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9卷
远方来信[5]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6]
（1917年3月7日〔20日〕）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917年3月1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1905—1907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搏斗中依然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8天之内（这个天数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拍给俄国一切驻外代表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当时需要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的主要条件列举如下。
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所进行的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和所表现出的革命毅力，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之内完成。第一次（1905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土壤，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的真正的本质，表现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的目的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匪帮的极端厚颜无耻和放荡淫逸，揭露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全部兽行，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
如果没有1905—1907年的革命，如果没有1907—1914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的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象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8天内表现得那样明确。这8天的革命就象是——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经过十来次主要的及次要的预演后所作的一次“表演”；“演员们”对于彼此的面貌、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极为熟悉，连各种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也都揣摩得非常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走狗斥之为“大叛乱”的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在12年之后引起了1917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之所以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宣告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暂时）给了他们政权），那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能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这里除了需要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展以外，还需要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才能让沾满血污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车子在这样一次转折中一下子倾覆。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在目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合众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一般批评性的形容语，而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的人名来表示），只有古契柯夫们和李沃夫们，米留可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只有格沃兹杰夫们、波特列索夫们、契恒凯里们、克伦斯基们和齐赫泽们，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无论德国资产阶级或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过程已由1917年的二、三月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有两种力量共同打击沙皇制度：一方面是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在吸收士兵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7]。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种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立宪民主党，跟着他们跑的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贫苦居民群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种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8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远离事变发生地点，只能看到外国报纸上一点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一团血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之流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等等，老早就痛骂革命家的“幻想”，痛骂巴塞尔宣言[8]的“幻想”，痛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梦幻般的滑稽剧”了。他们百般颂扬似乎是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他们这批人曾经帮助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长期推延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一切国家日益发展，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饥荒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有“1905年”的富于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了。这一危机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所有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的愤怒，大批地清除了那些带有因循守旧的贵族习气和腐败透顶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面临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的失败同革命大火的燃起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么英法两国金融资本，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联系，则是通过直接策划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而加速这一危机到来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保持缄默，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交战的前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官场外交谎言也好，交战的后一个集团的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嬉皮笑脸和挤眉弄眼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困惑。二、三月革命的整个事变进程清楚地表明，英法两国大使馆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和“内线”，为了阻止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9]和立宪民主党人[10]，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的一部分军官，直接策划了以废黜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
我们决不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象动摇于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陷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11]或“孟什维克”那样，现在就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等等。这些人为了替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者同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而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起用几个比较有活力的、有生气的、能干的打手来代替他。
革命胜利所以那样迅速，而且从表面上乍一看是那样彻底，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汇合起来了，并且是十分“和谐地”汇合起来了。其中一个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他们曾经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场战争，以求再屠杀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好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好使英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个方面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全体城乡贫苦居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刻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支持”用英国钞票“堆成的”、和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那简直是愚蠢的。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今后还将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个短暂的情况特殊的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图谋另换君主、最好换成另一个罗曼诺夫，这就帮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欢喜，也不感到不安！
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只能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善于在估计任何“当前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现有的特性，而且还看到它更深的动因，看到俄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更深刻的相互关系，他就会这样看问题，也只能这样看问题。
彼得格勒工人和全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为争取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厮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了继续进行和加强这场大厮杀，竟制造了宫廷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怂恿、鼓励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并暗中安排了一个已经完全拼凑好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遭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一些打击时就夺得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府里，真正重要的岗位，战斗的岗位，决定性的岗位，即军队和官吏，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12]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则更多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国，并且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在1907—1914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快的速度——在1914—1917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13]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1917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遭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大大地加速了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使我们“一下子”（仿佛是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适合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愚弄人民的）、“议会制的”政府。
除了这个政府（从这次战争看来，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当然，特别是农业工人，首先是农业工人，同他们的联系要甚于农民。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不得不许诺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这三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着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形势。
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暂时的，是仅仅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整个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口头上的共和主义实在是不庄重的，是政治家所不齿的，客观上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需要君主制政府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以便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说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就应该支持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说话吞吞吐吐的齐赫泽之流），这种人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并没有征求过人民的意见！）王朝，已经在为复辟沙皇君主制而工作，已经在迎请新的沙皇接位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极，已经在设法为他巩固宝座，废除正统的（合法的、靠旧法律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靠弄虚作假的人民投票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那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的自欺欺人的把戏。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这样，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恢复，共和制就会得到保证。
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丝毫也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那也不可能办到。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它想掠夺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那个掌握着数千亿卢布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最多只能象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阐述。那里我们将指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其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有哪些同盟者？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批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受就生活条件来说同他们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他们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显得愈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批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用最大的努力来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贫穷困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单独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杰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一个月一个月地进行，无产阶级已经逐渐在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必然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尼·列宁
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有删节）
全文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1—22页 |
第二封信
新政府和无产阶级
（1917年3月9日〔22日〕）
今天，3月8日（21日），我手头的主要文献是一张载有关于俄国革命的综合报道的3月16日的《泰晤士报》[14]，这是英国一家最保守、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报纸。显然，要找到一份对于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怀着更大的好感（说得委婉一些）的资料是不容易的。
这家报纸的记者是在星期三，即在3月1日（14日）从彼得堡发出的消息，当时还只有第一届临时政府，也就是由以罗将柯为首的、包括该报所说的两个“社会党人”克伦斯基和齐赫泽在内的13人组成的杜马执行委员会[15]。消息说：
“由古契柯夫、斯塔霍维奇、特鲁别茨科伊、瓦西里耶夫教授、格里姆、维尔纳茨基等22位经选举产生的国务会议成员组成的小组，于昨日电告沙皇”，恳求沙皇为拯救“王朝”等等计召开杜马并任命一位为“国人所信任”的政府首脑。该记者写道：“今日将抵达这里的皇帝会作何决定，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皇上不能立即满足他的忠顺的臣民中最稳健的人士的愿望，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现在所享有的权势就将全部落入社会党人的手中，社会党人想要建立共和国，但没有能力成立任何有秩序的政府，他们必然会使国家陷入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和外来的灾难……”
这不是对国家大事很有卓见、很有眼力吗？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英国同道者（如果不说是领导者）对各种阶级力量和各种阶级利益的对比关系了解得多么清楚！“忠顺的臣民中最稳健的人士”，即君主派的地主和资本家，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中，他们充分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权势”就将落入“社会党人”的手中。为什么恰恰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呢？因为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看得很清楚，在政治舞台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它表现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鲜血，它吸引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和贫苦居民群众，它要求面包、和平和自由，它要求共和国，它赞同社会主义。可是，以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为首的一小撮地主资本家，却想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或意愿，要同摇摇欲坠的王朝勾结起来，支持并拯救这个王朝。他们说：陛下，请您任命李沃夫和古契柯夫吧，那时我们一定同王朝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人民。这就是新政府的政策的全部意义和实质！
但是怎样来为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和践踏绝大多数居民的意志的行为辩护呢？
为此必须采取资产阶级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手法：对人民进行诬蔑。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就在诬蔑、咒骂、诽谤和诋毁：“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和外来的灾难”，没有能力成立“任何有秩序的政府”！！
不对，可敬的古契柯夫分子！工人想要共和国，而共和国比起君主国来是一种“有秩序”得多的政府。什么东西能保证人民不让第二个罗曼诺夫弄出第二个拉斯普廷来呢？灾难正是继续进行战争带来的，也就是说正是新政府带来的。只有受到农业工人、贫苦的农民和市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共和国，才能保证和平，才能给予面包、秩序和自由。
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叫嚣，无非是为了掩盖资本家的私利，资本家想利用战争和战时公债来发财，想恢复君主制来反对人民。
记者接着写道：“……昨天，社会民主党发表了一篇反叛性非常强的号召书，这篇号召书已经传遍了全城。他们〈即社会民主党〉是纯粹的学理主义者，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候，他们干坏事的力量却是很大的。克伦斯基先生和齐赫泽先生懂得，没有军官和人民之中比较稳健的人士的支持就不能指望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们不得不重视自己的欠明智的伙伴们，并在不知不觉中推动他们去采取使临时委员会的任务复杂化的立场……”
啊，伟大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外交官啊！您是多么“不明智地”泄露了真相！
“社会民主党”以及“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不得不重视”的“欠明智的伙伴们”，这显然是指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16]所恢复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或彼得堡委员会[17]，是指那些由于忠于“学理”即社会主义的原理、原则、学说和目的而被资产者经常骂为“学理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被英国古契柯夫分子骂作反叛性的和学理主义的，显然是我们党号召大家为共和国、为和平、为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为人民得到面包而斗争的号召书[18]和行动。
给人民以面包和实现和平是反叛，而给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以部长职位则是“秩序”。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呀！
按照英国古契柯夫分子的评论来看，克伦斯基和齐赫泽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呢？
是动摇的策略：一方面，古契柯夫分子夸奖他们“懂得”（多乖的孩子！多聪明的孩子！），没有军官和比较稳健的人士的“支持”就不能避免无政府状态（可是我们根据我们的学理，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恰恰是资本家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只有全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才能使我们摆脱战争，摆脱无政府状态和饥饿！）。— —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重视自己的欠明智的伙伴们”，即布尔什维克，即由中央委员会恢复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不得不重视”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的、总是被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代言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19]、“孟什维克组委会分子”等等）辱骂、斥责和宣布为不足挂齿的地下小集团或学理主义者宗派等等的布尔什维克党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见过在革命时期，在主要是群众行动的时期，精神正常的政治家竟会“重视”“学理主义者”呢？？
我们这位可怜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糊涂到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了，他既不能完全说谎，又不能完全说出真相，结果就只好暴露了自己。
使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不得不重视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是这个党对无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尽管早在1914年我们的代表就已经遭到逮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尽管彼得堡委员会由于在战时进行反对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秘密工作而遭到疯狂的迫害和逮捕，我们党仍然同群众、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请允许我向您提起这句谚语吧，最可尊敬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我们党在伟大的革命日子里领导了、至少也是全心全意地帮助了彼得堡工人，这个事实本来应当由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自己”来承认。克伦斯基和齐赫泽曾经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来摆去的事实，他本来也同样应当承认。格沃兹杰夫之流，即“护国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的辩护士，现在已经完全追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既已参加内阁，即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20]，也就完全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齐赫泽没有跑，他仍旧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同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群众的“临时政府”之间，即在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同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动摇不定。
因此，革命已经证实我们在号召工人明确分清工人运动中和小资产阶级中各主要党派的阶级差别时所特别坚持的东西，例如我们在大约一年半以前，在1915年10月13日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报》[21]第47号上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和从前一样仍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可以允许的，但只是 不能同革命沙文主义者一起参加这种政府。我们认为，那些想借推翻沙皇制度来打败德国、掠夺其他国家、巩固大俄罗斯人对俄国其他民族的统治等等的人，是革命沙文主义者。革命沙文主义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现在，它正在沙文主义（沙文主义甚至妨碍它在民主革命中成为彻底革命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摇摆。目前在俄国，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劳动派 [22]、社会革命党人、《我们的曙光》（现在的《事业》） [23]、齐赫泽党团 [24]、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先生等等。如果革命沙文主义者在俄国取得胜利，我们就会反对在这场战争中保卫 他们的‘祖国’。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沙文主义者，即使他们是革命派和共和派，我们 反对沙文主义者而 主张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但是我们还是回头来看一看英国的古契柯夫分子吧。
他接着写道：“……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估计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有意识地放弃了逮捕大臣们的最初计划，虽然昨天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个计划的。这样，谈判的大门就敞开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我们”＝英国的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就可以不经过公社的严峻考验和内战的无政府状态而获得新制度的一切好处……”
古契柯夫分子曾经拥护对他们有利的内战，现在他们反对的则是对人民即对真正大多数劳动人民有利的内战。
“……杜马临时委员会〈这就是地主资本家的第四届杜马委员会！〉代表整个国家，工人代表苏维埃则代表纯粹阶级的利益〈这是外交官的语言，他想用偶尔听到的一点学术名词来掩盖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贫民即代表十分之九的居民这一事实〉，但后者在目前这样的危机时刻却有很大的力量，它们两者的关系在审慎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少忧虑，因为他们预见到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后果非常可怕的冲突。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危险已被消除，——至少目前已被消除〈请注意这个“至少”！〉，这是靠了克伦斯基先生的威望，他是一位年轻的、很有演说才能的律师，他清楚地懂得〈和齐赫泽不同，齐赫泽也“懂得”，但在古契柯夫分子看来，大概不那么清楚吧？〉，为了委员会在工人阶级中的选民〈即为了取得工人的选票和笼络工人〉而有必要同委员会一起行动。”“今天〈星期三，3月1日（14日）〉已经签订令人满意的协议 [25]，从而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磨擦。”
在写好上面这些话以后，我读到两条非常重要的消息。第一，3月20日在巴黎一家最保守、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报纸《时报》[26]上登载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关于“支持”新政府的一篇号召书[27]；第二，一家苏黎世报纸（《新苏黎世报》[28]，3月21日中午第1版）根据一家柏林报纸（《民族报》[29]）转载了斯柯别列夫3月1日（14日）在国家杜马发表的那篇演说的节录。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的文字如果没有遭到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歪曲，那倒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文件，因为它说明：彼得堡无产阶级，至少在这篇号召书发表的时候主要是处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影响之下。我要提醒大家，正象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我是把克伦斯基和齐赫泽这一类型的人算成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
在号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政治主张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两种口号。
第一，号召书说，政府（新的）是由“稳健的人士”组成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很不完备的、纯粹是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也愿意同意，在一定意义上（我在下一封信中将说明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任何政府在今天，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后，都应当是“稳健的”政府。但是绝对不允许向自己和向人民隐瞒下面的事实：这个政府想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是英国资本的代理人，它想恢复君主制和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
号召书声明，一切民主派都应当“支持”新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请求并授权克伦斯基参加临时政府。[30]条件是：实现还在战时就许诺过的各项改革，确保各民族有发展“文化”（仅仅这一点吗？？）的“自由”（纯立宪民主党的和自由派的贫乏纲领）和成立一个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和“军人”组成的、对临时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的专门委员会[31]。
监督委员会属于第二种主张和第二种口号，下面要专门来谈。
任命克伦斯基这个俄国的路易·勃朗，号召支持新政府，这可以说是背叛革命事业和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典型例子，正是这一类的背叛行为葬送了19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而不管这种政策的领导者和拥护者是多么真诚和对社会主义是多么忠心耿耿。
无产阶级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支持进行战争的政府，试图复辟的政府。为了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了对罗曼诺夫家族及其拥护者恢复君主制和集结反革命军队的种种可能的尝试进行反击，需要做的决不是支持古契柯夫之流，而是组织、扩充和巩固无产阶级民兵，在工人的领导下把人民武装起来。如果不采取这个主要的、基本的、根本的措施，那就既谈不上对恢复君主制和取消或缩小所许诺的自由的种种尝试给予有力的反击，也谈不上坚定地走上一条能获得面包、和平和自由的道路。
曾经同克伦斯基一起充当第一届临时政府（13人杜马委员会）成员的齐赫泽，没有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他这样做如果真的是从上述的或类似的原则性的理由出发，那就是他的光荣了。这一点应当坦率地说明。遗憾的是，这种解释是同其他一些事实，首先是同一向跟齐赫泽携手同行的斯柯别列夫的演说矛盾的。
斯柯别列夫是这样说的（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份资料可信的话），“社会的〈？显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集团和工人同临时政府的目的只有细微的相似〈细微的联系〉”，工人要求和平，如果继续进行战争，到春季就非遭受灾难不可，“工人同上流社会〈自由派上流社会〉已经达成了临时的协议（eine vorläufige Waffenfreundschaft），虽然他们彼此的政治目的有天壤之别”，“自由派必须放弃战争的荒谬（unsinnige）目的”，等等。
这篇演说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段话中所讲的那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的一个标本。当自由派还是自由派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放弃”战争的“荒谬”目的，因为这种目的并不是由他们单独决定的，而是由数以亿万计的称霸世界的英法金融资本决定的。不应当去“劝告”自由派，而应当向工人说明，为什么自由派陷入了绝境，为什么他们被束缚住了手脚，为什么他们既隐瞒沙皇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又隐瞒俄国资本同英法及其他国家的资本的勾结等等。
斯柯别列夫说工人同自由派上流社会达成了某种协议，而他并不反对这种协议，并没有在杜马讲台上说明这种协议对工人的害处，可见他是赞同这种协议的。但这是极不应该的。
斯柯别列夫直接或间接地、明里或暗里赞同工人代表苏维埃同临时政府的协议，这表明他向资产阶级摇摆。斯柯别列夫声称工人要求和平，工人的目的同自由派的目的有天壤之别，这表明他向无产阶级摇摆。
我们所研究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号召书中的第二种政治主张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的和设想十分正确的主张，这就是建立“监督委员会”（我不知道俄文名称是不是这样；我是从法文意译过来的）的主张，就是无产阶级和士兵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的主张。
这才是正经事！这才是为人民争取自由、和平和面包而流了鲜血的工人们所应当干的事！这才是使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君主制和反对君主派古契柯夫和李沃夫之流的任务获得实际保证的一个实际步骤！这才是俄国无产阶级奋勇前进，超过1848年“授权”路易·勃朗的法国无产阶级的标志！这才是证明无产阶级群众的本能和智慧并不满足于一切激昂慷慨的言词、实行改革和自由的许诺、“工人所委派的部长”的头衔以及诸如此类的装饰门面的东西，而只是在有靠山的地方，在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所组织和领导的武装的人民群众那里找自己的靠山。
这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仅仅是第一步。
如果这个“监督委员会”仍然是纯议会性的政治机构，即向临时政府“质询”并从它那里得到答复的委员会，那么它就终究只是一个玩具，它就会一钱不值。
如果它能排除一切困难，立刻建立起一支真正全民的、真正包括全体男女在内的工人民兵或工人民军，代替已被打垮和已被废除的警察，使任何立宪君主制政府或民主共和制政府无论在彼得格勒或俄国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建立这种警察，那么俄国的先进工人就会真正走上一条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道路，走这条路就能战胜战争，真正实现据报纸报道在彼得格勒国家杜马前面的广场举行示威的骑兵部队的旗帜上赫然写着的口号：
“世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关于我对这种工人民军的想法，我将在下一封信中阐述。
我在下一封信中将尽量说明，一方面，建立工人所领导的全民民军才是当前正确的口号，因为它符合俄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目前所处的特殊的过渡时刻的策略任务，另一方面，这种工人民军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是全民的，必须具有人人普遍参加的那种群众性，即真正包括全体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居民；其次，它必须不仅把纯警察的职能，而且把全部国家机关的职能同军队的职能、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的职能结合起来。
附言：上一封信我忘记注明日期，那封信是3月20日（7日）写的。
载于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23—33页 |
第三封信
论无产阶级民兵
（1917年3月11日〔24日〕）
我昨天得出的关于齐赫泽采取动摇策略的结论，已经为今天3月10日（23日）的两个文件完全证实了。第一个文件是从斯德哥尔摩用电报拍给《法兰克福报》[32]的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勃发表的一篇宣言的摘要。在这个文件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支持或者推翻古契柯夫政府；宣言号召工人和士兵组织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周围，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以便为反对沙皇制度，为争取共和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存粮，而主要是为停止掠夺性战争而进行斗争。在这里，特别重要和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同一切交战国的无产者建立联系。
期待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谈判和联系会产生和平，那是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
第二个文件是一则消息，也是从斯德哥尔摩用电报拍给另一家德国报纸（《福斯报》[33]）的。消息说，齐赫泽杜马党团同劳动团（？Arbeiterfraction）及15个工会的代表在3月2日（15日）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在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号召书。号召书有11项要点，电讯仅仅介绍了其中的三项：第一项是要求共和国，第七项是要求和平和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第三项是要求“俄国工人阶级能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
如果这一项属实，那我就懂得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夸奖齐赫泽了。我懂得，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英国古契柯夫分子在《泰晤士报》上恭维齐赫泽之外，为什么法国古契柯夫分子又在《时报》上恭维他。法国百万富翁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这家报纸在3月22日写道：“工人党的领袖们，尤其是齐赫泽先生，正在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抑制工人阶级的愿望。”
的确，提出工人“参加”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这种要求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荒谬的——作为少数派参加进去，那就意味着充当小卒；“对等地”参加，那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可能把继续进行战争这种要求同缔结停战协定和开始和平谈判这种要求调和起来；要作为多数派“参加”，那就必须有推翻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的力量。在实践中，提出“参加”这种要求是一种最坏的路易·勃朗主义，这就是说把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环境置于脑后，醉心于极其空洞的响亮词句，在工人中间散布幻想，把宝贵的时间白白花费在同米留可夫或克伦斯基的谈判上，却不用来建立真正阶级的和革命的力量，建立无产阶级民兵，这种民兵能够取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贫苦居民阶层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为争取面包、和平和自由而进行斗争。
齐赫泽和他那个党团（我不说组织委员会的党，因为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组织委员会）的号召书中的这个错误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象各报所报道的，齐赫泽的最亲密的同道者斯柯别列夫在3月2日（15日）的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的〈wirklich，直译是：实际的〉革命的前夜。
这才是正确的说法，但是斯柯别列夫和齐赫泽却忘记从这里作出实际的结论。我不能从我所在的这个该死的远方来判断这第二次革命究竟临近到什么程度。斯柯别列夫在当地会看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不给自己提出那些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具体材料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我只想强调指出，“局外的见证人”，即不隶属于我们党的斯柯别列夫，证实了我在第一封信里作出的符合事实的结论：二、三月革命不过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也就是向斯柯别列夫所说的“第二次革命”过渡的特殊的历史时刻。
如果我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想学习世界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就应当设法了解，这个过渡时刻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从这个时刻的客观特点中要得出什么样的策略。
时局的特点在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由于以下三种最主要的情况而异常容易地取得了第一次胜利：（1）英法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的帮助；（2）军界一部分上层人物的帮助；（3）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在地方自治机关、市政机关、国家杜马和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机关中都有现成的组织。
古契柯夫政府受到两方面的钳制：一方面它受资本利益的约束，不得不竭力继续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保护资本和地主的巨额利润和恢复君主制；另一方面它产生于革命并且必须从沙皇制度急剧转向民主制，又受到挨饿的、要求和平的群众的压力，所以不得不说谎话，支吾搪塞，拖延时间，“宣布”和许愿（许愿甚至在物价暴涨时期也是唯一廉价的东西）尽量多些，兑现则尽量少些，一只手拿出让步，另一只手又收回让步。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对新政府最理想的情况下，它依靠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全部组织才能，能够使崩溃推迟一些。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能避免崩溃，因为不抛弃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不采取革命的措施，不求助于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宏伟而有历史意义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饥荒这个可怕的妖怪的魔爪中挣脱出来。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一举推翻新政府，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革命时期可能性的限度可以扩大千百倍），但如果我们不能使领导全体城乡广大贫苦群众、半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无产阶级象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那样出色地组织起来的话，我们也无法保持住政权。
不管在彼得格勒是否已经爆发“第二次革命”（我已经说过，认为在国外能够估计出革命成熟的具体速度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或者这次革命要推迟一些时间，或者它在俄国某些地区已经爆发（这一点看来已有某些迹象），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在新的革命的前夜也好，在它爆发的当天也好，在它爆发的第二天也好，口号都必须是无产阶级组织起来。
工人同志们！你们昨天在推翻沙皇君主制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奇迹。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现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为了推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政权，也一定会再次表现出这种英雄主义的奇迹。你们如果不表现出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你们就不可能在这个下一次“真正的”革命中取得巩固的胜利！
目前的口号就是组织起来。但是仅仅这样说，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方面，组织起来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光是指出必须“组织群众”，还是根本没有说明问题；另一方面，谁仅仅这样说，谁就只不过是自由派的应声虫，因为自由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是希望工人的眼光不要超出一般的“合法”（从“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组织，也就是希望工人只要加入自己的党、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合作社等等就行了。
工人根据自己的阶级本能懂得，在革命时期，他们不光是需要一般的组织，他们还需要与此完全不同的组织，他们正确地走上了1905年我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通过吸引士兵代表，自然还通过吸引农村雇佣工人代表以至（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全体贫苦农民代表来发展、扩大和加强苏维埃。
在俄国所有地方，为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或者用经济上不大确切但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为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建立这一类组织，是一项头等重要、刻不容缓的任务。我在这里先提一下，对于全体农民群众，我们党（关于它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特殊作用，我希望在以后的一封信中谈一谈）应当特别建议单独成立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以及不出售粮食的小农的苏维埃，与富裕农民分开，因为没有这个条件，一般说来，就既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策［注：在农村中现在就将展开一场争夺小农和一部分中等农民的斗争。地主依靠富裕农民的帮助将引导他们去受资产阶级的支配。我们应当依靠农村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帮助引导他们去同城市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也不可能正确处理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极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正确地分配粮食和增加粮食生产等问题。
那么请问，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曾经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这个从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原理，恰恰应当根据俄国这次革命的这一阶段的实际经验加以阐明并且更具体地加以发挥。
我们需要革命的政权，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国家。这是我们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我们主张集中的、共产主义的大生产，他们主张分散的小生产。不，区别恰恰表现在政权问题，国家问题上，我们主张革命地利用革命的国家形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则加以反对。
我们需要国家。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到处建立的那种国家，从立宪君主国直到最民主的共和国。这也是我们同开始腐烂的老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考茨基分子之间的区别，这些党歪曲了或者忘记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教训的分析［注：我在以后的一封信中或一篇专文中将详细地谈一谈特别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恩格斯在该书第3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的信中和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的信中所作的这种分析，同时也要谈一谈考茨基1912年同潘涅库克辩论所谓“破坏国家”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国家与革命》。——编者注）。］。
我们需要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国家，因为它的政权机关如警察、军队、官僚（官吏）是脱离人民并且是同人民对立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完善了这个国家机器，只不过把它从这个党的手中交到另一个党的手中。
而无产阶级如果想要保卫这次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前进，想要争得和平、面包和自由，那就应当“打碎”（马克思用语）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使警察、军队和官僚同普遍武装的人民融为一体。沿着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的机构。
俄国工人在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1917年2—3月，就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目前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清楚地理解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道路，就是要勇敢地、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英法两国和俄国的资本家“仅仅”想撤换，甚至只是想“吓唬一下”尼古拉二世，而根本不准备触动旧的国家机器，即警察、军队和官吏。
工人则往前走了，他们打碎了这个机器。现在，不仅英法两国的资本家，而且连德国的资本家，在看到诸如俄国士兵枪杀自己的长官，甚至枪杀拥护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海军将官涅佩宁时，都又恨又怕而暴跳如雷。
我说工人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确切一些说应该是：已经开始打碎这个机器。
我们拿一个具体例子来看。
在彼得格勒和其他许多地方，警察一部分已被歼灭，另一部分则被废除。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如果不恢复警察这种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由资产阶级指挥的武装人员组成的特殊组织，它不仅不能恢复君主制，而且连政权也保持不住。这象白天一样清楚。
另一方面，新政府必须顾及革命的人民，用半让步和许诺来款待他们，拖延时间。所以它采取了敷衍的办法：它在建立“人民的民兵”和由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这真是太好听了！真是太民主、太革命、太漂亮了！）——但是……但是，第一，把人民的民兵置于地方自治机关和市自治机关的监督或指挥之下，即置于根据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法律选举出来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指挥之下！！第二，把民兵叫作“人民的”民兵，无非是为了蒙骗“人民”，实际上并不是号召人民人人参加这种民兵，也不是责成业主和资本家按照职工执行公务即民兵执行勤务的时数和天数付给他们通常的报酬。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地主资本家政府就是采取这种办法使“人民的民兵”始终是纸上谈兵，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的民兵却在悄悄地逐渐复活，起先由“8000个大学生和教授”组成（外国报纸这样描写目前彼得格勒的民兵）——这显然是玩具！——然后逐步由旧的和新的警察组成。
不让警察恢复！不把地方政权交出去！要建立一支真正全民的、人人普遍参加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民兵！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既符合以后的阶级斗争、以后的革命运动的被正确理解了的利益，又符合任何工人、任何农民、任何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主义本能，他们不能不切齿痛恨警察、乡警、巡官以及地主资本家对欺压人民的武装人员的指挥权。
他们，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地主和资本家，需要什么样的警察呢？他们需要的正是沙皇君主制时代的那种警察。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非常短暂的革命时期过去以后所建立起来或者恢复起来的，正是这样一种警察，即脱离人民的、由这样或那样地服从于资产阶级而与人民对立的武装人员组成的特殊组织。
我们无产阶级，全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民兵呢？我们需要真正人民的民兵，也就是说，第一，它是由全体居民，即由所有成年男女公民组成的，第二，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维持国家秩序和进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集于一身。
为了把这些论点讲得更明白些，我举一个非常粗浅的例子。不用说，如果有人以为能够拟订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民兵的任何一种“计划”，那是很荒唐的，因为当工人和全体人民真正广泛地实际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所拟订的计划和所作的安排将比任何理论家高明百倍。现在我不提“计划”，我只是想举例说明我的想法。
彼得格勒约有200万居民。其中一半以上是从15岁到65岁的人。我们如果以一半计算，就有100万人。即使从中减去四分之一的人，即病人和其他有正当理由目前没有参加公务的人，剩下来的还有75万人，假定每15天中有1天在民兵中执行勤务（执行勤务时间仍从业主那里领取报酬），那就可以组成一支5万人的大军。
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国家”！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而不是仅仅口头上的“人民的民兵”。
这才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任何特殊的警察、任何脱离人民的特殊的军队才无法复活。
这种民兵有百分之九十五将来自工人和农民，它将真正表现出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这种民兵将把全体人民真正武装起来，教他们学习军事，非古契柯夫式地、非米留可夫式地防备反动势力的任何复辟行动以及沙皇代理人的任何阴谋诡计。这种民兵将成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它将获得居民的绝对的尊敬和信任，因为它本身就是全体居民的组织。这种民兵将使民主不再是掩盖资本家奴役和嘲弄人民的漂亮招牌，而成为真正培养群众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手段。这种民兵将吸引少年男女参加政治生活，不仅用言语，而且通过行动，通过工作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民兵将发挥学者们所说的“福利警察”的作用，如进行卫生监督等等，同时会吸引一切成年妇女参加这类工作。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公务、参加民兵、参加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
这种民兵将成为无产阶级民兵，因为工业工人和城市工人将自然而然地在这种民兵中对贫苦群众起指导性的影响，正象他们自然而然地在1905—1907年和1917年整个人民革命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一样。
这种民兵将保证绝对的秩序和矢志不渝地遵守的同志纪律。同时，在一切交战国都遭到严重危机的时刻，它使我们有可能用真正民主的方式同这种危机进行斗争，正确地迅速地分配粮食和其他物品，贯彻“普遍劳动义务制”。这种制度现在法国人叫作“公民动员制”，德国人叫作“公民服务义务制”。不实行这种制度，就不可能——事实确实表明不可能——医治可怕的掠夺性战争已经造成和正在造成的创伤。
难道俄国无产阶级流血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关于实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漂亮诺言吗？难道他们不是要求和争取使每个劳动者立刻看到和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吗？难道他们不是要使每个家庭都有面包吃吗？不是要使每个小孩都能得到一瓶好牛奶吗？在小孩的需要没有得到保证之前不是不许任何有钱人家的大人多拿牛奶吗？不是要使沙皇和贵族遗留下来的宫殿和富丽堂皇的住宅不致闲置而用来开设济贫院吗？而这许多措施，除了有妇女与男子平等参加的全民民兵以外，又有谁能实行呢？
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它们涉及消费品的分配，而不涉及生产的改组。它们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从理论上把它们分类。假使我们把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放在狭隘理解的“理论”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34]，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
俄国工人群众在直接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表现出了勇敢、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奇迹，而现在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觉悟、毅力和英雄气概来表现“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呢？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对这一点加以猜测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只有实际生活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所确实知道并且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应当向群众说明的是，现在世界上有一部力量非常大的历史发动机，它产生空前未有的危机、饥荒和数不清的灾难。这部发动机就是战争，而这场战争是由两个交战的营垒的资本家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这部“发动机”把许多最富裕、最自由和最文明的民族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它迫使各国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都拿出来，使他们陷入不堪忍受的境地，它提上日程的不是实现某种“理论”（这根本谈不上，马克思总是提醒社会主义者不要有这种错觉），而是实施最极端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千百万人就定会立即活活地饿死。
当客观形势要求全体人民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革命热情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一点是用不着论证的。在俄国，大家对事情的这个方面都是亲眼看到和亲身感触到的。
重要的是要懂得，在革命时期，客观形势象生活激流一般，迅速而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最近的任务。在1917年2月以前，任务是勇敢地进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宣传，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唤起群众。在二、三月的日子里，形势要求我们有忘我斗争的英雄气概，以便立刻打倒最直接的敌人——沙皇制度。现在我们正处在从革命的这个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刻，即从同沙皇制度“搏斗”向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搏斗”过渡。摆在当前日程上的是组织任务，但是，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刻板地理解成仅仅是建立千篇一律的组织，而应当理解为吸引空前广大的被压迫阶级群众到组织中来，并且由这个组织来执行军事的、行政的、国民经济的任务。
无产阶级已经在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特殊任务，今后还将这样做。在俄国有些地方，二、三月革命几乎把全部政权交给了无产阶级，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可能用“强力”手段来建立和扩大无产阶级民兵，还有些地方，他们大概会争取根据普遍的……选举权立即举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以便当无产阶级组织程度还不够高，士兵和工人的关系还不够密切，农民运动还不够开展，很多很多人对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军事帝国主义政府还没有完全失望，因而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府”代替这个政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那里建立起革命中心等等。
我们也不会忘记，就在彼得格勒旁边有一个极先进的真正共和制的国家，这就是芬兰，从1905年到1917年，芬兰在俄国革命战斗的掩护下，比较和平地发展了民主制度，并把人民大多数争取到社会主义这一边。俄国无产阶级会保证芬兰共和国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现在，当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在赫尔辛福斯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他为大俄罗斯人争取某些特权的交易[35]的时候，未必还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表示犹豫），正因为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将赢得芬兰工人的完全信任以及他们对全俄无产阶级事业的同志式帮助。在艰巨的事业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免犯错误），芬兰工人是优秀的组织家，他们将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们将按自己的方式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
俄国境内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胜利的掩护下芬兰的和平组织工作取得成就，——俄国工人以新的规模转入革命的组织任务，——无产阶级和贫苦居民阶层夺得政权，——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得到鼓励和发展，——这就是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尼·列宁
1917年3月11日（24日）于苏黎世
载于192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4—47页 |
第四封信
如何实现和平？
（1917年3月12日〔25日〕）
我现在刚刚（3月12日〔25日〕）看完《新苏黎世报》（3月24日第517号）登载的下面一则柏林发来的电讯：
“据瑞典消息：马克西姆·高尔基给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他祝贺人民对反动统治者取得的胜利，并且号召俄国所有的儿子都来帮助建设新的俄国国家大厦。同时他呼吁政府以缔结和约来完成自己的解放事业。他说这不应当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和约；俄国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争取缔结随随便便的和约。这应当是一个能够使俄国光荣地存在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面前的和约。人类已经流够了血；如果新政府能够迅速缔结和约，那么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人类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报上是这样转述马·高尔基的信的。
读着这封充满流行的庸俗偏见的信，令人感到沉痛。笔者在卡普里岛同高尔基见过几次面，曾一再提醒他，为了他的政治错误还责备过他。高尔基用他无比和蔼的微笑和坦率的声明挡回了这种责备，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说，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不大能自持的人。”要反驳这种话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起政治来了呢？
在我看来，高尔基的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我们党的一切力量，觉悟工人的全部精力，都应当放在同这种偏见作坚持不懈的全面的斗争上。
沙皇政府发动和进行目前这场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强盗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它不得不继续进行而且愿意继续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就无异于向妓院老板宣传行善积德。
现在让我们来说明我们的见解。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
我在我的一本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小册子还在革命前就已寄给孤帆出版社，该社接受了并在《年鉴》杂志上发了出版预告）[36]中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见《年鉴》预告的上述小册子的第7章；由于当时还存在着书报检查制度，小册子用的书名是：弗·伊林《最新的资本主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编者注。］
问题在于资本已经大大地成长了。为数不多的最大的资本家结成的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握有亿万资本并且共同瓜分着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已经瓜分完毕。战争是由英法和德国这两个最强大的亿万富豪集团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引起的。
英法资本家集团想首先掠夺德国，夺取德国的殖民地（几乎已经全部夺到手），然后再侵占土耳其。
德国资本家集团则想把土耳其攫为己有，并夺取弱小的邻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来补偿它失去的殖民地。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关于“解放”战争、“民族”战争、“争取权利和正义的战争”的种种谎言以及诸如此类的花招所掩盖的真相，资本家总是用这些东西来愚弄普通的老百姓。
俄国不是用自己的钱打仗的。俄国资本是英法资本的同伙。俄国是为了掠夺亚美尼亚、土耳其和加里西亚才进行战争的。
我国现任部长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并不是一些偶然得势的人物。他们是整个地主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和领袖。他们受资本的利益的约束。资本家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正象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其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被英法资本所约束。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钱来打仗的。他们为了几十亿借款曾经答应每年付给几亿利息，而这份贡物是他们从俄国工人和俄国农民的身上榨取来的。
再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还受同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资本家强盗集团直接订立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掠夺目的的条约的约束。这些条约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缔结的。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为了夺取政权，利用了工人反对沙皇君主制的斗争，而对沙皇缔结的条约他们却一概承认。
整个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在自己的宣言中就是这样做的，这项宣言已由“彼得堡通讯社”于3月7日（20日）发电向国外作了报道，它说：“政府〈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将忠实遵守使我国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一切条约。”新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1917年3月5日（18日）拍给俄国所有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这些条约都是秘密的，米留可夫之流不愿意公布这些条约有两个原因：（1）他们害怕人民，因为人民不愿意进行掠夺性战争；（2）他们受英法资本的约束，英法资本要求严守条约秘密。但是每一个读报和研究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这些条约中说的不外是日本掠夺中国，俄国掠夺波斯、亚美尼亚、土耳其（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意大利掠夺阿尔巴尼亚，法国和英国掠夺土耳其及德国的殖民地，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父”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慈爱待人，左脸挨了打，再让人家打右脸。地主和商人一面听说教，一面继续压迫和掠夺人民，并且由于“神父”能够很好地安抚“农夫”而感到非常高兴。
凡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用善良的言词向资产阶级政府呼吁和平的人，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都起了与上面完全一样的作用。资产阶级政府有时根本不听这种言论甚至禁止这种言论，有时则允许讲，并且随便许下种种诺言，说他们打仗无非是为了尽速缔结“最公正的”和约，有过错的只是敌方。向资产阶级政府呼吁和平实际上是在欺骗人民。
为了瓜分土池、市场和租借地而使世界染满鲜血的资本家集团，是不可能缔结“光荣的”和约的。他们只可能缔结可耻的和约，即瓜分赃物、瓜分土耳其和殖民地的和约。
此外，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根本不同意在目前缔结和约，因为现在它能够得到的“赃物”“不过”是亚美尼亚及加里西亚的一部分，而它还想掠夺君士坦丁堡，甚至从德国人手中夺回一直受沙皇政府最残酷最无耻压迫的波兰。其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实质上只是英法资本的伙计，英法资本除了想保住从德国夺来的殖民地以外，还想迫使德国归还比利时及法国的一部分。英法资本帮助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废黜尼古拉二世，是为了要他们帮助自己“战胜”德国。
那怎么办呢？
为了实现和平（更不用说实现真正民主的、真正光荣的和平了），国家政权就应当归工人和贫苦农民，而不应当归地主资本家。地主资本家只占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资本家正在靠战争大发横财。
工人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在战争中不是发财，而是破产、挨饿。他们既不受资本的约束，也不受资本家强盗集团之间的条约的约束，他们能够而且真诚地希望停止战争。
如果俄国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那么这些苏维埃和由它们选出的全俄苏维埃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意实现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在1915年10月13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为了摆脱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压迫，当时在日内瓦出版）第47号上就已拟定的和平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
这个和平纲领大概是这样的：
（1）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者暂时代替它的彼得堡苏维埃）立即声明，它不受任何条约的约束，不管是沙皇君主政府的条约还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条约。
（2）它立即公布所有这些条约，使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掠夺目的当众暴露。
（3）它立即公开建议一切交战国马上缔结停战协定。
（4）它立即向全体人民公布我们工人农民的媾和条件：
解放一切殖民地；
解放一切从属的、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
（5）它声明，决不等待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善心，而是建议各国工人推翻它们，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人代表苏维埃。
（6）它声明，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进行这场罪恶的强盗战争所借的数十亿债款，只能由资本家老爷们自己去偿还，工人和农民是不承认的。为这些借款付利息，就等于向资本家长年累月地交贡款，酬谢他们开恩让工人为了资本家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互相残杀。
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说：工人和农民们！你们能同意每年付给资本家老爷们几亿卢布来奖励他们为瓜分非洲殖民地、土耳其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吗？
在我看来，为了实现这些媾和条件，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会同意向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开战的，因为这将是真正正义的战争，因为一切国家的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都会帮助这种战争取得胜利。
德国工人现在看到，俄国这个好战的君主国已被一个好战的共和国，一个想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且承认沙皇君主政府缔结的强盗条约的资本家共和国所代替了。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德国工人能信任这种共和国吗？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过去和现在从对伟大的“1905年”革命的生动回忆中吸取了教益的俄国人民，取得充分的自由并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农代表苏维埃，那么，战争还能进行下去吗？资本家在世界上的统治还能保持下去吗？
尼·列宁
1917年3月12日（25日）于苏黎世
载于192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8—54页 |
第五封信
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任务
（1917年3月26日〔4月8日〕）
在前几封信中，对目前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大致规定如下：（1）要善于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或者说走向第二次革命，（2）这次革命应当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古契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克伦斯基之流）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3）后一政府应当按照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式样组织起来，也就是：（4）它应当打碎，应当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常见的旧的国家机器，即军队、警察和官僚（官吏），（5）代之以不仅是群众性的、而且是人人普遍参加的人民武装组织。（6）只有这样的政府，只有就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管理机关（“无产阶级民兵”）来说是这样的政府，才能顺利地解决目前非常困难而又十分迫切的最主要的任务，这就是：争取实现和平，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不是帝国主义列强勾结起来瓜分资本家及其政府所夺得的赃物，而是实现真正持久的、民主的和平，这种和平如果没有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不了的。（7）俄国无产阶级要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除非具备这样的条件：作为胜利的第一步，工人必须得到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如果注意到“104人”土地纲领[37]实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土地纲领）而斗争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8）有了这种农民革命并且以这种农民革命作基础，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和有必要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即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这些步骤之所以绝对必须采取，则是由战争所造成的和战后时期在许多方面甚至会更加严重的那些情况决定的；这些步骤就其整体和发展来看，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在俄国，不采取这些过渡措施，要马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采取了这种过渡措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了。（9）在这里提出了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立刻在农村中单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农业雇佣工人苏维埃，而与其他农民代表苏维埃分开。
我们根据对俄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阶级力量的估计以及1871年和1905年的经验所拟定的纲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想对这整个纲领作一总的考察，顺便谈一谈卡·考茨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大的理论家，是目前在各国出现的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革命国际主义者之间的“中派”、“泥潭派”的最著名代表。考茨基在自己的《新时代》杂志[38]（新历1917年4月6日号）上刊登的《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曾谈到这个问题。
考茨基写道：“首先，我们应当弄清摆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制度〈国家制度〉面前的任务。”
作者接着写道：“无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两件东西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
令人遗憾的是，考茨基把这个完全不容争辩的原理说得十分笼统，以致实质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什么问题也没有阐明。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府的成员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会乐意赞同这个一般原理，一个赞同原理的前一部分，另一个赞同原理的后一部分……［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55—57页 |
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39]
（1917年3月26日〔4月8日〕以前）
不能带着旧党纲去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旧党纲应作如下修改：
（1）加上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内容
（2）关于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祖国”的内容
＋补2：关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和分裂的内容
‖注意‖（3）加上关于我们需要的那种国家以及消亡的内容。
（4）修改
政治纲领前面的最后两段（反对君主制以及恢复君主制的措施）
（5）对政治部分第3条补充如下：
任何官吏不得由上面委派
（参看恩格斯1891年的批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277页。——编者注］）
＋一切官吏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
＋有权随时召回一切代表和官吏
＋（补5）修改关于自决问题的第九条
＋详细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
（6）最低纲领中的许多地方要作修改并加以提高。
（7）在土地纲领中：
（α）国有化代替地方公有化（我将把自己的1909年被烧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40]的手稿寄往彼得格勒）
（β）变地主田庄为示范农场。
（8）“普遍劳动义务制”（Zivildienstpflicht）
（9）删去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的内容（革命运动则是另一回事）。
（10）更改名称，因为
（α）这个名称不正确
（β）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糟蹋了
（γ）在选举中会把人民弄糊涂，因为社会民主党＝齐赫泽、波特列索夫之流。
这是《第五封信》的要点。望立即归还。
您有没有关于修改最低纲领实践部分的草稿和意见？（（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这个问题，您还记得吗？））
应当立即着手这项工作。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58—59页 |
注释：
[5] 《远方来信》是列宁在瑞士为《真理报》写的一组文章。列宁获悉俄国发生革命的确实消息以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组成情况以后，就开始写这些文章。第一封信至第四封信写于1917年3月7—12日（20—25日），第五封信于3月26日（4月8日）即离开瑞士回俄国的前一天动笔，没有写完。第一封信经《真理报》编辑部作了删改后，发表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4月3日和4日）该报第14号和第15号（这封信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3卷）。第二、第三、第四封信当时没有发表。第五封信的思想后来在《论策略书》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两篇著作中得到了发挥。列宁回国前曾采取措施在侨居法国和瑞士的布尔什维克中间散发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9。
[6] 《远方来信。第一封信》在《真理报》发表时被编辑部删去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删去了列宁对妥协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首领们趋奉资产阶级并试图掩盖英法政府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起参与推翻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事实的评述，以及对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图的揭露。——9。
[7] 指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
俄国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各工厂企业先后选举了苏维埃代表。2月27日（3月12日）白天，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库·安·格沃兹杰夫、波·奥·波格丹诺夫和国家杜马孟什维克代表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等人为了取得苏维埃的领导权，组织了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领导人齐赫泽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扎卢茨基。社会革命党最初反对组织苏维埃，后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米·晋季诺夫。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是工人和士兵代表的机关。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6月）以前，它实际上是全俄的中心。3月1日（14日），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尼·帕杰林和安·德·萨多夫斯基，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此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齐赫泽、尤·米·斯切克洛夫、波格丹诺夫、彼·伊·斯图契卡、彼·阿·克拉西科夫、格沃兹杰夫等。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于2月28日（3月13日）发表了《告彼得格勒和全国居民书》，号召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把管理全部地方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它派遣特派员到全市各区建立人民政权机关。3月3日（16日），苏维埃成立了粮食、军事、城防、书刊等专门委员会。
尽管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妥协派手中，但是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它还是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逮捕旧政权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苏维埃还着手组织民兵，每1000名工人中有100人参加民兵。3月1日，苏维埃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1号命令》，规定军队在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各种武器转交给选举产生的连委员会和营委员会支配和控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和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予以执行等。
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苏维埃手里。但是在关键时刻，3月1日夜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领导人却自愿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同意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这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列宁在国外无法得知。他是在回到俄国后才获悉这一情况的（见本卷第236页）。——12。
[8]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3。
[9]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4。
[10]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4。
[11] “组委会分子”是指由组织委员会统一的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14。
[12] 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1906年6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16。
[13]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还提出了建立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政府等政治问题。大会选出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任主席）和进步党人亚·伊·柯诺瓦洛夫为首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16。
[14]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2。
[15] 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第四届国家杜马各党派领袖会议曾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声称彼得格勒形势危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祖国和王朝”。2月27日（3月12日），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接到尼古拉二世的复电，命令杜马停止活动。当天下午，罗将柯匆忙召开了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受会议的委托，各党派领袖会议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其成员有：十月党人罗将柯（任主席），民族主义者瓦·维·舒利金，右派分子Ｂ．Ｈ．李沃夫，十月党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和伊·伊·德米特留科夫，进步党人弗·阿·勒热夫斯基、亚·伊·柯诺瓦洛夫和亚·亚·布勃利科夫，接近进步党人的米·亚·卡拉乌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帕·尼·米留可夫和尼·维·涅克拉索夫，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了24名管理政府各部的委员，成立了军事、粮食等委员会，并于3月1日发出通告，宣布它暂时执行新政府的职能。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力图阻止人民革命，拯救君主制。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夜，它建立了以国家杜马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布·阿·恩格尔哈特上校为首的一个临时机构，力图继续保持军官对士兵群众的控制。3月1日（14日），它号召陆海军继续作战。3月2日，它任命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一天，它派遣亚·伊·古契柯夫和舒利金前往大本营，谒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敦促他让位给皇太子，由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亲王摄政。但是资产阶级复辟君主制的企图在人民革命浪潮打击下未能得逞。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3月2日组成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作为杜马代表非正式会议的领导机关继续存在，并成为反革命中心之一。——22。
[16] 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有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24。
[17] 这里说的中央委员会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彼得堡委员会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临时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建立，最初在基辅，1904年设在莫斯科，从1905年起设在彼得堡。俄国局下设组织组、技术组、财务后勤组、军事组和一个协调各组工作的执行委员会。1905年11月，由于领导中央国外部分的列宁回国，俄国局的职能改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俄国局的活动曾一度恢复，但由于许多成员的被捕和俄国局内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很快又陷于停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局做了大量工作，把布尔什维克团结在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周围。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一起领导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它又领导了消灭旧制度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斗争。
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有彼·安·扎卢茨基、维·米·莫洛托夫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3月上旬陆续参加俄国局的有：安·伊·叶利扎罗娃、康·斯·叶列梅耶夫、弗·尼·扎列日斯基、米·伊·加里宁、米·斯·奥里明斯基、亚·米·斯米尔诺夫、叶·德·斯塔索娃、玛·伊·乌里扬诺娃、姆·伊·哈哈列夫、康·马·施韦奇科夫和K．и．舒特科。3月12日（25日），格·伊·博基、马·康·穆拉诺夫和斯大林进入俄国局。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选出了在俄国公开活动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后，俄国局不再存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临时委员会是1917年3月2日（15日）在彼得格勒各区组织的4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成立的。成员有：波·瓦·阿维洛夫、尼·基·安季波夫、波·阿·热姆丘任、弗·尼·扎列日斯基、米·伊·加里宁、尼·巴·科马罗夫、列·米·米哈伊洛夫、维·米·莫洛托夫、K．奥尔洛夫、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彼·伊·斯图契卡、瓦·弗·施米特和K．и．舒特科。代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参加彼得堡委员会的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24。
[18] 指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告俄国全体公民宣言》。这个文件宣告沙皇专制制度已被推翻，并且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使用、没收存粮供应军民以及停止掠夺性战争等项要求。宣言刊登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1号增页上。列宁是从1917年3月9日（22日）《法兰克福报》第80号上读到这篇宣言的摘要的，该报刊登宣言摘要使用的标题是：《革命社会党人的宣言》。——24。
[19]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谋杀了弗·沃洛达尔斯基和莫·索·乌里茨基，刺伤了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5。
[20] 这里说的第二届临时政府是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参看注2。——26。
[21]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26。
[22]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分子亚·谢·扎鲁德内在七月事变以后曾担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迫害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26。
[23] 《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26。
[24] 齐赫泽党团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1916年其成员为马·伊·斯柯别列夫、伊·尼·图利亚科夫、瓦·伊·豪斯托夫、齐赫泽和阿·伊·契恒凯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没有自己的路线？》、《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和第28卷）等文。——26。
[25] 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在1917年3月1日（14日）夜签订的关于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协议。——28。
[26] 《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28。
[27]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书。这个号召书和临时政府组成的报道同时刊登在1917年3月3日（16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4号上。号召书说，在新政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并与旧政权作坚决斗争的情况下，民主派才给它以支持。——28。
[28]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即《新苏黎世和瑞士商业报》（《Neue Zürcher Zeitung und Schweizerisches Handelsblatt》），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1780年起在苏黎世出版，1821年以前称《苏黎世报》。该报是瑞士最有影响的报纸。——28。
[29] 《民族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日报），1848—1938年在柏林出版。从1914年起改称《八小时晚报。民族报》。——28。
[30]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书并未说苏维埃授权亚·费·克伦斯基参加临时政府，因为执行委员会已于3月1日（14日）通过决议不派“民主派代表”参加政府。《时报》是根据它的记者的报道这样写的。实际情况是，3月2日（15日）苏维埃通过决定，“在少数人的抗议下”同意克伦斯基自行加入政府担任司法部长。——29。
[31] 指联络委员会。
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
列宁是根据外国报纸的报道获悉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监督临时政府的专门机构的。他起初对这件事持肯定态度，但同时指出，只有经验才能证明设立这样的机构是否正确。——29。
[32]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3。
[33]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33。
[34] 出典于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把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过路客强按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材比床长的就剁去腿脚，比床短的就抻拉身躯。——43。
[35]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就任命了十月党人米·亚·斯塔霍维奇为芬兰总督，立宪民主党人费·伊·罗季切夫为芬兰事务部长（亦称委员）。3月8日（2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批准芬兰大公国宪法及其全面生效的宣言》，承认芬兰有自治权，但芬兰议会通过的法律须经俄国政府批准，战时强加给芬兰人并与芬兰立法相抵触的法律在整个战争时期仍继续有效。临时政府要芬兰议会把俄国公民同芬兰公民在工商业方面一律平等这一条列入宪法，而这种权利并不为过去的芬兰法律所承认，它是沙皇政府强制实行的。临时政府拒绝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解决芬兰的自决问题，引起了同芬兰的尖锐冲突。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18日（31日），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完全独立。——45。
[3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于1916年夏写成，6月19日（7月2日）经巴黎寄给了彼得格勒孤帆出版社。根据马·高尔基的倡议，孤帆出版社当时准备出一套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情况的通俗丛书。丛书的主编是当时在巴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列宁就是通过他同出版社联系的。高尔基在1916年9月29日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信里说，列宁的这本书“的确很出色”，可单独出版。然而孤帆出版社编辑部却极力反对列宁对卡·考茨基的叛徒立场的批判，对列宁的书稿作了重大的修改，删去了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并歪曲了列宁的许多提法。这本书于1917年中刊印，附有列宁4月26日写的序言。
孤帆出版社是马·高尔基1915年在彼得格勒创办的，存在到1918年。
《年鉴》杂志（《Летопис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由马·高尔基创办。1915年12月—1917年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杂志撰稿人中有原布尔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弗·亚·巴扎罗夫和亚·亚·波格丹诺夫，也有孟什维克。杂志文学栏由高尔基负责。——47。
[37] 104人土地纲领是指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13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实施。——53。
[38]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54。
[39] 列宁原来打算在《远方来信》的第四封信里，以后又打算在第五封信里谈修改党纲问题，但是，这两封信都研究了其他问题。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就成了列宁回国以后撰写的有关党纲问题著作的基础（参看本卷第474—478、481—493页）。列宁后来对要点作了一些补充（补2、补5和标有“＋”号的几点）。要点末尾的几句话是写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56。
[40] 指列宁1907年底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该书曾于1908年在彼得堡刊印，但还在印刷所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个孤本。1917年，该书第一次出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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