——333。
[132]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10条的修改意见。有人建议对这一条作如下补充“加重惩处经营不善、盗窃国家财产和浪费劳动力的行为。”这条修改意见被通过并列入了决议的第6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1页）。——333。
[133] 这段话是针对阿·谢·基谢廖夫的一项建议说的。基谢廖夫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关于对掌管国家财产的人员实行集体（以3人为限）推荐的内容，并规定如推荐不当要追究推荐者的责任。这项建议被多数票否决。——333。
[134] 这段话说的是对决议草案第2条的修改意见。这条意见要求在决议中指出：应当把粮食税提到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条修改意见被否决。
草案第2条中“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这句话在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里也删去了（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0页）。——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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