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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0卷 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1910年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在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24]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解散了我们的派别，并把属于我们这个派别的款项和其他财产都交给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个著名活动家。交出财产和解散派别这两个步骤当时都是有条件的。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条件，大家从我们在那次全会上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个声明曾由全会通过，并且发表在全会闭幕后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第1号上。 简单地说，这些条件是要求其他派别（首先是呼声派，即出版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孟什维克）忠诚地，即诚心诚意地和彻底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1）同被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确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25]作斗争；（2）解散自己的派别。 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在等待了一年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完全确信，无论哪一个条件呼声派和前进派[26]都没有履行。 由于确信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作了两件事，第一是出版了《工人报》[27]，第二是现在申请发还款项和财产，这项申请我们几天前即1910年12月5日已交给中央委员会。 这项申请提出以后，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情况还是这样：我们有条件地交出了全部财产并全力支持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了他们所接受的条件，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协定。我们虽然废除了这个已为取消派和召回派所破坏的协定，但是仍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贯彻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路线，不过我们将不同那些曾经被全会允许（由于相信他们的诺言）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同盟者一起干这项工作。既然在全会上，在党的其他会议上，在代表会议等等上都公认，而且各民族组织的代表也屡次声称，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始终对党内状况负有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公开说明我们对党内状况和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的看法。 1910年一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次全会把1908年12月的决议[28]加以发展，认定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从而最终地确定了党在反革命时期的策略路线。其次，全会联系党对当前历史时期所规定的思想政治任务，进而提出了消除我们党内派别的问题，即必须使社会民主工党达到真正统一的问题。 我们确信，1910年一月全会所作的这两件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们的成果要比肤浅的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重大得多、切实得多和牢靠得多。 然而，这些成果被围绕着它们的一片空谈严重地破坏了。没有什么比空谈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而“调和主义的”空谈也同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空谈同样有害，同样使人思想混乱。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实质，用感叹和善良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玩弄联合的把戏，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接近。 一月全会闭幕后这一年间，这种空谈已经说尽了，并且显示了它的效果。如果党现在能够从空谈“调和主义”的英雄们的痛苦经验中体会到，为什么不应该承担起“调和”和消除派别的工作，那么全会后的这一年便不算白过了。 空谈的主要论调是：只要取得消除派别的“诺言”，只要把各种各样的人凑合成中央机关，只要使互相对立的人“保持均势”，那就是向消除派别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而且也不能不表明，空谈家的办法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依靠“诺言”是根本办不了事情的，依靠那些各不相同和无法联合的人的联合来办事是可笑的。全会的决定和措施中凡是建筑在空谈上的东西，第二天就都化为泡影。无论是决定、决议或是勉强凑合起来的机关，实际上都已成为一纸空文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的机关。而全会工作中凡是切合实际的东西，则都得到发展和巩固，在工作上显示了效果，撇开决议，在决议之外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 很难想象再有什么别的教训能够比全会后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教训更明显、更有教益的了，这是给那些崇尚空谈、一味作空洞的善良祝愿、热中于玩弄分配机关职位等等把戏的人的教训。 在全会的工作中，究竟哪些是切合实际的呢？指出党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同消除派别之间的联系是切合实际的。一些派别或思潮的接近是切合实际的，因为这些派别或思潮不是在廉价的调和主义空谈上，在诺言和许愿上，在玩弄分配中央机关职位的把戏上相一致，而是在工作上，在对当前思想政治任务的认识上，在实际地提出这些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上相一致。 有些人，他们既不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客观根源，又不了解使某些著作家集团（如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或马赫主义者[29]和召回派的著作家集团）能够实际上离开党而独立的现实环境，只要这些人还在唱关于消除派别的廉价的高调，那么这种高调就仍然是无聊和无用的空谈。但是，随着两个基本的和主要的派别（它们对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甚至对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都有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在工作上日益接近，在对这些客观条件的认识上日益接近，无论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接近或者散播对这种接近的怀疑的阴谋家怎样不遗余力，都阻挡不了这个业已开始的进程。 全会后形成的党内实际状况一年来已经十分清楚了。事实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签署了关于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的决议，而实际上他们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全部宣传鼓动，全部实际工作一直都是在支持和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 这个事实使每个有眼可看的人都能看到，满足于一纸决议的政策多么站不住脚，脱离实际的空谈多么有害。 其次，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呼声派或是前进派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派别独立活动。这两个派别和以往一样实际上完全离开党而独立，有自己的会计处，自己的机关报，自己的代办机构。召回派的派别组织形式是国外的所谓“党校”（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地挑选代办人员、有计划地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组织工作的机关）。[30]除“党校”外还有单独的出版社和交通联络。呼声派的派别组织比较松散（比较“自由”，形式比较不固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完全离开党而独立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16人集团，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31]呼声派积极参加这些集团，他们一方面将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用来反对党，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参加党的中央机关，以便不断地破坏它们的作用，从内部来瓦解它们。 每一个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种状况会造成什么后果。 在书刊工作方面，这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央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加上普列汉诺夫派[32]在主办，同盘踞在编辑部的呼声派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冲破了调和主义空谈制造的框子。那些许下诺言的“调和派”，担任职务的“调和派”，受取消派中央机关委托的“调和派”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作上的绊脚石；而在全会上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实际上却成了党的路线的执行者。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在空谈与行动之间，在所谓的党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显然名不符实的存在与中央机关报撇开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党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瓦解。为了制止这种瓦解，为了使正式的党的机关不再遭到党的敌人的嘲笑并不使他们高兴，就必须戳穿这种假象，公开说出实际情况，公开承认有两个派别在进行党的工作。 在国外组织的联合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以前各个集团四分五裂的地方，现在仍然是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取消派集团公开变成支持《呼声报》的集团。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之间才有接近的迹象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负责联合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33]，变成了前进派和呼声派理所当然的嘲笑对象，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党的一个中央机关怎样起着挑拨是非和拖拖拉拉处理谁都不需要的公务的委员会的作用。 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俄国各地的组织工作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党的事情。根据对全会许下的“诺言”，中央委员会应当邀请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尤里之流参加工作，它热心地进行了这项会有成效的、不愧为革命者做的工作——邀请那些嘲笑党并且继续危害党的人参加党，但是一年来却没有“邀请到”任何人。与此同时，反党派别却加强了自己的组织来反对党：前进派的代办机构加强了，派别组织扩大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其他的取消派组织都加强了，这些取消派组织继续在许多俱乐部和合作社等等中进行反党说教，继续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期间忙于“邀请”取消派，或者忙于批复呼声派和前进派制造的“扯皮”事件，这种作用简直有失体面。我们不能允许党的敌人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降低到这种地步。 只有那些完全丧失思考能力或者乐于搞小阴谋的人才会看不到，党的中央机关的这种状态要是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取消派和召回派得逞。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中央委员会不但过去纠缠于调和主义空谈，纠缠于同那些不愿与党和解的人讲调和的把戏，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纠缠下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出色地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出色地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这样的空谈英雄托洛茨基，十分自然地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辩护人；他在理论上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完全一致。 于是，取消派和前进派就在这位辩护人的好心帮助下，出色地掌握了一项策略：只管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派。《呼声报》以及“前进”集团的纲领都一再这样说，而实际上却继续在瓦解党，继续进行各种反党的工作。“调和主义”的形式和词句，已经成为《呼声报》的取消派以及前进派手中的工具了。 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不能扮演这类被愚弄的角色。我们等待了整整一年，尽了一切力量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性质，因此，在那些忙于“邀请”取消派和批复前进派“事件”的机关的所作所为上，我们对党不能负任何责任。我们所希望的是工作，不是扯皮。 我们愿意同那些愿意工作而且实际上证明自己能够以护党精神工作的人协力工作，就是说首先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真正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协力工作。我们不愿意对那些不愿与党协力工作却愿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一起工作的人制造的扯皮负责。 俄国局势迫切要求党的国外各组织同心协力，加紧工作。反革命势力的三年黄金时期（1908—1910年）看来就要结束，代替它的是正在开始的革命高涨时期。今年的夏季罢工和追悼托尔斯泰的游行示威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内的党的组织工作已被削弱到极点，而前进派和呼声派却恬不知耻地利用这个弱点，在国内和国外各派别中心的协助下加紧进行自己的反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玩弄同这些派别中心搞调和的把戏，假装看不到它们的独立存在，“邀请”它们的代表来一起同它们自己的政策作斗争，用吸收它们的成员参加中央机关的做法向党掩盖它们的存在，如果这样做，就是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扯皮的境地。这样做就是阻挠国外中央机关的工作，而它们的工作本来就已受到重重阻挠，以致在俄国一年当中竟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不仅没有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就连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的非正式会议也未能举行（而召回派的“党校”和取消派的各种合法机关报却不止一次召开了各种会议、杂志代办员和通讯员会议等等来反对党）。 纠缠于玩弄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把戏的中央机关使工作完全陷于停滞，我们对此概不负责，并且立即开始用全副精力主动进行工作，把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举行各种会议，举行代表会议，建立区域局，建立党的出版物联系小组等等。我们号召全体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来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只有这项工作才能实际上使党摆脱困境，使中央机关不再去“讨好”呼声派。 早在全会以前，1909年春天，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宣布了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并且从那时起，这一政策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与那种相信呼声派的“诺言”并把他们看作护党派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是相违背的。从那时起，我们为真正加强党的路线（而不是加强前进派的说教和呼声派为取消派的辩护），为两个主要派别的基本核心的真正接近所做的一切，都与这些要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毫不相干。所以我们决不对今后的这些做法负责，我们坚信，通过《工人报》，通过合法出版物，通过《工人报》拥护者集团和普列汉诺夫拥护者集团在国外的活动，我们一定能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接近。 全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派别和消除派别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第一次同这些派别本身的思想政治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第一次使这个问题有了现实的基础，考虑到真正的接近要表现在工作上，而不是表现在空洞的许愿和形式上作出诺言等等空谈上，因此，在全会之后，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不能再继续玩弄那种伪善的捉迷藏的老把戏了。 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党说出实际情况，那么仅仅这一项声明就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强大的工具，比任何决议、愿望、谴责、开除等等都有力百倍。 说出实际情况，就是说要承认：消除所有派别的尝试不幸已被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但是基本核心的接近，两个主要派别中的真正护党派的接近，他们同民族代表中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护党派的接近，都有了进展。如果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之流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辩护人声称这种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那么，这些话只能证明托洛茨基毫无原则，证明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同真正（而不只是许诺）消除派别的政策完全敌对的。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还只是许诺消除派别，这简直是欺骗。但是，如果说消除派别只是空谈，那么两个主要派别中的基本流派的接近却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里，找不到任何“联盟”，找不到任何花言巧语的保证，找不到任何消除意见分歧的诺言，但是却存在着依靠部分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来实际上建设党的现实可能。 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彻底地承认这种情况，全力贯彻这项工作，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把所有中央机关变成促成这种接近的机构，使它们完全不再干那种不体面的有害的“讨好”呼声派或“邀请”呼声派的事情，使大家能够工作，不再扯皮，那么我们一定全心全力地支持这项政策。实际上我们从1909年春天起就在执行这项政策，就是说我们执行了差不多已经整整两年了。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愿意从全会及其成果的教训中作出这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它尽可以把党的工作［注：手稿上接下去被勾掉的一行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和恢复统一的工作交给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联盟去做。这样更干脆些，更诚实些，不过我们是不会参加这个实际上已被证明为反党的联盟的。 我们当然一点也不会看错，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有些人（其中一定会有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老练的辩护人）是会大叫大嚷“分裂”的。不管这类叫嚷多么荒唐，多么伪善，但是为了告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必须谈谈这些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 从形式方面看，我们的步骤（申请发还款项，废除我们根据非常明确的条件签订的协定）是绝对合理的。我们同中央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条件曾公开宣布过，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过，并且由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一致接受。中央委员会既然代表全党接受这些条件，把它们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就是十分明确地承认，只有在切实履行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它才能要求我们采取一定的行动。谁也不能否认，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他们自己签署的决议，没有履行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有废除这个协定的合法权利是不容争议的。我们废除这个协定是为了主动进行护党斗争，主动进行建党工作，撇开那些一年来实践证明不愿意进行这种工作的人，联合那些证明愿意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组织分子一起进行这种工作。既然这个直截了当和明确地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转到护党立场为条件的协定已经被他们撕毁，那么废除同那些嘲弄党的人签订的协定，寻求一切可行的形式来接近维护党的人，就是我们的充分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实际情况比问题的形式方面更重要得多。从这方面看，那些在全会上、全会后一直在报刊上声明自己是维护党的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伪善面目就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类人的这类誓言显然是伪善的，他们关于分裂的叫嚷显然纯属捏造，因此，用不着多费口舌来证明这一点了。正是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立即制造（确切些说：他们违背自己在全会上许下的诺言，没有停止制造）实际的分裂，正是他们在整整一年中继续进行这种分裂，加剧这种分裂，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的集团和开办“马赫主义”党校的著作家集团以及诸如此类的集团离开党而独立。如果再让这些分裂分子继续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里，那就会彻底毁灭党的事业。如果维持原状，也就是让这些分裂分子利用自己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的机会来阻挠各项工作，从内部瓦解党，以讨好波特列索夫先生或者“马赫主义”党校的领袖们，那就会使党的联合事业受到巨大的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常言道，不是每一个满口“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我们有了全会的经验之后也可以跟着说：不是每一个满口护党的廉价空谈的人都是实际上的护党派。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分裂了党，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也是事实。 为了制止分裂，不使分裂扩大，除了加强、巩固那些在全会之后实际上进行护党工作的人，即护党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把自己对党的状况的看法通知所有护党派孟什维克、非派别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我们号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立即团结在《工人报》周围，着手筹备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恢复党所必需的；这些会议由于目前情况，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以非常小型的、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形式召开。关于召开这些会议的性质，就不便在报刊上细谈了。 我们号召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样调整工作：同完全证明自己是反党的前进派断绝一切联系；排除这些召回派卫士制造的障碍，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来巩固党，接近其他派别的护党派，共同举办俱乐部、讲演会、报告会等等；为把国外一切不跟《前进》文集和《呼声报》跑的人真正联合起来开始作准备。既然凡是有呼声派的地方就一定有两个平行的集团，那么布尔什维克再容忍反党的前进派留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就很不体面了。他们可以在呼声派那里找到栖身之所。
注释： [24]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27]。 [25]召回主义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7]。 [26]指“前进”集团的成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27]。 [27]《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9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工人报》则是在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里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编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布尔什维克团体中成立的《工人报》协助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物质支援，并协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11篇列宁的文章。该报很受俄国工人欢迎，印数达6000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捐，并积极给该报写稿。该报在《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信和通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机关报。——[27]。 [2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28]。 [29]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说：“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页） 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0]。 [30]指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办的一所学校。 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就以“给工人办一所党校”为名，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中心。1909年春，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组成了创办这所“学校”的发起人小组。他们援引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从工人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这一指示作幌子，把马·高尔基和著名工人革命家尼·叶·维洛诺夫拉进他们的小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揭露了召回派办的这所学校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性质，指出这所学校的组织者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的，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的”，坚决谴责卡普里学校是“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中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8—39页）。 尽管如此，波格丹诺夫派还是利用了那几年工人强烈要求接受党的教育的愿望，通过一些党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同俄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在召回派，特别是召回派在莫斯科的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的协助下，由各地方组织给它派了13名学员入校。这所学校于1909年8月开学。在该校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列宁回绝了该校的组织者要他到卡普里去当讲课人的建议。 1909年11月该校发生了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界限，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该校讲课人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开除。他们于11月底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黎，听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909年12月，该校的讲课人和留在卡普里的学员一起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和《可耻的失败》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73—107和130—132页）中详述了该校的历史，并对它作了评论。——[30]。 [31]16人集团是指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的16名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这封公开信是为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9期（1909年8月）上对取消派及其首领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批评而写的，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1910年1—2月）。列宁称它是“将象赫罗斯特拉特那样有名的”文件（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06—207页）。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是指以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彼·阿·勃朗施坦（尤里）为首的集团。伊苏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叶尔莫拉耶夫和勃朗施坦是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1910年初，他们拒绝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请他们参加俄国局的工作的建议，并且声称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31]。 [32]即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取消派进行斗争，1909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1909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派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31]。 [33]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