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3年9月至1914年3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革命新高涨时期的著作。
　　这期间，列宁居住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波罗宁，密切注视着俄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经常亲自为党的报刊撰稿。1914年初，列宁一度去西欧，到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许多城市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在布鲁塞尔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和领导工作，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本卷所收文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取消派、调和派、崩得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为争取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迎接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斗争。
　　本卷中《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是对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组文件。1913年俄国工人罢工规模愈来愈大，罢工的政治性质愈来愈明显。这一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由1912年的146万人跃增至200万人。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开始酝酿全国总政治罢工。工人阶级的斗争激发着农民群众和士兵的革命情绪，促使沙皇政府同杜马的矛盾尖锐化，加剧了俄国的政治危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为适应这一形势，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党中央1913年夏季会议（波罗宁会议）总结了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肯定布尔什维克党在新的高潮初期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根据原来的路线确定了新任务，制定了近期策略。
　　波罗宁会议《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和《关于罢工运动》的决议评述了国内政治局势，要求先进工人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革命口号下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唤醒其他劳动群众。决议强调指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仍是当前的主要革命口号；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仍然是广泛进行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鼓动；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和反动阵营之间的分歧，加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进攻，坚持革命口号，反对改良主义。《关于党的报刊》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决议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以秘密斗争为依托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广泛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表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性观点。在本卷的其他许多文章中，列宁对民族问题作了更详尽的阐述。波罗宁会议没有就取消主义问题作出决议，因为取消派已得不到工人组织的支持，在合法组织中愈来愈受到觉悟工人的抵制，而党对取消派坚决斗争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必要再一次专门作出决议。
　　同取消派斗争是俄国革命低潮时期以来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本卷中大量文献是为揭露和批判取消派而写的。
　　《维·查苏利专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一文批驳了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取消派认为党的地下组织是毫无用处、“无活动能力”的，只有在法制已经确立并得到巩固的条件下，党才能成为组织；俄国广大工人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应当把这个阶层“当作一个政党”。列宁指出，没有什么比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更糟糕和更混乱的了。取消派背弃过去的地下组织是为背弃现在的党进行辩护。列宁写道，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与西欧不同，俄国的地下党组织仍然具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它不但能在反动时期保存下来，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形式适应改变了的条件。旧的组织形式、活动条件改变了，但它的方向、思想政治原则和活动内容则保持不变。列宁在批评取消派根本不懂得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时，深刻阐述了党同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本卷第38页）；先进队伍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获得统一意志，这个统一意志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目的在于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为了替群众服务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党必须在群众中开展活动，从他们中吸收优秀力量，随时随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教育他们组织起来，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列宁认为，取消派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是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斜坡上一直滚向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政论家札记》等文分析了改良主义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揭露了取消派的改良主义面目。列宁指出，改良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也是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列宁历数了取消派的言行，证明“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本卷第2页）。他说，尽管取消派口头上否认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否定秘密的党组织，攻击一切起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口号和做法，鼓吹公开的合法的党，力图把欧洲的宪法照搬到俄国来，这就是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在如何对待改良的问题上，列宁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界限。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并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但改良不是目的。与改良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和利用改良是为了发展和扩大自己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六人团和七人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尖锐斗争。杜马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代表（七人团）利用一票之差的多数压制和排挤布尔什维克代表（六人团）。列宁起草的波罗宁会议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对此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要求党团内两个部分完全平等，保持党团在杜马工作方面的统一。七人团不顾绝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拒绝布尔什维克的平等要求。于是布尔什维克代表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退出原来的党团，单独成立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在《为坏事作的坏辩护》、《声明》、《杜马“七人团”》、《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取消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等文中，列宁彻底揭露了取消派破坏杜马党团统一的分裂行为，阐明杜马党团同党的正确关系和党团活动的原则。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应当是无产阶级意志的贯彻者，必须服从杜马外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多数人的意志；如果违背阶级的意志，那就丧失代表资格。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基本原则，是弄清争论实质所必须首先解决的原则问题。列宁列举大量事实和具体数字，证明拥护布尔什维克六人团的觉悟工人占绝对优势，六人团的活动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意志，七人团是杜马党团的分裂者。
　　取消派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力求取得第二国际的支持。社会党国际局一些领导人没有弄清是非，企图从中调和，保护取消主义。在《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好决议和坏发言》、《俄国工人和国际》、《谈谈考茨基的不可容忍的错误》、《再论社会党国际局和取消派》、《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等文献中，列宁阐明了对待国际局的干预的态度，揭露了取消派自欺欺人、侈谈统一的伪善面目。列宁系统地全面地向社会党国际局报告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实质，赞同国际局关于首先弄清分歧事实的意见。列宁反对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他指出，分歧是无法消除的，其根源在于对俄国所处时代的看法截然不同，这是无产阶级同自由派两种策略、两种政策体系的分歧。列宁尖锐批评考茨基关于俄国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消失”，应该加以重建的说法，指出这是骇人听闻、不可容忍的错误。
　　《谈谈工人的统一》、《取消派领袖谈取消派的“统一”条件》、《俄国工人和国际》、《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等文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争取无产阶级政党统一的观点和具体条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统一的基础在于：阶级利益和目标的一致，阶级的纪律，承认多数的意志，同多数人站在一个行列里同心协力地工作。列宁反对貌合神离的形式上的“统一”，强调无产阶级的统一“首先主要是指它的政治组织的统一，它的整体的统一。只有这样的统一才能既保证杜马党团的真正统一，又保证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和整个斗争的真正统一”（本卷第272页）。统一的关键是取消派承认和改正一切错误，彻底抛弃取消主义。
　　本卷中《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代表大会之前，拉脱维亚党组织被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1912年加入了托洛茨基拼凑的“八月联盟”。列宁同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进行反取消派的斗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报告，说明了俄国国内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情况，批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立场，号召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取消派断绝关系。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决定同“八月联盟”决裂。
　　民族问题是本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也有原则性分歧。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前夕，资产阶级的“保卫祖国”口号甚嚣尘上，黑帮沙文主义猖獗一时。俄国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力图利用日益增长的民族运动争取本民族的特权。工人运动也受到腐蚀，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崩得、取消派都公开反对党的民族纲领。这一切使工人运动有分裂和走上歧途的危险。为了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论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列宁写了大量文章，作了许多专题报告。本卷所收的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等文以及列宁事后根据记忆写下的民族问题专题报告的提纲，是系统阐述党的民族纲领，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的重要文献。此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还有：《论“民族文化”自治》、《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再论“民族主义”》、《再论按民族分学校》等等。在上述著作中，列宁批判了“强制性国语”、“民族文化”、超地域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等民族主义观点。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理，首次阐述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有两种历史趋势的问题。列宁说：“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本卷第129页）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列宁认为，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都是进步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依据这一客观规律来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的。因此，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决不允许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权。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毒害。
　　民族平等的核心是民族自决权问题。列宁坚持各民族应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权利，承认各民族平等就仍然是假的。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法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封建的分散状态还没有消除，资产阶级民族和中央集权制国家还未彻底形成的时期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是为了把一些大的民族国家团结起来，旨在摧毁封建主义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大民族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者强制被压迫民族留在“本国”疆界内并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维护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成为区别革命的民族纲领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民族纲领的试金石。尤其在俄国，由于民族压迫极其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沙皇专制制度极其反动，承认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就更显然有利于消除民族仇恨，使各被压迫民族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斗争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列宁批评取消派分子反对承认民族自决权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承认这种权利，既毫不排斥鼓动和宣传反对分离，也毫不排斥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否认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则有利于臭名远扬的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至今还势力极大的黑帮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本卷第240页）。
　　在论证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时，列宁强调指出：“自决权是一回事，而某个民族在某种情况下实行自决即分离是否适宜，——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本卷第218—219页）波罗宁会议的决议写道：“不允许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即受国家宪法保障用完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者，社会民主党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本卷第62页）
　　针对崩得分子的民族主义错误，列宁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的进步意义。他指出，无产阶级“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本卷第138页）。无产阶级应当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民族间日益紧密联系和促进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列宁认为在一国之内把各民族分开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不是把各民族分开，而是用充分的民主来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
　　列宁还提出了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原理。在资本主义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些哪怕是不发达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也有资产阶级文化，后者往往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吸取的仅仅是其中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并以此对抗资产阶级的文化。列宁指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超出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为笼统的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则是绝对不正确的，是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去了。
　　在波罗宁会议的决议中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列宁还阐述了中央集权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他认为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小民族国家优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消除中世纪式的民族隔阂，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广泛开展。在各种不同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不会实行任何分权制。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维护的集中制只是民主集中制，绝不能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民主的中央集权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而且要求这种自治。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等等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那么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设想。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实行这样的自治而受到破坏，反而因此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得到贯彻。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大的、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现代民族生活，以无产阶级观点为依据来制定民族纲领的。机会主义者把民族事业置于无产阶级事业之上，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者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够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解决民族问题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只有所有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战胜资本主义，才能真正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
　　列宁在1913年底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高度评价这个集子所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列宁写道，全部通信的中心点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进的天才的一步。
　　本卷所收的其他文献，有的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有的批评民粹派的小市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有的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人民性。在《给编辑部的信》和《关于亚·波格丹诺夫》一文中，列宁说明了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人报刊对波格丹诺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所应采取的态度。在《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中，列宁驳斥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攻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他指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平等是社会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是指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本卷第392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17篇。其中有：《十月党人和工人运动》、《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纪念日”》、《各工人组织就取消派诬蔑保险工作者Ｘ一事的决议草案》、《俄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看法》、《关于波罗宁会议（1913年）的传达报告的要点》、《关于国际局即将采取的步骤问题》、《国民教师的贫困》、《俄国工人和国际》、《取消派是如何欺骗工人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决定的决议》、《谈谈我们的学校》、《杜马党团和杜马外的多数》、《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的补充》、《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3个文件。《附录》中的3篇文献都是新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