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3卷 奇谈与怪论 （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 我党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注：决议全文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鉴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成员状况，对中央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奇谈与怪论是有的。决议后面附有一个“说明”。它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
这里我们把那些……奇谈与怪论加上了着重标记。关键就在这句话。 这句话把决议起草人的全部路线引导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根源。 “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是奇谈，因为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连一点联系都没有。“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招致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合适的”，这样的命题不管对不对，却不能称之为奇谈。这是第一。 第二，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奇谈，而简直是怪论了。显然，起草人陷入了思想极度混乱的困境。因此必须加以澄清。 关于第一个问题，起草人的意思显然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战败的准备是合适的，而这种失败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丧失，也就是说导致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起草人说出这层意思，就是间接承认我在提纲（1918年1月8日宣读的、1918年2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提纲）［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中说得对：不接受德国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就会导致俄国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可见，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极端”反对我的，拿分裂相威胁的莫斯科派，正因为已经公开说到分裂，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具体看法和盘托出，而这正是那些用革命战争这种笼统的空谈来支吾搪塞的人讳莫如深的。我的提纲和论据的全部实质（凡是愿意细心阅读我的1918年1月7日提纲的人都能看出），就是指明在认真准备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在现在、在目前这种时刻就接受极端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为了认真作好这种准备）。可是那些专门笼统地空谈革命战争的人，却回避了，或者是没有看到，不愿意看到我的论据的全部实质。现在我应当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保持“沉默的阴谋”。莫斯科派首先对我的论据作了答复。 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 他们的答复就是承认我的具体论据是正确的：莫斯科派承认，是呀，如果我们马上迎战德国人，失败的确就在眼前。［注：有人反驳说，战争反正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事实作了回答：我的提纲是在1月8日宣读的；1月15日以前我们本来有可能得到和平。如果……如果不是由于革命空谈，我们无疑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势必要宣布新的战争）。］是呀，这种失败的确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 我再次衷心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即对我指出的如果我们立刻应战将会遇到何种作战条件的具体说明保持“沉默的阴谋”，并感谢他们大胆地承认了我的具体说明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莫斯科派实质上已被迫承认我的论据是正确的，那反驳我的论据用意何在呢？ 用意在于：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应该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 国际革命的利益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关键就在于此，那些想驳倒我的论据的人，其立论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无论在决议中还是在决议的说明中，对于这个最重要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偏偏只字未提。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问题，决议起草人找到了时间和场合来谈论——既谈到“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是用丧失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的手段和办法吗？），又谈到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关于恰恰是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反对媾和的人的立场的实质问题，却绝口不谈！ 奇怪！非常奇怪！决议起草人对此避而不谈，难道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心虚吗？如果明白地说出为什么（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也许就会揭露他们自己…… 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找出决议起草人可能依据的论据。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和约。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反对媾和的人提出过这种意见，可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即使在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中间，也是极少数。[186]显然，这种意见就是要否认布列斯特谈判是适当的，就是要否认“甚至”以归还波兰、拉脱维亚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它遭到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反对媾和的人的反对）。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如果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只能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如果是这种“理论”，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这一观点是一样的。其实，国际革命的利益固然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援助这一革命，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即使可能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甚至从强行推动论中也是引伸不出来的。 也许决议起草人以为，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已经酿成公开的全国范围的内战，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当牺牲自己（“丧失苏维埃政权”），拯救已经开始决战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牺牲自己，就可以牵制住德国一部分反革命势力，从而就会拯救德国革命。 当然，在这种前提下，作好可能失败和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不但是“合适的”（用决议起草人的话来说），而且是完全必须的。但是很明显，这种前提并不存在。德国革命正在成熟，但显然还没有到在德国爆发的程度，还没有到在德国发生内战的程度。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使那些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德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群众更加离开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会被苏维埃俄国的失败所吓倒，如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把英国工人吓倒一样。 不管怎样找，也找不出起草人推理的逻辑。“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合理的论据的。 “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真是怪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斯科决议的起草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据说，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向我们索取贡赋，既然他们要禁止我们进行反德的宣传鼓动，那么苏维埃政权便失去了意义，便“完全流于形式”，大概这就是决议起草人的“思”路。我说“大概”，是因为起草人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来证实上述命题。 说苏维埃政权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无非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和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是没有救了，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这就是支配人们写出这种怪诞决议的心理。有时用来掩饰这种意思的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归结起来也还是这种感到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既然人家可以向我们索取贡赋，可以要这个要那个，那还叫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呢？ 反正要灭亡！除了绝望，没有别的了。 在俄国目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觉悟的革命者有这种心理则是不能“理解”的。莫斯科派的观点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就是这种心理的很好的说明。1793年的法国人决不会说他们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应该作好可能丧失共和国的准备。他们不是充满绝望，而是充满胜利的信心。既然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可是又在正式的决议中写着“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这是在彻底揭露自己。 在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因失败以及受征服者征服、凌辱和压迫而遭受的困苦，比1918年俄国所受的大得无可比拟、难以估量。普鲁士的优秀志士，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蹂躏厉害百倍，但是他们没有绝望过，没有说过他们的国家政治机关“完全流于形式”。他们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反正要灭亡”的心理所支配。他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更野蛮、更耻辱和更具有压迫性的和约，他们后来善于等待，坚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签订难堪的、极其难堪的和约，然后再次奋起，终于获得了解放（当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竞争的较强大的征服者之间的纠纷）。 为什么类似的事情不能在我国的历史上重演呢？ 为什么我们要悲观绝望，要写出比最耻辱的和约实在更耻辱的决议，说什么“苏维埃政权完全流于形式”呢？ 为什么同现代帝国主义巨人作战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就不可能在俄国也锻炼人民的性格，加强自觉纪律，杜绝高傲空谈的风气，教给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引导群众采取普鲁士人被拿破仑打败后所采取过的正确策略：在没有军队时签订最耻辱的和约，以便养精蓄锐，以后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呢？ 为什么别国人民能坚定地经受更为惨痛的苦难，而我们却因第一个空前苛刻的和约就悲观绝望了呢？ 试问，符合这种绝望策略的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还是小资产者的毫无骨气？无产者懂得，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然而他善于后来在任何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而小资产者，在我们这里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却在空谈革命战争方面打破了纪录。 亲爱的莫斯科“极端”派同志们，这决不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每天的考验都会使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离开你们。他们会说，苏维埃政权没有流于形式，也决不会流于形式，不仅在征服者打到普斯科夫，要我们交纳粮食、矿产、现金等价值100亿的贡赋时是如此，就是在敌人将来占领下诺夫哥罗德和顿河畔罗斯托夫，要我们交纳价值200亿的贡赋时，也将是如此。 任何时候，任何外国的侵略，都不能使人民的政治机关（况且苏维埃政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关，它比历史上有过的政治机关要高得多）“流于形式”。相反地，外国的侵略，只会加强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只要……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 既然没有军队，拒绝签订最难堪的和约就是冒险，人民有权利指责政权拒绝签订和约的冒险行为。 签订比布列斯特和约苛刻得多、耻辱得多的和约，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如上面所举的），这样做非但没有使政权丧失威信，没有使政权流于形式，没有使政权或人民遭到灭亡，反而锻炼了人民，教会了人民掌握一套困难的本领：即使在征服者的铁蹄践踏下，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建立强大的军队。 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很可能以后一个时代——象拿破仑战争时代那样——是征服者强迫苏维埃俄国进行多次解放战争（是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 因此，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起义和战争，我们就是签订十个极端苛刻的和约，也决不会灭亡。只要我们不被绝望和空谈所断送，我们是不会亡在征服者手里的。
注释： [186]指1918年1月21日（2月3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各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投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任何和约的有两名“左派共产主义者”——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和英·尼·斯图科夫。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采取骑墙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缔结和约，另一方面又反对立刻和德国签订和约。——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