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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6卷 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战争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同所有的危机一样，社会主义运动的这次危机，更加深刻而明显地暴露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撕去了许多骗人的假面具，以最清晰最鲜明的形式表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什么已经腐朽和衰亡，什么是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胜利的保证。 几乎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原来的派别划分，不说是已经过时，至少也是发生了变化。当前首要的是在战争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即分为“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两个名词我们是从《我们的言论报》第42号的社论中借用的，我们暂且不谈该不该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对比来对这两个名词加以补充说明的问题。 问题当然不在于名称。对当前基本的派别划分的实质，《我们的言论报》是说得对的。它写道：国际主义者“对于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社会爱国主义是一致抱否定态度的”……编辑部号召“现在各个分散的集团”，“至少在一件事情上达成协议，联合起来，即一致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对目前的战争、对俄国社会爱国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不光是写文章，而且还写信给我们和组织委员会，建议在他们的参加下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我们在回信中指出，必须“澄清几个先决问题，以便确定我们之间在基本问题上是否一致”。我们主要谈了两个先决问题：（1）要揭露“假冒俄国先进无产阶级意志”（《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语）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编辑部指的是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和拥护X．Y．Z．杂志[187]的彼得堡取消派著作家的著名集团），单凭宣言是不行的。必须作长期的斗争。（2）把组织委员会算作“国际主义者”根据何在？ 另一方面，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把他们给《我们的言论报》的答复的副本寄了一份给我们。这个答复的大意是：绝不容许“事先”挑选一些集团，“排斥另一些”集团；“凡是战前参加过……社会党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党的各中央机关和集团的国外代表，都应当被邀请参加协商”（1915年3月25日的信）。 由此可见，组织委员会根本拒绝只由国际主义者进行协商，它希望也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协商（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这两派的代表曾经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内尔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约诺夫报告[188]以后通过的决议（它清楚地表达了最左的或者说国际主义的崩得分子的这位代表的观点）也是这个精神（《我们的言论报》第53号）。 这个决议对于说明国外许多人所寻求的“中间路线”，是非常典型、极有价值的。它一方面表示赞同《我们的言论报》的“原则”，但同时又声明不同意《我们的言论报》的立场，即“主张在组织上划清界限，只联合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坚持历史地形成的各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分裂”。内尔维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认为，“《我们的言论报》对〈这些问题〉的片面的解释”，“对于弄清有关重建国际的各种任务极为有害”。 我们已经指出，组织委员会的正式代表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是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我们的言论报》无论在报刊上或在通信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们还指出过，崩得的立场也是如此，只是亲德沙文主义的色彩较浓一些而已。内尔维的决议尽管是间接地、然而非常重要地在事实上重申：它宣布仅仅联合国际主义者是有害的，是制造分裂。问题提得这样明白，值得称赞。 组织委员会的回答更清楚，它不是转弯抹角地而是直截了当地、正式地表示了态度：协商不能撇开社会爱国主义者，而必须同他们一起进行。 我们应当感谢组织委员会，它向《我们的言论报》证实了我们对组织委员会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言论报》联合国际主义者的整个想法都落空了呢？不，只要有思想上的一致和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真诚愿望，任何协商的任何失败都阻挡不住国际主义者的联合。《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拥有日报这样一个有力的工具。它可以做一些比协商和发表宣言更加有效和切实得多的事情，它可以邀请各个团体，并且自己马上动手（1）对国际主义的内容（因为王德威尔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伦施、亨尼施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对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的破产、对同社会爱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和方法等问题，作出充分的、确切的、毫不含糊的、十分清楚的答复；（2）聚集力量，不但在国外，而且主要是在俄国国内，为捍卫一定的原则进行严肃的斗争。 确实，有人难道敢于否认，国际主义要战胜社会爱国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吗？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政治流亡者的历史（和30年来社会民主党流亡者的历史）难道没有表明，如果得不到俄国国内一定的社会阶层的持久的运动的支持，在国外的一切宣言、协商等等，都是没有效力、没有意义的空中楼阁吗？目前的战争难道不也在教育我们，一切不成熟的或腐朽的东西，一切陈腐的或外交手腕式的东西，都是一触即溃的吗？ 战争进行8个月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各个中央机关、集团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派别已经同他们能够并愿意与之协商的人协商过了，已经“发表了宣言”，即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同了，更接近于采取实际行动了。少轻信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和协商，多花点精力来给著作家、宣传工作者、鼓动工作者、一切有头脑的工人写出一些他们不会不理解的确切的答复和建议吧。更加明确而坚定地去聚集力量进行长期的工作，以实现这些建议吧。 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得到的很多——它拥有日报！——如果它连这个“最低纲领”也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它就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再补充一点：正好在5年以前，在1910年5月，我们在我们的国外报刊上指出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件事要比许多很“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的协商和宣言更“有影响”，这就是在俄国国内，那个Ｘ．Ｙ．Ｚ．杂志的合法派著作家联合成为一个集团的事件。5年来，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史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5年来的事实表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表明俄国有了一个社会核心来团结民族主义自由派（“欧洲”式的！）工人政党的分子吗？我们现在看到，在俄国，除了《保险问题》杂志[189]以外，公开讲话的只有这一个派别，即《我们的事业》杂志、《工人保险》杂志、《北方呼声报》[190]、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从这个情况得出什么结论呢？ 再说一遍：少轻信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论，多拿出一点勇气来正视严峻的政治现实吧！
注释： [187]指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见注135）。——[202]。 [188]指崩得分子约诺夫（费·马·科伊根）于1915年3月底在内尔维作的题为《恢复国际的组织方法》的报告。——[202]。 [189]《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13年10月26日（11月3日）—1914年7月12日（25日）和1915年2月20日（3月5日）—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和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204]。 [190]《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 год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周报），1915年1—3月在彼得格勒出版。——[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