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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6卷 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 （1915年5月8日〔21日〕） 我们已经说过（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1号），如果《我们的言论报》要人家认真对待它的国际主义，那它至少应当确切地阐明自己的纲领。［注：见本卷第201—205页。——编者注］《我们的言论报》第85号（5月9日），好象回答我们似的，刊载了该报编辑部和巴黎的全体撰稿人的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同时，“编辑部有两位编辑虽然同意该决议的总的内容，却声明他们将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192]这个决议是一个表明政治上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绝妙文献。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国际主义这个词，宣布“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完全划清思想界限”，引述斯图加特决议和巴塞尔决议。不用说，愿望是好的。只是……只是有一股说空话的味道，因为真正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真正“完全”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正如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把一切类型的资本主义剥削统统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样。但是能够而且应当同几种主要的社会民族主义，如普列汉诺夫的、波特列索夫（《我们的事业》杂志）的、崩得的、阿克雪里罗得的、考茨基的社会民族主义明确划清界限。决议许诺的东西太多，但是一点也不兑现；决议威胁说要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完全划清界限，但是连最主要的几种社会民族主义的名称也怕说出来。 ……在英国议会里，直呼名字是不礼貌的，通常只是讲“阁下”和“某某选区的尊贵的议员”。“我们的言论派”是些多么出色的英国迷，多么文雅的外交家啊！他们如此优雅地回避问题的实质，如此彬彬有礼地用各种掩饰自己思想的提法来款待读者。他们宣布同所有的组织，“只要是实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原则的”，都保持“友好关系”（正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所说的：真是地道的基佐[193]）。……但是他们却恰恰是同那些不实行这些原则的人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的言论派愈是不愿意也不能够“划清思想界限”，也就愈是庄严地宣布要这样做。而“划清思想界限”，就是要弄清社会民族主义从何而来，它为什么有力量，怎样同它斗争。社会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叫作社会民族主义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族主义者。他们竭力而且不得不竭力用假名来掩饰自己，蒙蔽工人群众，消灭自己同机会主义的联系的痕迹，掩盖自己的叛变即事实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同政府和总参谋部结成联盟的行径。社会民族主义者有这种联盟作为靠山，又控制了所有的阵地，所以现在比谁都更起劲地叫嚷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斥责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搞分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最近发出的反对《光线》（《Lichtctrahlen》）[194]和《国际》（《Die Internationale》）这两家真正国际主义的杂志的正式通告）。这两家杂志既不须要宣布同革命者建立“友好关系”，也不须要宣布“同一切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完全划清思想界限”；他们直截了当地着手划清界限，弄得“一切类型的”机会主义者全都暴跳如雷，这就说明他们打中了要害。 而《我们的言论报》呢？ 它是跪在地上反对社会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揭穿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潮辩护的最危险的人物（如考茨基），并没有向机会主义宣战，而是相反，对它默不作声，既不采取也不指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以便使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可耻的爱国主义的桎梏。《我们的言论报》说，不一定要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人统一，但也不一定非要同他们分裂不可。这实际上是向机会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然而它同时又作出一个漂亮的手势，这个手势既可理解为向机会主义者怒气冲冲地发出威胁，也可理解为向他们招手致意！那些老奸巨猾的机会主义者懂得左的词句和温和的实践相结合的价值，他们很可能用和那两位编辑差不多的话来回答《我们的言论报》的决议（如果非要他们回答不可）：“总的内容”我们是同意的（因为我们根本不是社会民族主义者，绝对不是！），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不同的意见”。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 一谈到俄国，《我们的言论报》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就彻底破产了。 决议声称：“党在前一个时期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在俄国联合起来的。”这句话应当理解为：工人党同合法主义取消派当时是不可能联合起来的。这就是间接承认那个为了拯救取消派而结成的布鲁塞尔联盟已经破产。为什么《我们的言论报》害怕直截了当地承认这种破产呢？为什么它害怕向工人公开说明这种破产的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联盟的破产事实上证明了这个联盟所有参加者所实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言论报》想同两种（至少是两种）“类型”的社会民族主义，即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希望恢复布鲁塞尔联盟的崩得分子和组织委员会（阿克雪里罗得）保持“友好关系”呢？ “新的条件……正在破坏旧的派别立足的基础……”
是不是刚好相反呢？新的条件丝毫没有消除取消主义，甚至没有动摇取消派的基本核心（《我们的曙光》杂志），——尽管发生了各种个人的动摇和倒戈——反而加深和加剧了同这个核心的分歧，因为它已经不单单是取消派的核心，而且成了社会民族主义的核心！《我们的言论报》回避这个使它不愉快的取消主义问题；它说，旧的被新的破坏了，但是对于旧的……取消派又立足于新的即社会民族主义的基础却讳莫如深！可笑的遁词！对于《我们的曙光》杂志，可以不提了，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对于《我们的事业》杂志，也可以不提了，这大概是因为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马斯洛夫之流在政治上可以被看作新生婴儿……但是，《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们不但想把波特列索夫之流看作新生婴儿，而且还想把自己也看作新生婴儿。请听： “过去建立起来的派别集团和跨派别集团，在目前这个过渡时期依然是在组织上团结（虽然是极不完善地）先进工人的唯一〈请注意！〉据点。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言论报》认为，它在团结国际主义者方面的主要活动的利益，既不容许它直接或间接地在组织上服从党内某一个旧的集团，也不容许人为地把自己的同道者结成一个政治上与各旧的集团相对立的单独的派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该怎样理解呢？因为新的条件正在破坏旧的集团，所以，我们认为唯有这些集团才是现实的！因为新的条件要求重新划分集团，不是按取消主义而是按国际主义来划分，所以，我们不能联合国际主义者，认为那是“人为的”！政治上的无能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言论报》在宣传了200天国际主义之后，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完全破产：对旧的集团我们不“服从”（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吓人的字眼？为什么不用“参加”，不用“支持”，不用“赞同”呢？），新的集团我们也不建立。我们要照旧在各取消主义集团里过日子，“服从”它们，而让《我们的言论报》依然充当一块漂亮的招牌，或者任它在国际主义空谈的花园里作逍遥的游逛。《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只管去写，《我们的言论报》的读者只管去读吧！ 我们谈了200天的国际主义者的团结，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什么人，甚至连我们自己，连《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和撰稿人，我们也不能团结，而只好宣布这种团结是“人为的”。这对于波特列索夫、崩得分子、阿克雪里罗得是多么大的胜利啊！这种欺骗工人的手法是多么巧妙啊！正面是真正非派别性的、摆脱了过时的旧的集团的《我们的言论报》的动人的国际主义词句，而背面则是团结的“唯一”据点，旧的集团…… 《我们的言论报》现在表现出来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拼命在字面上回避现实中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必然结果。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这种关系表现为取消派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杂志）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斗争。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195]上恢复的，通过第四届国家杜马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6]得到巩固，通过1912—1914年的真理派各报的活动得到加强，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作为代表。这个党与同样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爱国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同取消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思潮斗争的继续。我们这个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欧洲大战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所证实，也为《我们的言论报》又一次即一千零一次实行非派别性团结的这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经验所证实。《我们的言论报》的这个尝试完全失败了，这就证明伯尔尼会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关于“空泛的”国际主义者的决议［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是正确的。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既不愿意瞒着工人留在旧的、取消派的集团里面，也不愿意站在任何集团之外。他们一定会走到我们党这方面来。
注释： [192]《我们的言论报》第85号刊载的这一决议阐述了该报编辑部的任务和政治立场。提出不同意见的两位编辑是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德·扎·曼努伊尔斯基。——[209]。 [193]真是地道的基佐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是书中人物Ｃ城省长对沙皇政府的枢密顾问、御前侍从西皮雅京的评语，意思是真够奸诈的。 弗·基佐是19世纪法国反动政治家，极力维护法国金融贵族利益。——[210]。 [194]《光线》杂志（《Lichtsrahl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月刊），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尤·博尔夏特任该杂志主编，参加杂志工作的还有安·潘涅库克、安·伊·巴拉巴诺娃等人。——[210]。 [195]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有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213]。 [196]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在1912年秋进行的。1912年1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就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作出了专门决定。会后不久，各地党组织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展开了竞选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对群众做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且同沙皇政府当局的横暴压迫和取消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取得了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完全胜利，囊括了全部6名杜马代表名额。选派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的6个工业省里的工人总数超过了100万人，而选派孟什维克参加杜马的几个省总共只有136000名工人。布尔什维克利用了选举运动来巩固党的组织。例如在莫斯科省，大多数企业被分割成零碎分散的选举单位，但党支部的领导人都被选为初选人或复选人。通过参加选举的会议，他们比较容易地建立了联系，并重建了莫斯科地区的组织，而这一组织便成了布尔什维克中部工业区区域组织的核心。——[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