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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37]
（19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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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
（9月22日）
报道
对波兰的战争，确切地说是7—8月的战局，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波兰进犯我们以前，发生过一件足以说明当时国际关系的事情。1月间我们向波兰建议缔结和约，这个和约对波兰极其有利而对我们非常不利，这时各国外交家都主观地认为：“布尔什维克作了非常大的让步，可见他们非常软弱。”这再一次证实了下面这个真理：资产阶级的外交界无法理解我们开诚布公的新外交的做法。因此，我们的建议在波兰、法国和其他国家只引起了沙文主义的狂热，并且促使波兰发动了进攻。起初波兰攻占了基辅，后来我军展开反击，直逼华沙；以后形势逆转，我军后退了100多俄里。
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极其困难的局面，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使那些认为我们软弱无力的外交家的盘算完全落空，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其次，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最后，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完全打乱了互相斗争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
我军逼近华沙城下这件事无可争辩地证明，以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主义整个体系的中心就在华沙一带。波兰这个完全受协约国操纵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堡垒，是这个体系的非常有力的支柱，因此当红军威胁到这一堡垒时，整个体系都动摇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政局中头等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新形势下首先可以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就是各个受协约国压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宁愿倒向我们，这样的国家拥有全世界70％的人口。我们过去也看到过，在协约国保护下受煎熬、在国内绞杀布尔什维克的小国（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等），怎样违反协约国的意愿而同我们缔结了和约。现在全世界各地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倾向。我军逼近华沙城下，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那里发生了1905年在我国出现的情景。当时，是黑帮分子把最落后的广大农民阶层发动了起来，促使他们投入了政治生活，这些农民昼夜之间就一反常态，不再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求得到地主的全部土地。在德国我们也看到了黑帮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反常的联盟。现在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黑帮革命者，他们的想法正同前两天我在一份德国的非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看到的那个东普鲁士的无知的农村青年一样，这个青年说天下太乱了，应当把威廉请回来，但是又必须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们兵临华沙城下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我们没有能争取到维斯瓦河西岸和华沙的波兰工业无产阶级（这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却争取到了英国无产阶级，使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空前高涨起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英国政府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之前，本来应该先问一问英国工人。虽然英国工人的领袖中十分之九是奸诈的孟什维克，工人们还是用成立“行动委员会”[138]回答了这一举动。
英国报界惶恐万状，惊呼这是“两个政权”。他们说对了。目前英国在政治关系上所处的阶段，同1917年2月以后的俄国完全一样，那时的苏维埃曾不得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举一动加以监督。同我国被郭茨和唐恩等等把持时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行动委员会”也是不分党派的全体工人的联合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同政府分庭抗礼，而其中的孟什维克也不得不采取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正象我国孟什维克终于慌了手脚，帮着把群众带到我们方面来一样，“行动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为不可遏止的事态发展所迫，也替英国工人群众扫清了通向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权威人士说，英国的孟什维克已经感到他们就是政府了，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资产阶级政府。这将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总进程的下一个阶段。
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进展对世界工人运动，首先是对法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最近这次对波战局在国际政治和西欧正在形成的关系中的影响就是如此。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同波兰战还是和的问题。我们希望避免艰苦的冬季战局，于是重新向波兰提出对它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和约。但是很可能资产阶级的外交家们又会用老眼光把我们的坦率声明看成软弱的表现。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打冬季战局了。因此在这里应该研究一下，我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入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新时期。
我们的失败在西欧引起了某种变化，使得各种同我们敌对的分子都勾结起来反对我们了。不过我们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比这还要厉害的反对我们的组织和敌视我们的情绪，然而它们都无济于事。
反对我们的有波兰、法国和弗兰格尔（法国是把赌注押在他身上的）结成的联盟。但是这个联盟有一个老毛病：它的成员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波兰的小资产阶级对黑帮俄国及其典型代表弗兰格尔怀着恐惧心理。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波兰社会党以及波兰农民（即富裕农民）政党都是希望和平的。这些党派的代表在明斯克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爱国主义热潮，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这些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波兰人清楚地看到，一场战争下来只会弄得他们财政上完全破产。战争就是要花钱的，而法国却承认“神圣的私有制”。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都知道，还在战前波兰就已经处于危机的前夜了，战争又带来进一步的破坏，因此他们愿意和平。我们向波兰提出和约，也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因素，就是波兰军队的社会成分改变了。我们打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正是在他们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变化以后，当时他们动员了大批农民来参军，军队的基本骨干都消散在这些农民中间了。现在波兰军队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兰政府已经不得不征集经历过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年岁大的农民和工人入伍了。现在组成波兰军队的已经不是一些容易“感化”的小孩子，而是一些不会任人摆布的成年人了。波兰已经从节节胜利的阶段进入了一败涂地的阶段。
如果我们注定要打这场冬季战局，那么，尽管我们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我们无疑是一定会胜利的。我们的经济状况也会保证我们取得胜利，因为它已经大大地好转了。我们有了比过去更坚实的经济基础。1917—1918年度我们征集的粮食是3000万普特，1918—1919年度是11000万普特，1919—1920年度是26000万普特，而下一年度我们预计会达到40000万普特。这已经不是我们在挨饿的年代为之大伤脑筋的数字了。我们已经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泛滥成灾的花花绿绿的亿万票子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破旧外衣上的碎布条而已。
我们有1亿多普特的石油。顿涅茨煤田已经能每月供给我们2000—3000万普特的煤。木柴的供应也大大好转。而去年我们没有石油又没有煤，只能靠烧木柴。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加紧努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载于1920年9月29日《真理报》第21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79—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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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讲话
（9月24日）
同志们，我认为需要提一下讨论中的某些声明，甚至某些发言，唯一的原因是，这些声明和发言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疲劳过度，而是达到了歇斯底里程度的疲劳过度，以致说了一些完全多余的东西。我倒不是说，这是在蛊惑人心。这是肉体上的疲劳过度使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卢托维诺夫和布勃诺夫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他们的发言中，更多的倒不是蛊惑人心，而是疲劳过度。我认为，这种疲劳过度多多少少也反映在梅德维捷夫的声明中。他说：“现在，你们都开始说确实存在病态现象，而过去你们却否认这一点，你们说了谎话。”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甚至是完全不正确的。的确，我们现在说到的那些不健康现象是存在的，这在过去也未必是秘密。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总的情况是如此困难，以致党要找个时间，找个机会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勉强，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政治讨论中所谈到的那种机会，即可以避免冬季战局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正如我说过的，共和国总的情况已经好转到使我们有可能十分冷静地讨论问题了：现在，我们不会提出提前结束代表会议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时期却提出过好几次。过去的党代表大会，往往是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等不到会议结束就直接到前线去了。似乎是我们很少召集代表大会，难得有机会在代表大会上议论一下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在过去，我们就连开完这种难得召集一次的代表大会也办不到。现在，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当不受限制地把当前的讨论进行到底。我还想讲几句，加里宁发表意见时有几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问题，但我觉得恰恰相反，他的议论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信才提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当然你们都已读过，它已印成小册子，也在《真理报》上刊载了）。
我想读几行我准备建议委员会（如果决定选举这个委员会的话）采纳的一份材料，它不是用来代替莫斯科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信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我觉得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对问题作了正确的阐述——这一点几乎大家都同意。这几句我来读一下，并就此讲一点意见［注：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补充意见是：“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关于专家问题，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十分激烈的攻击。库图佐夫同志的发言千真万确，他说苏维埃俄国没有使无产阶级看到处境在好转，相反，倒是常常看到处境在恶化。这话说得合乎事实。但是，应当弄清楚，例如在没有苏维埃政府的维也纳，无产阶级的处境同样也在恶化，而且精神上的屈辱要严重百倍。但是，这一点群众是弄不清楚的。所以，人们问我们：这两年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对专家的不满如此普遍。所以，在是否需要专家的问题上的斗争曾列为首要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假如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有我们的军队。而没有这一切，我们就会陷入同匈牙利以及芬兰工人一样的境地。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没有这些专家，我们就连那些能使我们提高到一定水平的起码步骤也实行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报告中已经讲过。如果我们不能搞好专家的工作，就没有这一切，也不可能转入下一步的工作。可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他们从事繁重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们不会逃离我们，恰恰相反，而是靠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提高我们党和军队的民主化程度了。我继续读下去（读决议）
第1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托姆斯基同志引用我们也不止一次讲过的话，说需要提拔中等水平的人了，上等水平的人疲倦了，让中等水平的人来干吧。这一点未能立即做到，但是经过再一次，也许是第20次的尝试之后是会做到的。做不到这一点，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知道，它不会没有希望，因为我们有新的正在成长的人。既然头几次尝试没有成功，我们还将继续尝试。
第2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这里曾提出一个不无恶意的问题，就是批评的自由能同吃桃子的自由相当吗？[139]根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可能作出的保证，我有一个尺度。当国家处在危急中，当高尔察克打到伏尔加河，邓尼金打到奥廖尔，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必为此而惋惜。就是现在，军事形势也并不好，我们都看到，战争的局势是多么变幻莫测。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不能保证我们在战争危急的时刻，不采用另外的做法。那时，二话没有，需要的仍然是高度紧张。必须坚持下去，全力以赴。我们决不会保证不这样做，而且只要我们还没有取得意大利那样的胜利，我们就不应该作这样的保证。这就是我对桃子问题的答复。
第3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这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季诺维也夫也提出过的问题：制定规章是否恰当？制定规章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暂不解答，因为委员会将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那时就会清楚：是规定细则，还是建立特别的机构。
第4条（读）［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作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指出，这个问题是委员会提出的，但是，多数人把它否决了。我觉得——我仅仅是以个人的名义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不应该否决，即使不立即通过，起码也应该先好好考虑考虑。这里指出过，现在中央组织局里放着500份申诉。组织局要分配几万人的工作。此外，组织局的成员个个都兼任苏维埃的几个职务而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起来心中无数；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只能凭直觉，而凭直觉能正确解决问题的只有经验丰富的人，而且这种人也常常要犯错误。考虑到这样的工作条件，我们想找一些工作经历不少于15年、为党所信任并以大公无私著称的，能有助于这项工作的人，同时，他们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所以，在独立性方面应该高于组织局。我觉得这一步是可行的。阻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阻止决定的执行是不行的。对此，没有也提不出特别的保障。德国的工人政党过去就有过监察委员会。在我们的战争环境中，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多少可能性——不能担保。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步我们是能办到的，而且中央委员会已经这样做了。
中央委员会的信说：“……各省委下面应当设立由最大公无私并受到党组织普遍信任的同志组成的党的专门委员会，受理有关申诉。”这里提的是大公无私的同志。战斗的活动，无论是军事活动、经济活动，还是组织活动，常常绝对需要热情奔放的人，因为没有巨大的热情，他们就拿不出巨大的干劲，完成不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所面临的紧急任务。相反，这里需要的人，可能并不具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才能，却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否全俄国各省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对此我表示怀疑；而如果省委下设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现在正准备建立，你们也一定会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经验是不成功的，你们也不要由此断定，我们的整个措施都失败了。在各省我们可能找不到足够数量的，能够从一次代表大会一直干到另一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但是，即使我们在省里找不到这样的同志，那么在中央我们是能够找到具有生活经验的、久经考验的同志的。所以我想，我们不应当拒绝建立这个机关。
可能有人说：这个机关能够存在下去的保障是什么呢？我们处在殊死的内战环境中，一般来讲，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批评自由之类的东西。我们顾不到这些，而应当竭尽全力结束战争。假如军事情况是另一个样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作出很多保证；而且我们坦率地说，指望中央委员会来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因为它担负的工作过多，忙得不可开交。我不知道——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能否找到哪怕是一个中央委员不为许多事还没有办或者办得仓促而感到负债累累。我不能想象还有比建立这个委员会能更为切实地保证完成这项工作；选出的这批同志将集中全部精力专搞这项工作，他们确信自己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无论哪一个中央委员，无论组织局，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力量参与进去。可能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参与，因为我们在前进，我们收购的粮食已由6000万普特增加到26000万普特；但是，要使红军不疲劳过度，要使工人们不再说“我们从红军那里得到了什么，我们在挨饿”，要使没有中等水平的人帮助的上等水平的人不再精疲力竭，这个数字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毕竟前进了一步——这就是说，甚至在这种规模的极度疲劳中，普遍疲劳的程度开始减轻了，并且我们能从讨论一口粮食的问题转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崇高的任务的时期开始了；这些任务我们大家无疑即将着手来完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86—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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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9月24日）
本材料不是用来代替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
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和私有制的习惯和情绪，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实现……［注：此处有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必须作出切实认真的保证，使党在上述原则问题上一致通过的决定不致变成一纸空文。因此，代表会议提请中央委员会对下列措施立即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并建议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
会予以确认：
（1）为发挥党员的主动精神，除其他措施外，还绝对必须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
（2）创办报刊（争论专页[140]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
（3）制定完全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是违反民主制的，并且是瓦解党和降低党员威信的根源；
（4）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受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经与中央委员会协商）一切申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列宁
1920年9月24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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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决议的建议[141]
（9月29日）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
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如下决议：
我们认为，派出中央委员参加监察委员会，一般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根据党代表会议的愿望才能这样做，这些中央委员在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中，不受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约束；
参加监察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在监察委员会专门讨论同他们的主管部门或工作范围有关的问题时，不参加表决。
关于人员调动作如下补充：
不得影响那些调动工作的人员熟悉工作，并不得使工作受到损失，即务必保证使管理工作始终掌握在十分内行的和能保证工作取得胜利的工作人员手中。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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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37]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批评了民主集中派反对党的纪律和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意见，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员会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
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通过决议，建议加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和总结地方工作经验方面的活动，改善中央委员会对红军和红海军部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直接领导，不要使这些组织的工作同社会生活脱节。——276。
[138]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278。
[139]指亚·米·柯伦泰的发言。柯伦泰在发言中危言耸听地说：提出批评要受迫害；有人提了批评意见，有时就被请到“炎热的好地方去吃桃子”。——283。
[140]《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的出版物，根据1920年9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1923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288。
[141]列宁在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的建议，经过修改写进了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6页）。
从“关于人员调动”起到这句话的结尾被列宁删去，没有写进决议。——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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