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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7卷 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87] （不早于1915年11月17日〔30日〕） 一第二国际真的破产了吗？它的最有威望的代表人物，如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矢口否认这一点。除联系中断而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切正常；这就是他们的看法。 为了弄清真相，我们不妨看一看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恰恰是针对这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并且是由世界所有社会党通过的。应当指出，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敢从理论上否认对每次战争必须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 现在，当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机会主义者，还是考茨基派，都既不敢否定巴塞尔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来检验一下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宣言会使他们这两伙人都丑态毕露。 宣言中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谈到区分什么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也没有一个字谈到德国和四协约国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注：这里所指的不是考茨基在德国的那些信徒个人，而是指国际上这一类冒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动摇于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但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机会主义的遮羞布而已。］现在在街头巷尾向世人反复鼓吹的那一切。宣言也不可能谈到这些东西，因为它所谈的东西，是绝对不会使用这些概念的。宣言十分具体地指出了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这些冲突几十年来一直在准备着这场战争，它们到1912年已经充分而明确地显露出来，并且在1914年导致了战争。宣言明确提到俄奥两国因争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英、法、德三国（所有这三个国家！）因“在小亚细亚实行侵略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奥意两国因争夺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权”而引起的冲突，等等。宣言把所有这些冲突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这就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引起的冲突。这样，宣言十分清楚地确认这场战争具有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保卫祖国是容许的思想成了理论上荒谬、实践上可笑的东西。鲨鱼相斗，为的是吞食别人的“祖国”。宣言根据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作出了必然的结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这场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野心”而准备的。如果工人“互相残杀”，那是“犯罪行为”。宣言就是这样说的。 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是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的资本主义已面临崩溃的前夜，已成熟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地步了。1789—1871年这个时代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脱外国奴役。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容许“保卫祖国”，即保卫祖国不受压迫。这个概念现在也还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可是要把它应用于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应用于决定谁能更多地掠夺巴尔干国家和小亚细亚等等的战争，那是荒谬的。因此无怪乎在这次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象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避开巴塞尔宣言。因为宣言证明，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实质就是：即使在“自己”祖国的行为是为了奴役别人的祖国的时候，还是要保卫“自己的”祖国。 认为这场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会得出一种策略，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则会得出另一种策略。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第二种策略。战争“将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必须“利用”这种危机——不是为了缓和危机，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相反，是为了“激发”群众，为了“加速资本家的阶级统治的崩溃”。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宣言认为：社会革命已有可能，它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它将正是随战争而到来。宣言举了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例子，即举了群众罢工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宣告说，“统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人象考茨基那样，硬说社会党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当时并未详细说明，这是撒谎。这个问题在巴塞尔大会上不仅讨论过，而且作出了决定，会上通过了进行革命无产阶级群众性斗争的策略。 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某些领袖的言论或个别党的决议，这是令人愤慨的伪善态度，因为第一，这些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发表的；第二，这些并不是全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决议；第三，这些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唯独不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说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欧洲各大国间的民族战争时代已经被它们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所代替了，巴塞尔宣言当时必须首先正式承认这个事实。 如果认为对巴塞尔宣言可以不作这样的评价，认为它是一纸空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就错了。这个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想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这个宣言不过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所进行的巨大宣传工作的结果，不过是社会党人用各种语言向群众发表的几十万字的演说、文章和呼吁书的总结。宣言只是重申了例如茹尔·盖得在1899年写过的东西，当时他抨击了社会党人在战时参加内阁的政策并谈到由“资本主义掠夺”引起的战争（《警惕！》第175页）；宣言只是重申了考茨基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过的东西，当时他在这本书里承认“和平”时代已经结束，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把巴塞尔宣言说成是空话或错误，那就是把社会党最近25年来的全部工作说成是空话或错误。通过宣言与不实行宣言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使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感到受不了，是因为这暴露了第二国际工作中极其深刻的矛盾。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滋养了机会主义——起初是作为一种情绪，后来作为一种思潮，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支配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是因为他们赌咒发誓，担保全部“和平”工作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这个矛盾是一个脓疮，它迟早是要破裂的，结果也真的破裂了。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是象考茨基及其一伙所做的那样，为了“统一”（与脓“统一”）而设法把脓再挤回机体中去，还是为了促进工人运动的机体的完全健康而尽快地和尽量细心地把脓清除，虽然这样做会引起一时的剧痛。 那些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并在1914—1915年间主张保护祖国的人显然背叛了社会主义。只有伪君子才会否认这一事实。对于这一事实应当加以说明。 二如果把全部问题看成是个人的问题，那是荒谬的。考茨基问道（1915年5月28日《新时代》杂志）：既然象普列汉诺夫和盖得这样一些人都如此这般，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四协约国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说（《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5年苏黎世版第21页）：既然考茨基都如此这般，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是一出滑稽剧。为了说明整个运动发生危机的原因，必须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经济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的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的历史的联系。 在1914—1915年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所有大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都是为了瓜分和剥削世界，为了压迫其他民族。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人数不多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 1889—1914年这一整个时代充满着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倾向，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现在，在所有国家里，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也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派别。让我们抛开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惯用的那种把问题推到个人身上的手法。我们来看看派别的情况，看看它们在许多国家中的情况。我们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法国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在前8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的划分是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划分相一致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据点在德国是《社会主义月刊》和列金及其一伙：在英国是费边派和工党（独立工党始终同他们结成联盟，支持他们的机关报，它在这个联盟中始终比社会沙文主义者弱些，而在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占3/7）；在俄国，这一派的代表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现在是《我们的事业》杂志）、组织委员会以及齐赫泽领导下的杜马党团；在意大利是比索拉蒂领导下的改良派；在荷兰是特鲁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所领导的党内多数派；在保加利亚是“宽广派”；在瑞士是格雷利希及其一伙。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从对立的激进派阵营中，发出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相当坚定的抗议声。只有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是例外，不过这里也有国际主义存在，只是力量薄弱。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同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露骨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给了它巨大的力量以及独占合法出版物和欺骗群众的垄断权。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我们党内的现象，那是可笑的。想同大卫、列金、海德门、普列汉诺夫、维伯一起去执行巴塞尔决议，那是可笑的。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就是同剥削其他民族的“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讲统一，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陷于分裂。这并不是说，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办到，这只是说，这种分裂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说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已从“和平的”资本主义进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它已经为这种决裂做好了准备。愿从者天引之，不愿从者天强之。 三资产阶级的聪明的代表人物非常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力称赞现在那些以“祖国保卫者”（即帝国主义掠夺的保卫者）为首的社会党。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对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给以报酬，——不是酬以阁员的职位（在法国和英国），就是让他们享有合法地不受干扰地存在的特权（在德国和俄国）。正因为如此，在社会民主党力量最强大而又最明显地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反革命工人政党的德国，检察机关竟把“少数派”与“多数派”的斗争看作“阶级仇恨的激发”！正因为如此，聪明的机会主义者极力设法使那些在1914—1915年间对资产阶级帮过大忙的旧党保持原先的“统一”。1915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党员用“莫尼托尔”的笔名在反动杂志《普鲁士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值得感谢的坦率精神表达了世界各国的这些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莫尼托尔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继续向右转的话，那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质。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把被屏弃的纲领接过来，而且把它表述得更加激进。”（1915年《普鲁士年鉴》第4期第50—51页） 莫尼托尔说得切中要害。这正是英国的自由党人和法国的激进党人一向要求的：用响亮的革命词句欺骗群众，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桑巴、列诺得尔、列金和考茨基，相信这些能在掠夺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的人。 但是，莫尼托尔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机会主义：露骨的、粗俗的、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隐蔽的、精巧的、“真诚的”机会主义。（有一次恩格斯曾经说过：“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是最危险的……）举个例子来说吧： 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1915年11月26日）上写道：“反对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群众怀有反对情绪。”“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尼·列·〉，阶级矛盾将十分尖锐，以至激进主义将在群众中占上风。”“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尼·列·〉激进分子将纷纷脱离党，而拥护从事反议会的〈？？应该说：议会外的〉群众行动的派别，这对我们是一个威胁。”“这样，我们的党就分裂为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极端。”为挽救统一起见，考茨基竭力劝告帝国国会中的多数派，要他们允许少数派在国会里发表一些激进的演说。这就是说，考茨基想利用在国会内发表的一些激进的演说，使革命群众同与革命“毫无共同之处的”机会主义者调和起来，这些机会主义者早就操纵了工会，现在他们仗着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紧密联盟又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与莫尼托尔的“纲领”在实质上有什么差别呢？除了一些糟塌马克思主义的甜蜜的词句之外，没有任何差别。 考茨基分子武尔姆在1915年3月18日的帝国国会党团会议上“警告”党团不要“做过头，因为工人群众反对党团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也许是印错了吧，应该是“莫尼托尔主义的”）“中派”立场（《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手稿本第67页）。由此可见，早在1915年3月就有人代表全体考茨基分子（即所谓“中派”）承认了群众怀有革命情绪的事实！！然而过了8个半月以后，考茨基却又提出使那些要进行斗争的群众同机会主义的、反对革命的党“调和起来”，而且是要利用一些响亮的革命词句来调和！！ 战争往往有这样的好处，就是暴露烂疮，破除陈规。 让我们把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的考茨基派比较一下。关于费边派，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曾写过一段话：这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左尔格通信集》第390页） 1893年11月11日，恩格斯又写道：“这些高傲的资产者……大发慈悲，要从上面来解放无产阶级，只要它富于见识而能了解到：如果没有这些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悯人的女士们的恩惠，它这样一些愚昧无知的群众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同上，第401页） 在理论上，考茨基瞧不起费边派，正象法利赛人瞧不起可怜的税吏[88]一样。因为他是发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们之间在实践上有什么差别呢？他们都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他们又都象威廉二世对待比利时中立那样来对待这个宣言。而马克思毕生都严厉谴责那些竭力扑灭工人的革命火焰的人。 考茨基拿“超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超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以国际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但是他又补充说：“至于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这样，这个“新阶段”的发明者仅根据对这个“阶段”的想象——尽管他本人也不敢直截了当地宣布它是“能够实现的”——就否定了昨天他自己所作的革命声明，否定了无产阶级在今天，在危机已经开始、战争已经发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难道这不是最卑劣的费边主义吗？ 俄国考茨基派的首领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国际化问题的重心是日常实际工作的国际化”，譬如说，“有关劳动保护和保险的立法应当成为工人国际行动和国际组织的目标”（阿克雪里罗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5年苏黎世版第39—40页）。十分明显，不但列金、大卫、维伯夫妇，甚至劳合－乔治、曼、白里安和米留可夫也会完全赞成这样的“国际主义”的。在谈到遥远遥远的未来时，阿克雪里罗得和在1912年时一样，准备献出各种最革命的词句，说什么未来的国际“将采取掀起革命风暴”的对抗行动（在战争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对付政府）。请看，我们是多么勇敢呀！但是，一谈到现在要支持和推动在群众中已经开始的革命风潮时，阿克雪里罗得却回答道：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策略“在下述情况下也许还有点道理，即要是我们真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譬如说，就象俄国1901年爆发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可是，眼下这一切都是“乌托邦”、“巴枯宁主义”等，这同科尔布、大卫、休特古姆和列金完全是一个腔调。 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忘记了一点，就是在1901年，在俄国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第一次“决战”会在4年（不多不少就是4年）以后到来，而且会仍然“决不出”胜负。然而，当时只有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的，我们嘲笑了号召立刻实行冲击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我们只是劝工人处处都把机会主义者撵走，竭尽全力支持、加强和扩展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欧洲现在的形势与此完全类似。如果号召“立刻”实行冲击，那是荒谬的。但是，身为社会民主党人而不去劝说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想方设法去支持、加深、扩展和加强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那是可耻的。革命从来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而降，而且在革命风潮开始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形成为“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向工人提出的劝告，不过是老一套的、反对革命的陈词滥调。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要群众相信未来的国际一定是个革命的国际，这只是为了现在能维护、粉饰和掩盖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海德门之流这些反对革命的分子的统治。与列金及其一伙保持“统一”是准备“未来的”革命的国际最可靠的办法，这难道还不明白么？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大卫在回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时声称：“想把世界大战变成国内战争是狂妄的”（《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1915年版第172页）。在这个宣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也决不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始终不渝的准备工作。”
（大卫在第171页引用了这段话。）在大卫的书出版的前一个月，我们党曾经发表了几个决议，其中对“经常不断的准备工作”作了如下的解释：1．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支持表示团结的战壕联欢；5．支持一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6页。——编者注］大卫简直和阿克雪里罗得一样勇敢：他在1912年并不认为在战争发生时援引巴黎公社是“狂妄的”。 四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对于革命策略的评价和大卫一样，他把这种策略叫作“梦幻般的闹剧”。但是，让我们听听科尔布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的言论吧，他写道：“实行李卜克内西周围那些人的策略的后果，将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民主党》第50页） 但是，什么是斗争达到沸点呢？那不就是国内战争吗？ 我们党中央的策略大体上是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策略一致的，如果这个策略真象大卫、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考茨基等所说的那样，是“狂妄的”，是“梦想”、“冒险”、“巴枯宁主义”，那它就根本不能引起“民族内部的斗争”，更不要说使斗争达到沸点了。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引起过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事实表明，正是在1915年，正是在战争引起的危机的基础上，群众的革命风潮日益加剧，俄国的罢工和政治示威，意大利和英国的罢工，德国的饥民游行示威和政治示威此起彼伏。这不正是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开始吗？ 要支持、发展、扩大和加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建立秘密组织（没有这种组织，甚至在“自由的”国家里也无法向人民群众说明真相）——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场战争中的整个实际纲领。其他一切，不管用什么样的机会主义的或和平主义的理论来加以粉饰，都是谎言或空话。［注：在1915年3月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我们党中央的妇女代表们曾经指出建立秘密组织的绝对必要性。这一点被否定了。英国的妇女代表们讥笑这个建议，而赞美英国的“自由”。但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却收到了一些开了天窗的英文报，例如《工人领袖》[89]，后来又得到消息说，在那里发生了警察搜查、没收书刊、以及逮捕那些在英国谈论和平而且只是谈论和平的同志并对他们作出严厉判决的事情！］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种“俄国策略”（大卫语）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0月30日在柏林，一个柏林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小册子和传单，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1915年《伯尔尼哨兵报》第271号）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的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是那个在1915年1月27日作报告时大骂建立秘密组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列金，是那个如此反对革命，竟然在11月26日，即在柏林举行万人游行示威的前4天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的考茨基吗！！ 空话已经听够了，象考茨基那样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已经看够了！在第二国际存在了25年之后，在巴塞尔宣言发表之后，工人们再不会相信空话了。机会主义已经过度成熟了，已经作为社会沙文主义最终转到资产阶级营垒中去了，它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它在组织上也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工人已经在要求出版“不受检查的”小册子和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就是说，要求建立秘密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对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不是空话。这种工作尽管会遇到种种困难，尽管会有暂时的失败、错误、迷误和间断，但是，它一定会把人类引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注释： [87]这一篇《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用德文写的，发表于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刊物《先驱》杂志第1期。该杂志共出了两期（1916年1月和1916年4月），正式出版人是罕·罗兰－霍尔斯特和安·潘涅库克。列宁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和把第1期译成法文的组织工作。杂志曾就民族自决权和“废除武装”口号问题展开讨论。——117。 [88]这是基督教圣经里的故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的人设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125。 [89]《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