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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6卷 卡尔·马克思 （1914年11月） 序言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编者注］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马克思·卡尔 1818年公历5月5日生于特里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这个家庭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攻读法学，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左派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圈子，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拒绝让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剥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资格，这样就迫使马克思放弃了当学者的前程。当时左派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是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哲学原理》于1843年问世。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这些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即左派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编者注］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86]（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书目［注：见本卷第83—95页。——编者注］）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87]。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她订了婚。燕妮出身于一个反动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在1850—1858年这个最反动的时期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赴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左派黑格尔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流亡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一起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德法年鉴》杂志[88]只出了第1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第460页。——编者注］；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到巴黎小住数日，他从这时起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极其热情地投入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特别有影响，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尖锐斗争中创立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作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89]，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90]爆发时，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并于三月革命[91]后，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科隆。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92]；马克思任该报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态的发展极好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理论。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到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93]后又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移居伦敦，直到去世。 流亡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1913年出版）[94]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和所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迫使马克思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各种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95]）。马克思竭力避开流亡者的圈子，写了一些历史著作（见书目）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这两部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50年代末和60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96]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公告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共同行动的轨道，并同所有这些派别和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从而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订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对它曾经作过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有影响的、革命的分析（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失败之后，在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之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97]以后，马克思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为紧张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他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为此大量收集新的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语），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去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静静地长眠于他的安乐椅中。他被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息在妻子的身边。马克思的子女，有几个由于当时家境十分贫困，在童年时便死于伦敦。三个女儿爱琳娜、劳拉、燕妮，分别嫁给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艾威林、拉法格、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 哲学唯物主义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注：同上，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65、38—39、27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注：同上，第21卷第315页和第316页。——编者注］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注：同上，第318页。——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页。——编者注］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注：同上，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注：同上，第3卷第4—6页。——编者注］。 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可以说唯有马克思和我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和第25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同上，第21卷第337—338、308、337页。——编者注］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同上，第20卷第28页。——编者注］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页。——编者注］。） 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注：同上，第21卷第322页。——编者注］。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注：同上，第31卷第236页。——编者注］）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阶级斗争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466页。——编者注］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同上，第475页。——编者注］。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 价值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一位旧经济学家[98]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注：同上，第53页。——编者注］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注：同上，第62页。——编者注］：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编者注］ 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Ｔ（商品）——д（货币）——Ｔ（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д——Ｔ——д，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加叫作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销，而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14—17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19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基本的典型的特征揭示得多么深刻，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足以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中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也都显示了出来。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作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这种过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使资本有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锁钥，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来。原始积累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32页。——编者注］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Ⅱ）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注：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而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只是与资本的可变部分之比）当然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挡或者说抵销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再转述《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理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又全被各个业主所占有，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者说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力的差别，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这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转移而产生的。实则相反，也有逆向的转移，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别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那个出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利润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的完全自由，是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流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土地所有者作为垄断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而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会导致在农业中更彻底更充分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接近于“触动”当代另一种特别重要和特别“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上，第86—8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6—270、276—277页。——编者注］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较富裕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农奴自己又拥有农奴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独立经营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佃者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3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0页。——编者注］“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注：同上，第23卷第815—816页。——编者注］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5页。——编者注］。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注：同上，第7卷第98页。——编者注］。“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注：同上，第8卷第220页。——编者注］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同上，第7卷第97页。——编者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同上，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同上。——编者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注：同上，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注：同上，第552—55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个转变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上的执行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培养的无产阶级。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准备新的因素来建立这种联系，使工业同农业在自觉运用科学和合理组织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重新分布人口（既消除农村的荒僻、与世隔绝和不开化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资本主义对父权制家庭的瓦解，必然采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工人由各种年龄的男女搭配组合而成，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注：同上，第530页。——编者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注：同上，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注：同上。——编者注］。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注：同上，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同上，第21卷第198页。——编者注］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小农的态度问题，必须举出恩格斯表达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杂志。）［注：《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581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早在1844—1845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还远远没有收齐，没有汇集在一起，没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最一般最简短的评介，着重说明，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象“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8页。——编者注］。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编者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注：同上，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注：同上，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注：同上，第344—34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注：同上，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注：同上，第338页。——编者注］；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99]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注：同上，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注：同上，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注：同上，第35卷第19页。——编者注］。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页。——编者注］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00]的政党”［注：同上，第50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注：同上，第6卷第126页。——编者注］。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注：同上，第127页。——编者注］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注：同上，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注：同上，第58页。——编者注］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353、370、419页和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编者注］。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注：同上，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注：同上，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01]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注：同上，第34卷第54—55、64—65、89—90、101—102、105页。——编者注］，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书目马克思的著作和书信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收齐出版。马克思著作已经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任何文字的都多。下面把这些著作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1841年，马克思写了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去世后编入《遗著》。关于《遗著》，下面还要谈到）。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评论，以及维护政教分离的文章[102]等等（部分编入《遗著》）。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除编入《遗著》外，还出版了单行本）和《论犹太人问题》（除编入《遗著》外，还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编为《廉价丛书》第210辑）。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出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除编入《遗著》外，俄文出了两种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新声出版社版和1907年圣彼得堡知识公报出版社版）。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作为弗·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附录发表；有俄译本）。1845—1847年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以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45—1848年在比勒菲尔德出版）、《社会明镜》杂志（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基本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俄译本有新世界出版社的3个版本，以及格·李沃维奇、阿列克谢耶娃、启蒙出版社的版本，均出版于1905—1906年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有俄译本），后来在伦敦又和弗·恩格斯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被译成欧洲几乎一切国家的文字及世界上其他一部分国家的文字（俄译本共有大约8种版本，在1905—1906年出版，其中包括铁锤出版社、钟声出版社和阿列克谢耶娃等的版本。大部分被没收。曾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论共产主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历史哲学》等各种名称；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完整的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版本）。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是该报事实上的主编。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在该报发表的一组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文章曾多次出版单行本（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科兹曼、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和李沃维奇的4种版本）。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以《执政的自由派》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编为《廉价丛书》第272辑）。1849年马克思在科隆出版了《两个政治审判案》（这是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他被控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违法和号召武装反抗政府，后来陪审法庭宣告马克思无罪；俄译本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知识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共5种版本）。1850年马克思在汉堡出版了6期《新莱茵报》杂志，在其中发表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的几篇特别出色的文章后来由恩格斯在1895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其标题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俄译本有玛·马蕾赫出版的《丛书》第59—60辑合订本；也编入1906年圣彼得堡斯基尔蒙特出版的、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文集《历史著作集》，以及191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关于20世纪生活的思想和观点》）。1852年在纽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俄译文收入上述的文集）。同年在伦敦出版了《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真相》（俄译本有1906年10月28日圣彼得堡出版的《大众科学丛书》第43辑《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851年8月至1862年［注：恩格斯在《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3页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伯恩施坦在191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都把年代误为1853—1860年。见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是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没有署名，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其中特别出色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103]，这些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译成德文重新出版（俄译文收入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两个文集，后来又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的以及公益、新世界、普及丛书和铁锤等出版社出版的共5种单行本）。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后来曾在伦敦出版过单行本，如1856年出版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18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自由党大臣们为一己的私利而经常依附俄国）等等。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出版了他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标题为《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189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收入《战争与革命》一书，其第1编为《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1852年、1853年、1854年）》1919年哈尔科夫版（《我们的思想》丛书）。1854年年底和1855年期间，马克思是《新奥得报》的撰稿人，1861—1862年又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也象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收集起来，只有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克思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有关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一些文章，情况也是这样。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俄译本有1896年莫斯科出版的、由曼努伊洛夫校订的和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鲁勉采夫翻译的两种）。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Herr Vogt》）。 1864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有俄译本）。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许多宣言、公告和决议。所有这些材料还远未加以分析研究，甚至还没有收集起来。首先做这项工作的是古·耶克，他写了《国际》一书（有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书中也刊载了马克思的几封信和由他起草的几项决定草案。马克思为国际写的文件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于1871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题为《法兰西内战》（俄译本有经列宁校订的、铁锤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和其他出版社的版本）。1862—1874年期间马克思和国际会员库格曼有书信往来（通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亚·哥伊赫巴尔格翻译，另一种经列宁校订）。1867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在汉堡问世。第2卷和第3卷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俄译本第1卷共有5种版本（有1872年和1898年出版的、丹尼尔逊翻译的两个版本，有由Ｅ．Ａ．古尔维奇和Ａ．Ｍ．扎克翻译、经司徒卢威校订的1899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两个版本，还有一种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版本）。第2卷和第3卷有丹尼尔逊的译本（较差）及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译本（较好）。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 马克思去世后，出版了他的下列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俄译本于190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德文原文刊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8期）。《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6月26日作的报告，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1897—1898年）；俄译本有1906年铁锤出版社和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的版本）。《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的遗著》，共3卷，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俄译本有经阿克雪里罗得等人校订的两卷，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还有Ｅ．古尔维奇校订的第1卷，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曾单独出版，后编入《遗著》）。《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等致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阿克雪里罗得校订，另一种由列宁作序，由达乌盖出版社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共3卷4册，1905—191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即考茨基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手稿（俄译本只有第1卷，有3种版本：1906年圣彼得堡版，普列汉诺夫校订；1906年基辅版，热列兹诺夫校订；1907年基辅版，图恰普斯基校订）；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四大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收有1844年9月至1883年1月10日期间的1386封信，这些信为研究卡·马克思的传记和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1917年出版了两卷《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论文集》（德文本）。最后，对于这份马克思著作目录，还必须附带说明一点：这里没有编入大部分是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及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德文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比较短小的文章和书信；这里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俄译本目录，特别是1905—1906年出版的—些小册子的目录，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作一介绍。我们把作者分成三大类：在根本上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质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民粹派对马克思的态度，应看作修正主义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变种。威·桑巴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书目》（《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第20年卷（1905年）第2册第413—480页）中开列了300本书，那还是很不齐全的。作为它的补充，可参看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此外，可以参看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要得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详细书目，还可以参看《社会科学书目》柏林版第1年卷（1905年）及以后各年卷。也可以参看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版第2卷）。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只是最重要的。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首先应当指出弗·恩格斯在《人民历书》（1878年由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和《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0—603页）上写的条目。此外还有：威·李卜克内西的《纪念卡尔·马克思》1896年纽伦堡版。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德文版）。威·李卜克内西的《卡尔·马克思》（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第2版）。保·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1905年敖德萨俄文版，原文见《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卡·马克思纪念集》（1908年圣彼得堡版，共410页，文集所收的文章的作者为：尤·涅夫佐罗夫、尼·罗日柯夫、弗·巴扎罗夫、尤·斯切克洛夫、亚·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彼·鲁勉采夫、卡·伦纳、罕·罗兰－霍尔斯特、弗·伊林、罗·卢森堡、格·季诺维也夫、尤·加米涅夫、普·奥尔洛夫斯基和米·塔甘斯基）。弗·梅林的《卡尔·马克思》。美国社会党人斯帕戈用英文编写的大本马克思传记（斯帕戈《卡·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1911年伦敦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马克思事业的概述，见卡·考茨基的《卡·马克思的历史功绩。纪念大师逝世二十五周年》（1908年柏林版）。俄译本：《卡·马克思和他的历史作用》（1908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克拉拉·蔡特金的通俗小册子《卡·马·及其毕生事业》（1913年）。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有：安年科夫在1880年《欧洲通报》杂志第4期发表的文章（及其《回忆录》第3卷，188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光辉的十年》），卡尔·舒尔茨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马·柯瓦列夫斯基在1909年《欧洲通报》杂志第6期及以后几期上发表的文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下列著作作了最好的论述：《二十年来》（1909年圣彼得堡第3版）、《由防御到进攻》（1910年圣彼得堡版）、《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6年圣彼得堡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版）等等。还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1898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1906年圣彼得堡版）。弗·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906年圣彼得堡版，有启蒙出版社和铁锤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版本）和他的《莱辛传奇》（1908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版）。还可参看沙·安德列尔（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宣言。历史、序言和注释》（1906年圣彼得堡版）。也可以参看《历史唯物主义》（1908年圣彼得堡版，收入恩格斯、考茨基、拉法格等许多人的文章的论文集）。柳·阿克雪里罗得的《哲学概论。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评家》（1906年圣彼得堡版）。专门为狄慈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尝试辩护的有恩·温特尔曼的《狭隘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1910年慕尼黑版，共753页，是一部篇幅很大但不严肃的著作）。胡戈·里克斯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载于《一般政治学杂志》第62年卷（1906年）第3册第407—432页，这是一个反对马克思观点的人的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他表明了这些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的哲学严整性。本诺·埃尔德曼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前提》，载于《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施穆勒年鉴）1907年第3册第1—56页，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很有用的表述，并综述了从流行的康德主义以及整个不可知论观点出发的各种反对意见。鲁·施塔姆勒（康德主义者）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看经济和法》（1906年莱比锡第2版）。伏尔特曼（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俄译本，1901年出版）。福伦德（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康德和马克思》（1909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亚·波格丹诺夫、弗·巴扎罗夫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亚·波格丹诺夫的《伟大拜物教的没落》1909年莫斯科版以及其他著作）同弗·伊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莫斯科版）之间的论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伦理学问题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考茨基的其他许多著作。再参看布丁的《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190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路·布丁《以现代批评眼光看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译自英文，维·查苏利奇校订，1908年圣彼得堡版）。赫尔曼·哥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版）。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著述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7年圣彼得堡版）。谢·普罗柯波维奇的《马克思批判》（1901年圣彼得堡版）。哈马赫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1901年莱比锡版，共730页，是引文的汇编）。威·桑巴特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圣彼得堡版）。麦克斯·阿德勒（康德主义者）的《因果性和目的论》（收入1909年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研究》）和《思想家马克思》。 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者卓·詹梯利的《马克思的哲学》（1899年比萨版）是值得注意的一本书。作者指出了通常被康德主义者和实证论者等等所忽视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几个主要方面。莱维的《费尔巴哈》也值得注意，此书论述了马克思的最主要的哲学先辈之一。切尔内绍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备忘手册》（1908年圣彼得堡事业出版社版），是把马克思许多著作中的话摘编在一起的一部有益的书。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问题，见卡·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许多俄译本）和他的《土地问题》、《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许多小册子。还可参看伯恩施坦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论〉第3卷》（俄译本，1905年出版）。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的《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的阐述，俄译本，190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土地问题上的所谓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爱·大卫，他写了《社会主义和农业》（俄译本，1902年圣彼得堡出版）。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见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以及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第2版）、《经济评论集》（1899年圣彼得堡版）、《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7年第1编）。孔佩尔－莫雷尔的《法兰西的土地问题和社会主义》（1912年巴黎版，共455页），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某些地方有所背离）来分析法国土地关系的最新材料。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1年圣彼得堡版；纠正该作者在价值理论上根本错误观点的文章，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黄金、纸币和商品》（《Gold，Papier und Ware》）第30年卷（1912年）第1册第837、886页）、弗·伊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级》（1917年）。彼·马斯洛夫的《土地问题》（两卷本）及《国民经济发展理论》（1910年圣彼得堡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某些错误的批判，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29年卷（1911年）第1册上的文章《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资产阶级教授中间广泛流行的“边际效用”论的观点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有：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柏林版，载于《政治学著作》，敬献给卡·克尼斯）（俄译本：《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它的批判》1897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资本和利润》（1900—1902年因斯布鲁克第2版，两卷本）（《资本和利润》1909年圣彼得堡版）。并见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库》）；莱奥·冯·布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要素。第1集。劳动强度、价值和价格》（也有俄译本）。以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柏姆－巴维克的批评的有：希法亭的《柏姆－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研究》，1904年维也纳版第1卷）及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 关于在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两大派别——“修正派”和激进派（“正统派”）的问题，见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1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1901年莫斯科出版的《社会问题》），并参看他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概述》（1902年圣彼得堡版）。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4种版本）。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茹尔·盖得的《阶级斗争的四年》、《警惕！》、《昨天和今天的问题》（1911年巴黎版）；保·拉法格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巴黎版）。安·潘涅库克的《工人运动中的两种趋向》。 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3年柏林版）。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奥托·鲍威尔的《资本的积累》（《新时代》杂志第31年卷（1913年）第1册第831页和第862页）。埃克施泰因在《前进报》（1913年）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不来梅市民报》（1913年）上发表的文章。 俄国较早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有：波·契切林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载于188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别佐布拉佐失的《国务知识汇编》）及《政治学说史》（1902年莫斯科版第5册第156页）。季别尔的《契切林先生透过有色眼镜所看到的德国经济学家》（载于《季别尔文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该书是对上述的契切林著作的反驳。路·斯洛尼姆斯基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98年圣彼得堡版）。尼·季别尔的《大卫·李嘉图和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和《季别尔文集》两卷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还有伊·考夫曼（伊·考—曼）的一篇对《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杂志第5号），这篇文章颇为有名，因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用了伊·考—曼的话，认为这篇文章正确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俄国民粹派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针对彼·司徒卢威《评述》一书（载于1894年圣彼得堡版）所发表的文章（载于《俄国财富》杂志1894年第10期和1895年第1期和第2期，后收入他的《文集》，对这本《评述》，克·土林（即弗·伊林）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1895年圣彼得堡版，已被书报检查机关销毁）中曾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分析，该文收入弗·伊林的《十二年来》（1908年圣彼得堡版）。其次，民粹派的著作还有：瓦·沃·的《我们的方针》（1892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从70年代到1900年》（1907年圣彼得堡版）。尼古拉—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维·切尔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 除民粹派的著作外，还有：尼·卡列耶夫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旧评论文集》（1896年圣彼得堡版，1913年第2版书名改为《经济唯物主义批判》）。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1900年莫斯科版）。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02年圣彼得堡版）。 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批评马克思的著作的有：瓦·切尔克佐夫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905年圣彼得堡版，共两册）；韦·捷凯尔的《代替一本书》（1907年莫斯科版）。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现代经济学的社会研究》（1908年莫斯科版）。
注释： [85]《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是列宁为当时在俄国颇为驰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列宁于1914年春着手撰写这一词条（1918年单行本的序言中误为写于1913年，见本卷第47页），后因忙于党的工作和《真理报》的工作而不得不中途搁笔。1914年7月8日（21日），列宁曾给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写信，为他不能如期写完关于马克思的词条表示歉意，并请编辑部另择作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编辑部秘书于7月12日（25日）即收到信的当天回信，恳切请求列宁继续担任这一词条的撰稿人，说他们翻遍了俄国人乃至外国人的名单，实在物色不到作者。回信还强调列宁撰写的这一词条对于该词典的有民主思想的读者极为重要，并提出可以推迟交稿日期的意见。列宁答应了编辑部的这一请求，但是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因而直到1914年9月他移居伯尔尼以后，才又重新动笔。整个词条于11月初完稿，11月4日（17日）寄给了编辑部。 1915年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刊载了这一词条，署名为：弗·伊林。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编辑部未刊出原稿中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词条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1918年，波涛出版社根据《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的词条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单行本，但没有附《马克思主义书目》。《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按手稿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 本卷《附录》中收有《卡尔·马克思》一文的提纲（见第372—375页）。——47。 [86]《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sche Zeitung für Polibtik，Handel und 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49。 [87]指马克思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0—243页）。——49。 [88]《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49。 [89]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50。 [90]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50。 [91]指184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月革命。——50。 [92]《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50]。 [93]指1849年6月13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的游行示威。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天主教会对他的支持，公然出兵协助罗马教皇镇压意大利革命。山岳党遂在立法议会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宪，因为1848年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弹劾案被立法议会内的秩序党多数否决。这次游行示威就是为此而举行的。秩序党内阁下令军队驱散了这次游行示威，并在这以后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50]。 [94]指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德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年）》，共4卷。通信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500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集还提供了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大量珍贵的生平资料和反映他们的组织活动和理论创作的丰富材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300封信的要点，摘抄了15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已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列为第58卷。——[50]。 [95]《福格特先生》这部抨击性著作是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尔·福格特写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51]。 [96]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页）。——[51]。 [97]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51]。 [98]指18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斐迪南多·加利阿尼。——[63]。 [99]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说，宪章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的自觉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79]。 [100]克拉科夫起义是指1846年2月在波兰克拉科夫爆发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波兰民主协会为首的各民族解放组织所策划的全波起义的一个部分。起义者于1846年2月20日占领了克拉科夫市，2月22日成立了波兰共和国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俄、普、奥三个占领国，宣布废除封建义务，并许诺土地归农民所有而不用交纳赎金。在其他号召书中，国民政府还宣布建立国营工场、提高工资、确立公民平等。这次起义在沙皇俄国和奥地利的联合打击下很快遭到失败，克拉科夫于3月3日失陷。马克思在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页）——[80]。 [101]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82]。 [102]根据现有资料判断，这篇文章未能通过书报检查，手稿也未保存下来，其内容可参看马克思1842年7月9日给阿·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8—431页）。——[83]。 [103]这一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马克思。此处是沿用旧说。——[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