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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6卷 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资产阶级报刊，甚至包括最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刊，在谈到葡萄牙这个冒险家被刺事件[202]的时候，都不能不把黑帮的道德搬出来。 欧洲一家最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记者在报道的一开头半开玩笑地说，一大群记者在获悉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就象扑向猎物一样，立即扑向里斯本。这位先生写道：“我恰巧和一位伦敦的名记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位记者大肆吹嘘起他的阅历。原来，他为这类事件已经到过贝尔格莱德，可以自认为是个‘采访国王遇刺案的专职记者’了。” ……是啊，葡萄牙国王的遇害确实是国王们的“职业性事故”。因此，出现一些报道国王陛下职业性“事故”的专职记者，这是并不奇怪的…… 然而，不管这班记者写的报道中如何突出廉价的和庸俗的耸人听闻的情节，真相有时还是掩盖不了的。“一位住在最繁华的商业区的商人”对《法兰克福报》记者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一听说出事，马上就挂旗志哀。但是，很快就来了一些买主和熟人，问我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打算同朋友们绝交。我问他们：难道谁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先生，说来您简直不会相信，我招来了多大的报应啊！后来我只好把旗扯了下来。” 这位自由派记者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发表了一段议论： “象葡萄牙人民这样天性温厚殷勤的人民，看来是学坏了，才会对去世的人也这样切齿痛恨。如果这是真话（这无疑是真话，我如果对此避而不谈，就是歪曲历史真相），如果不仅是这种无声的抗议宣告了对遇害的国王的判决，如果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对受害者的谩骂，而且是出自‘循规蹈矩的人’之口，那么自然不免使人想探究一下那种使人民心理变得如此不正常的罕见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假如人民连死亡能赎取一切尘世罪恶这个古老的神圣权利都不承认了，那么这样的人民如果不是已经道德堕落，就是这种使他们不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问题的刻骨仇恨确实有着产生的原因。”
啊，自由派伪君子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法国学者和作家也宣布为道德堕落的人呢？他们不是直到现在不仅对1871年的公社活动家，甚至对1793年的活动家，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战士都是恨之入骨和肆意谩骂的吗？原因就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奴仆看来，人民只有“温厚地”忍受戴王冠的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才是“正常的”和“道德的”。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不然（即如果不看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就有一家君主派报纸对人民中的无辜牺牲者表达了甚至在国王被杀时也没有表达过的哀思，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得十分清楚，人们竟开始编造起歌颂凶手的神话来了。几乎在每一次行刺案中，各个政党都急于表示自己与凶手无关，而葡萄牙的共和派却对他们中间出现‘2月1日烈士和英雄’公开表示自豪……” 这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过于热心了，他居然把葡萄牙公民对于为剪除嘲弄宪法的国王而牺牲的人所表示的尊敬，叫作“革命神话”！ 另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米兰《晚间信使报》[203]的一位记者，报道了国王遇刺案发生后葡萄牙书报检查机关无法无天的情景。电讯不准外发。诚实的资产者如此喜欢人民群众的“温厚”，但是大臣和国王却不讲什么“温厚”！取代遇刺国王的葡萄牙冒险家们说得对：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消息传递之困难不亚于战时。必须绕道发消息，先寄到巴黎（也许是寄到某个私人通信处），然后再转到米兰。这位记者在2月7日报道说：“甚至在俄国，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时期，书报检查机关也从来没有象在目前的葡萄牙这样无法无天过。” 这位记者在公历2月9日报道说：“某些共和派报纸在今天〈国王安葬日〉使用的那些言词，我绝对不敢在电讯中重复。”在一篇于2月8日发出、但是比上述通讯晚到的报道中，记者引用了《国家报》就葬仪发表的一段评述： “人们抬着两个君主的腐烂尸体，抬着正在土崩瓦解的君主制的无用遗骸。这个君主制是依靠背信弃义和种种特权维持的，它的累累罪行玷污了我国两百年来的历史。”
不过我们也来补充一句：我们觉得应该惋惜的只有一点，就是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对一切冒险家的惩治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公开。我们惋惜的是，葡萄牙国王事件中还明显地有密谋家采取的恐怖手段的因素，这种恐怖手段软弱无力，实际上达不到目的，即使那种为法国大革命增光的真正的、全民性的、确实能使国家焕然一新的恐怖手段，也还是软弱无力的。也许，葡萄牙的共和运动会更加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永远同情反对君主制的共和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葡萄牙只是杀死了两个君主，使君主制受到惊吓，而没有能够把它消灭。这位记者又补充说：“当然，这是一家共和派报纸，但是在国正安葬日竟刊登说这种话的文章，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欧洲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都以不同方式对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共和派表示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它们的代表竟谴责刺杀冒险家的行为并同情冒险家的继承人）表示厌恶。有些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些社会党人在听到对“蒙难”君主制表示同情的发言时退出了会场。王德威尔得在比利时议会中选择了“中间”的（最坏的）道路，他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句话，说他对“所有的死者”都表示敬意，就是说，既包括国王，也包括谋杀国王的人。但愿在全世界社会党人中间，这样的人只有王德威尔得一个。 欧洲社会党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大大削弱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逼近势必使争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失去实际意义。但是削弱共和制的宣传，往往并不意味着更积极地追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还认识得不够。无怪乎恩格斯在1891年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向德国工人十分有力地指出了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意义，指出在德国也可能把这一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277页。——编者注］ 在我们俄国，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只有如人民社会党人之流和“社会民主党人”马利舍夫斯基（见《无产者报》第7号关于他的文章）这样的极端可怜的小市民机会主义者，才会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出结论，说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在俄国已退居次要地位。相反，我国革命的经验正好证明，在俄国，争取废除君主制的斗争同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全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反革命的经验恰好证明，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不触动君主制，就不能算是斗争，而只能算是小市民畏首畏尾和优柔寡断的行为，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活动中的野心家对人民的公开骗局。
注释： [202]指1908年2月1日葡萄牙国王卡卢什一世和王储路易斯·菲力浦一起在里斯本遇刺殒命事件。——422。 [203]《晚间信使报》（《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