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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自由派和民主派 （1912年4月8日和19日〔4月21日和5月2日〕） 一我们已经谈到的而且一些报纸（其中包括3月28日的《言语报》）也报道过的劳动派代表会议[136]，对于明确各党派在整个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中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在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非党进步派”）结成联盟以后，在工人民主派作出关于他们的选举策略的决定以后，只有劳动派“表明态度”，情况才会全面。 现在，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通过所有比较重要的和值得重视的政党，确定了自己在选举运动中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的政党，特别是对那些在六三制度的大厦里建立了“巩固”地位的政党来说，选举主要是加强宣传的时机；而对工人民主派，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选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解释：各种不同政党的实质是什么，各有什么主张，左右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是哪些真正的切身利益，躲在这个或那个招牌下的是社会上哪些阶级。 我们不得不一再从这个角度来谈劳动派代表会议，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恰恰应当特别注意上面指出的这个原则问题。而一些黑帮的即右派的政党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总是不谈这个问题，或者千方百计曲解这个问题的提法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缺乏理智或者怀有恶意，而是因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迫使他们曲解农民和工人政党的实质。 对于主要是农民党派的劳动派来说，虽然没有故意不谈哪怕是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他们解决得不正确。从农民即小业主的观点出发，是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从雇佣工人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一点不仅为理论、科学所证实，而且也为欧洲各国的经验，特别是19世纪欧洲一些政党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所证实。 我们就来看一看自由派是怎样谈论劳动派和劳动派又是怎样谈论自己的。自由派的《言语报》即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说，因为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的修改而受害最大的是劳动派，又说劳动派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请注意）可能“重复”而且几乎正在重复劳动派所讲的一切。《言语报》写道：“最后，在选举中同劳动派缔结协定可能是需要的，不过只是在一些地区，而且为数不多。” 仔细想想这个估计，你们就会发现，这是自由派资产者的估计，六三法令把他们从首位（过去根据1905年12月11日的法律[137]选举时他们所占有的首位）上挤了下来，但是同时给予他们一个保护他们不受民主派侵犯的很有分量的反对派地位。劳动派先生们，在我们看来，你们是不重要的，我们并不重视你们，这就是《言语报》声明的真正含义。为什么是不重要的呢？因为六三法令削弱了你们在选举中的力量。 在任何民主派，特别是任何工人看来，重要的不是那些按现行选举法享有垄断权或者特权的政党，而是那些代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政党。六三法令恰恰保护自由派资产者不受这些群众的侵犯，因此对他们说来，这些群众是不重要的。自由派律师和记者需要杜马的席位，自由派资产者需要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增强农民群众的独立政治思想，增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独立性，对自由派说来，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简直是危险的。自由派需要选民，自由派需要信任自己并跟着自己走的群众（好强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自己挤一挤），但是自由派害怕群众的政治独立性。 劳动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它特别接近农民即绝大多数居民，它所代表的不是自由派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为什么自由派不怕劳动派呢？正因为劳动派是个对自由派不够独立，不善于同自由派争夺对群众的影响的民主派！如果采取严肃的、诚实的、有原则性的态度对待俄国现代政治，而不是采取追逐代表资格的诈骗的（也就是自由派的）手法对待这种政治，那就不能不千百次地谈论俄国现代政治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俄国当前时代的历史任务还是按民主方针对俄国实行政治改革，那这种改革问题的整个关键必然还是在于，使十分广泛的，最广泛的居民群众成为觉悟的民主派，即成为十分明确地、彻底地、坚决地反对自由派的狭隘性、局限性、不彻底性和胆怯心理的一切表现的民主派。不能领会和实现这个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无法成为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彻底的战士，不懂得这一点的工人，还不能算是觉悟的工人。 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说他们的“策略”和劳动派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是最惊人的愚昧无知，或者是最无耻的谎言。俄国近10年的政治史每一页都有成百成千个驳斥这种谎言的事实。俄国的现代史根据我们俄国的经验向我们指出，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之间的差别比任何“策略”问题要深刻得多，——因为，尽管事态发展屡次引起“策略”的急剧变化，这种差别在最近8年来总是毫无例外地显现出来——这种差别比一切“纲领”要深刻得多，因为纲领只是表明一个阶级的先进人物对本阶级的任务和地位的一些想法。不是先进人物的意见，而是千百万群众的行动向我们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阶级之间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地位上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在对待现代俄国的“统治力量”方面的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政治积极性在各种出发点和程度上的根本差别。 无论自由派或者劳动派都可能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因为二者都“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但撇开政治活动家的这些意见而再稍微深入一点看看群众的阶级地位，你们就会发现，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实际生活中是在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治特权；他们争论的只是这样一点：是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拥有2/3的政治特权而让米留可夫之流拥有1/3呢，还是与此相反。看看“实际生活”，看看目前俄国农民即农业中的小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你们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决不在于瓜分政治特权，决不在于政治特权，这里的“实际生活”一词是带引号的，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千百万这样的小业主要饥饿而死。 在现代俄国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成熟而且过分成熟的资本家这一非常狭小的阶层，他们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实际上干着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现在的政权、现在的政治特权的勾当。对“现在”一词应当作相当广泛的理解，例如，这里既包括今天1907年六三法令所保护的特权，也包括昨天1905年12月11日法律所保护的特权。 另一个资产阶级是极不成熟的，但力求走向成熟的小业主和一部分中等业主，主要是农民这一非常广泛的阶层，他们实际上要解决的决不是俄国现代历史生活中的特权问题，而是不要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被饿死的问题。而这也就是涉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整个权力基础本身的问题，涉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一切权力的根源的问题。 俄国政治解放的全部历史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资产阶级趋向斗争的历史。无数关于自由和平等、关于“平均”分配土地和关于“民粹主义”的漂亮词句的全部意义，可以归结为这两种资产阶级趋向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染上这两种“色彩”中的一种“色彩”的俄国。不用说，雇佣工人对这一斗争决不会漠不关心；相反，如果他们是有觉悟的，他们就会毅然决然地干预这一斗争，争取使农民跟着他们走而不是跟着自由派走。 劳动派代表会议不能不提到的那些问题，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准备在以后几篇文章里再详谈。现在我们把前面讲的话作一个小结。关于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是俄国整个政治解放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这个或那个党在六三体制中的“实力”问题，归结为根据六三体制进行的选举中缔结某种协定的“合算程度”问题，是再庸俗不过了。恰恰相反，只有理解了这个党和那个党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等等）的阶级根源，才能以雇佣工人的观点正确地解决关于协定、决选投票等等的局部问题。 二劳动派代表会议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和很有教益的政治问题。现在我们这里有对代表会议的决定的绝妙解释，即瓦·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论述《劳动团的选举纲领》的文章，这篇文章刊载在柯瓦列夫斯基和布兰克先生直接参加下出版的彼得堡《生活需要》周刊[138]第13期上。说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解释是“绝妙”的，当然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的，而是因为它正确地表达了劳动派的观点和意图。一切关心俄国民主派社会力量的作用的人，都应当特别注意沃多沃佐夫先生的文章。 他写道：“劳动团所依据的信念是：在目前历史情况下，农民、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不仅不互相矛盾，而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个政党完全能够为这三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力量，工人阶级找到了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的代表，因此，劳动团自然应当主要是农民的政治代表。它过去就是这样的代表。”
在这里，马上就清楚地看出一切民粹派，直到最“左的”民粹派都犯过的一个主要错误。他们所依据的“信念”违反经济科学的全部原理，违反经历过类似俄国当前这样的时代的国家的一切经验。甚至当俄国历史经验迫使他们承认，这些信念在我国也被事态发展所推翻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坚持这些“信念”。劳动派的第二句话反驳了第一句话。假如一个政党能够既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为农民的利益服务，那么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党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它在俄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特别危急的时期（1905年）建立并巩固起来了，如果连劳动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力量”而“找到了”自己的政党，那么，这就是说，劳动派的“信念”被“历史条件的力量”推翻了。 既然劳动派成了农民的党派，而根据他们的信念，他们是不应当只成为农民的党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念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正是欧洲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在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时期曾经产生过的那种幻想。“非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优势，但“历史条件的力量”总是推翻这种思想，打破这种幻想。企图或拼命要用“一个政党”囊括各个阶级的做法，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在这个时代，他们必定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是农奴主，而不是无产阶级。 这种“囊括”各个阶级的妄想使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也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也断言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马克拉柯夫先生之流也当成劳动知识分子！觉悟工人将永远反对一切关于超阶级的政党的思想，反对一切抹杀雇佣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鸿沟的做法。 如果说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抱有各个阶级可以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和那个政党违反本政党的愿望，有时还违反它的个别成员的意识而趋向某个阶级。历史使劳动派学会了更接近真理，说他们是农民的党派。立宪民主党人继续自称为民主派，而实际上他们是反革命的自由派。 遗憾的是，上面这个道理劳动派还远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认识极不清楚，以致他们的代表会议的正式决定都没有对立宪民主党人作任何评论。在正式决定中只谈到“首先同社会民主党人，然后才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协定。这是不够的。只有完全弄清楚缔结协定的政党的阶级本质，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和利益的暂时一致，才能正确地、彻底地、有原则地解决关于选举协定的问题。 只有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解释谈到了这一点。《言语报》在提到和讨论他的文章的时候，竭力对读者完全隐瞒起来的恰恰是这些论点。我们认为必须着重讲一讲这些论点。 沃多沃佐夫先生写道：“劳动团很清楚，俄国的现存制度是专制制度和专横制度，因此，他们坚决谴责立宪民主党想向世界宣布俄国存在着立宪制度的一切做法。不同意英法议会代表为宣扬俄国的立宪制度而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会。在劳动派看来，无疑只有在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实行根本的深刻的改革才能使俄国走上正确而健康的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对这种信念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表现表示同情。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之间产生一条很深的鸿沟……”稍往下又重复了同样的思想，说“立宪民主党的和平演进主义和以这种演进主义建立起来的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总是使劳动派离立宪民主党比离社会民主党更远一些”。 为什么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一定要设法把这个论点向读者隐瞒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段文章里，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想在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的愿望。界限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沃多沃佐夫先生虽然也谈到“很深的鸿沟”，可是对这条界限却了解得很不深刻。他认为区别其实是在策略上，是在对时局的估计上：劳动派主张根本变革，立宪民主党人是和平演进论者；劳动派认为我国是专制制度，而立宪民主党人说，谢天谢地，我国有了宪制。这种区别在同一个阶级的右翼和左翼之间也是可能有的！ 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仅限于这一点吗？沃多沃佐夫先生本人是不是承认过劳动派是农民的党派呢？农民的阶级地位，即使拿对待普利什凯维奇和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态度来说，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地位竟没有一点区别吗？ 如果没有，那么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甚至从对待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态度来看，也是不大的。如果有，那么应当提到首位的正是阶级利益的区别，而不是对专制制度和宪制或者对和平演进的“看法”上的区别。 劳动派想比立宪民主党人更激进。这很好。但是，如果他们很清楚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如果他们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截了当地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自由主义，那么他们的激进主义就会更彻底、更深刻一些。 因此，沃多沃佐夫先生以外部障碍为借口，说什么由于外部障碍劳动派“只好写出这样的决议，其中一些最重要论点因为引用了多数读者不大清楚的、他们很难理解的‘劳动团纲领’而被掩盖起来了”，他以这种借口“为自己辩护”是枉费心机的。第一，劳动派不该局限在上述障碍所限制的范围内；他们正象我们的取消派一样局限在这种范围内，这就表明他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是不大的。第二，要说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的阶级实质及其反革命性，在任何范围内都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可见，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农民所处的非常深刻的和根本的条件造成的。脱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直接斗争而居于中间地位，就会产生关于非阶级的和超阶级的政党的幻想。业主和小业主所特有的一般资产阶级偏见使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由此产生了劳动派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甚至表现在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政权的基础进行的斗争中。 觉悟工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民主派团结起来，使他们尽可能摆脱自由派，尽可能少受自由派的影响，尽可能彻底些、坚决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地位使得沃多沃佐夫先生所说的进行“根本和深刻的改革”的意愿非常有基础，它蔓延到各处，并且深深扎根于土壤之中。
注释： [136]劳动派代表会议于1912年3月底在彼得堡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些问题。——243。 [137]1905年12月11日（24日）的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根据这个法律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都由立宪民主党人占首位。——244。 [138]《生活需要》杂志（《Запросы Жизни》）是彼得堡的一家周刊，1909—1912年出版。为它撰稿的有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列宁称它是“取消派－劳动派－路标派的”杂志。——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