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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8卷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0] （1920年1月27日） 列宁同志说，他只是大致地谈一下最近他接触较多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组织管理的问题，即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的问题[51]。人们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这个问题作抽象的论断，以此证明集体管理制优于一长制。但这却使我们远远离开了目前的实际任务。这种论断会使我们退回到我们已经结束了的苏维埃政权初建阶段。现在该是采取更切实的办法的时候了。 集体管理制，作为组织苏维埃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从头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但是，在组织形式已经确定、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因为这种制度最能保证最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对工作进行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检查。 我们不能把苏维埃政权在军事建设方面取得的经验看作孤立的经验。战争本身包含着各个部门的各种建设。我们军队的建设所以能够获得成就，就是因为它是象整个苏维埃建设那样进行的，是根据在任何部门的建设中都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比关系进行的。这里同样可以看到无产阶级这一领导阶级人数不多，而农民却人数众多。如果说在其他部门这一对比关系的实质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那么在面对敌人、每犯一次错误都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军队中，这一对比关系已受到了真正的考验。这个经验应当加以仔细地考虑。这个经验有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开始实行集体管理制是偶然的、不明确的，后来集体管理制成了军队所有机关都遵行的组织制度，而现在，从总的趋势看，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在任何苏维埃工作中，觉悟的无产者人数都不多，不大开展的无产者人数很多，而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农民则人数极多，他们完全习惯于个体经营，因而也习惯于贸易自由和投机自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把它叫作自由，而我们则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遗产。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要求采用相应的工作方法。军队的经验向我们说明了，组织管理怎样从初期的集体管理制形式有规律地发展到一长制，现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的至少有5/10了。 集体管理制即使搞得好也要浪费大量人力，不能保证集中的大工业环境所要求的工作速度和工作的精确程度。你们研究一下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人，就会在他们的决议中看到一种极其抽象的说法，什么集体管理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个人负责来完成任务。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你们当中每一个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一百回里面只有一回才是真正这样做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这不过是一句空话。集体管理机构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接受明确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由个人负责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这里对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检查。假设某个工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某某人做候选人，而你们要一份他本人报的经办事认真的人审查过的完成任务情况的材料，那你们是得不到这样的材料的。我们大家都只是刚刚开始真正认真办事情。 我们的错误在于幻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一切。我们极端缺乏的是工作人员，而我们又不善于从蕴藏着大量管理和组织人才的普通工人、农民中间去选拔工作人员。假如我们能尽快抛弃多半是徒劳无益的争论而切实有效地去做工作，那就会好得多。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尽到先进阶级组织者的责任，才能发掘出成千上万有组织才能的新人。我们必须提拔他们，考验他们，给他们任务，再逐渐委以重任。我希望，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以后，在总结工作以后，我们能够走上这条道路，能扩充组织者的人数，以便补充和扩大这两年来损耗不少的那个过于狭小的阶层，因为要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要使俄国摆脱贫困和饥寒，我们就需要比现在多十倍的、能对千百万人负责的组织者。 我们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劳动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着因两个时期的交替而产生的任务。整天打仗的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一系列迹象表明，俄国资本家不可能再打下去了。但是他们还会作卷土重来的尝试，这是无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还必须时刻戒备。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已胜利地结束了他们在两年前对我们发动的战争，现在正转而执行和平任务。 应当了解这一转变的特点。国家遭到了彻底破坏，饥寒交迫，贫困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已经深信他们能够战胜全世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战胜全世界，因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遭到失败），所以士气旺盛，满怀信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迫切的任务，我们才建立劳动军。 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来做主要的工作——把粮食收集起来运往中心地区。只要偏离这项工作，稍微分散精力，就会极严重地危害以至葬送我们的事业。而为了尽快地利用我们的机构，我们必须建立劳动军。关于这一点，你们已经看到了中央的提纲和一些报告[52]，因此我不准备再具体谈这个问题了。我只想指出，在从国内战争转到执行新的任务时，我们应当把一切投到劳动战线，应当用最大的努力，以作战时那样的果断、义无反顾的果断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条战线上。现在我们不容许任何偏离的做法。我们在提出这一口号时指出，我们应当大力动员工人和农民的全部力量，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全力帮助我们。这样，把劳动军建立起来，把工农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我们就能够收集几亿普特粮食。粮食我们是有的。但是要把这几亿普特粮食收集起来运到中心地区，就要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要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就要具有作战时那样的果断和毅力。在我们这里，在中央，我们主要是制定这方面的计划和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不要在其他问题上，如拨款问题、工业建设问题和有关远大计划的一切问题上分心。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立即起来反对热中于远大的计划和任务的危险。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来做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工作，丝毫不容许离开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收集粮食和食品，由国家按照固定价格来收集，即由工人国家用社会主义方法而不是由投机倒把势力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收集，消除运输瘫痪现象，把这些粮食和食品运到中心地区。谁忘记这个任务，谁就是在犯罪。 为了比较正确地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一切国家机关的领导者，特别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者，必须把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发动起来。为此就要制定一个改造俄国的远大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材料、技术潜力和原料，我们有足够的一切，能够吸引全体工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开始这一改造工作。同志们，我们要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在这个时期在劳动战线上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我们非进行这个斗争不可，因为我们的国家饥寒交迫，运输瘫痪，斑疹伤寒流行。我们必须同所有这些灾难进行斗争，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从各方面开始建设我们的国家，把我们国家变成文明的国家，并通过正确的社会主义斗争，使我们从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所陷入的那个泥坑中爬出来。
注释： [50]这是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在讲话中坚持的一长制管理原则没有被大会通过。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月23—29日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工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大工业企业的工人500多人。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军事工业和红军供应，经济生活管理的组织，劳动组织，普遍劳动义务制，当前运输的状况，关于燃料等。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管理的集中化，同时也给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以经济活动的更大自主权。代表大会拟订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工作计划。——[84]。 [51]在苏维埃俄国，国有化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是从1918年春开始向一长制过渡的。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在铁路运输管理中首先实行了集中化、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列宁在1918年4月28日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深刻地论证了在生产管理中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 从1919年底起，随着经济建设问题被提到首位，在苏俄展开了关于企业管理中实行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的争论。1920年1月12日召开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反对在生产管理中实行列宁提出的一长制原则，认为一长制原则会破坏工人民主的基础，把工人排除在生产管理之外。1月23—29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反对实行一长制，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在一般情况下采取集体管理形式的决议。在党和工会的干部及经济工作人员广泛参加的这场争论中，民主集中派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辛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等为集体管理制辩护，支持他们的有米·巴·托姆斯基、阿·伊·李可夫、安·谢·布勃诺夫等。俄共（布）莫斯科省委员会赞成集体管理制而反对一长制。在民主集中派的操纵下，哈尔科夫省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对一长制的决议。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1920年3月17—23日）上，赞成实行集体管理制和赞成实行一长制的系数各占一半。 1920年3—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这一问题的争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着重指出：“不论是对个别工业企业或是对整个工业部门来说，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建立熟悉业务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代表大会指示，在工业管理方面要逐步实行一长制，即“在各工场和车间建立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在各工厂管理处推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构的中上层环节设立简化的集体管理机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9页）。——[84]。 [52]指1920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4号上发表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和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阿·伊·李可夫作的《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的报告》、弗·巴·米柳亭作的《关于经济生活的管理的报告》、米·巴·托姆斯基作的《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