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1年3月至6月即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开始阶段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浴血奋战、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向和平建设过渡，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它还受到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并未消除重遭帝国主义军事进攻的危险，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在1921年上半年得到了巩固。而它的国内情况却异常困难，国民经济彻底遭受破坏，燃料和原料极端缺乏，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由于农业歉收，粮食和食品也严重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有些企业甚至发生罢工。农民不满意余粮收集制，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许多地方掀起叛乱，到1921年2月，武装叛乱分子的人数达3万人。1921年3月初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水兵的不满情绪，乘机打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保卫农民”等旗号，妄图消灭苏维埃，使资产阶级专政复辟。俄国共产党采取紧急措施，于3月18日平定了这次叛乱。国内的政治危机对党也有影响，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了动摇情绪。列宁和俄国共产党全面分析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外形势，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全部力量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新任务即转向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实施的一套经济措施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列宁果断地抛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旧途径和旧方法，作出停止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开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
　　本卷的开头是一组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献。1921年3月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转折。列宁在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发生的新变化是党当前应当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列宁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坚决同一切派别活动作斗争，说明党的统一是解决当前任务的最重要条件。
　　列宁在大会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指出全党工作的关键是组织好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列宁把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同工农之间的正常关系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居于少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最危险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只有具有统一的意志，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才能实现自己在专政和领导方面的任务。他在论述喀琅施塔得事件及其政治教训和经济教训之后，分析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口号。他强调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因为怎样处理无产阶级政权同小农之间的关系是苏维埃国家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方面，无产阶级要采取一系列复杂的过渡办法才能取得胜利；全党面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应当认识到，“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和纪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见本卷第25页）。列宁强调指出，党从代表大会前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应当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因为党的队伍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他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成为在经济政策方面和无产阶级团结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在关于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列宁再次明确指出，从目前形势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经济结论是在实行工人阶级同农民妥协的政策方面要寻找新的方法、运用和检验这些新的方法。他反驳了“工人反对派”代表和“民主集中派”代表的责难，批判了亚•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中的错误言论，揭露了工人反对派的社会经济根源及其政治实质，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同工人反对派的思想和口号之间的直接联系。
　　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指出，实物税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决定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列宁论证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见本卷第50页和第53页）。列宁考察了农民的经济要求，认为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即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因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见本卷第55页）。列宁在回答实行粮食税以后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这一问题时指出，问题完全在于确定流转自由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商品并把它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搞好工农业之间的正常的流转，那么，苏维埃政权除了政治权力，还能获得经济权力。列宁回顾了历史经验，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由流转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列宁解释说：“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见本卷第63页）列宁强调指出，必须适应中农经济来进行建设，否则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列宁在结束报告时宣布：“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见本卷第65页）。
　　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维护了党中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纲领。列宁揭露列•托洛茨基在会上伪造有关发生争论的事实，并警告他说：为自己的政治错误辩护是危险的。列宁还指出，亚•施略普尼柯夫曲解恩格斯的言论和俄共纲领有关工会的条文，他的把国民经济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提法贬低了党和国家的作用、陷入了工团主义，党在考虑扩大工人民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些正当要求时坚决屏弃反对派纲领中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以及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维护了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指出这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列宁首先提醒全党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见本卷第78页）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规定，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立即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并规定了对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批准程序。列宁认为这一条文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在急剧转变的新形势下希望彻底消除分裂。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指明：“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代表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反对派”以及这一类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必然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列宁在报告中说，党不排除对最重要的现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不过这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在党的政治路线范围内进行，党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列宁提出的这两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表示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相信党在异常复杂和困难的时期的领导能力，指出大会关于对农民态度问题的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信党在克服了分歧之后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继续从理论上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并为了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而作了一系列报告和讲话。《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正确地、完全清醒地估计各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才能对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要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点作出正确结论。列宁对国内的三种基本力量作了分析，说明了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忍受无比的困苦和牺牲把无产阶级专政维持三年半之久的力量源泉，指出了俄国农民的中农化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对俄国革命的命运的威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回答了人们就粮食税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政策提出的问题：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允许自由贸易和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既然自由贸易必然使资本主义复活，那么允许它复活到何种程度？为什么要作出这种改变？改变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来理解和解释这种改变？列宁说：作出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经济十分困难，在许多地方几乎完全破产；而苏维埃政权只有从农民那里才能得到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俄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生活和农民经济的改善；在议论粮食税时不可忘记工农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工人为国家因而也是为俄国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并通过铁路和船舶运送给农民，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全部剩余的农产品；粮食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过渡办法，这种办法可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能够计算出可以自由支配的余粮的数量并拿这些余粮去交换当地的手工业品，从而也使小工业恢复起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根据是：俄国农村已经中农化，要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率，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既然存在小经济，存在贸易自由，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掌握大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是不可怕的。列宁说，以租让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也好，通过合作社和自由贸易必然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也好，都是不可怕的，要尽一切力量来发展地方流转、发展小工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更迅速地恢复起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阐述了租让政策的意义，逐条解释了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列宁指出，党纲首先讲到无论如何要增加产量，如果不善于实行租让政策，不善于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来改善当时俄国的经济状况，那就表明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列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见本卷第167页）《留声机片录音讲话》又论述了关于租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认为资本家到俄国来承租企业就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承租的这一部分企业的所有权仍属于苏维埃国家，而苏维埃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却会由于产品的增加而得到好处。
　　列宁在4月间写出的《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是一篇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它阐述了与粮食税的执行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该文的第一部分《关于俄国现时经济》摘引了1918年5月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的很长一段文字，说明1918年春和1921年春的经济政策原则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第二部分《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首先指出，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不过，俄国仍然有着1918年那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只是农村情况在那以后有了更大的变化。此外，国民经济遭到国内战争更加严重的破坏，生产力下降，这就使期限更长了。列宁接着写道：“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见本卷第207页）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当首先去解决刻不容缓的任务；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立刻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从农民开始，就是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始，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进行自由贸易。列宁在本文中第一次使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一整套措施。列宁充分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功劳，同时指出，“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见本卷第208—209页）。针对当时仍然存在的在战时共产主义问题上的某种思想僵化的表现，列宁说明为什么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对党来说就是愚蠢和自杀。列宁主张用一切办法来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比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在实践上却不能推动流转的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益处大得多。列宁认为，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列宁根据经济建设的经验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要利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粮食税看作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在城乡获得胜利的一种过渡措施。列宁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见本卷第211页）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第一，租让制，这是最简单的即同外国资本家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它的基础是大工业；租让制政策获得成功，就会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为数不多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大企业。第二，合作制，指作为一种商业形式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它的基础是小生产；合作制政策获得成功，就会使苏维埃国家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第三，代购代销制，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本国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租赁制，指国家把国有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本国企业资本家，这种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列宁强调指出，后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根本没有人注意过。列宁认为人们常常发出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同小生产比较则是幸福；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列宁在《结束语》中归纳他的思想说：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过渡；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是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的发展对工农国家有利，而限度的大小将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实行国家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列宁在《论粮食税》之后又写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这两篇文献以及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和《关于工作报告的每月摘抄》等，规定了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工作纲领和工作方式，提出了改组所有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以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具体计划。列宁在指令草案中特别强调鼓励地方尽量发挥首创精神、自主精神和进取精神，反对给地方机关工作作出死硬的规定。列宁重视总结地方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提出要用地方经济和地方监督来检查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由中央来检查地方的工作，要通过地方的实践检查中央的指示以及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列宁建议成立地方经济会议，以鼓励地方经济机构在工作中的独立性、协调它们的全部活动、对它们进行监督。列宁规定了地方经济会议的任务、机构和组成人员。列宁提出扩大国家经济建设人员队伍的任务，要各级机关广泛地公开地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把他们安置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批评共产党员不敢和不善于吸收大批党外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本卷中的文献还涉及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分配农业机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中列宁提出，国家对农业机具的供应要和国家对农产品的取得联系起来。在《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信件中，列宁探索科学的经济计划原理，要求加强对经济的集中的和有计划的领导。这一文献，还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草案》等文献提出了工业企业实行“生产集中”的问题。列宁认为，应该尽可能关闭无法继续生产的企业，由少数生产状况最好的企业集中进行生产。实行“生产集中”，是为了使各企业的工作建立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降低产品成本、讲究经济效益。
　　载入本卷的《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阐述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俄共（布）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各民族共和国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各民族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它们进行经济建设，需要考虑到自己地区的特点、发挥自己地区的经济优势。列宁认为，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要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列宁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见本卷第186页）比之俄罗斯，边疆地区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地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对外贸易，以此开发边疆的丰富资源、发展边疆的农业和畜牧业，从而提高边疆的生产力。
　　为了消除党内外许多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问题的曲解、误解或不理解，使新经济政策能够正确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俄共（布）于1921年5月26—28日提前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本卷收载的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文献包括开幕词和闭幕词以及就粮食税问题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还有为代表会议拟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等。
　　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批驳了资产阶级和反对党的方针的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曲解。针对那些认为党忘记发展大工业的种种怀疑和忧虑，列宁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就是大工业，但是，要恢复大工业，就必须先恢复农业和小工业；新经济政策向农民实行让步，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道路。列宁要求党和人民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任务上，因为经济工作是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见本卷第324页）。列宁希望共产党员研究地方性的经济问题，考虑下层的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见本卷第327页）。决议草案重申，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决议草案同时提出，必须同无政府状态的即逃避国家的任何监督的商品交换作斗争，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因此，决议草案认为，要研究市场。
　　列宁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由于俄国经济极为困难，而大工业又不能很快恢复，因而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把小农经济从岌岌可危的状况提高到勉强过得去的状况，为此必须振兴小工业和地方工业、尽快地巩固小经济，允许它开展地方贸易，从而扩大使用资本的范围，这也就必须使整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列宁说，如果不能通过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就不能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列宁要求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熟悉自由贸易、不被自由市场击败。
　　此外，本卷收载的文献，如《俄共（布）中央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两次讲话的提纲）等论述了工会工作的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计划的意见》等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和《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谈的是俄共（布）如何使自己的队伍纯洁的问题，等等。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42篇。在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27篇文献中有新文献12篇，在关于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11篇文献中有新文献7篇。此外，本卷中的《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的发言的提纲》、《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货币税的决定草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坦波夫省的收购工作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队复员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关于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包括信稿及对信稿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草案》、《致全体人民委员及中央统计局局长》等都属新文献。《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这一组文献中的《讨论时的插话》和《总结发言》是全集第1版所没有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这一组文献中的《非党人员和苏维埃政权》也是全集第1版所没有的。本卷《附录》中的文献全为新文献，《附录》收进了列宁所填写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