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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0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146] （1911年6月18日〔7月1日〕） 序言下面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少数是“前进派”和“调和派”）的决议，指出了全体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在党内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对纲领、策略、组织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阐述实质性的看法，是特别重要的。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些人，一面用夸张的言词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奴颜婢膝地对待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处的取消派，这现在成为“流行病”了。他们为了飞黄腾达，廉价地宣扬同所有人，不管是谁，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妥协”！然而对于这个奇怪的所谓“妥协”的政治条件，又由于需要而完全保持沉默。实际上，这是些宣扬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党的创立人投降的分子。 现在，全体布尔什维克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别，更确切清楚地规定这个派别（与千方百计掩盖自己“面目”的派别不同）的护党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为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清除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而战斗。 尼·列宁 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会议，讨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状况，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同企图自封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分子之间在国外展开激烈斗争的最近表现，认为： 首先必须重提上次中央全会（1910年1月）一致批准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规定了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性质。这个基本原则说明，“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缩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任务和口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表现。只有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以及一切“召回主义的”，或者为召回主义辩护的思想政治流派的危险性，只有真正克服这些倾向的工作，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其次，会议确认，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及其拥护者呼声派的集团，违背全会一致通过的上述决议，违背《呼声报》代表在全会上许下的同取消派脱离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庄严的诺言，而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恰恰奉行了这种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政策，支持、维护并捍卫了这样一些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俄国合法派的刊物，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正如党中央机关报代表党一再认定，而且以普列汉诺夫同志为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多次认定，这些刊物的活动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些刊物的活动家不但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公然否定它，用叛徒的口吻诬蔑“地下工作”，否定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活动的革命性质和这个运动的革命任务，散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关于日渐成熟的危机是“立宪”性质的主张来欺骗工人，抛弃（不只是压缩）例如承认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的领导权这种历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口号。这些人在宣扬和建立他们所谓的合法的或“公开的”工人政党，实质上是在建立斯托雷平“工”党，是在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们宣扬的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内容，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无非是表明那些背弃同沙皇专制制度、同第三届杜马和整个斯托雷平政策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的人的公开叛变。 会议确认，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技术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完全处于取消派的影响之下。［注：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受到了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充分揭露和斥责）和公开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工党的其他活动家辩护的崩得分子李伯尔，都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领导者。］ 一年半以来，国外局没有完成中央委员会交给它的任何一项任务（如使各国外集团在承认和执行全会决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或者帮助各地方组织，或者争取停办《呼声报》和制止“前进”集团的独立的派别活动），也就直接帮助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取消派。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派为了嘲弄党，从1910年12月起，就不断破坏全会的召开（按照党章必须召开）。在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要求召开这次全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竟花了7个星期来专门“表决”是否召开全会的问题。经过7个星期的表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才承认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全会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它却又破坏了全会的召开，正象1911年5月底第二次破坏全会的召开一样。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实际起的作用，是从国外和从党中央机关内部来帮助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这样一些宣布中央委员会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合法派首领和斯托雷平工党活动家（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和第21—22号合刊［注：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07—208页和本卷第182—186页。——编者注］）。会议确认，让取消派担任党的职务，简直是欺骗党，因为全会的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那些认真履行自己许下的同取消主义断绝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诺言的孟什维克，才能担负这些职务。［注：至于说到国外取消派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方面所采取的政治讹诈、给保安处提供情报这样一些手法，即马尔托夫先生在《呼声报》编辑部帮助下所采取的手法[147]，会议对此十分鄙视，这种手法只要一经指出，就足以引起一切正派人的厌恶。］ 因此，会议认为：布尔什维克同中央国外局这个置规定于不顾、置党于不顾的机关彻底决裂是绝对必要的，代表大多数在俄国真正进行工作的护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体和小组的中央委员会议（见会议《通告》）认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采取了反党的派别政策，从而破坏了1910年全会的明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会议决定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断绝一切关系，支持中央委员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制定了一些最必要的措施来使取消派阻挠全党工作的活动失去作用，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依靠地方工作人员的力量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和支部。会议号召各地全体护党派同志立即（按照会议的决定）进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代表的选举工作，为此，必须同组织委员会、同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建立经常的联系。 二会议提请社会民主党各派工人注意，“前进”集团的国外的首领们和《真理报》的编辑托洛茨基正采取支持取消派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党和党的决定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会受到更坚决的反击，因为它大大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团体的活动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团体虽然同《真理报》或“前进”集团有联系，但对党的决定却绝对忠诚，并且坚决反对取消派，随时随地捍卫具有革命纲领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会议特别提醒社会民主党工人警惕呼声派一贯施展的骗人手法，他们把所有的合法运动的活动家都说成是老党的反对者，是新的波特列索夫式的“公开”党的拥护者。例如，在6月25日《呼声报》出版的最近一号单页上（载有合法运动活动家“会议”的消息），《呼声报》编辑部就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取消派提出的抵制一家因有反取消派倾向的合法报纸[148]的建议这一事实。又如，《呼声报》编辑部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呼声报》拥护者提出的公开合法派的、明显是背叛性的决议这一事实。连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个崩得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波特列索夫分子”提出的建议的反党性质。许多公开运动的活动家都已经走上同斯托雷平“工”党进行坚决斗争的道路。只要所有的护党派同心协力，这样的活动家的人数一定会增多。 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所有的无原则的人总是竭力用廉价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和丑闻来掩盖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国外呼声派现在卖力地把这种事件和丑闻提供给酷爱腐朽的精神食粮的取消派会议的听众。 这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提醒大家注意被取消派遗忘的、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础的旧真理。 因此，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回忆一下我们党的纲领。在国际机会主义日益嚣张和它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决斗日益迫近的时期，这个纲领确切地、清楚地、坚定不移地表述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革命目标，表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革命目标——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合法派和我们的呼声派的全部宣传表明，他们实际上不但不同意、不执行我们的纲领，而且公然维护改良主义，——这是护党派孟什维克也承认的（见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日志》[149]和《争论专页》第3号），——公开背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革命目标。 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注意，要成为真正的护党派，只这样称呼自己还不够，只“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精神”进行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根据党的策略决定来进行全部实际工作。在我国反革命时期，在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背叛、脱离革命、消沉的时期，只有党的策略决定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出发，对当前形势作出了估计，对实际行动路线作出了估计。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呼声派借以掩盖取消主义的那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除了1908年12月的策略决议，再也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当前时期的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 取消派，也包括一部分“前进派”，之所以闭口不谈这些决议，或者只是简略地提几点意见，大喊几声，表示反对这些决议，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决议规定的工作路线根本屏弃了机会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动摇性，不顾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思潮而举起了革命的旗帜，说明了当前这个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新时期的，即引向必须完成旧任务的革命的时期的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真正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的人，才是护党派。而党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就是而且仅仅是既忠诚于革命旗帜又考虑到当前新情况的1908年12月决议所阐述的策略。1908年12月决议谴责了取消派、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以及要求利用合法机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后一个决议是前一个决议的直接结论、必然的继续和终结。在目前这个瓦解和崩溃的时期，往往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借口统一无产阶级大军这一伟大原则，来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联合”或“接近”这种无原则的或者是卑劣外交式的尝试辩护。会议最坚决地谴责了和驳斥了所有这些尝试（不管是什么人的尝试），而且声明说，如果不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彻底划清界限、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么，联合和巩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大军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真正帮助建立符合社会民主党原则的组织的人，才是护党派。除了1908年12月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0年一月全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在全会后立即印发的信[150]以外，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再也没有对组织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只有全面协助秘密组织的重建和巩固，才是护党的工作，而且只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而且应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合法组织网，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根据我们的革命原则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全部工作。凡是不真正进行这种工作的人，凡是和反革命特别是自由派一起攻击“地下活动”、攻击秘密工作的人，要说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那就是在欺骗工人。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临近了。国外的党的上层的危机愈尖锐，就愈迫切需要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发挥主动性，就愈要他们严格坚持并坚决做到由工人的每个团体、每个支部、每个小组真正按照党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认为“召回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一种合理的思潮”，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不同这些人最坚决地划清界限，就无法进行党的第四届杜马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说只利用“合法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利用“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谁不真正考虑、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决议中所阐述的关于秘密组织、关于策略的决定，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谁在进行选举工作的时候，不遵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而去依据《我们的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生活事业》杂志上的文章，谁就是建立斯托雷平“工”党的人，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人。 在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我们党的任务首先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利益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鼓动，以便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革命农民）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的民主主义变革。 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我们党在选举中必须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行动，不仅在工人选民团、而且在各地的城乡选民当中提出我们党的候选人。 党在选举中的全部鼓动应当分两条战线进行，就是说，既反对政府和公开支持政府的政党，也反对反革命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 只有真正彻底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策、不仅忠于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决议、并且反对新的斯托雷平“工”党的人，才能成为党的候选人。 在订立选举协议问题上，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和1907年7月的党的代表会议[151]的原则指示应当仍然有效。 第四届杜马选举必须通过党的工人团体进行，必须遵循党的决定的精神和严格遵照这些决定进行。
注释： [14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11年6月18日（7月1日）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了党内状况问题，以27票的多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会上有10票赞成小组中少数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列宁于1911年7月3日写信给阿·伊·柳比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对他们在会上的调和主义发言作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08年11月5日（18日）成立。它是布尔什维克从与孟什维克合组的巴黎小组退出后组成的，后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分子也加入了这个小组。1911年参加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有：布尔什维克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亚·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柳·尼·斯塔尔、谢·伊·霍普纳尔、维·康·塔拉图塔、尼·瓦·库茲涅佐夫、亚·西·沙波瓦洛夫等；调和派柳比莫夫、弗拉基米罗夫等以及一些前进派分子。全组共有40余人。它同俄国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协助其工作，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并在俄国侨民工人中开展工作。——[286]。 [147]这里说的是尔·马尔托夫写的一本小册子：《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于1911年春在巴黎出版。小册子大谈布尔什维克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以及1907年梯弗利斯剥夺国库事件组织者的组织关系，并且提出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指责，来证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谓“涅恰耶夫主义”。小册子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讹诈性质。 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有联系的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这些战斗队进行了多次剥夺，同时把剥夺得来的钱寄到国外，交给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分裂派支配。前进派的第二所学校，主要就是使用这种剥夺来的资金办的。——[290]。 [148]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见注62）。——[291]。 [149]《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292]。 [150]指《给各个党组织的信》，发表于1910年2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294]。 [15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同民粹派政党的共同行动，“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卖性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通过了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下列方案： “1．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应独立活动，在第一阶段不参加任何选举协议。 2．在决选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 3．在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与反对党直至立宪民主党（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集团，如穆斯林集团、哥萨克集团等等）达成协议。 4．在达成协议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按照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主义程度加以区别，其顺序为：（1）社会革命党，（2）人民社会党，（3）劳动派，（4）立宪民主党。 5．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和组织达成任何协议。 6．协议的性质只能是技术性的。”——[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