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62]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孟什维克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个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孟什维克无论如何不能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是孟什维克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
　　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16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如此……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164]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者注］

　　“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编者注］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
　　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
　　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
　　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一切要素。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166]，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167]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
　　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
　　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时，是把‘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对付无产阶级，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上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的、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
　　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撇开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撇开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168]、‘青年派’[169]、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170]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171]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172]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
　　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用群众的名义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性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173]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tolle　Jahre）的时期，思想和理性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
　　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分析两个时期的特点（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歪曲了真相。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5节《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和《题外话。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的谈话》。——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