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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0卷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99] （1920年12月30日）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请你们原谅我违反了常例，因为要参加讨论，当然应当先听取报告、副报告和讨论，可是很遗憾，我的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昨天我已经把刊印出来的基本文件读了一遍，并且准备了自己的意见。我刚才说的那种违反常例的情况自然会给你们造成一些不便：我不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所以就可能重复他们说过的话，而对应当答复的问题，却没有答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基本材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我把这本小册子同他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个提纲加以比较，并且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发现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既然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党内大辩论，就应该拿出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来，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一篇不象样子的东西呢？现在我把在我看来带有根本性理论错误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经常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你看，他提出来的题目——《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就是一个过于广泛的题目。 根据前面所说，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谈工会的作用而不考虑到这些真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的错误。 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政党的作用的提纲。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这些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工会，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象是一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第一条里指出“思想混乱”，特别和专门谈到工会的危机，这基本上是一种带有原则性错误的东西。如果要谈危机，那只有在分析了政治局势之后才可以谈。事实上，“思想混乱”的正是托洛茨基，因为他正是在工会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来看）这个基本问题上，忽略了一点，即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劳动群众就是农民。在别的国家里，这样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的，但是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有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产生了思想混乱。而托洛茨基却毫无道理地责备别人思想混乱。 当我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老是在讲“一般原则”。他的整个提纲都是从“一般原则”来谈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更不用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谈得已经够多了［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7、18—23页。——编者注］。更不用说，托洛茨基本人在自己的提纲里就引证了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两人讲得十分明白的话，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两人一定是德国人所说的“替人挨打的孩子”或练习论战的对象。原则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本人还引用过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写的东西，他选中这两个人作为练习论战的对象是很笨拙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去找，从这里也找不出任何严重的原则分歧。总之，重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就是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拉回到过去。感谢上帝，我们已经从原则转到实际的切实的工作上来了。在斯莫尔尼，我们曾经大谈原则，而且无疑是谈得过多了。现在，经过三年之后，关于生产问题的所有各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有了法令。然而这些法令的命运不佳：我们虽然签署了这些法令，但是随后我们自己把它们忘了，我们自己没有加以执行。然后又虚构出一些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断，虚构出一些原则分歧。我在后面就要说到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的法令［注：见本卷第221—222页。——编者注］，这个法令大家都忘记了，也包括我在内，这是应当引咎自责的。 如果不算我列举过的分歧之点，那么现有的真正的分歧根本不涉及一般原则问题。我所以要把前面所列举的我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分歧”指出来，是因为照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会的特点也就在这里，这个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必然存在，再往后是否会存在则是一个问题。不过，工会的存在会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而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怎样调整好工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中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工作中的复杂的传动装置，并不是指苏维埃机关而言。那里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复杂的传动装置，那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只是抽象地和原则地谈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里有无产阶级，有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有小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没有官僚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情况，传动装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如果要提出工会“任务”的困难何在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想到这一点。再说一遍，真正的分歧，根本不在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地方，而在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上，在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我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即使是小范围的），那么充斥在托洛茨基同志这本小册子中的许多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和原则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这本小册子中有好几条提纲，都是在同“苏维埃工联主义”进行论战。麻烦还嫌不够，又发明了一个唬人的新词！这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梁赞诺夫同志。我认识梁赞诺夫同志有20多年了，你们认识他的时间虽然比我短，但是在工作上对他的了解并不比我少。你们很清楚，他不擅长于理解口号的意义（当然他有别的长处）。梁赞诺夫同志有时说了不十分恰当的话，而我们却在提纲中把这些说成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做难道严肃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有“苏维埃工联主义”、“苏维埃反对签订和约”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名堂。拿任何一点都可以造出一个苏维埃的什么“主义”。（梁赞诺夫：“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对，完全正确，“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 而托洛茨基同志采取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时，自己又犯了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说什么“工人国家”。对不起，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在1917年提工人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如果人们向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那就犯了明显的错误。不完全是一个工人国家，问题就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之一也就在这里。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转到切实的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切实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布哈林：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是我不打算答复这个问题。谁愿意的话，只要回忆一下刚刚闭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可以找到答案。 不仅如此。从我们的党纲（这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十分熟悉的文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光彩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它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这种理想，我们要再过15年至20年才能实现，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是否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于、不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抽象的议论，或者那种看起来有时象“理论”，而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过渡的特点作了错误估计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地认识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关于这种结合，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但光是这一个词就足以表明，在这里给自己捏造出象“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的敌人，就是犯了错误。这是因为“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联合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已经融合，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切实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理论的概念了。企图找出与托姆斯基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把他们说成是工会的“官僚”，至于在这场争论中究竟哪方面有官僚主义倾向，我在后面还要谈到）的原则分歧，同样是白费力气。我们很清楚，如果说梁赞诺夫同志有时会犯一个小毛病，喜欢杜撰个口号而且几乎是原则性的口号，那么，托姆斯基同志虽然有很多毛病，却没有这个毛病。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对托姆斯基同志展开原则性的斗争（象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未免太过分了。这实在使我觉得奇怪。有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在派别上的、理论上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歧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自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说是长大了。现在已经到了从虚构和夸大原则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的时候了。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基本上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奢望当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他总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应当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如果群众感到痛，却不知道哪里痛，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他们哪里痛（鼓掌，笑声），如果他在这时号叫起来，那么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可以发现托姆斯基有很多局部性的理论错误。不过，如果我们能坐下来深思熟虑地起草决议或者提纲，那么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生产民主”；这可以说是对布哈林说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些小毛病，就是大人物也有小毛病，布哈林也不例外。他只要一看到标新立异的词儿，就忍不住要表示赞成。在12月7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起草关于生产民主的决议时简直是热情奔放。我愈深入地考虑这个“生产民主”，就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的荒谬，看到这样的提法过于轻率。这样提只会把人弄糊涂。至少在党的会议上应当用这个例子再一次指出：“尼·伊·布哈林同志，少在名词上标新立异吧，这对于您，对于理论，对于共和国，都会有好处的。”（鼓掌）生产是永远需要的。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我们不能反对在讲演和文章里使用这个词。一篇文章不过是探讨和清楚地说明一种关系。但是，如果您要把这变成提纲，把这作为口号去联合“同意者”和不同意者，如果象托洛茨基那样，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就十分奇怪了。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谈，党是否应当“作出选择”，以及使党陷于非“作出选择”不可的境地，究竟是谁的过错。事情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应当说：“无论如何，应当尽可能少选择象‘生产民主’这样在理论上错误的、除了糊涂观念之外毫无实际内容的口号。”托洛茨基也好，布哈林也好，显然都没有从理论上周密地考虑过这个术语，因而把自己也搞糊涂了。“生产民主”使人想到的完全不是他们两人所醉心的那些观念的含义。他们想要强调生产，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在文章或演说中强调，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这变成提纲，要党加以选择，那我就要说：作出反对这个东西的选择吧，因为这是一个糊涂观念。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个人管理制还不久，一双靴子还没有穿破[100]。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什么时候需要独裁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裁制，——我听见布哈林在后面吼：“完全正确。”（笑声，鼓掌） 其次。从9月起，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的问题，我们在全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谈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决议。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必须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三年半来，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 显然，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那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注：这里是指1920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央全会。这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全文，见《真理报》1920年11月13日第255号和1920年12月14日第281号；对决议的介绍，见1920年12月20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101]第26期。］上（当时产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的有名的“缓冲派”[102]），我们就谈过这些原则问题，就已经认定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了执行九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我们还应当努一把力。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在一切必要的生产部门中，优先照顾最急需的某一生产部门。优先照顾什么呢？可以优先照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我应当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努力工作还不够，这里就是有英雄人物也还不够，因为一个英雄人物可能有很多优良品质，但是他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而在这里，需要善于处理非常特殊的问题。因此，如果提出重点制与平均制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对它作充分的考虑，而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中恰恰是看不到的；他愈是修改他原来的提纲，错误论点也就愈多。请看他现在的提纲是怎样写的吧： “……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托洛茨基小册子第31页提纲第41条）
这在理论上是十足的糊涂观念。这是根本错误的。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如果给我这样一种照顾，每天给我八分之一磅的面包，那我是不胜感激之至。重点制的优先照顾也包括消费方面的优先照顾。否则，重点制就是幻想，就是空中楼阁，而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吧。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曾经在国防委员会里几百次地讨论过这些具体问题；有人争着要皮靴，他说“我是重点部门”，而另一个人说，“给我皮靴吧，否则你的重点工人就坚持不住了，你的重点制就要垮了”。由此可见，提纲中关于平均制和重点制问题的提法根本错了，而且提纲是从经过实践检验的已经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了。这是不行的，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 再次，是“结合”的问题。关于“结合”，目前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闭口不谈。开口为银，闭口是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实际上实行结合了；在我国，每一个大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每一个大的部门，都在实际上实行了结合。效果是不是都很好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吧。在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用以实行结合的法令，简直是多得看不完。而我们却没有实际地研究清楚，这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某某工业部门的某种结合，究竟得到了怎样的结果，省工会的某某委员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一职务，其结果如何，他实行这种结合已经有几个月等等——我们还没有能够切实地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些实际经验。我们倒是制造了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并且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干这个我们挺在行，而研究和检验我们自己的经验却不行了。如果我们将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从这样或那样地贯彻改进农业的法令的角度去研究农业区的小组以外，还有研究结合，研究萨拉托夫省面粉工业、彼得格勒五金工业、顿巴斯煤炭工业等实行结合的结果的小组，如果这些小组都搜集了许多材料，并且宣称：“我们已经研究清楚了某某问题和某某问题”，那我就要说：“好，我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人了！”然而，在我们为了实行结合已经费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如果有人却向我们提出一个“提纲”，制造出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更为错误的呢？我们已经开始实行结合了，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是实行得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研究我们的经验。因此，在结合问题上，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谈。 需要研究实际的经验。我签署了一些法令和决定，对实际结合作了指示，而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所以，当人们说，“让我们来谈谈‘结合’吧”，我就回答说，“让我们把我们做过的事情研究清楚吧”。我们犯过很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法令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改，这也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令，我没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切实的提法。这才不会是无效的工作。这才不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当我读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实际的结论》时，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结论恰恰都犯有这种毛病。因为那上面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应当有1／3到1／2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而在其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中则应当有1／2到2／3兼任，如此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完全是想当然，是“大致估计”。自然，在我们的法令中，时常是根据“大致估计”确定这样的比例的，但为什么这在法令中是无法避免的呢？我不是为一切法令辩护，也不想把法令说得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法令中常常有这样的比例数字，如1／2或1／3的兼任人员等等，这都是根据大致的估计确定的。如果法令中写着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说，你们试着这样做吧，我们随后再来衡量你们“试验”的结果。我们随后再来研究真正的效果。等我们研究出结果，我们就会前进了。结合我们正在实行，并且将日益有所改进，因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实际和更加实事求是了。 也许，我已经开始在谈“生产宣传”了吧？这有什么办法呢！讨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时，是必然要牵涉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工作问题，并且我们也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已经有专门管理生产宣传的国家机关，它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们好不好，我不知道，应当加以考验；关于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写什么“提纲”。 如果完整地论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那么关于民主的问题就用不着谈什么别的，只谈通常的民主就够了。玩弄“生产民主”之类的花招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是第一。第二是生产宣传。机关已经建立了。托洛茨基的提纲谈到生产宣传。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提纲”在这里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这个机关好不好，暂时还不知道。这要等我们在实践中考验它之后再说。让我们来进行研究和调查吧。我们假定，在代表大会上建立十个小组，每组十人。然后就可以问：“你进行过生产宣传工作吗？情形如何？结果怎样？”研究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便可以奖励那些成绩特别好的人，而抛弃那些不成功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虽然很少，很不成熟，但终归是有了，可是有人要我们离开这些经验朝后退，把我们拉回到“原则性的提纲”上去。这与其说是“工联主义”，不如说是“反动的”运动。 再有，第三，是奖励问题。实行实物奖励，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已经有进展了。已经拨出50万普特的粮食用作实物奖励，其中有17万普特已经用掉。用得好不好，恰当不恰当，我不知道。在人民委员会里，曾经有人指出说分配得不好，说不是作为奖励，而是成了附加工资。工会工作者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都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研究出结果。17万普特的粮食已经拿出去了；应当合理地进行分配，应当用来奖励那些英勇奋斗、努力工作、才干出众和忠心耿耿的经济工作者，一句话，奖励那些具备托洛茨基所夸奖的品质的人。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提纲里夸奖，而是要给他们面包和肉。譬如说取消发给某一类工人的肉，把它奖励给别的、“重点的”工人，这是否更好些呢？我们不拒绝实行这样的重点制。这种重点制是需要的。我们要仔细地研究我们实行重点制的实际经验。 还有，第四，是纪律审判会。如果我们没有纪律审判会，那么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生产民主”——请布哈林同志别生气——就都完全不值一提了。可是你们的提纲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原则上、理论上、实际上，对于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布哈林的立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别叫我难受了！ 当我想到你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更要得出这个结论了。提纲中不仅包含着许多理论错误。在估计“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时所采取的方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谈论这样广泛的问题而不从政治方面去考虑目前局势的特点是不行的。我们同布哈林同志一起，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提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8—19页。——编者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只有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军队的复员，战争的结束，获得比以前长得多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可能性，比较扎实地从军事战线转到劳动战线的可能性。单是由于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怎样变化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仔细地加以研究，然而从你们的提纲中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没有研究出结果以前，要善于等待。人民是过度疲劳了，应当用于某些重点生产部门的许多储备，已经用完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正在变化。战争造成的疲惫现象非常严重，各种需要增加了，但是生产没有增加，或增加得不够。而另一方面，我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即只有当我们善于先把强制建立在说服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制［注：参看本卷第138—139页。——编者注］。我应当指出，对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一点也没有加以考虑的。 我们是否已经为一切新的生产任务建立了足够广泛和坚固的说服基础呢？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吸引过来。可是群众能不能一下子转到这些新的任务上来呢？不能，因为譬如说关于应不应当推翻地主弗兰格尔的问题，应不应当为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的问题，象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特别的宣传的。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如果我们指的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关于“苏维埃工联主义”的议论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论，而是问题的实际方面，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刚刚建立起生产宣传机关；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实行了实物奖励，但是还没有取得经验。我们建立了纪律审判会，但是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而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使群众有所准备。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准备好，是否已经从这方面研究、考虑和斟酌好了呢？远远没有。这就包含着根本的、极其重大的、危险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需要按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办事，而这里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裁起来了。有人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然而他们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虚构出了“生产民主”这样一个荒谬的口号。 应该看清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局势下的作用，现在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官僚主义，而我们已经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代表大会“只要一致批准”就行了。这是错误的。单是批准还不够；所谓批准，是说把已经充分斟酌过和考虑好了的东西确定下来，实际上呢，生产民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经过充分斟酌、权衡和检验。请你们想一想，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群众对此会作出怎样的解释。 “我们是普通人，是做群众工作的，我们说，必须实行革新，必须改正错误，必须赶走官僚主义者；而你却转移人们的视线，说什么要进行生产，要以生产成就来表现民主。但是我不想同管理委员会、总管理局等等的官僚主义者一起搞生产，我们要别的人。”你们没有让群众说话、领会和思考，你们没有让党取得新的经验，就迫不及待，搞过了头，创造出一些理论上荒谬的公式。而那些过于热心的执行者，又会使这种错误更加严重多少倍呢？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如何领导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他有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往往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责任要由他来承担。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11月9日）和十二月全会（12月7日）。在这两次全会上，所有这些错误已经不是表现为逻辑分析、前提和理论推论，而是表现为行动了。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搞得乱七八糟；这是革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缓冲”派。这一派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 请大家回忆一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103]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吧。在1920年4月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一个“临时的”机关，它“在最短［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14页。——编者注］期间”必须转入正常状态。9月间，是这样说的：“要转入正常状态。”［注：见《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第26期第2页所载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的决议第3点：“其次，中央认为，运输工会曾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当时有必要成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政治部[104]，作为帮助和调整工作的临时的杠杆。目前，这种困难状况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因此，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着手把这些组织并入工会作为工会的机关，使它们适应并溶化于工会机构。”］11月（11月9日）举行了全体会议，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提纲，发表了关于工联主义的议论。尽管他谈到生产宣传的有些话讲得很好，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切完全是不知所云，文不对题，是开倒车，中央委员会目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东西的。布哈林说：“这是很好的。”可能是很好的，然而这是答非所问。经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以10票对4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用客气的同志式的口吻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已在日程上提出了”要“在工会内部加强并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决议中还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思想是很明显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要仅仅在形式上，而要在实际上执行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便使你们的工作对一切工会都有帮助，以便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优先照顾以及那种认为‘我们比你们好，比你们富，比你们得到的帮助多’的高傲自大的思想。” 在这以后，我们便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105]，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退出了委员会，破坏了它，不愿意干。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卢托维诺夫喜欢玩反对派的游戏。的确，奥新斯基也是这样。坦白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游戏。但是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奥新斯基备种运动搞得很好。虽然奥新斯基也喜欢搞“反对派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同他一起工作。而象破坏委员会这种手段，则是官僚主义的，非苏维埃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政治上有害的。在目前，当我们应该区分“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和不健康因素的时候，这种手段更是加倍错误的，政治上加倍有害的。当奥新斯基进行“反对派运动”时，我对他说，“这个运动是有害的”，然而当他进行备种运动时，那人们会连声叫好。卢托维诺夫搞“反对派运动”犯了错误，我决不会象伊先科和施略普尼柯夫那样否认这一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破坏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已经从知识分子的那种空谈虚构的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生产宣传、奖励、纪律审判会——这些就是应当讨论的问题，就是委员会应当研究的问题。这时候，“缓冲派”的首领布哈林同志，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看到中央委员会危险地分成两派，就起来缓冲，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字眼来形容。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布哈林同志是想做点什么；没有疑问，他的愿望是十分真挚的和“缓冲”的。然而结果得到的并不是缓冲，而只是表明他没有估计到政治局势，此外，他还犯了理论错误。 把所有这些争议提出来进行广泛辩论，应不应当呢？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应不应当呢？在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前占去我们所需要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应不应当呢？在这期间，我们本来可以研究研究奖励的问题，纪律审判会的问题，以及结合的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在中央委员会所组织的委员会里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布哈林同志想缓冲，而不想成为那种“本来要进这间屋子，[106]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的人，那他就应该主张并且坚持要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委员会里。如果他这样主张而且这样做了，那我们也许可以走上切实的道路，也许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里把个人管理制的实际情况、民主制、被委派者等等情况研究一下了。 再往后，在12月（12月7日的全会），同水运员工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了，这就使得冲突愈加尖锐，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8票对我们7票的局面。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地写成了十二月全会决议的“理论”部分，力图“调和”和实行“缓冲”，然而，在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这显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呢？完全不在于它们采用了强制手段。这反而倒是它们的功劳。它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及时地、不引起冲突地转到正常的工会工作上去，没有能够很好地同各个工会相适应，没有能够站在同各个工会平等的地位上来帮助它们。在军事方面有宝贵的经验：英雄主义、雷厉风行等等。但是也有军人中不良分子的坏经验：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的想法和愿望相反，支持的不是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最坏的东西。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昨天不得不骂自己是个蠢人，这就是我忽略了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鲁祖塔克有个缺点，就是讲话声音不响，不那么引人入胜，不那么动听。稍不注意，就会把他忽略过去。昨天我没有能够参加会议，翻阅了一下自己的材料，发现其中有一份提交1920年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铅印件，标题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文字不多，我把它的全文给你们读一下： 提交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 1．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工会几乎成为除实行工人监督外，能够而且应当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工作的唯一机关。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关还没有组织好，由于企业主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怠工，工人阶级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是保护工业和恢复国家整个经济机构的正常职能。 2．此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取消私人企业并且组织对这些企业的国家管理，这个时期，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平行地和共同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机关力量薄弱，这种平行现象在当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建立了充分联系这一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3．以后国家经济机关开始进行管理，它们逐步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这一切就使工业管理工作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这些机关了。这时，工会在组织生产方面的工作就是参加组织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以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集体管理机构。 4．目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每一个劳动单位，吸引全体生产者自觉地参加到生产过程中来；同时，国家经济管理机关逐渐增加和复杂化，已经变成同生产本身不相称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并且不仅是通过工会在经济机关中的代表，而且是作为整个组织来参加这项工作，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机关和工会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的问题，又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了。 5．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根据现有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等）来规定总的生产计划，那么工会就应当是从为完成生产任务而组织劳动和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在制定总的生产计划时，无论是计划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计划，都一定要有工会参加，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合理地结合起来。 6．要实行真正的劳动纪律，要有效地同逃避劳动的行为进行斗争等等，就必须使所有参加生产的人都自觉参加以实现这些任务。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它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工会会员注意发现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管理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必须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上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7．为了特别强调这些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工会应当在组织方面，在一定的日常的工作中，把这些任务放在一定的地位。根据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工会下面设立的经济部，在开展本身的工作时，必须逐渐地规定和确定整个工会工作的性质。例如，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整个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因此工资和奖励应当同生产计划的完成程度有最密切的联系，并取决于后者。实物奖励和部分工资用实物支付的制度，应当逐步改成对工人按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供应的制度。 8．工会工作的这种安排，一方面能够取消平行机关（政治部等等），另一方面能够恢复群众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密切联系。 9．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会参加国民经济建设的纲领大部分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战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会本身组织上的弱点以及它同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脱节。 10．因此，工会应当为自己规定最近的实际任务如下：（一）最积极地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和管理问题；（二）会同有关的经济机关，直接参加组织有权威的管理机关；（三）密切注意不同类型的管理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四）必须参加草拟和确定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五）根据经济任务的轻重缓急来组织劳动；（六）发展广泛的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的组织。 11．工会和工会组织下面的经济部，必须切实地变成工会有计划地参加生产组织工作的灵活的有力的杠杆。 12．在对工人实行有计划的物质供给方面，工会必须转而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机关发挥影响，实际地切实地参加所有的分配机关，并且在其中实行监督，对中央及省的工人供给委员会的活动，应当特别注意。 13．由于个别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等的本位主义倾向，所谓“重点制”已经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因此，工会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支持在经济中真正实行重点制，应当坚持根据生产的重要性和国家现有物质资源情况来修订现行的确定重点单位的办法。 14．对所谓的模范企业必须特别注意，要通过建立有权威的管理，通过劳动纪律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把它们变成真正的模范企业。 15．在组织劳动方面，除了建立一套严整的工资制度，全面修订生产定额之外，工会必须坚决地担负起同各种逃避劳动的行为（旷工、迟到等等）进行斗争的全部工作。直到现在，纪律审判会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必须使它成为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工具。 16．执行上述任务，制定生产宣传的实际计划以及制定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各种办法，都应当由经济部负责。因此，必须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经济部，在最近期间召集一次全俄经济部特别会议，讨论与国家经济机关工作有关的经济建设上的实际问题。 我想，现在你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要骂自己了。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它比托洛茨基同志经过多次考虑之后所写的和布哈林同志根本没有经过考虑就写出来的（12月7日全会的决议）要强过百倍。我们所有的多年来没有做过工会运动工作的中央委员，必须向鲁祖塔克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也应当向他学习。这个纲领已被工会采纳了。 我们大家都把纪律审判会忘记了，而离开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来谈“生产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现在我把鲁祖塔克的提纲同托洛茨基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比较一下。托洛茨基提纲第5条末了这样说： “……现在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着手选拔领导人员……”
请看这种真正的官僚主义吧！托洛茨基与克列斯廷斯基要选拔工会的“领导人员”呢！再说一遍：这就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说明。它的错误并不在于它采取了强硬措施；这正是它的功劳。它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所有工会的共同任务，自己没有更正确、更迅速、更有效地运用同志纪律审判会，也没有帮助所有的工会这样做。当我读了鲁祖塔克同志提纲中关于纪律审判会的话之后，我就想：好象已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了。果然，是有过这样的法令的。那就是1919年11月14日颁布的《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107]例》（《法令汇编》第537号）。 在这种审判会上，工会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这种审判会的好坏，它们的工作成绩如何，能不能经常起作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那要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所写的一切有益百万倍。 现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我在总结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材料时，应当指出，把这些分歧提出来在党内广泛辩论，提交党代表大会讨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在委员会里，也只有在委员会里，我们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才能前进，可是现在我们却在后退，而且在今后几个星期中还会继续后退，退到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上去，而不去切实地解决问题。至于说到我，我对这已经讨厌到极点了，不管我有没有病，我都非常希望能够躲开它，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都愿意。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从政治上说，整个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极不妥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总之，他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定这种政策的。（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注释： [99]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是列宁就工会问题的争论向俄共（布）积极分子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列·达·托洛茨基在1920年11月3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挑起的（参看注10）。最初争论仅限于俄共（布）中央内部。托洛茨基12月24日在济明剧院发表的演说和12月25日发表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把争论扩大到了全党。12月30日在大剧院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是专门为讨论工会问题而召开的。除列宁的讲话外，会议听取了格·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报告，尼·伊·布哈林、维·巴·诺根、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的副报告。这次会议以后，争论扩展到彼得格勒、乌拉尔、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争论开始后，各派纷纷提出纲领和提纲。但多数纲领在争论过程中陆续撤回。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还剩下3个主要的纲领，这就是：代表列宁观点的《十人纲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联合纲领、工人反对派的纲领。1921年3月8—16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十人纲领》，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列宁的《党内危机》一文（见本卷第231—237页）分阶段地分析了这场争论的过程。——198。 [100] 靴子还没有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意为时间十分短暂。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第1幕第2场）。——207。 [101]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1919年5月28日在莫斯科创刊。最初是《真理报》的附刊，从1920年10月起成为独立的刊物。《通报》刊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指示、通报以及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报告、中央各部工作情况、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文章和评论等。最初几年是不定期刊物，1924年起为周刊，1928年起为旬刊。1926年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1929年10月，该刊改组为《党的建设》杂志，1946年6月以后又改组为《党的生活》杂志。——208。 [102] “缓冲派”是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派别性集团，其首领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者有尤·拉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瓦·尼·雅柯夫列娃等。“缓冲派”以缓和列宁与列·达·托洛茨基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的分歧为名，行帮助和掩护托洛茨基进行的派别活动之实。布哈林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公开附和托洛茨基的立场。——208。 [103] 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运输业方面的临时政治工作机关，1919年2月建立，当时叫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1920年1月改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运输业遭到彻底破坏；加强对运输工人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铁路工会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运输业的工具。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铁路上实行了军事纪律。1920年，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2月7日的决定，交通总政治部被撤销。——215。 [104] 水运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政治部）成立于1920年4月，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分支机构。它的职责是：对行政业务部门实行政治监督；领导政治教育工作以迅速恢复水路运输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顿劳动纪律而斗争。1920年12月被撤销。——215。 [105] 指1920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选出的由格·叶·季诺维也夫、米·巴·托姆斯基、列·达·托洛茨基、扬·埃·鲁祖塔克、阿·伊·李可夫组成的工会问题委员会，不是中央委员的工会领导干部阿·洛佐夫斯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尤·赫·卢托维诺夫也是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拒绝参加该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本卷第233页。——216。 [106] 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217。 [107] 《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例》是苏俄早期的同志审判会条例之一，由劳动人民委员部拟订、人民委员会审议通过，于1919年11月14日颁布。条例规定，审判会负责审理各种违反纪律的案件，设于产业工会地方分会之下，由地方或中央工厂管理处、工会理事会和发案企业的工会会员大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企业的工厂管理处、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产业工会及其机关有起诉权。审判会在非劳动时间公开开庭，可判处训诫、暂时（不超过6个月）剥夺在工会组织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暂时（不超过1个月）调任较低职务和降低工资等级、送往公共工程服重劳役等处分。顽抗同志纪律、屡受处分者，将作为不劳动分子从企业开除并送集中营。诉讼双方都有权就地方审判会的判决向省级审判会上诉。省级审判会设于省劳动局，由省劳动局，省工会理事会、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其判决为终审判决。条例还规定，工厂管理处、机关、企业的行政技术人员有玩忽职守等行为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各人民委员就其所辖范围分别作出决定，给予各种处分，直至逮捕和送集中营监禁。——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