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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5卷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暴力、迫害、禁止和镇压。这基本上是农奴制的、中世纪的方法。各国都有一些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在先进国家比较少，在落后国家比较多）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在工人反对雇佣奴隶制的一定时刻，特别是在紧急关头，一切资产阶级都主张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9年和1871年都有过这样的历史时刻。 资产阶级对付工人运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队伍，收买无产阶级的某些代表或某些集团，以便把他们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类方法不是农奴制的，而是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方法，是适应发达的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民主制度的方法。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中最纯粹最完善的一种。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是极自由、极广泛、极鲜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尽量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狡猾的伎俩，“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 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因而用来反对工人运动的农奴制方法就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在1905年以后，可以看出，在采用自由派和民主派那种欺骗和腐蚀工人的方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煽起民族主义，竭力革新和活跃“人民的”宗教信仰（既有直接这样做的，也有采取间接的方式的，即发展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的和马赫主义的哲学），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与劳动论相结合，或者取代劳动论）接连取得“成就”，诸如此类都属于自由派的方法。 取消派－民粹派－立宪民主党采取的方法则属于愚弄工人、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支配的民主派方法。本文评述几件工人运动周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要读者注意这些方法。 1.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反工人联盟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74]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的”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种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3章所列举的某些集团和派别）。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 目前俄国正处在这样的时代。 “经济派”脱离我国工人运动10年多来，“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继承者“取消派”也相继脱离了我国的工人运动。 孟什维克曾经大声喊叫，说布尔什维克同民粹派“接近”啦……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取消派和民粹派结成了已经十分明显的联盟，共同反对工人阶级和仍旧忠于这个阶级的布尔什维克。 取消派和民粹派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工人联盟，是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最初促成这个联盟的是“实践”。常言说得好，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特别是对于那些遵循错误理论的人来说）。在彼得堡工人把取消派“撤销职务”以后，在工人把这些资产阶级影响的代表者赶出工会理事会，撤销他们在保险机构的重要职务以后，取消派就自然而然地同民粹派结成了联盟。 一位直率而天真的民粹派分子在《坚定思想报》第5号上写道：“我们一走进会场（选举保险理事会的），马上就看清了真理派的狭隘的派别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失去希望。我们同取消派一起提出了共同的非派别性的名单，在名单中我们占一个理事和两个副理事的席位。”（见1914年3月16日《真理之路报》第38号）
可怜的取消派，历史同他们开了一个多么恶毒的玩笑！他们这位新的“朋友和联盟者”，左派民粹派分子是多么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取消派甚至来不及抛弃他们自己在1903年和其他几年所作出的宣布左派民粹派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十分正式的声明和决议。 历史扫清了空话，驱散了幻想，揭露了各个集团的阶级本质。民粹派也好，取消派也好，都是被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所抛弃的、但又企图用欺骗手段再次混进这一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 所谓“派别活动”这种滥调是用来骗人的，臭名远扬的“经济派”领袖阿基莫夫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曾经利用这个滥调来反对火星派。阿基莫夫的滥调，极端机会主义者的滥调竟成了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唯一武器。《同时代人》杂志的问世，好象是有意要更清楚地向一切有见识的人表明：这种武器是破烂的、生了锈的、毫不中用的。 《同时代人》杂志的出版，是我国民主派杂志界前所未见的现象。除一些临时撰稿人的姓名以外（在我国，谁不是由于贫困才到别人的杂志社去挣钱的呢！），我们看到一大串显然是示威性的署名，以表示各派的联合。 自由派分子鲍古查尔斯基、民粹派分子苏汉诺夫、拉基特尼科夫、波·沃罗诺夫和维·切尔诺夫等人，取消派分子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舍尔（在《北方工人报》第66号上曾经登出了波特列索夫的名字，同普列汉诺夫排在一起，但又不见了……不知为什么），马赫主义者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最后是“统一派”（既是“统一派”也是《统一报》）的主角格·瓦·普列汉诺夫，这就是《同时代人》杂志用来炫耀的示威性的撰稿人名单。与此完全相适应，杂志的主要方针就是鼓吹（由民粹派出面）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别开玩笑吧！）的联盟。 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请读者看了该杂志的首领苏汉诺夫先生的文章自己去判断吧。下面就是这位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 “……旧的派别界限毕竟消除了。现在已经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到哪儿为止，民粹主义从哪儿开始。这一方和那一方，既有民粹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双方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在过去或现在，能够不这样吗？20世纪的任何一个集体主义者能不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思想吗？俄国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能不是民粹主义者吗？
看来，够了吧？……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所能说的，同上次关于民粹主义土地纲领所说的完全一样：就论证方法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就实践任务来说则是民粹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诉诸‘事物的历史进程’，并且力求体现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第7期第75—76页） 这位苏汉诺夫先生公开吹嘘说，普列汉诺夫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普列汉诺夫却默不作声！ 现在来看一下苏汉诺夫先生的这些论断吧。 普列汉诺夫和取消派的这位新盟友“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区别，理由是，这两种派别就其实践任务来说似乎都体现了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 这完完全全是主张工人同资产阶级“统一”的论证。譬如，“就实践”任务来说，工人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可以说都“力求体现”立宪这个口号。聪明的苏汉诺夫先生一定会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已经“消除了”，“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民主“到哪儿为止”，资产阶级民主从哪儿开始。 就拿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来说吧。苏汉诺夫的做法和所有的自由派资产者如出一辙，他们抽出一个“实践”口号（“立宪”！），并且宣布社会主义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差别不过是“抽象理论的”差别！！但是，我们认为，觉悟的工人和任何觉悟的政治家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实践口号的作用和意义，是这些口号为哪个阶级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我们一打开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苏汉诺夫先生提到这个纲领是为了肆意歪曲这个纲领），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些关于实践任务的条文（如地方公有）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争论，但也有没有争论的条文，例如： 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一开头就说：“为了肃清沉重地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在苏汉诺夫先生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抽象的理论”！我们需要宪法是为了自由地开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为了实现工人同资本家的“社会和解”，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抽象的理论”——所有的资产者都这么说。 资产者要工人相信这一点，正好如实反映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苏汉诺夫先生的行为同资产者一模一样，他抽去了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为了自由开展雇佣工人同大小业主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关于“劳动”经济的滥调来实现两者的“社会和解”？ 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在后面还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要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大家知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宣布：对于农民土地自由转移（买卖，抵押等等）的任何限制，即使是极微小的限制，都是反动的措施，都是对工人、对整个社会发展极其有害的措施。 民粹主义者，从“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彼舍霍诺夫一直到《勇敢思想报》的左派民粹派，都赞同这样或那样地限制土地的自由转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粹派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有害的反动派。 苏汉诺夫先生避而不谈这一点！他不愿意想起：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才把民粹主义者叫作“反动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先生借口“实践”而回避“抽象的理论”，又笼统地借口“土地和自由”的口号而回避“实践”（自由转移农民的土地）。 结论很清楚：苏汉诺夫先生不过是掩饰工人和业主之间的阶级纷争的资产者。 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针对这些资产者说： “……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请注意：在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也就是在地方公有的情况下，在土地分配的情况下，在任何其他可能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都是要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所迷惑，因为它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如此等等。 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就是这样说的。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所接受的布尔什维克草案中的这个条文，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全体公认的最无可争辩的条文，正是这样说的。 在有关民粹主义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恰巧论述了“小经济制度”的这个条文正是这样说的。 而苏汉诺夫先生却回避了这一条！！ 苏汉诺夫先生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中反对民粹主义的明确言论，从而消除了各派别的“旧的界限”，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差别！！ 毫无疑问，苏汉诺夫先生是个最无聊的清谈家，在我国自由派“社交界”的沙龙中，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热心于“消除”社会主义派别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某种界限。 其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都横着一条鸿沟。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雇佣工人同业主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民粹主义的理论则是资产阶级利用“劳动经济”的滥调来粉饰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用同样的滥调、用主张限制转移土地等手段来掩饰、抹杀和阻碍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历史上揭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是实践……当然不是空喊口号的实践（只有最无知的人才把“口号”当作“实践”）……而是1905—1907年千百万人进行公开的群众性斗争的实践。这次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同工人阶级的运动相结合的，民粹主义是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运动（农民协会[175]，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农民运动等等）相结合（或开始相结合）的。 民粹派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个派别半个世纪来的演变以及1905—1907年千百万人的公开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从1903年到1907年，以及在1913年的夏季会议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最高机关，一再十分肯定而正式地确认了这一点。 现在民粹派的领袖（切尔诺夫、拉基特尼科夫、苏汉诺夫）同社会民主党各种知识分子派别结成了写作联盟，这些知识分子派别不是直接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工人政党（取消派［注：沃罗诺夫先生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维护取消派是多么尽心竭力啊！！］唐恩、马尔托夫、切列万宁），便是替取消派帮腔的、没有工人的小集团（托洛茨基和舍尔、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联盟实际上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工人联盟。 我们认为，在真正承认地下组织，承认明确的、按老的一套来统一和指导策略的决议（1912年1月的决议，1913年2月和夏季的决议）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人统一的是真理派。事实是：从1912年1月1日到1914年5月13日止，真理派实际上联合了5674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只联合了1421个工人团体，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和舍尔等集团没有或几乎没有联合工人团体（见《工人报》第1号第19页《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1914年5月30日《劳动的真理报》第2号［注：见本卷第185—187页。——编者注］）。 事实是：就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所通过的、原则坚定的、完整的、全面的决议是工人统一的巩固基础。整体就在这儿，因为五分之四的人绝对有权以“整体”的名义出面、行动和发表意见。 民粹派的首领同没有工人（没有明确的策略，没有明确的决议，而只是在取消派和真理派及其整体之间动摇不定）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集团的首领在《同时代人》杂志中结成的联盟，是自发形成的。任何一个“没有工人的社会民主党人集团”都不敢直接、明确、公开地拥护这个联盟（因为1913年的夏季会议是反对同民粹派结成联盟的）！任何一个集团，不管是取消派，还是前进派，不管是普列汉诺夫之流还是托洛茨基之流都不敢这样做！他们完全是随波逐流、不约而同地反对真理派，一心一意想粉碎或削弱真理派，因此本能地相互寻求援助，来反对五分之四的工人，取消派求助于苏汉诺夫和切尔诺夫，苏汉诺夫和切尔诺夫求助于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又求助前面这些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集团既没有统一的政策和稍微明确的策略，也没有在工人面前公开主张同民粹派结成联盟。 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毫无原则的反工人联盟。我们为普列汉诺夫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团伙而感到惋惜，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现实。让人们把这些集团的联盟叫作“统一”吧，我们却称之为脱离工人整体的行为。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2.自由派怎样维护工人同取消派的“统一”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访问俄国，自然使统一问题的讨论活跃起来了。埃·王德威尔得的直接任务，就是收集有关统一问题的材料，探索统一的基础，采取促进统一的可能的步骤。从报上知道，他访问了马克思主义派和取消派双方报纸的编辑部，并在“宴会”上同双方代表交换了意见。 埃·王德威尔得从俄国刚一回家，即回到布鲁塞尔，两家用法文出版的主要的社会主义日报，巴黎的《人道报》（《L'Humanité》）[176]和布鲁塞尔的《人民报》（《Le Peuple》），就在公历6月21日星期日发表了社会党国际局主席的谈话。但是，王德威尔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表述得不准确。他说，有些人“希望合法地组织起来，要求有建立联盟的权利，另一些人竭力想直接宣布……‘鲸鱼’……和剥夺土地”。王德威尔得称这种意见分歧是“相当幼稚的分歧”。 俄国的觉悟工人看了王德威尔得的这种评语，一定会“相当善意地”一笑置之，——我们作这种推测未必会错。既然“有些人”“希望合法地组织起来”，即主张成立公开的、合法的党，那么另一些人反对这一点，显然不会采取宣布“一条鲸鱼”或“几条鲸鱼”的方法，而是维护地下组织并且断然拒绝“为公开的党而斗争”。可敬的埃·王德威尔得同志，请您不要生气，这种意见分歧是关系到党的存在的分歧，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调和”。想稍许葬送一下地下组织，想稍许代之以合法的党，是办不到的…… 王德威尔得不仅打听了意见分歧，关于这个问题，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和书记的皮包里已经装了大量的文件、报告和信札。这些都是各个实在的和徒有虚名的“领导机关”的代表送去的。王德威尔得显然还竭力利用访问彼得堡的机会，收集一些事实材料，了解一下俄国各社会主义（和“也是社会主义”）派别和集团的群众影响的大小。王德威尔得是一个有不少政治经验的人，他当然非常明白：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真正能算数的只能是具有群众影响的派别。 在这个问题上，上述两家社会党法文报纸都载有王德威尔得的下面这段话：“俄国社会党人有三种日报。革命派〈显然是指左派民粹派〉的报纸发行量为10000—12000份；列宁派为35000—40000份；温和派（modérés）〈显然是指取消派〉约为16000份。” 埃·王德威尔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大家知道，左派民粹派的报纸不是每天出版的，而是每星期出版三次；此外，据我们所知，真理派报纸的最大发行量被估计低了，它的发行量最高达48000份。关于这一重要的（对于工人运动的自我认识来说）问题，如果收集不到一年的精确材料，最好也要收集到全月的材料。 王德威尔得认为，亚洲式的“相信口述”或“凭眼力估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收集了事实。这位地道的欧洲人同冒充“欧洲人”的俄国取消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空谈家差别多大啊！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在《言语报》发表的《埃·王德威尔得和俄国社会党人》一文（6月7日〔20日〕第152号，恰巧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表王德威尔得谈话的前夕）写道： “在进午餐的时候，一位布尔什维克对王德威尔得肯定地说，他们没有什么人可以联合了，因为‘在工厂中，在工人阶级中，所有的人都团结在真理派的旗帜周围了，此外剩下的仅仅是一小撮知识分子’。他显然是在争论中说话过分夸大了。”
这就是取消派和自由派用圆滑的花言巧语装饰起来的典型的谎言。“在争论中说话过分夸大了”！好象还有不过分的夸大……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不仅文理不通，而且简直是欺骗读者。既然布尔什维克“在争论中说话夸大了”，那么，你们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报上谈到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时，为什么不举出不夸大、不带争论色彩的材料呢？ 不懂俄文的王德威尔得在俄国访问了三四天就收集到了客观的材料。而彼得堡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却完全和彼得堡的取消派一样［注：自由派的《基辅思想报》（很多取消派分子都在这份报纸上写文章）转载了《人民报》的王德威尔得的谈话，但是恰恰隐瞒了发行数字！！（《基辅思想报》第159号）］，在报纸上从来不引用任何客观的材料，毫无根据地、伪善地给真理派加上了“夸大”的罪名！ 我们来看看王德威尔得的材料吧。根据这些材料，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的和民粹派的报纸的每周发行数字如下：
这就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收集到的客观材料。即使加上民粹派（愿意同民粹派“联合”的只有取消派、马赫主义者和普列汉诺夫，不过他们都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的报纸，真理派的报纸还是占多数，几乎占2/3。如果不算民粹派报纸，那么真理派与取消派相比，真理派报纸占71.4％，即占710以上！ 但是，阅读和维持报纸的不仅是工人。马克思主义报纸和取消派报纸所登的关于捐款的客观材料（从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止）表明，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团体拥护真理派，在彼得堡，这个百分数达到86％。真理派收到的21000卢布中，有810以上是工人捐助的；而取消派的经费有半数以上是由资产阶级提供的［注：见6月14日《劳动的真理报》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一文（见本卷第304—312页。——编者注）。］。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关于报纸发行量的材料大大缩小了真理派的优势，因为取消派的报纸是由资产阶级来维持的。有关保险机关选举的、同样客观的材料说明：在参加选举全俄保险机关的57个受托人中，真理派占47人，即占82.4％。 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自己的报刊在群众中责备真理派“夸大”（甚至是“过分夸大”），却不引用关于报纸发行量、关于工人团体、关于保险机关选举的任何客观材料，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昧着良心撒谎，无非是在抬高取消派的身价。 当然，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它庇护取消派，庇护这些被马克思主义者公认为（1910年的决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传播者”。可是，如果自由派在这里还要冒充“公正”的人，那么他们的谎言就变得尤其虚伪，尤其令人厌恶。 立宪民主党人言论的政治意义只有一个，而且仅仅只有一个，那就是：竭力通过取消派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影响。 《言语报》继续写道：“毫无疑问，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最艰苦的年代担负着社会民主主义〈！！按立宪民主党人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行家的评价〉工作的工人，他们所同情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对手〈取消派、孟什维克〉。要是把这些人排除在俄国工人政党之外，工人政党的智力水平将大大降低，布尔什维克将自食其恶果”。
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为了便于比较，请看取消派的思想领袖尔·马·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1914年第68页）上是怎样写的： “这是反对杰缅季耶夫、格沃兹杰夫、契尔金、罗曼诺夫、布尔金、卡布灿们等等这些整体代表的暴乱〈真理派工人的暴乱〉，是反对在两个首都相当集中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的暴乱，这些代表过去和现在都力图‘取消’俄国工人运动的幼稚幻想阶段。”
你们看，真是一模一样。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所重复的就是尔·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中所唱的老调。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弥补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取消派报》发行量的不足，并且在读者面前替布尔金、契尔金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打了保票。尔·马·先生列举了一小撮取消派工人的名字。我们也很愿意再提一下这些名字。俄国所有的觉悟工人一看就能认出，这都是一些早就以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党而出名的自由派工人。在这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和尔·马·的文章登在一起的还有布尔金的文章，读了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是如何背弃地下组织，并为了讨好自由派而咒骂地下组织。 我们要这样记录下来，而且要作这样的理解：据立宪民主党人所说，尔·马·先生所列举的“杰缅季耶夫、格沃兹杰夫、契尔金、罗曼诺夫、布尔金以及卡布灿们”都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们是真正的自由派工人！布尔金的文章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竭力向那些还没有亲耳听过上述自由派无产者演说的觉悟工人推荐这篇文章。 自由派《言语报》吓唬我们说，这些（据《言语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被《言语报》赞不绝口的社会民主党人将被“排除在工人政党之外”。 但是我们却以一笑置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小撮人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投靠自由派和取消派的。“排除”这种人是建立真正的工人（而不是自由派工人）政党的保证和基础。 《言语报》在同一篇编辑部文章中赞扬取消派和自由派工人的“沉着的、有时是泼冷水的言论有大无畏的气概”。《言语报》和自由派怎么能不赞扬他们呢？俄国自由派要想直接影响工人，特别是在1905年以后，已经不可能了。而取消派戴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干的却是和自由派同样的“泼冷水的”工作，同样在传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见1910年的决议！），自由派怎么能不器重取消派呢。 《言语报》写道：“它们〈社会民主党各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会很快地消除。但是，它们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的面貌，同时应当联合起来，而不要把自己的纠纷带到刚刚觉醒、投入自觉的政治生活的工人群众中去，工人内部的分裂只会使反动派感到十分高兴。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促使两派中正直的人们诚心诚意地、认真地去寻求联合了。”
《言语报》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同自由派“正直的”人们为伍，也没有被那一伙人认为是“正直的”人们。我们认为成为那样的人是一种耻辱。我们认为：只有十分幼稚或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自由派资产者的“公正”，特别是在谈到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即谈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时，更是如此。 立宪民主党人错误地以为俄国工人是幼稚无知的，会相信自由派资产阶级对“正直”能作出“公正的”评价。自由派资产者所以认为取消派及其辩护者是“正直的”，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取消派在传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效劳。 俄国已经联合起来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对自己的事业完全负责，直截了当地向全体俄国工人指出，取消派的既成集团，《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等集团是党外的集团。1912年1月，对这一点曾经作过声明。在这以后的两年半来，真理派团结了5674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及其一切维护者只有1421个，这就是说，俄国有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站在“真理派”一边的，是赞同一月决议的。实际上，取消派自己的行为使工人离开了他们。绝大多数工人的实际生活和经验，证明我们的决议是正确的。 自由派主张“统一”（工人同取消派统一），是出于它自私的阶级利益。其实，只有取消派脱离了工人政党，这个党才能荣幸地（《言语报》的先生们，我们对这个词有另外的理解！）摆脱动乱时期。取消派脱离工人政党，不会使反动派“高兴”，而只会使他们悲哀，因为取消派一直阻挠大家承认老的形式、老的“等级制度”、老的决议等等，他们两年半来的表现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本事成立任何组织。取消派及其伙伴们的“八月”（1912）联盟已经瓦解了。 只有不顾取消派，只有撇开取消派，只有反对取消派，工人才得以进行并且有能力进行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保险运动和创办报纸的运动。这种运动现在已经使取消派的对手到处赢得了五分之四的多数。 自由派把反对地下组织的一小撮取消派知识分子脱离工人队伍，看作是“分裂”。自由派把保持取消派对工人的影响看作是“统一”。 我们的看法却不同：我们认为五分之四的工人团结在老的旗帜之下就是“统一”；我们认为，取消派集团不愿意承认和服从大多数工人的意志，而且破坏这种意志，这就是分裂。我们亲身体验到，真理派在两年半内团结了五分之四的工人，我们认为必须照原路继续前进，以便达到更完全的统一，从4/5提高到9/10，然后再达到10/10。 对取消派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是我们的看法，一种是自由派的看法，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所造成的。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应该如何来解释呢？他在1908年那样坚决地同取消派断绝关系，并且有一个时期十分坚定地在报刊上贯彻了党反对取消派的决议，因此当时有人对普列汉诺夫不再动摇抱有希望。可是，在五分之四的工人团结在真理派周围的今天，普列汉诺夫又开始动摇了。除了他个人的动摇性（他从1903年起就有了这种毛病）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他这种在实质上同目前自由派《言语报》的立场完全相吻合的“立场”。 现在，普列汉诺夫和《言语报》一样，不顾工人的意志，不顾党的决议，不顾取消派对这种决议的破坏，把保持取消派对工人的影响叫作“统一”。昨天，普列汉诺夫还把波特列索夫先生比作犹大，而且说得很对，使徒们没有犹大要比有犹大更有力量。今天，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取消派同波特列索夫的观点完全一致，并且践踏党的决议，而普列汉诺夫却转到取消派那里去了，还劝告真理派不要以“胜利者的口吻”同取消派谈话！！！更直率更简单些说，就是大多数工人不应当要求少数人（他们是跟着那些公然破坏党的决议的人走的）承认多数人的意志，尊重多数人的决议！！！ 觉悟的工人将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普列汉诺夫10年前得的政治动摇症又在旧病复发，这回，只好由他去了。 普列汉诺夫的动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把这种原因放在第二位，因为它对于普列汉诺夫要难堪得多。在取消派（他们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同情中汲取社会力量）和“真理派”（他们从那些由黑暗中醒悟过来走向光明的大多数俄国工人的觉悟和团结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两个互相斗争着的派别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集团。它们没有社会力量支持，不能对工人发生广泛的影响，它们在政治上等于零。这些集团没有坚定的、明确的、能吸引工人的以及为实际经验所证实的路线，它们只有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同群众没有联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派别（从1895年的罢工那时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成为群众性的了）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坚定、完整、鲜明、彻底的以及受过多年经验检验的路线，也就是说，不能回答策略、组织、纲领等等问题，——这就是耍手腕的小组活动滋长的土壤，这就是它的特征。 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作为一个政治集体，完全符合这些特征（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也如此，顺便说一句，请读者考虑一下《斗争》杂志和《统一报》这些所谓的“联合派”分手的原因吧……）。杜马代表布里扬诺夫和其他任何一个代表一样，在非常不坚定的俄国政治家中还是比较“坚定的”，他当取消派已有很长的历史，现在却“动摇”到普列汉诺夫那边去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究竟会动摇多久，究竟倒向了哪一边。他幻想把两个六人团，即希望帮助党的取消派破坏多数工人意志的六人团和执行这种意志的六人团“统一起来”，有这样一位“动摇不定的”杜马代表，对要手腕的小组活动来说，当然是莫大的幸运。 请你们设想一下，要不顾多数工人的意志而把两个六人团“统一起来”，你们一定会反对说，这是古怪的想法，杜马代表应当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可是，在无产阶级看来是古怪的东西，自由派却认为是美好的，高尚的，有益的，正直的，甚至可能是神圣的（明天，在别尔嘉耶夫、伊兹哥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之流的帮助下，司徒卢威大概会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证明：“列宁派”是有罪的“分裂派”，而取消派和现在保护取消派不受工人“胜利者”攻击的普列汉诺夫，却是上帝意志的神圣执行者）。 只要你们暂且持有这种不顾多数工人意志而要把杜马中两个六人团“统一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自由派的观点），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布里扬诺夫和《统一报》文人集团是出于小团体的利益，想利用两个六人团的分歧，以便永远扮演……“调和者”的角色！ 布里扬诺夫、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舍尔、切尔诺夫、苏汉诺夫或其他任何的调和者，一方面会说，取消派六人团取消党的决议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会说，真理派六人团打出某种多数的名义出面，用不恰当的、不礼貌的、有罪的“胜利者的口吻”同自己的同事说话，也是不对的。这种“调和者”甚至会把自己的折中主义的阴谋诡计说成是合乎“辩证法的”，甚至会以“联合者”自居……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不是没有过，只要回忆一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上，以及在1906—1911年这段时期崩得分子和梯什卡所扮演的角色就够了！ 这种对于进行耍手腕的小组活动的人来说是可喜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是可悲的时期，在历史上是有过的，当时觉悟的工人还没有充分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 现在这种时期就要过去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的《言语报》看到“把纠纷带到工人群众中去”就嚎啕大哭。这是自由派老爷的态度。我们欢迎“把纠纷带到工人群众中去”，因为工人群众，也只有工人群众才能把“纠纷”同实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区别开来，才能自己弄清意见分歧，提出自己的意见，解决不是“跟谁走，而是往何处走”［注：莫斯科工人说得非常好（见1914年5月29日《工人报》第6号），他们一下子就揭穿了普列汉诺夫《统一报》的全部虚伪性。］的问题，即解决自己的明确路线，由自己深思熟虑并检验过的路线问题。 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真理派的工人群众已经能识别“纠纷”，已经弄清了意见分歧，已经自己确定了自己的路线。经过两年的公开斗争（1912年和1913年），关于工人团体的材料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就要完了［注：取消派首领（唐恩和马尔托夫）和各种集团的首领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都参加了同民粹派的联盟（《同时代人》杂志），这也是耍手腕的小组活动的一个典型，因为谁也不敢在工人面前公开而明确地说：我是为了某某原因而加入这个联盟的。《同时代人》杂志作为耍手腕的小组活动的产儿，不过是一个死产儿。］。 3.为什么工人组织公开斥责取消派为诽谤者？1914年5月21日《真理之路报》第92号刊登了莫斯科市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的决议。这个决议极其坚决而尖锐地谴责了马林诺夫斯基出走这一破坏组织的“罪行”，接着对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表示完全信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吧，工人阶级和你们在一起！”），最后公开地斥责《我们的工人报》的取消派“对出走的代表立即进行恶意诽谤”；这种人的行为和“右派报刊散播诽谤性传闻一样都是为了在工人队伍中制造混乱”。 莫斯科市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在决议中写道：“一切珍惜工人事业的人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反击诽谤者。”“工人阶级给他们的回答是，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代表〈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周围，带着鄙视的目光从诽谤者身旁昂首阔步前进。” 其他许多内容相同的工人决议和拉脱维亚工人报的评论［注：“我们认为用不着谈报上散布的传闻以及对马林诺夫斯基、对整个党团及其坚定方针的粗鲁诽谤，因为散布这些东西的人总是居心不良的，情况总是不确实的。”（1914年5月23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号）］等等，我们不必再加引用。否则就过于重复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所发生的情况吧。 为什么俄国的觉悟工人（如莫斯科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以及其他许多人，公开斥责《我们的工人报》的取消派是卑鄙的诽谤者，要工人阶级带着鄙视的目光从诽谤者身旁昂首阔步前进呢？ 《我们的工人报》干了什么事了？ 它散布隐名的传闻，影射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 然而，没有指出一个控告者的姓名。没有举出一件确切的事实。至于可靠的证据，即使只是一个化名，或者一个出事地点和出事日期，都没有提出来。 有的只是一些恶毒的传闻，只是对从杜马出走“原因不明”大肆渲染。但是，有组织的工人即工人政党的党员严厉谴责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这种原因不明的出走、这种秘密的逃跑。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立即召开了自己的各种会议，有地方的、工会的、杜马的、全俄的、领导机关的会议，直截了当地向无产阶级，向全世界公开宣布：马林诺夫斯基没有向我们说明出走的原因，也没有预先告知这一点。这种不说明原因的行为，这种闻所未闻的擅自行动使他变成了临阵脱逃的逃兵，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严肃的、重大而艰巨的阶级战斗。我们审判过逃兵，我们会无情地谴责，而且已经谴责了他。完了，事情已经结束了。 “一个人算不了什么，阶级才是一切。坚守你们的阵地吧。我们同你们在一起。”（莫斯科40个商业职员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电报。见1914年5月14日《真理之路报》第86号） 事情已经结束了。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组织地把事情结束了，并且把队伍集合起来继续进行工作。为了工作继续向前迈进！ 但是知识分子小集团却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原因不明”的行为没有使他们对问题采取有组织的态度（取消派及其伙伴们的领导机关没有一个对问题实质作过公开的全面的评价！！！），反而使他们对搬弄是非大感兴趣。啊，“原因不明”？——知识界饶舌妇们的好奇心又来了。 搬弄是非的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马尔托夫小集团的饶舌妇们没有能力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如召集某个领导机构开会，收集政治上值得注意的或有意义的材料，把这些材料集中加以核实、分析和研究，作出指导无产阶级的、正式的、负责的决定。饶舌妇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但是，唠唠叨叨，搬弄是非，一会儿往马尔托夫（或同他类似的卑劣的诽谤者）那里跑，一会儿又从马尔托夫那里来，造谣中伤，捕风捉影，四方传播，——在这些方面，知识分子饶舌妇却是能手！这种搬弄是非的知识分子饶舌妇，谁要是在一生中碰上一回，大概（只要他自己不是饶舌妇）会终生讨厌这批恶劣的家伙。 各有所好。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每一种昆虫都有自己的斗争武器：有些昆虫是靠分泌恶臭的毒汁来战斗的。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采取了有组织的行动。他们有组织地解决了过去的同事擅自出走这件事，有组织地继续工作，继续斗争。取消派的知识分子饶舌妇，却没有走出，也不可能走出卑鄙的搬弄是非、造谣中伤的圈子。 有组织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从《我们的工人报》的头几篇文章就认清了这些饶舌妇，并且对他们作了非常正确的评价：“卑鄙的诽谤”，应该“带着鄙视的目光昂首阔步前进”。他们根本不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散布的“传闻”，下定决心不理睬这些传闻，认为这些传闻毫无意义。 顺便说一句，被取消派激怒了的工人，在决议中所指的是整个[177]取消派。依我看，要是象列宁的电报和某些文章和决议那样专指马尔托夫和唐恩先生，那就正确得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公开责备和斥责所有的取消派分子，说他们都进行了卑鄙的诽谤。只有马尔托夫和唐恩，从试图破坏第二次（1903年）党代表大会的意志那时起，10年来多次证明他们采用了卑鄙的诬蔑和诽谤的斗争“手法”。这两个人说什么有人揭露出《新工人报》事实上的编辑是哪些人，妄想以此来为自己打掩护。可是在任何地方，连一字一句都没有提到过编辑是谁，更没有提到过事实上的编辑是谁。 至于工人政党从10年的历史中所熟悉的诽谤者，对他们应当指名道姓，而且已经指出来了。 诽谤者“冠冕堂皇地”要求进行“非正式的”审判，企图用这种手法来蒙蔽那些完全没有经验或完全不善于思考的人。他们说：确凿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不控告任何人，光凭传闻，还“不足以”提出控告，而只能进行“调查”！ 在传闻的真实性没有得到任何正直的公民、任何可靠的负责的民主机关保证以前，就在报刊上发表匿名的恶毒的传闻，这用法学术语来说，恰恰就是“构成了”诽谤罪！ 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马尔托夫和唐恩是多次被揭露过的、早已出名的诽谤者。关于这一点，国外的报刊已经谈过好几十次了。在唐恩参与和负责的情况下，马尔托夫写了一本专门进行诽谤的小册子，题名《是拯救者还是毁灭者》，甚至近来非常倾向于对取消派“让步”、说话委婉、小心谨慎的考茨基，也说这是一本“令人反感的”书。 这是事实，这在国外的报刊上早就登过了。 在这以后，马尔托夫和唐恩要我们根据他们的提议，根据他们诽谤性的意见，同意在包庇马尔托夫和唐恩的那些集团参与之下进行调查！！！ 这真是诽谤者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真是荒谬绝伦。 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话，我们一句也不相信。我们决不同意在取消派和帮助取消派的集团参与之下对恶毒的传闻进行任何的“调查”，因为这样就是掩盖马尔托夫和唐恩的罪行，而我们却要在工人阶级面前彻底揭露他们的罪行。 马尔托夫、唐恩及其包庇者崩得分子、齐赫泽分子和“八月联盟派”等等，直接或间接地要我们同他们一起进行“调查”，我们给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正直的公民。我们认为他们不过是下流的诽谤者，如此而已。 让唐恩和马尔托夫的包庇者或听信这两位先生的“传闻”的、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在想到资产阶级法庭的时候去长吁短叹吧。这吓唬不了我们。为了对付讹诈者，我们总是无条件地赞成资产阶级法庭的资产阶级合法性的。 当有人说：给我100卢布，否则我要说出你欺骗老婆，同某某私通。这是刑事讹诈。在这种场合，我们赞成诉诸资产阶级法庭。 当有人说：给我政治让步，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中权利平等的同志，否则我要大肆散布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传闻。这是政治讹诈。 在这种场合，我们也赞成诉诸资产阶级法庭。 工人自己所持的正是这种观点：他们根据唐恩和马尔托夫的第一批文章的情况，对他们两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工人有没有问问自己：这些“传闻”既然是马尔托夫和唐恩写的，也许是确实的吧？——没有，工人立刻看清了本质，宣布“工人阶级将不顾卑鄙的诽谤而昂首阔步前进”。 或者，你们正式具名上诉，那样，资产阶级法庭就会揭露和惩罚你们（同讹诈作斗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你们仍然背上受到10个职业团体的代表公开斥责的诽谤者的臭名。马尔托夫和唐恩先生，你们自己选择吧！ 领导机关调查了这些传闻，声明这是无稽之谈。俄国工人都信任这个机关，它将彻底揭露诽谤言论的散布者。但愿马尔托夫不要以为他不会被揭露出来。 但是，庇护取消派或对取消派有所同情的政治集团，是否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机关呢？当然不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信任，我们也决不同意采取对他们表示丝毫信任的任何步骤。 我们说：信任马尔托夫和唐恩并且希望同他们“联合”的那些集团的先生们，八月联盟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分子、崩得分子等等，请你们出来表明态度吧！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你们自己想同马尔托夫和唐恩“联合”，并且号召工人也这样做，这说明你们对他们，对取消派这一思想政治派别的著名领袖们还有一点信任（我们却没有）。既然你们信任他们，既然你们认为可能同他们“联合”，并且鼓吹同他们“联合”，那你们就采取行动吧，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或者是，你们要求唐恩和马尔托夫（你们信任他们，他们也信任你们）说明“传闻”的来源，你们亲自研究这些传闻并且公开向工人阶级声明：我们担保，这不是饶舌妇愚蠢的搬弄是非，不是狂怒的取消派私下散布的恶毒的谣言，而是有真凭实据的。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如果能证明传闻一产生，取消派和普列汉诺夫等等的领导机关就进行过审核，并且立即通知了真理派领导机关，那我们就会回答说：先生们，我们深信你们弄错了，我们将向你们证明你们弄错了，但是我们承认，你们的做法是正直的民主派的做法。 或者是，你们这些号召工人同取消派联合的“派别”和集团的领导者先生们，躲在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背后，听任他们肆意诽谤，不要求他们说明传闻的来源，不愿意费神（也不愿负起政治上的责任）去审核传闻的真实性。 那么，我们就要公开对工人们说：同志们，你们没有看到这些集团的所有领导者都是卑鄙的诽谤者的同谋和帮凶吗？ 现在来看看工人是怎样作出决定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拿一件具体的事情作例子。得到俄国4/5觉悟工人承认的领导机关声明，它经过调查，确信这些传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这时候有下面两个集团在报刊上发表了意见：（1）齐赫泽、契恒凯里、斯柯别列夫、豪斯托夫、图利亚科夫、曼科夫和亚格洛集团；（2）“八月联盟派”，即取消派的八月联盟领导机关。 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只是说，他们没有参加真理派领导机关对传闻的调查！！只是说了这么一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吧。 首先，我们假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齐赫泽之流的集团，而是正直的民主派。这些人曾选马林诺夫斯基当自己杜马党团的副主席。突然间，在报刊上，在他们负有政治责任的机关刊物上，有人散布传闻，说什么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 在这种场合，一切正直的民主派最起码、最无庸置疑的责任是什么，这难道还用说吗？ 应该立刻召集自己人或随便什么人组成委员会，立刻调查传闻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散布的，审核这些传闻是否可靠，是否真实，然后公开地、直接地、诚实地向工人阶级声明：同志们，我们研究过了，我们调查过了，我们向你们保证，情况是真实的。 这才是正直的民主派应有的做法。默不作声、不进行调查、继续对散布恶毒传闻的机关刊物负责，这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就不配当正直的公民。 其次，我们假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齐赫泽之流，而是卑劣的诽谤行为的帮凶和包庇者。他们或许是亲耳听到马尔托夫或马尔托夫的朋友散布恶毒的传闻，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信以为真（重视这种传闻是很可笑的，凡是接触过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人，谁没有听到几十次愚蠢的、明明是胡说八道的“传闻”呢？）；或许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是很熟悉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手法”.宁愿“在遇到困 难棘手的问题时，从旁边绕过去”[178]，公开表示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在报刊上散布的传闻，又怕自己名誉扫地，终生声名狼藉，可是另一方面又想暗中替马尔托夫和唐恩掩饰一番。 我们假设的第二种人的做法正同齐赫泽之流一模一样。 上述情况也完全适用于“八月联盟派”。 让工人们自己在这两种假设中选择一种吧，让他们自己去分析和研究齐赫泽之流的行为吧。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行为。他在《统一报》第2号上把取消派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叫作“令人愤慨”、“令人反感的”文章，但是同时又公开责备真理派说：这就是你们搞分裂的结果，“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呢！” 普列汉诺夫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 唐恩和马尔托夫公开声明，他们认为传闻是真实可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要求调查了），既然普列汉诺夫不顾这些声明，说取消派的文章是令人愤慨、令人反感的文章，那就是说，他根本不相信唐恩和马尔托夫！！那就是说，他也认为他们两人是卑鄙的诽谤者！！ 不然的话，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公开宣告，那些（用他们的话来说）想用揭露充当奸细这种严重可怕的罪恶，给民主派和无产阶级带来好处的人写了“令人愤慨的”文章呢？？ 既然普列汉诺夫对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话一句也不相信，认为他们是卑鄙的诽谤者，那么，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采用这种斗争方法时，他怎么反而归罪于我们真理派呢？他怎么会写出：“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这种话呢？这岂不是用指责我们“搞分裂”而替唐恩和马尔托夫辩护吗！！ 这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 普列奴诺夫在替那些连他自己也一点不信任的、卑鄙的诽谤者辩护，说什么真理派把他们开除出党开除错了。 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行为就是用“耍手腕的”办法（“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公开对他指出了这一点，他们曾经打算信任普列汉诺夫，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这种由耍手腕的小组活动造成的办法来庇护讹诈者，在客观上等于怂恿讹诈者去继续建立他们的功勋。 马尔托夫和唐恩一定会这样推论：既然我们一下子就能使不信任我们的“反取消派分子”普列汉诺夫责备（哪怕是间接地、部分地）真理派不该用“搞分裂”逼得我们进行这种殊死的斗争，那就是说……那就是说，再干下去吧！按原来这样继续干下去吧！普列汉诺夫在给我们打气，说我们将得到让步，作为我们进行讹诈的奖赏！！［注：读者可以看到，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庇护讹诈行为的还有托洛茨基，不过形式上更隐蔽、更怯懦罢了。托洛茨基，这个《我们的工人报》的撰稿人，在《斗争》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一句话都没有指摘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活动”，却斥责真理派带来了“仇恨和分裂的祸种”（第44页）！！这样说来，“祸种”根本不在于诽谤，而在于执行党关于资产阶级影响传播者和地下组织诽谤者的决议。我们要这样记录下来。］ 普列汉诺夫的耍手腕的小组活动一下子就在工人面前败露了。莫斯科人对《统一报》第1号的反应和本来打算信任普列汉诺夫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称普列汉诺夫是“耍手腕的能手”[179]。普列汉诺夫耍手腕的小组活动很快就要彻底暴露了。 1912年1月，工人代表公开地、正式地把以马尔托夫和唐恩为首的既成的取消派集团开除出党。在这以后的两年半内，俄国五分之四的多数工人都赞同这个决议，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决议。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讹诈和诽谤不会使工人“让步”，而只能使工人更加坚信：只有撇开取消派，只有反对取消派，才能建设已经建成五分之四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整体”。 现在，人人都说，俄国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工人政党的事务完全转交给工人来掌握了，在革命以后，俄国工人的成熟程度和自主精神都大大提高了。连托洛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也呼吁工人来反对“知识分子集团”或“知识分子的派别活动”了。但是（事情很妙！）一谈到涉及俄国目前的觉悟工人所选择、所赞同、所建立的是什么政治派别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无论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托洛茨基，无论是取消派，他们的矛头所向就变了，他们大叫大嚷，说什么这些工人，这些占俄国觉悟工人大多数的工人真理派，只是由于“茫然失措”（《斗争》杂志第1期第6页）才跟着真理派跑的，他们完全是受了“蛊惑性宣传”或派别活动的影响，如此等等。 可见，取消派、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不是现在承认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是要到将来，到工人赞同他们，赞同取消派，赞同普列汉诺夫，赞同托洛茨基的时候，他们才承认！！ 可笑的主观主义！可笑的客观材料恐惧症！如果不光是拿知识分子小组习气相互对骂的话，那需要的正是现在的材料，正是客观的材料。 现在大家都公认工人的政治认识正在提高。可是，我们的调和派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之流却对此又作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论断。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在社会民主主义阶级运动的两个相互斗争着的思潮之间动摇不定，并且硬要工人仿效他们主观的动摇。他们说：工人参加两种思潮的斗争，是工人不觉悟的表现，到工人比较觉悟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斗争，停止“派别活动”（虽然真理派在两年半以前，在1912年1月，就直接和公开地开除了取消派，结束了“派别活动”，但是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一样，还是“照老习惯”重复“派别活动”的滥调）。 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对情况作了这样的评价，很明显是主观主义的。请回顾一下历史吧（马克思主义者回顾一下运动的历史总可以吧！），从历史上，你们可以看到反对“经济主义”（1895—1902年）、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这些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几乎进行了20年。这三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继承的关系，是无可怀疑的。俄国的先进工人每次参加这样的斗争，总是站在“火星派”方面反对“经济派”，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反对孟什维克（列维茨基本人在大量的客观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多次这样承认），站在“真理派”方面反对取消派，——这是历史事实。 试问，这种有关群众性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向我们所说明的东西，同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他们10年来一直认为自己的功绩就是坚决不同群众性的工人社会民主党派别唱一个调子）的善良的主观愿望相比，不是更重要吗？ 从取消派和真理派两方面得来的当前这个时期的客观事实，以及20年来的历史都明显地证明，对俄国工人的政治教育以及在小资产阶级国家内不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建立，正表现在反对取消派和战胜取消派这一点上。 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把自己希望避免斗争的善良的主观愿望（不顾历史，不顾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群众性派别）奉献给工人，用迂腐的观点来看待工人的政治教育这件事。马克思曾经挖苦蒲鲁东说，过去已成为历史，现在它再也不存在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编者注］过去20年来，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一直是通过同资产阶级思潮“经济主义”以及同一思潮最近的各种表现的斗争来进行的。现在，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谈了几句关于斗争危害性的“迂腐”道理，历史就会停止前进，取消派的群众（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根基就会消失，群众性的（仅仅是由于工人的“茫然失措”才变为群众性的！）“真理派”就会消失，某种“真正的”东西就会树立起来……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的论断未免太可笑了！ 对工人的真正的政治教育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一贯到底地用无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和方针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和方针。而取消主义（和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一种表现，这一点连托洛茨基也不敢否认，普列汉诺夫自己则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年半到两年半以前，就维护过党肯定这一真理的决议。 但是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不仅限于思想影响。一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下降、动摇和削弱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到处采用而且还会采用最疯狂的造谣诽谤的手段。马尔托夫和唐恩正是在他们破坏大多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的时候，正是在他们感到思想斗争武器不足的时候，拿起了诬蔑和诽谤的武器。 不过以前他们一直是在流亡者的环境中，在范围比较狭窄的“听众”面前干这一套，所以很多事情都侥倖地滑过去了。现在他们是在数万俄国工人面前发表意见，因此立刻就碰到了钉子。在流亡者中的那套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花招”不灵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实际上已经很高，根据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发言性质，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些发言是不诚实的，不怀好意的，并且向全俄国公开斥责这些人是诽谤者。 俄国的先进工人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取消派）的手中打掉了诽谤的武器，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教育水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取消派领袖、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同民粹派结成资产阶级联盟也好，自由派报刊竭力呼吁“正直的”人们把工人同工人政党的取消派联合起来也好，马尔托夫和唐恩干诽谤的勾当也好，这些都不能阻挡无产阶级在“真理派”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的周围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注释： [174]“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335。 [175]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341。 [176]《人道报》（《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343。 [177]列宁的电报载于1914年5月25日（6月7日）《工人日报》第4号。电报要求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公开具名起诉，而不要散布流言蜚语。——357。 [178]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讽刺诗《40年代的人》。诗中写道：“我善良，我正直……不过，遇到严重的要害的问题，有时要从旁边绕过去……”——361。 [179]由于取消派报纸《我们的工人报》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诽谤性攻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请求格·瓦·普列汉诺夫作为他们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对该报的这种不能容许的行为进行起诉。普列汉诺夫虽然对取消派机关报的行为也表示愤慨，但是拒绝在社会党国际局发言，这就说明他认为诽谤者是可以谅解的。于是“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于1914年6月5日（18日）在《劳动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声明》，指出普列汉诺夫是“耍手腕的能手”。——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