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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革命的高涨[171] （1912年6月4日〔17日〕） 全俄无产阶级的声势浩大的五月罢工，以及罢工引起的游行示威、散发革命宣言和向工人群众发表革命演说，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 这次高涨决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早已由俄国生活的一切条件酝酿好了。由勒拿惨案和纪念五一所引起的群众性罢工，只不过最终决定了这次高涨的到来。反革命的暂时得势，过去是与工人的群众性斗争的低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参加罢工的人数，使我们对于这一斗争的规模有了一个虽是大致的却又是绝对客观而真实的了解。 革命以前的10年，即1895—1904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每年平均为43000人（凑成整数）。1905年为275万人；1906年为100万人；1907年为75万人。这3年革命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达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高涨程度。这一斗争的低落，开始于1906年和1907年，到1908年就已非常明显：参加罢工的人数只有175000人。1907年的六三政变使与黑帮地主和工商业巨头的杜马相勾结的沙皇专制制度重整旗鼓，这次政变是群众革命热情低落的必然结果。 1908—1910年这3年，是黑帮反革命势力猖獗、自由派资产阶级背叛以及无产阶级消沉瓦解的时期。参加罢工的人数日益减少，1909年减到6万人，1910年减到5万人。 但从1910年底起开始有明显的转变。因穆罗姆采夫这个自由派分子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逝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学生运动，清楚地表明风向已经转变，民主派群众的情绪有了一定的转变。1911年，工人群众渐渐转为进攻：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10万人。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因反革命的得势而产生的疲惫麻木状态正在消失，群众又趋向于革命。1912年1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总结它对时局的估计时指出，“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见代表会议的《通报》第18页［注：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到今年第二季度，这种情绪已经大大增长，进而表现为群众的行动并造成革命的高涨。最近一年半来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这次高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是由俄国整个前一阶段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 勒拿惨案是群众的革命情绪转为群众革命运动高涨的导火线。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真理报》上跟着取消派重复自由派的谎话，说什么“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勒拿惨案及其在国内的强烈反应的基础”，——这真是弥天大谎。在勒拿罢工中，根本没有提出结社自由作为特殊的或主要的要求。在勒拿惨案中暴露出来的，并不是缺乏结社自由，而是缺乏反对奸细告密行为、反对普遍无权状况、反对专横暴虐……的自由。 正如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上所说明的，勒拿惨案是整个六三君主制最确切的反映。勒拿事件的特点决不表现在要争取某一种权利，即使这种权利是无产阶级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这次事件所表明的一点，是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法制。勒拿事件表明，奸细、侦探、特务以及沙皇的奴仆走上了不要任何政治借口便大批枪杀人民的道路。在勒拿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把群众的革命烈火点燃起来的，正是俄国生活中的这种普遍无权状况，正是争取某种权利已经毫无希望毫无可能的现状，正是沙皇君主制及其整个政治制度已经不可救药的现状。 自由派总是拼命想证明勒拿事件和五月罢工带有工会运动和争取“权利”的性质，但凡是没有被自由派的（和取消派的）争论所蒙蔽的人，都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群众性罢工的革命性质是很明显的，五一节前夜彼得堡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共同发表的宣言[172]，就特别强调了这种性质；我们把这篇宣言全文转载在纪事栏里，宣言重申了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口号。 而且勒拿罢工和五月罢工具有革命性质的主要证据也不在口号上。口号只不过是对种种事实的概括。群众性罢工从一个区域蔓延到另一个区域，罢工大大发展和迅速蔓延，工人表现出勇敢精神，群众大会和革命演说增多，要求取消庆祝五一的罚款，我们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熟悉的那种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运动的真正特点是群众运动的革命高涨。 我们来回顾一下1905年的经验。事态告诉我们，工人还保持着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传统，而且迅速发扬了这种传统。1905年的罢工高潮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这一年的第一季度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81万人，第四季度达到1277000人，当时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结合起来了。根据大致的计算，参加勒拿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参加五月罢工的达40万人，而且罢工运动还在不断发展。每天的报纸，甚至包括自由派的报纸在内，都报道罢工火焰不断扩大的消息。现在，1912年的第二季度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就是1912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罢工运动的规模比1905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俄国革命第一次在广泛的规模上发展了这种无产阶级的鼓动、激励、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现在无产阶级又采用，而且更坚决地采用这种方法。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运用这种方法所实现的事情。一个幅员辽阔、拥有15000万人口的国家，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没有权利，愚昧无知，在一大群官吏、警察和侦探包围下接受不到“不良影响”，——现在这个国家整个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与罢工者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革命鼓动员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们与下层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为每个工人家庭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议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接争取实现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经激起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对君主制的切齿痛恨，使他们对君主制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现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岁！——正随着每次罢工，通过千万条渠道流传到落后阶层，流传到穷乡僻壤，流传到“民间”，流传到了“俄国的腹地”。 自由派分子谢韦里亚宁对于罢工的议论值得特别注意。他的这种议论受到《俄罗斯新闻》的热烈欢迎，《言语报》也抱着同情的态度予以转载。 谢韦里亚宁先生问道：“工人们是否有什么理由把经济要求或其他什么〈！〉要求同五一罢工搅在一起呢？”接着他自己答道：“我敢断言，他们是没有这种理由的。任何一次经济罢工，只有在认真估量到胜利的希望之后，才能够开始，才应当开始……所以把这种罢工偏偏同5月1日这个日子联系起来，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 这就是自由派的议论！可是那些一心想得到民主派报纸称号的自由派“最佳”报纸，却对这种卑鄙透顶、下流恶毒的议论表示同意！ 资产者最无耻的贪婪，反革命分子最卑劣的胆怯，这就是这位自由派分子的动人言论中所隐藏的东西。他想保全主人的钱袋。他想要一种为“结社自由”而举行的“规规矩矩的”和“毫无害处的”游行示威！但无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吸引群众参加把政治和经济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罢工，这种罢工可以通过立刻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的胜利来吸引最落后阶层，同时可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沙皇君主制。 是的，1905年的经验创立了深刻而伟大的群众罢工传统。而且决不应忘记，这种罢工在俄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在我国，不屈不挠的群众性罢工是同武装起义密切联系的。 请不要曲解我这段话的意思。这里说的决不是号召起义。在目前号召起义是极不明智的。这里说的是要确立俄国罢工和起义之间的联系。 1905年的起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第一，群众性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使群众与军警间的冲突日益增多。第二，群众性罢工激发农民去举行许多次局部的、零散的和半自发的起义。第三，群众性罢工非常迅速地蔓延到陆海军中去，引起了基于经济要求的冲突（“豌豆暴动”等等），继而引起了起义。第四，反革命自己用蹂躏、毒打民主派等方法来挑起内战。 1905年的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决不是因为它走得“太远”，决不是因为十二月起义是“人为的”，象自由派的叛徒们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遭到失败的原因，是起义走得不够远，是必须起义的思想在各革命阶级中间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领会，是起义还没有做到步调一致、坚决果断、组织严密、同时发动和一往无前。 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是否有起义发展的征兆呢？为了不致陷于革命狂热，我们拿十月党人说的话作证明。彼得堡的德意志族十月党人协会大半是所谓“左派”和“立宪派”十月党人，他们是立宪民主党人最喜爱的人物，并且最能（与其他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相比）“客观地”观察事件，而不抱有以革命恐吓上司的目的。 这些十月党人的机关报（《圣彼得堡报》[173]）在5月6日（19日）的每周政治评论上写道： “5月到了。不管天气怎样，5月对于首都居民通常总是不很愉快的，因为5月的头一天就是无产阶级的‘节日’。今年，工人对勒拿示威运动记忆犹新，所以5月1日这天特别危险。到处流传着关于罢工和示威的种种传闻的首都充满了火药味。我们忠实的警察当局显然很不安，它进行了搜查，逮捕了一些人，并派出了大批巡逻队以防止上街游行示威。警察当局除了搜查工人报纸的编辑部和逮捕它们的编辑以外，并没有想出其他妙法，这证明它对于那些操纵大批工人木偶的线不甚了然。而这些线是存在的。罢工的纪律性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次五月罢工非常可怕，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大小工厂的10万以至15万工人。这只是一次和平的检阅，但是这支大军的团结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何况与不久以前的工人怒潮同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令人惊慌的现象。在我国海军的各种舰艇上，有些水兵因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根据报刊上所透露的消息看来，我们本来为数不多的军舰上的情形是不很妙的……铁路工人也使人感到惊慌不安。诚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举行罢工的尝试，但是一连串的逮捕事件，特别是象逮捕尼古拉铁路副站长A．A．乌沙科夫这样惹人注目的事件，表明铁路上也相当危险。
这就是德意志族十月党人的议论。我们要指出，关于水兵的问题，我们已经从各地得到许多确凿的消息，证明《新时报》夸大事实。暗探机关显然在干着奸细告密的“工作”。过早的起义尝试是极不明智的。工人先锋队应当明白，在俄国举行适时的即胜利的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是民主派农民起来支援工人阶级，以及军队积极参加起义。幼稚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尝试，对于杜马选举的结局，当然只能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尝试是轻率的举动，何况……沙皇委任了马努欣，国务会议通过了工人保险法！！” 革命时期的群众性罢工有其客观的逻辑。它把数以百万计的火星撒到各个方面，而到处都有易燃物：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饥荒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横暴虐，对“穷人”、“庄稼汉”和士兵的横加凌辱。再加上黑帮肆无忌惮地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而这种暴行则是由昏庸暴虐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宫廷近臣暗中策划和指挥的……“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174]——大臣马卡罗夫的这句有预见性的话，对他自己和他的阶级以及他的地主皇帝倒是说中了！ 群众运动的革命高涨，使所有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忠实的民主主义者肩负起重大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这些责任就是：“从各方面支持已经开始的群众运动〈现在已经应该说：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并扩大这个运动，以便彻底实现党的口号。”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应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口号，人民革命的口号。 为了支援和扩大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组织，更好地组织。没有秘密的党，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空谈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在支援和扩大群众的冲击时，必须仔细考虑1905年的经验，既要说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要预防和阻止过早的起义尝试。群众性罢工运动增长的情况，吸引其他阶级参加斗争的情形，各组织的状况，群众的情绪，——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表明，在什么时候一切力量应当联合起来向沙皇君主制进行步调一致、坚决果断、一往无前和奋不顾身的革命冲击。 没有胜利的革命，俄国就不会有自由。 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来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国就不会有胜利的革命。
注释： [171]《革命的高涨》一文是列宁1912年4月26日（5月9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和5月31日（6月13日）作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以后写的。专题报告的详细提纲，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印发的海报上，同本文的基本论点一致（见本卷《附录》第495页）。——342。 [172]列宁提到的这个宣言于1912年“五一”前在彼得堡印刷并散发到各工厂。宣言号召工人于5月1日这一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下，在涅瓦大街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宣言以“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结束。宣言署名为：“圣彼得堡全体有组织工人代表会议”：“社会民主党‘联合’小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五月委员会代表”。 1912年6月4日（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在纪事栏里全文刊载了这个宣言。——344。 [173]《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是1727—1914年在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日报，德意志族十月党人的机关报。——347。 [174]“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这句话是内务大臣亚·亚·马卡罗夫1912年4月11日（24日）在国家杜马会议上答复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勒拿惨案提出的质询时说的。——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