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4卷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36] （1913年9月） 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1．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反动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最温和的居民 阶层也怨声载道。沙皇君主制度仍然是俄国通向一切真正政治自由的道路上的障碍，它敌视一切重大改良，只保护农奴主的权益，并且特别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 2．工人阶级仍然是争取全国解放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群众性的革命罢工继续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正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实际斗争。 群众性的经济运动，开始往往提出一些最初步的要求，后来在整个斗争形势的影响下逐渐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 先进工人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口号下尽快联合起来。同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先进的工人也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唤醒农民民主派和城市民主派的任务。 3．工人阶级在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斗争，迫使一部分企业主和自由主义十月党人资产阶级也开始大谈其改良的必要性来了，特别是大谈其打了折扣的结社自由的必要性来了。资产阶级一方面狂热地组织各种企业主联合会来防止罢工，并且要求政府有步骤地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建议工人不要提革命要求而只提结社自由之类的个别立宪改革。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政府一切可能产生的动摇，利用资产阶级和反动阵营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加强自己在经济斗争领域和政治斗争领域的冲击。但是，工人阶级正是为了卓有成效地利用形势，应当坚持不打折扣的革命口号。 4．在这样的总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照旧在群众中广泛进行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鼓动。必须坚持不懈地用现实的生动例子证明改良主义的全部害处，即证明把局部改善的要求作为中心来代替革命口号这种策略的全部害处。 5．取消派鼓动争取结社自由以至争取各种局部的改良而误入自由派的歧途。他们实际上反对在群众中进行革命鼓动，他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宣扬，“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土地”的口号不能作为对群众进行鼓动的题目。他们提出结社自由作为当前无所不包的口号，实际上是用这个口号来代替1905年的革命要求。 6．会议提出，要防止取消派进行有害的改良主义的鼓动。同时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已在自己的最低纲领中提出了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要求，而且把这些要求同推翻沙皇君主制度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会议认为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37]的决议是正确的，决议说：“代表会议号召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向工人说明结社自由对无产阶级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必须经常把这个要求同我们总的政治要求和对群众的革命鼓动密切联系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50页。——编者注］ 当前的主要口号仍然是：（1）建立民主共和国，（2）没收地主的土地，（3）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结社自由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包括在这些口号内。 关于组织问题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1．来自各地的报告表明，不仅要巩固每个城市的党的领导组织，而且要把各个城市联合起来，这是当前最重要的组织任务。 2．会议建议，作为地区联合的第一步，举行由工人运动各据点派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有的地方也可以举行代表会议）。同时必须力求党的工作的一切部门，如政治、工会、保险、合作社等部门都有代表参加会议。 3．会议认为，中央委员会代理人制度对于统一全俄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二月会议关于代理人的决定[38]刚开始执行。各地先进工人都应该关心这件事，至少在每个大的工人运动中心要推选出代理人，而且多多益善。 4．会议把召开党代表大会[39]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工人运动的发展、国内政治危机的成熟、在全国范围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必要性，都表明经过充分筹备之后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是有必要和有可能的。 5．会议请各地同志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初步议程、召开代表大会的适当日期、决议草案等等。 6．会议指出，代表大会的经费开支问题以及其他困难，都只能靠工人自己来解决。 会议号召同志们着手筹集召开党代表大会所需要的经费。 关于罢工运动1．会议认为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和1913年二月会议通过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36—138页和第22卷第258—260页。——编者注］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决议对罢工运动的估计符合最近几个月的全部经验。 2．革命罢工高涨的新时期的特点是，莫斯科运动兴起，至今尚未参加运动的几个地方的情绪不断高涨。 3．会议欢迎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许多党组织的创举，欢迎它们提出政治总罢工的问题以及它们今年7月和9月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注：九月事件是当时受托公布会议决议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添上的，完全证明了会议决议是正确的。］ 4．会议认为，运动即将把全俄政治罢工提上日程。必须为这一罢工作准备，立即普遍开展有系统的鼓动工作。 5．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当前的基本革命要求应当成为政治罢工的口号，必须大力加以注宣传。 6．会议号召各地所有的工作者散发传单展开鼓动工作，建立各城市工人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尽可能正常尽可能密切的联系。尤其必须注意的是，首先使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达成协议，使种种缘由（迫害报刊、保险罢工等等）诱发的政治罢工尽可能同时在两个首都进行。 关于党的报刊1．会议确认，合法报刊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号召党的机关和全体觉悟工人大力支持合法报刊，最广泛地推销这些报刊，组织群众集体订阅，经常募集捐款。同时，会议再次指出，此项捐款就是党员交纳的党费。 2．尤其必须大力巩固莫斯科的合法工人机关报，[40]并且尽快在南方创办工人报纸。 3．会议希望现有各合法工人机关刊物通过交换情报、举行各种会议来尽可能加强联系。 4．会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希望党和工会出版的一切刊物向工人介绍《启蒙》杂志[41]，号召工人长期订阅并不断给予支持。 5．会议要求党的各个出版社[42]注意，目前急需大量出版有关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问题的通俗小册子。 6．最近时期群众革命斗争激化，有必要对这一斗争进行充分全面的阐述，而合法刊物对此又无力承担，因此会议特别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党的秘密出版社，同时，除了散发秘密传单、小册子等等外，务必更经常地定期出版党的秘密机关报（中央机关报）。[43]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会议详细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讨论了有关第四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一切材料之后，认为： 1．上述决议完全正确地规定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任务和方针，因此今后必须仍以这一决议为指针； 2．对十二月决议第3条最后一部分（第3条第8款）（对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弃权）[44]，应作如下说明。如果法案、提案等等直接涉及改善工人、下级职员以至全体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例如，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消除工人以至整个广大居民阶层生活中哪怕是不大的弊端等等），那就应该投票赞成包含着这些改善内容的条款。 如果由于第四届杜马提出附带条件而使改善成了问题，党团则应当弃权，并在事先同工人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必须专门说明弃权的理由。 会议认为： 在讨论一切要求、重大法案等等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应该提出自己的程序提案。 社会民主党的提案被否决之后，如果党团和其他党派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方案，那么党团在投票赞成别的整个提案或别的部分提案时，必须尽力专门说明一下自己的理由。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45]在杜马工作方面采取统一行动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但是会议认为，7个代表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党团的统一。 7个代表利用一票之差的偶然多数，侵犯了代表大多数俄国工人的6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 7个代表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剥夺了6个代表在杜马讲坛上就工人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发言的机会。有许多次发言，社会民主党党团都推举了2名或2名以上的发言人，但是尽管6个代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却得不到推举自己发言人的机会。 在分配杜马各委员会（如预算委员会）的席位时，7个代表同样也拒绝把两个席位分一个给6个代表。 在党团选举代表进入对工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机构时，7个代表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剥夺了6个代表的代表权。党团的工作人员也往往是由单方面选定的（例如，否决了任命第二书记的要求）。 会议认为，7个代表的这种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在党团中造成摩擦，妨碍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并导致党团分裂。 会议最坚决地抗议7个代表的这种行为方式。 6个代表代表着俄国大多数的工人，他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大多数工人有组织的先锋队的政治路线。 因此，会议认为，只有党团的这两个部分完全平等，只有7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工作方面的统一。 尽管不只是在杜马工作的领域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会议仍然要求党团根据上面提出的党团内两个部分平等的原则保持统一。 会议请觉悟工人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全力促进党团在6个工人代表享有平等权利这个唯一可能的基础上保持统一。 关于合法社团中的工作1．在目前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高涨时期，尤其有必要加强一切合法工人社团（工会、俱乐部、伤病救济保险基金会、合作社等等）中的工作。 2．合法工人社团中的一切工作不应按中立精神来进行，而应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决议[46]的精神来进行。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尽可能更广泛地吸收工人参加各种工人社团，不分党派观点，一律邀请加入工人社团。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这些社团的内部建立党的小组，在所有这些社团内部进行长期系统的工作，使这些社团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3．国际工人运动和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从这样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等）刚一创立，就必须争取使每一个这样的机构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柱。会议提请全体党员注意俄国目前这个最迫切的重要任务，因为俄国的取消派一贯企图利用合法社团来反对党。 4．会议认为，在选举保险基金会的全权代表时，在工会等等的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坚持在运动中行动完全统一，少数服从多数，贯彻党的路线，把党的拥护者选到所有的负责岗位上去等等。 5．为了总结合法工人社团中实际工作的经验，最好更经常地举行各地合法工人组织工作积极分子联席会议，同时尽量多吸收在合法社团中工作的党的小组的代表出席全党的代表会议。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黑帮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自由派资产阶级中民族主义倾向的日益滋长，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民族主义倾向的不断加强，目前这一切已把民族问题提到突出的位置上。 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状况（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崩得[47]、取消派企图取消党纲[48]等等），使党不得不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为了搞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问题的鼓动工作，会议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提出下列各点： 1．在以人剥削人、巧取豪夺、勾心斗角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民族和平的条件只能是：建立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同时，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 2．从民主观点来看，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来看，在一国之内按民族分开办学是绝对有害的。在俄国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市侩机会主义分子通过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或“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的计划中，恰恰就是要这样分开办学。 3．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一国之内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教育组织等等中打成一片。只有各族工人在这种统一的组织中打成一片，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反动派的胜利斗争，粉碎各民族的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和意图，因为这些人通常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幌子下，贯彻反对无产阶级的意图的。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正在创造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 4．至于在沙皇君主制度压迫下的各民族的自决权，即分离权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49]，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维护的。这是国际民主派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尤其是遭受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压迫的俄国多数居民的要求，因为沙皇君主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相比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其次，这也是大俄罗斯居民本身的自由事业的要求，因为不根除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俄罗斯居民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有一连串血腥镇压民族运动的传统，它不仅受到沙皇君主制度和一切反动政党的不断培植，而且还受到特别是在反革命时期向君主制卑躬屈节的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断培植。 5．不允许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即受国家宪法保障用完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者，社会民主党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 同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注意到，被压迫民族的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往往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掩饰他们离间工人和愚弄工人的意图，暗中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勾结，损害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利益。 ※ ※ ※ 会议把关于民族纲领的问题列入党代表大会议程。会议请中央委员会、党的报刊和各地方组织对民族问题尽量详细地加以阐述（用小册子、讨论会等）。 关于民粹派1．伦敦代表大会在总结各民粹主义党派（还有社会革命党[50]）在革命时期的活动时，准确地指出，这些党派经常动摇不定，时而屈服于自由派的领导权，时而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农奴制国家；同时还指出，他们进行伪（假）社会主义宣传，抹杀无产者和小业主之间的对立。 2．反动时期使这些特点更加突出：一方面，社会革命党放弃了彻底的民主主义政策，它的某些党员甚至成了追随自由派的批评革命的人。另一方面，它也变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生活的纯知识分子团体。 3．社会革命党继续正式采用恐怖手段，但是，在俄国采用恐怖手段的历史证明，社会民主党对这种斗争方法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个历史也以完全破产而告终。同时，由于这个知识分子的组织抵制选举，而且丝毫不能有计划地促进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各地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并不受社会革命党的任何影响。 4．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向工人阶级进行有害的说教，宣传抹杀劳资利益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试图缓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思想：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使人们在合作社问题上产生小市民空想。 5．在维护民主口号方面所表现的动摇、党的小组习气及其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都极其严重地妨碍着民粹派在广大农民中开展民主共和的宣传。因此，这个宣传的利益本身也首先要求社会民主党坚决地批评民粹派。 会议决不排斥同各民粹主义党派采取伦敦代表大会特别规定的联合行动，因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应该是： （一）揭露各民粹主义党派表现出的动摇行为和放弃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行为； （二）同抹杀劳资间鸿沟的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斗争； （三）支持农民群众中的民主共和思潮，同时不断指出，只有彻底奉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贫苦农民群众在与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斗争时的可靠领导者； （四）更加重视在那些虽然为数不多、但迄今尚未摆脱民粹派的落后理论的工人团体中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注释： [36]这是列宁起草和审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在1913年12月出版的小册子《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中，略去了关于罢工运动决议的第6条和关于党的报刊的决议的第1—5条。决议全文则用胶印秘密出版。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些决议是根据胶印本刊印的，并参照小册子作了校勘。这次会议的记录已失落，有关这次会议的其他列宁文献尚未发现。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于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兰扎科帕内附近的波罗宁村举行，列宁当时住在那里。出于保密考虑，会议定名为八月会议或夏季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7人，有发言权的5人。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共16人，几乎占代表总数的3/4（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同时作为地方党组织代表出席）。彼得堡代表为伊·费·阿尔曼德、阿·叶·巴达耶夫和亚·瓦·绍特曼，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地区代表为Ф．A．巴拉绍夫、Я．T．诺沃日洛夫、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和A．И．洛博夫（后2人后来发现是奸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代表为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哈尔科夫代表为马·康·穆拉诺夫，科斯特罗马代表为尼·罗·沙果夫，基辅代表为叶·费·罗兹米罗维奇，乌拉尔代表为C．И．杰里亚宾娜。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等代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启蒙》杂志出席会议。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派”的雅·斯·加涅茨基和亨·卡缅斯基以有发言权代表身分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议程除决议所包括的各项问题外，还有各地的报告，关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报告、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以及关于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就议程上几乎所有问题发了言。会议总结了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决定了党的新任务。就所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的重要性来说，这次会议相当于一次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对这次会议作了介绍，并对会议的决议作了补充说明（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88—396页）。——[50]。 [3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57—15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即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就确定会议性质问题讲了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组织问题、国外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他还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 代表会议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肯定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讨论了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是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全部土地。代表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党内清除机会主义者。当时取消派聚集在两家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周围。代表会议宣布“《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它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并指出，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不通过中央委员会而与俄国国内保持特殊联系以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国外集团，均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修改草案。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53]。 [38]这里说的关于代理人的决定，见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78—279页）。 波罗宁会议特别强调了由工人自己来建设组织。据阿·叶·巴达耶夫回忆，列宁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各地报告中谈到了工人们要求巩固和建设自己的组织的意愿和期望。要让工人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除了他们以外，谁也建立不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波罗宁会议的《通报》也专门谈到代理人问题。《通报》说：“毫无疑问，地方上的工作的领导几乎都已掌握在工人自己手中……区域的和全国的领导工作同样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应当从自己人中间推举出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应当互相磋商。他们应当着手使各个城市联系起来。应当从代理人中间征求党的中央机关的人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95—396页）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于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举行，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尼·罗·沙果夫，党的工作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波·加米涅夫、Ｂ．Ｈ．洛博娃以及由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南方、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克拉科夫会议是在列宁主持下进行的。他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这两个报告，起草和审订了会议的全部决议，并草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在革命新高潮中和罢工运动发展中的任务、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党的报刊、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等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69—288页）。这些决议对党的巩固和统一、对扩大和加强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对制定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的新方式都起了很大作用。——[54]。 [39]指原定于在1914年8月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例行代表大会。为筹备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下面成立了组织委员会，同时还决定在莫斯科、高加索、南方和乌拉尔也成立相应的委员会。到1914年7月底，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预定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各地的工作报告、政治局势、党的组织任务、罢工运动的任务、保险运动的策略、对最低纲领的若干补充、民族问题、同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会议有关的取消派问题、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以及其他迫切问题。这次代表大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召开，但是为筹备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对加强与巩固党组织起了很大作用。——[54]。 [40]指《我们的道路报》。 《我们的道路报》（《Наш Путь》）是在莫斯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日报）。早在1912年夏季列宁就指出，必须在莫斯科出一张合法的工人报纸（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16页）。同时列宁认为必须首先巩固《真理报》，然后再在莫斯科创办一张报纸。列宁在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称这张报纸为《莫斯科真理报》。关于在莫斯科出版党的机关报的问题，1913年7月27日（8月9日）在波罗宁会议上讨论过。 《真理报》编辑部组织了为莫斯科工人报纸捐款的活动。1912年11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群莫斯科工人的来信，指出在莫斯科出版工人报纸是重要而及时的。工人们发出了为报纸筹集基金的号召，得到了支持和响应。由于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中有人被捕，报纸的出版延迟了。 《我们的道路报》于1913年8月25日（9月7日）在莫斯科创刊，9月12日（25日）被沙皇政府查封，共出了16号。列宁积极参加了该报的工作。他曾把自己的文章同时寄给《真理报》和《我们的道路报》发表。《我们的道路报》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都柏林的阶级战争》、《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哈利·奎尔奇》等文。《我们的道路报》的撰稿人有斯大林、阿·马·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 《我们的道路报》在工人中很受欢迎，有395个工人团体捐款支持它。该报被查封时，莫斯科工人曾举行罢工表示抗议。——[56]。 [41]《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登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等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56]。 [42]首先是指波涛出版社。 波涛出版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出版社，1912年11月在彼得堡创办。1913年初，该社出版了有关工人社会保险问题的书刊。同年7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出版社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着重出版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宣传鼓动性通俗读物。参加出版社工作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米·斯·奥里明斯基、费·伊·德拉布金娜等人。波涛出版社于1913年12月出版了袖珍历书《1914年工人手册》其中载有列宁的《俄国的罢工》一文；1914年出版了刊有列宁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皇政府加紧迫害工人出版事业，波涛出版社被迫停止活动。1917年3月复业，1918年并入共产党人出版社。——[56]。 [4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57]。 [44]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第3条第8款（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2—253页）。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05—306页），其中第二种方案部分地写入了决议。但在已通过的决议中，这一款最后一部分仍不如列宁的方案规定得明确。因此，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对这一部分作了修订，使之更为完善。——[57]。 [45]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7名孟什维克代表，通称六人团和七人团。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来自占俄国工人总数五分之四的6个主要工业中心，并且都是工人选民团的代表，他们是彼得堡省选出的阿·叶·巴达耶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出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哈尔科夫省选出的马·康·穆拉诺夫，弗拉基米尔省选出的费·尼·萨莫伊洛夫，科斯特罗马省选出的尼·罗·沙果夫和莫斯科省选出的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7名孟什维克代表则来自非工业省，他们是外高加索选出的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阿·伊·契恒凯里，顿河军屯州选出的伊·尼·图利亚科夫，乌法省选出的瓦·伊·豪斯托夫，塔夫利达省选出的安·法·布里扬诺夫，伊尔库茨克省选出的伊·尼·曼科夫。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初期，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组成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依仗其多数，企图贯彻执行取消派的口号，因而党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讨论了国家杜马党团问题。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利用其偶然得到的多数，侵犯6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使党团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只有党团两个部分权利完全平等，联合的党团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913年10月1日（14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有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小型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应采取的具体步骤。根据会议的决定，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0月16日（29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会议上，向孟什维克代表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六人团和七人团在解决党团内一切问题上权利平等。由于没有获得满意答复。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次日，他们把列宁起草并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一项声明（见本卷第85—87页）交给了七人团。10月25日（11月7日），七人团在正式答复中拒绝承认六人团享有平等权利。布尔什维克代表随即宣布自己组成独立的党团，并向七人团建议双方在杜马讲坛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列宁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称确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与此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拥护真理报》就杜马党团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宣传报道。10月18日（31日），该报发表了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署名的上述给七人团的声明。该报引用数字证明多数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边。10月20日和26日（11月2日和8日），该报又发表了六人团的两篇告全体工人书，叙述了分裂的经过，号召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10月29日（11月11日），该报在发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关于建立独立党团的声明的同时，刊载了列宁的长篇文章《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见本卷第99—117页）。该报还在《工人支持自己的工人代表》的总标题下发表了大量工人集会的决议。列宁的《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18—426页）对这些决议作了概括性的论述。——[58]。 [46]指1907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同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工会“中立”的决议。——[59]。 [47]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60]。 [48]指1912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个认为“民族文化自治”的机会主义口号可以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相容的决议。实际上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草案时就否决过崩得分子提出的对民族自决权的条款增补民族文化自治内容的建议。八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说：“据高加索代表团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各地组织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和这些组织的机关刊物都表达了高加索同志们的一个意见，即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会议在听取了这个报告以后，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并希望把民族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议程。”——[60]。 [4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这一基本口号的后半部分，在该党文件中形成文字，这里是首次。——[61]。 [50]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