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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81]

(1920年6月12日)



  同志们,我能够欢迎你们参加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感到很高兴。请允许我首先简略地谈一下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由此产生的我们的任务,然后谈一下目前在农村中依我看摆在党的工作人员面前的有哪些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方面,有关波兰进攻的一些主要事实,当然你们是很清楚的。对这个问题,国外散布的谣言非常多。这是由于那里存在着所谓的出版自由,而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所有主要的出版机构都被资本家收买了,报刊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都充斥着卖身投靠的文人的文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出版自由,因此不论什么谎言都可以得到传播。例如,他们把波兰进攻的问题,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向波兰提出了无法满足的要求,并且发动了进攻。可是,你们都很清楚,我们甚至完全承认波兰人在进攻前就占领了大片边境地区的既成事实。我们宁愿保全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而不愿为了争夺被波兰侵占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去进行战争。我们除了向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呼吁外,还极其郑重地不仅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且以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专门的宣言[82],向波兰政府,即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宣布,我们建议以当时的战线(也就是让波兰人占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这些非波兰的领土)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过去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是保不住别国的领土的;即使是缔结对我们最不利的和约,只要能保全红军战士的生命,我们也会获得较多的好处,因为有了和平,我们会一个月比一个月强大几十倍,而包括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国政府会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加分崩离析。尽管我们在媾和建议中作了极大的让步,尽管某些很急躁的、口头上比谁都革命的革命家甚至把我们的建议称作托尔斯泰主义的建议(虽然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已经以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在我们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遇到战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证明,我们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最大的让步,特别要证明,我们决不会为边界而战,为了边界已经流了那么多的鲜血,边界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次要的事情。
  我们作了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作的让步。我们答应给波兰大片领土;好象就在昨天,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最高当局公布了一个文件,其中标出了波兰的东部边界线[83]——把这两者比较一下是有好处的。
  这些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先生以为是他们在决定边界线,但是谢天谢地,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人在决定边界线,那就是工人和农民已经学会自己确定边界线了。
  这些先生确定了波兰的边界线。他们划的边界线比我们提出的要偏西得多。协约国在巴黎发表的这一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和弗兰格尔的勾结。它们要人相信它们将同苏维埃俄国媾和,它们既不支持波兰,也不支持弗兰格尔。但是我们说,这是它们用来掩饰自己的无耻谎言,它们说现在不再供应武器了,可是实际上还是象几个月以前一样在供应武器。今天有消息说,我们发了一笔大财:缴获了一车皮崭新的英国机枪;托洛茨基同志报告说,前几天缴获了一批全新的法国弹药。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波兰是靠英、法的装备,靠英、法的弹药,靠英、法的金钱来作战的呢?现在它们宣布,波兰将自行决定其东部边界线。任何人都懂得,这是同弗兰格尔的直接勾结。任何人从整个局势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在英、法的援助下作战的,但是他们却无耻地进行抵赖,正象布利特没有回到美国发表演说和公布他在我国收集到的文件以前,他们一直在撒谎,硬说什么根本没有派布利特来过一样。
  但是,这些先生,这些资本家商人先生是本性难改的。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只会用商人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当我们的外交不用商人的方式进行,当我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比边界线的重大变动更宝贵的时候,他们由于用纯商人的眼光看问题,当然对此无法理解。一年前,我们向布利特建议签订一个对他们十分有利、对我们则十分不利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很大一片土地将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所占有。我们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深信一旦签订和约,白卫政府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他们用的是商人的眼光,不能不把这理解为我们软弱的表现。“既然布尔什维克同意签订这样的和约,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是资产阶级报刊全都欣喜若狂,外交家们也都得意洋洋,于是几百万英镑贷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诚然,他们给的不是金币,而是按重利盘剥的价格卖的武器,他们深信布尔什维克是绝对支持不住的。但结果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彻底粉碎,他们的几亿英镑也都付诸东流。现在一列车一列车的优良的英国装备运到我们这里来了,常常有整师整师的俄国红军穿着阔气的英国军装。前几天一位从高加索来的同志对我说,有整整一个红军师全都穿上了意大利狙击兵的军服。很遗憾,我不能给你们看看这些穿着意大利狙击兵军装的俄国红军战士的照片。不过我还是应该说,英国装备还是能派上用场的,俄国的红军战士感谢那些给他们衣服穿并且用商人眼光看事物的英国商人,布尔什维克过去揍这些英国商人,现在也正在揍他们,今后还要接二连三地揍他们。(鼓掌)
  波兰进攻的情况也是这样。真是上帝要惩罚谁(当然,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就使谁丧失理智。毫无疑问,领导协约国的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是一些卓越的政治家。可是这些人干的蠢事却层出不穷。他们把一些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动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各个击破。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他们有国际联盟,他们的军事势力已经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看来,他们好象比谁都容易联合起一切敌视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然而,他们并不能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他们还是分兵作战。他们只会威胁、吹嘘和欺骗。半年前他们宣称,已发动14个国家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几个月以后就要占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今天我收到从芬兰寄来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个白卫军官关于进攻彼得格勒的回忆录,早些时候我还收到一份西北政府的几个类似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官员的抗议书,其中讲到,英国将军们曾请他们去开会,通过翻译,有时干脆用流利的俄语向他们建议当场组成一个政府,当然是一个俄国的、绝对民主的、符合立宪会议精神的政府,并且要他们在向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上签字。这些英国军官对他们指手划脚,用巡官的腔调对他们发号施令(而专会发号施令的应该是俄国人),要他们坐下来在提交他们的一切建议上签字。英国军官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蛮横行径,使这些本来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的俄国军官,使这些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恼怒。接下来他们又谈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些材料,把这些进犯彼得格勒的白卫军官的招供尽量广泛地加以传播。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国际联盟只是纸上的联盟,而事实上他们是一群只会互相厮杀、谈不上互相信任的野兽。
  其实他们现在还在吹嘘,说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芬兰将同波兰一起进攻。我们从外交谈判中十分清楚地看出,当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些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的国家就改变了腔调,发表声明,这些声明有时竟达到蛮横无理的程度。他们是用商人的眼光看问题的,而对商人本来也不能指望什么别的。他们觉得现在是向苏维埃俄国算账的机会了,于是就翘起尾巴来了。让他们翘去吧。我们看到别的更有分量的一些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予理会,因为我们确信,芬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以及其他一切完全依附于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对我们的种种威胁必将被粉碎。波兰只是同佩特留拉这个光杆司令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使得乌克兰居民更加愤怒,使得许多半资产阶级分子更加倾向苏维埃俄国,所以,结果他们又没有能联合进攻,而只由波兰孤军作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我们的部队比波兰的部队离边境线远,当然就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调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把部队运到前线,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了,前几天我们的骑兵已经攻占了日托米尔;贯通基辅和波兰战线的最后一条道路已经被我们的部队从南北两路拦腰切断了,这对波兰来说,就意味着基辅已经丢定了。同时我们得悉,斯库尔斯基已经辞职,波兰政府已经动摇不定,辗转不安,并且已经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向我们提出新的媾和条件。请吧,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我们决不会拒绝考虑波兰方面提出的媾和条件。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政府进行战争是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的;相当于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波兰民族民主党人[84](最凶恶的反革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反对战争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战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进行战争的是波兰的冒险家们,是波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即波兰社会党[85],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最明显地看到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的那些东西,那就是革命空谈、吹嘘夸大、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滑稽可笑和空虚浅薄。我们很了解这些先生。他们不自量力地发动了战争,现在又重新分配了内阁里的职位,表示愿意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说,好啊,先生们,请试试看吧!但是,我们只把希望寄托在波兰工人和波兰农民身上;我们也要讲和平,但是,不是同你们这些波兰的地主和资产者讲和平,而是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讲和平,我们会看到这种谈判将有什么结果。
  同志们,尽管我们在波兰战线节节胜利,但是目前的情况仍然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在战争中,在象现在我们同波兰作战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中,最危险的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和满足于我们比对手强大。这是最危险的,它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也是俄国人性格中最坏的一点,它的表现就是脆弱和松垮。重要的不只是开始,而是需要坚持和顶住,而我们俄罗斯人恰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对各种动摇和犹豫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只有经过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引导俄国的劳动群众摆脱这种恶习。
  我们揍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但是没有能够揍到底,结果还是让弗兰格尔盘踞在克里木。当时我们说:“看,现在是我们的力量大!”——因此就不断地表现出麻痹松懈,漫不经心;而这时弗兰格尔却得到了英国人的援助。这是由商人经手的,所以无法证实。最近弗兰格尔派兵登陆,攻占了梅利托波尔。诚然,根据最近的消息,我们收复了这个地方,但是正因为我们自恃强大,又极其可耻地失掉了这个地方。由于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了,俄罗斯人就显露出自己的本性,他要休息了,工作便松懈了下来;他们会由于这种漫不经心而断送掉成千上万个同志的生命。俄国人性格的特点是:一件事都还没有做成,如果没有受到大力督促,立刻就会松劲。应该同这种特点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因为它会使成千上万个优秀的红军战士和农民丧失生命,使大家继续受饥饿的折磨。因此,在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中,尽管我们比波兰强大,但我们的口号仍然应该是:克服一切松劲情绪。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一切为了战争,稍有松懈和劲头不足,就应该按照战时法令惩办。战争就是战争,凡是在后方,或者在任何非军事岗位上的人都不准逃避这一战时义务。
  应该有这样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战胜波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鼓掌)同志们,因此,农村工作者、宣传员、鼓动员以及目前在非军事部门担任各种工作的同志的首要义务,就是在每次会议上,在群众大会和业务会议上,在党的任何机关的任何小组里,在苏维埃的任何委员会里,首先要记住“一切为了战争”这个口号,并且要全力以赴地贯彻这个口号。
  在战争没有全胜以前,我们必须保证避免几年来我们所犯的错误和所做的蠢事。我真不知道,俄国人要干多少蠢事才会接受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敌人还没有彻底歼灭,弗兰格尔还盘踞在克里木,就以为战争结束了。我再说一遍:“一切为了战争”这个口号应该成为每次会议、每个委员会的第一项主要的议程。
  为了结束战争,我们是否做到了一切,我们是否作出了一切牺牲?这是一个关系到拯救在前线奋勇当先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个优秀同志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把人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问题。我们所以面临饥饿,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而我们是能够并且应该早日结束战争的。为此,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在我们后方,在任何非军事工作岗位上,稍一放任和松垮,都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都会造成后方的饥饿。
  这就是我们必须极其严格地对待疏忽大意现象的原因。这是从苏维埃俄国的整个国内战争中得出的第一个基本教训。这是每一个党的工作者,特别是担任宣传鼓动工作的党的工作者都应该牢记的第一个基本教训。他们应该懂得,如果一个党的工作者不能坚持不懈和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口号来反对任何细小的疏忽大意现象,那他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叛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很快取得胜利并完全摆脱饥饿。我们从来自远方的同志那里了解到边疆的一些情况。我见到了一些从西伯利亚来的同志,以及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来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他们以十分惊讶的口吻谈起这些地方物产丰富的情况。在乌克兰人们用小麦喂猪,在北高加索卖牛奶的农妇就用牛奶涮碗盏。从西伯利亚经常开出满载皮毛和其他物资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堆着成千上万普特的食盐,可是我们这里的农民生活却很苦,他们不肯拿粮食去换纸币,因为他们认为靠纸币恢复不了经济,而在这里,在莫斯科你们可以看到工人饿倒在机床旁边。我们所以不能让工人吃得饱些,使他们恢复损坏了的健康,主要原因就是还在打仗。由于我们在克里木出了差错,几万人将要多挨半年饿。问题就在于我们缺乏组织和纪律。这里在死人,可是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我们的物产却异常丰富,足以使饥饿的工人吃饱,使工业得到恢复。
  要恢复经济,就必须有纪律。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让在最近两年里承受了巨大牺牲、挨饿最多的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即最有觉悟、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工人,去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中其余的那一部分往往是没有觉悟的人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在这方面必须抛弃一切温情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的空谈。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去空谈吧。他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谈民主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让他们滚到弗兰格尔那里去吧,弗兰格尔会给他们补课的。既然需要补课,就应该让他们补上这一课。
  我们认为,那些挑起了重担、作出了空前巨大的牺牲而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安定和巩固的工人,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先进部队,他们通过启发和纪律教育一定能唤起其余的劳动群众,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是备受压制和愚昧无知的劳动者,他们不懂得除了在资本家的棍棒下工作,还可以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领导下工作。只要我们能用实践来表明这一点,他们是会相信的。劳动者从书本上是学不到这一点的。当我们用实践来表明这一点时,他们是能学会的。他们或者是在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工作,或者是去受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等等的宰割。因此,无论如何必须最严格地遵守纪律,自觉地执行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据自己痛苦的经验所规定的任务。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而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实现以后,我们就完全有了保证,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混乱。从1917年8月1日起,一年里收购了3000万普特粮食,从1918年8月起,一年收购的粮食达11000万普特。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困境。从1919年8月1日到今天,收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15000万普特。这说明我们正在摆脱困境。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收复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真正切实地保证每个工人每天得到两俄磅面包。
  同志们,我通过党的文件对你们农村工作者多少有些了解,今天我还想谈一个对你们很有意义的问题。我想对你们说,你们的主要工作将是指导员的工作、党的工作、鼓动工作、宣传工作。这项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我们不善于处理国家事务,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甚至在这里一些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身上,旧时地下工作的习惯影响极深,当时我们在国内或国外都局限于小组的范围,甚至不会思考,不会想到怎样从国家的角度处理事务。现在你们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记住,我们要管理的是千百万人。每一个作为政权代表、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去农村的人都必须记住,我们拥有庞大的国家机构,但这个机构工作得还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本事,不能很好地掌握它。我们农村有几十万教师,他们或者受富农的压制和恐吓,或者被旧时的沙皇官吏折磨得半死不活,因此他们弄不清楚苏维埃政权的一些原则。我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
  我们还有一个普遍军训[86]机构,这个机构在进行军事工作的同时,还应该进行文化工作,应该提高农民的觉悟。
  这个国家机构很糟糕,那里没有真正忠实可靠的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你们这些即将到农村去的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不应该脱离这个机构,相反,应该同这个机构一道进行工作。任何一个到农村工作的党的鼓动员,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国民学校的视导员,但不是旧日的督学,他不应该去干涉教务(这是不容许的),但他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同普遍军训的工作和政治委员的工作配合起来,他应该把自己看作国家政权的代表,看作俄国执政党的代表。他在农村不只是宣传员和教育者,同时还应该督促那些不闻世事的教师和几十个几百个政治委员都来参与党的鼓动员工作。每个教师都应当备有鼓动手册,不只是备有这种手册,还要读给农民听。他们必须知道,谁不这样做,谁就要被撤职。政治委员们也同样应该备有这种手册,也应该读给农民听。
  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有几十万苏维埃职员,他们有的是资产者,有的是半资产者,有的由于备受压制而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有的觉得这个政权离得太远,远在莫斯科,而在他们身旁的则是有粮食的富农,富农把粮食放在身边不卖给他们,让他们挨饿。
  这就使党的工作人员负有双重任务了。他应该记住,他不仅是口头上的宣传者,他不仅应该帮助居民中最受压制的阶层——这是他的基本任务,不这样他就不是党的工作人员,不配称为共产党员了。但是除此以外,他还应该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应该同教师们建立联系,应该把他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配合起来。他不应该是监督和检查意义上的视导员,而应该是通过一部分无产阶级来管理整个俄国的执政党的代表。他既然具有这样的身分,就应该记住,他的工作是指导性的工作;他应该吸收所有教师和政治委员参与这项工作,教他们做这项工作,使他们同他自己一样从事这一工作。他们不熟悉这一工作,你们应当教会他们。面对吃得饱饱的农民,他们毫无办法,你们应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依赖地位。你们应该牢牢记住,你们不只是宣传鼓动员,你们还是国家政权的代表,你们不应该去破坏现有的机构,不应该去干涉它,不应该去搅乱它的组织。你们的工作应该做得象一个能干的宣传指导员、鼓动员那样,即使在农村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也不要在你们教育过的农村共产党员那里只留下一些文件,而且还要对你们检查和指导过的,并且向他们提出过任务和要求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你们应该使每个教师和政治委员一定按照苏维埃精神进行工作,使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义务,使他们记住,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留在现在的岗位上,使他们知道并感到每个鼓动员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全权代表。
  如果能够这样,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力量,那你们就能使力量增加十倍,就能使每一百个鼓动员在他们离开后都能留下一个组织机构,这种机构现在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的工作还不完善、还不能令人满意。
  祝你们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就。(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6月13日和15日《真理报》第127号和第1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8—150页



  注释:

  [81]这是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第三天会上发表的讲话。
  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于1920年6月10—1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61个省的300多名省、县、乡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米·伊·加里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了贺词。弗·伊·涅夫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指出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表示要坚决贯彻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在农民中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会议还听取了各地的报告,讨论了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工人书》,向阻挠军用物资和军队运往波兰的英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工人致敬。——130。
  [82]指1920年1月28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及1920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130。
  [83]指协约国最高会议于1919年12月8日发表的《关于波兰东部临时边界线的声明》。该声明载于1920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5号。——131。
  [84]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瓦·格拉布斯基等。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135。
  [85]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35。
  [86]关于普遍军训的问题是在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里提出的。决议说,党的首要的任务之一是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2日的法令对普遍军训作了组织上的规定。——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