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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6卷 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 （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近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它对整个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此，很清楚，不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就不可能自觉地即批判地对待现在盛行的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第一个问题，1909年出版并译成许多种欧洲语言的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可以作为回答。这本小册子最完整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为有利地（指他们不负众望而言）阐述了对当今时代各项任务的看法，而且是出自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著作家的手笔。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重提一下这本小册子；鉴于现在人们经常可耻地抛弃那些“已被忘记的言论”，我们这样做就显得更加必要。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小册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这不仅是指蒸汽机是革命的这样一种革命含义，而且“还指另外一种革命含义”。它主张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在嘲笑那些“怀疑革命的人”时写道：“当然，在进行任何大的运动和起义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只有傻瓜才会在斗争到来之前就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不考虑到胜利的可能性，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不论在战时或战后，都可能因战争而引起革命。究竟什么时候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会导致革命，这是无法确切断定的，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或者在战时，或者战争一结束，战争引起的革命一定会爆发”。没有比“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庸俗的了。“没有比下面这样一种意见更错误的了：认识到经济的必然性就意味着削弱意志。”“意志，作为斗争的愿望，决定于：（1）斗争的代价；（2）力量感；（3）实际的力量。”当有人试图（例如在《前进报》上）用机会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有名的导言[109]时，恩格斯非常气愤，并且认为这造成一种“可耻的”印象，因为这把他变成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场斗争也许要延续几十年，这点我们无法知道，但是，“这场斗争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不能在西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一定会大大地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的成分在增长：1895年，1000万德国选民中，有600万无产者和350万与私有制利益相关者。到了1907年，后者增加了3万，而前者增加了160万！所以“当革命的动乱时期到来的时候，运动前进的速度就会一下子大大加快”。阶级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尖锐化了，物价飞涨，帝国主义的竞争和军国主义猖狂起来。“革命的新纪元”正在临近。“要不是战争比武装的和平更接近革命这一抉择”，赋税的剧增“早就导致战争了，而这是除革命之外的唯一抉择……”“世界大战已经十分迫近；而战争也就意味着革命。”早在1891年，恩格斯曾经有理由担心德国发生过早的革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6—187页。——编者注］，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情况已经大大改变了”。无产阶级“已经不会再说过早的〈黑体是考茨基用的〉革命了”。小资产阶级很不可靠，愈来愈敌视无产阶级，但是在危机的时代，他们“能够大批地转到我们这方面来”。关键在于社会民主党要“继续保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毫不妥协”。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革命的时期。 这就是考茨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整整5年以前所写的。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样子，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它过去答应要成为的样子。这就是可以而且应当受到尊敬的那种社会民主党。 请看这位考茨基现在写些什么吧。下面就是他在《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这篇文章中所发表的一些重要论点：“我们党对于党在战时应如何行动的问题的讨论，比对于如何防止战争的问题的讨论要少得多……”“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战争时期最不宜于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现在的实际问题是：是本国获胜还是失败。”在各交战国的政党之间，可以就反战行动达成协议吗？“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在实践中试验过。我们是一向对这种可能性提出异议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他们都保卫祖国）……“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说同等的义务来保卫祖国，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当责备另一个民族这样做”……“国际破产了？”“党在战时不再坚决捍卫党的原则了？”（《新时代》杂志同一期上梅林的话[110]）这是错误的看法……这种悲观主义没有任何根据……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原则的一致仍然存在……不遵守战时法律“只会使我们的报刊被查禁”。遵守这些法律“并不意味着不再捍卫党的原则，正象我们党的报刊过去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把达摩克利斯剑[111]的威胁下进行工作的情形一样”。 我们特意将原文引出，因为人们很难相信考茨基会写出这样的东西。人们很难在书刊中（彻头彻尾的叛徒的“书刊”除外）找到这样洋洋自得的卑鄙行为，这样无耻的……背弃真理的行径，这样不体面的遁词，用这些遁词来掩饰最明显地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正是就可能爆发象现在这种性质的欧洲大战而一致通过的（例如在斯图加特，特别是在巴塞尔）明确的国际决议！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考茨基的论据并试图加以“分析”，那将是对读者的不敬，因为，欧洲大战在许多地方虽同单纯的“小规模的”反犹暴行不一样，但是为参加这场战争作辩护的“社会主义”论据，却同为参加反犹暴行作辩护的“民主主义”论据完全相似。对于为反犹暴行作辩护的论据，人们无须作什么分析；只要点出这些论据，就可以使提出这些论据的人在全体觉悟的工人面前出丑。 但是读者会问，第二国际最大的权威，曾经维护过本文开头时所引用的观点的著作家，怎么会堕落到这种“比叛徒还坏”的地步呢？我们将回答说：只有那些认为——也许是无意识地——实质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认为不难“原谅和忘却”等等的人，即从叛徒的观点看问题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但是，谁要是严肃而真诚地信仰社会主义，赞同在本文开头所阐述的那些观点，那么，他对于“《前进报》已经死亡”（尔·马尔托夫在巴黎的《呼声报》上的用语）和考茨基“已经死亡”，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在发生种种世界性的大转折的时代，个别人物的垮台是不足为奇的。考茨基虽然有过大功劳，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能立刻采取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不妨回想一下他在米勒兰主义[112]问题上的动摇）。 而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时代。恩格斯于1891年为我们革命者在所谓和平立宪发展时期应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的观点辩护（十分正确地辩护）时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编者注］恩格斯的意思十分清楚：我们觉悟的工人将开第二枪，因为现在利用资产阶级自己破坏它所建立的合法基础的时机从选举过渡到“开枪”（即国内战争），对我们更为有利。1909年考茨基也发表过一切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同意的意见，他说：现在欧洲的革命不会是过早的革命，战争就意味着革命。 但是，几十年的“和平”时代自然不会不留下痕迹。它使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在一切国家中形成，使机会主义在议会、工会、新闻等各界“领袖人物”中占了优势。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对机会主义的长期和顽强的斗争，因为整个资产阶级为了腐蚀和削弱革命无产阶级都在千方百计地支持机会主义。同一位考茨基15年前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之初曾经写道：如果机会主义由一种情绪变成一个派别，分裂就会提上日程。至于在我们俄国，创建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火星报》[113]，1901年初在该报第2号的《在20世纪的门槛上》一文中就曾写道，20世纪的革命阶级（和18世纪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一样）有自己的吉伦特派和自己的山岳派[114]。 欧洲大战意味着最严重的历史性的危机，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战争也同任何危机一样，使潜伏于深处的矛盾尖锐化和表面化，它扯掉一切虚伪的外衣，抛弃一切俗套，破坏一切腐朽的或者说已经完全腐败了的权威。（附带指出，这就是一切危机的有益的和进步的作用，这种作用只有那些崇拜“和平演进”的蠢人才不了解。）第二国际在25年或者说45年来（这要看是从1870年还是从1889年算起），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力量进行预备性的、初步的、最基本的组织方面，做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而死亡了，被战胜了，——与其说是被克卢克之流的将军们所战胜，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所战胜。现在，就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115]。现在，就让那些头脑空虚而又爱管闲事的人（即使不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好要阴谋的走狗）去“绞尽脑汁”把王德威尔得、桑巴和考茨基、哈阿兹拉到一起吧，这使我们好象又看到了那位伊万·伊万内奇，他因为骂伊万·尼基佛雷奇是“公鹅”，而不得不由朋友们把他“推”去同仇人讲和[116]。国际并不是一些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写些虚伪的、吹毛求疵的决议，这些人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德国社会党人要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为了保卫祖国”而向法国工人开枪的号召辩护，法国社会党人要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为了保卫祖国”而向德国工人开枪的号召辩护！！！国际是那些在我们的艰难的日子里能够以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也就是说，能够积聚自己的力量向自己“祖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开第二枪”的人（首先从思想上，然后到一定的时候也从组织上）互相团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须要作充分的准备和巨大的牺牲，而且难免会有失败。但正因为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只能同那些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不怕同沙文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维护者彻底决裂的人一起从事这项工作。 为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恢复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沙文主义的国际做得最多的，首先是潘涅库克这样的人。他在《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写道：“如果领袖们聚会是试图调和意见分歧，那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让我们坦白地说明真相吧：战争不是在明天就是在后天，反正要迫使我们去这样做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三个派别：（1）彻底奉行机会主义政策的沙文主义者；（2）机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些人在各个国家内都已经开始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大部分已被机会主义者所击败，但是“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并且能够进行以国内战争为目标的革命工作；（3）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的人。这些人现在跟着机会主义者跑，他们假惺惺地企图用仿佛是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是闹着玩的呢！）观点来为机会主义作辩护，因而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危害。在陷入这第三个派别而不能自拔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可以挽救，还可以回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但是他们一定要奉行这样的政策，即最坚决地同第一个派别决裂，同一切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保卫祖国”、“服从战时法律”、满足于合法性、放弃国内战争作辩护的人决裂。只有采取这种政策的人，才能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国际。至于我们，我们在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运动的领导成员建立联系，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并确认我们之间意见基本一致之后，可以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代表我们党声明：只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工作才是党的工作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德国社会民主党会出现分裂，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十分可怕的思想。但是，客观情况定将表明：或者是将发生这种极不寻常的事情（在1914年7月社会党国际局上一次会议[117]上，阿德勒和考茨基竟声明说，他们不相信奇迹，因而也不相信会有欧洲大战！），或者是我们将亲眼看到先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痛苦地腐烂。对于那些太惯于“相信”（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我们只想在结尾时再提醒他们一下：连过去许多年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反对我们的人，现在都逐渐在接受可能出现这种分裂的思想了。例如，尔·马尔托夫在《呼声报》上写道：“《前进报》已经死亡”；“一个宣布放弃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最好还是公开承认现实，暂时解放自己的组织，停办自己的机关报”。再如，据《呼声报》报道，普列汉诺夫在一次讲演中也说：“我是非常反对分裂的，但是，如果为了组织的完整而牺牲原则，那么，宁可分裂也不要保持虚假的统一。”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是针对德国激进派说的，可是，他看得见德国人眼里的草屑，却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这是他个人的特色。通过最近10年来普列汉诺夫所表现的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我们都已经太熟悉他的这种个性了。但是，既然连具有这种个人的……怪癖的人也开始谈论起德国人的分裂，那么，这真是时代的特点了。
注释： [109]指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单行本写的。 在《导言》随单行本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强调“帝国国会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局势紧张”，坚持要求恩格斯把其中“过分革命的调子”改得温和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委会的意见，在校样中作了某些删改。这样做虽使原稿受到一些损害，但没有影响整个《导言》的革命精神。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却企图根据这篇《导言》把恩格斯说成是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和平途径夺取政权的人。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删改稿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用以证明恩格斯无条件地主张“守法”。恩格斯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极为愤慨。4月1日恩格斯给卡·考茨基写信，要求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整个《导言》（删改稿），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这样，在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单行本出版（4月中旬）前不久，《新时代》杂志提前发表了《导言》的删改稿。 《导言》的全文于1930年在苏联首次发表。——[101]。 [110]引自弗·梅林《1870年战争回忆》一文。该文刊登在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上。——[102]。 [111]达摩克利斯剑意为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命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如坐针毡，赶快祈求国王恩准离座。——[103]。 [112]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 1900年9月23—27日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米勒兰主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由于特别重要的情况“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利用这一条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辩护。——[104]。 [113]《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104]。 [114]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 《在20世纪的门槛上》一文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104]。 [115]就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这里借用这句话说明要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105]。 [116]伊万·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雷奇（即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伊万·伊万诺维奇竟骂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一只真正的“公鹅”（意思是狂妄自大的蠢人）。在一次市长举行的宴会上，朋友们按照当地通行的调解习惯，设法将他们俩推到一起，使他们握手言和。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105]。 [117]指1914年7月29日即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次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