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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6卷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11] （1907年11月5日〔18日〕） 资产阶级报刊幸灾乐祸地嘲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尤其是嘲笑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没有人想到要去研究一下这些分歧，分析一下这两种倾向，向读者介绍一下分裂的历史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整个性质。《言语报》和《同志报》的政论家韦尔格日斯基之流、叶·库·之流、佩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等等penny－aliner（文丐们），纯粹捕风捉影，搜集饱食终日的沙龙清谈家们“津津乐道的”“丑闻”细节，并且力图用有关我党斗争的乱七八糟的笑话来搅乱人们的头脑。 社会革命党人也采取了这种庸俗嘲笑的态度。《劳动旗帜》第6号的一篇社论，搬出切列万宁对伦敦代表大会上的争吵情况的描述，嘲笑“成千上万”的花费，兴致勃勃地大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内部状况的一幅满不坏的图景”。这样的开场白，自由派是用来为吹捧普列汉诺夫这类机会主义者作铺垫的，而社会革命党人则是用来为严厉斥责这些机会主义者作伏笔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也在重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据！他们到底醒悟过来了！）。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严重斗争都同样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 我们先简单谈一下发动这场进攻的自由派英雄们，然后再详细谈谈“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社会革命党英雄们。 自由派嘲笑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是为了掩盖他们在立宪民主党问题上对公众一贯的欺骗。他们的欺骗是彻头彻尾的，立宪民主党本身的内部斗争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同当局的谈判都始终被掩盖了。谁都知道，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指责右派，谁都知道，米留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等等先生们曾谒见过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然而确切的事实却被掩盖起来了。分歧被遮盖起来，关于司徒卢威先生们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争论只字未提。历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统统没有记录。无论是他们党的党员总数还是各组织的党员人数，自由派均未公布。各个委员会的倾向也无从知道。十足的一团漆黑，《言语报》十足的官方的造谣，谒见过大臣的人们对民主派的十足的欺骗——这就叫作立宪民主党。靠着议会活动向上爬的律师和教授们伪善地谴责地下活动，赞扬各政党的公开活动，而实际上是嘲弄公开性这一民主原则，向公众掩盖自己党内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跪倒在米留可夫脚下的普列汉诺夫，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这种粗暴的、肮脏的、包上一层文明外衣的对民主派的欺骗，他该有多么近视啊！ 那么社会革命党人又如何呢？他们是否履行了正直的民主派（我们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不把他们叫作社会党人）的职责呢，就是说，他们是否在明白而真实地向人民说明那些想带领人民前进的人们中间的各种政治倾向的斗争呢？ 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社会革命党1905年十二月代表大会[112]，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发表了记录的代表大会。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图奇金先生大声说道：“社会民主党人似乎曾经真心实意地确信，政治自由到来之日，即是我党政治上灭亡之时……自由时代所证明的却是另一种情况。”（记录补充材料，第28页）得了，图奇金先生，是这样吗？自由时代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社会革命党在1905年、1906年、1907年的实际政策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的记录（1905年12月举行大会，1906年公布记录！）中写道：一批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发言权的著作家，10月17日以后“坚决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组织一个公开的党”（记录第49页；以下引文均引自记录）。他们向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的，不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组织，而是单独的与它平行的人民社会党”（第51页）。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对1票（7票弃权）否决了人民社会党人的提案（第66页）。图奇金先生拍着胸脯叫道：“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两个党吗？”（第61页）而舍维奇先生暗示了一下人民社会党人近乎自由派，结果人民社会党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先生就沉不住气了（第59页），他声言“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叫作“半自由派”（第59页）［注：舍维奇先生看到这位沉不住气的人民社会党人受了委屈，便稍稍让了步，“作了修正”（第63页），“以个人名义〈！！〉解释”说：“我并没有打算把讲演人列入自由派政党”。］。 事实就是这样。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同“半自由派”的人民社会党人决裂了。真的决裂了吗？ 在1905年，报刊是党公开影响群众的最有力的手段。在十月的“自由日子”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是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来办报的，诚然，这是十二月代表大会以前的事。从形式上看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对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充分自由的时期，在最能公开影响群众的时期，向公众掩盖了党内两种不同的倾向。他们的分歧并不比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小，不过社会民主党关心的是把分歧弄清楚，而社会革命党人关心的则是用外交手腕来掩盖分歧。1905年的事实就是这样。 再看看1906年。这是第一届杜马的“小自由”时期。社会主义的报纸重整旗鼓。社会革命党人又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他们的报纸是合办的。难怪在代表大会上同“半自由派”的分裂是一种外交手腕了：高兴分裂就分裂，不高兴分裂就不分裂！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参加两个党”的想法遭到了嘲笑，但是……但是人们继续一身跨着两个党，并且感恩不尽地叫道：感谢上帝，我们不象起内讧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就是这样。俄国两个出版自由时期的标志是，社会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用欺骗手法（“外交手腕”）向民主派掩盖了他们党内出现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倾向。 再看看1907年。在第一届杜马以后，人民社会党人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这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各政党第一次对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演说时，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不同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和33人法案）。人民社会党人当着劳动派代表的面，击败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法案即自己的土地纲领征得的签名要多两倍多。而这个纲领，据社会革命党人维赫利亚耶夫认为（《我们的思想》文集第1集中的文章：《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圣彼得堡1907年版），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13]“一样”，“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这个纲领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合法化了（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文章，第89页），“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同上，第91页），走上了“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的道路”（同上，第9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农民代表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俄农民代表发表的首次演说，就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事实上使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 不过，也许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社会党人离开了他们并在劳动团中通过了自己的纲领以后，总该同人民社会党人十分明确地划清界限了吧？没有。彼得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所表明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的最重大的表现。黑帮危险是一个幌子，它掩盖着向自由派屈服的政策。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强调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温和”，就特别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的“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结成了联盟；建立这一联盟的条件对公众隐瞒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党人完全同孟什维克一样，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跑。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向立宪民主党人建议结成联盟（1907年1月18日的一次会议。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日圣彼得堡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72—290页。——编者注］小册子指出，在协议的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是不老实的，它一面同1907年1月7日向立宪民主党人宣战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谈判，一面又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左派联盟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是由于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的缘故。 总之，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完全决裂以后，实际上执行了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策，即机会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的“长处”就在于：他们把执行这一政策的动机和自己党内的思潮掩盖起来，蒙蔽世人耳目。 1907年2月间社会革命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14]不仅没有提出这个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问题，不仅没有认清这样一项政策的影响，反而确认了这一政策！请想一想格·安·格尔舒尼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吧。《言语报》当即对这篇讲话大加赞扬，就象它一贯称赞普列汉诺夫一样。格尔舒尼说，他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敌人”（小册子《格·安·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紧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7年版第11页。全书共15页，上面印着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格尔舒尼警告反对派不要搞内部的相互争斗，他说：“人民会不会不再相信通过人民代表机关来管理国事这种可能性呢”。（同上）显然，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本着这位热爱立宪民主党的人的精神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代表大会认为，在各个派别孤立行动以及各党团之间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杜马中截然划分党派界限，会使反对派多数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从而在劳动阶级心目中降低人民代表机关这一思想本身的威信。”（社会革命党《党内消息》杂志[115]1907年3月8日第6期）
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了，比我们的孟什维主义还要恶劣。格尔舒尼迫使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重蹈普列汉诺夫路线的覆辙，不过他干得稍微笨拙些罢了。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的全部活动，都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关心全国反对派团结的策略的精神。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社会革命党人格尔舒尼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所在的党并不掩饰这种颓废主义，而是揭露它，同它进行斗争；后者所在的党的一切策略原则和理论观点都是混乱不清的，而且用小团体的外交手腕的厚实帷幕对公众掩盖起来了。“家丑不可外扬”，——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是精于此道的。他们的确不能把丑事外扬，因为除了丑事，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不能说出他们在1905年、1906年和1907年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关系的全部真相的。他们不能吐露：一个党……一个党而不是一个小组……怎么能够今天以67票对1票通过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而明天又声嘶力竭地高喊“革命”。是的，“评判者”先生们，你们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内的激烈斗争和分裂而欣喜若狂，对你们这种形式上的权利我们并不羡慕。不用说，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在这种分裂中无疑有许多对社会主义事业极其有害的东西。尽管这样，我们一分钟也不想把这个沉重的真相换成你们那种“轻松的”谎言。我们党得的这场重病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成长过程中的病症，因为如果没有完全弄清各种本质上的细微差异，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阶级的政党。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党，而我们正是在建立这样的党。我们已经做到把我党两个派别的观点真实地、明白地和清楚地摆到大家面前。个人的偏激也好，派别的纠纷和争吵也好，内讧和分裂也好，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比，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凡是能够自觉地对待政治的人，都能从两种策略的经验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的争吵和分裂将会被人遗忘。我们的经过千锤百炼的策略原则将作为基石载入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册。几年以后，也许甚至几十年以后，人们将根据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去探究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影响。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知道，当谈到布尔什维主义或孟什维主义时，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他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吗？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是一场十足的政治把戏，它对最主要的东西避而不谈，始终关心的只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掩盖真相。 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吗？社会革命党人明天会不会再同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呢？社会革命党人是不是现在就在搞这样的联盟呢？他们是不让自己沾上劳动派的“个人主义脏水”呢，还是让这种脏水在自己党内日益泛滥？他们是否仍旧坚持全国反对派团结一致的理论呢？他们是否只是昨天才接受这个理论呢？他们会不会明天又把这个理论扔在一边，几个星期不予理会呢？这是谁也不知道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社会革命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一贯、接连不断地用空话和花言巧语来掩盖、混淆和粉饰分歧的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呢？并非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也象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不，对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真诚是不能怀疑的。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成为阶级的政党。客观的形势是：它只能成为农民民主派的一冀，成为不独立的、不平等的附属物，成为“隶属于”劳动派的一个“小组”，而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狂飙突进时期未能帮助社会革命党人挺直腰干，这个时期使他们同人民社会党人紧紧拥抱，紧得连分裂都没有把他们拆散。反革命进攻时期并没有加强他们同一定社会阶层的联系，只是引起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性的新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竭力加以掩饰的）摇摆和动摇。现在当人们读到《劳动旗帜》上那些热情洋溢地歌颂社会革命党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们的文章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先生们，你们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你们的革命性的结果。你们的革命性仅仅限于恐怖主义。 不，这样的评判者要来评判社会民主党，还差得很远呢！
注释： [111]“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指出那些思想陈腐、荒淫无耻的贵族、农奴主根本没有资格评断是非。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者。——148。 [112]指1905年12月29日—1906年1月4日（1906年1月11—17日）在芬兰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纲和社会革命党组织章程，并通过了关于抵制国家杜马和关于拒绝参加选举运动的决议。——149。 [113]指《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参看注117。——151。 [114]指1907年2月12—15日（25—28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的总策略等问题，认为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应作为单独的党团或派别出面活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与极左派集团达成长期协议，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应与整个杜马中的反对派即也与立宪民主党达成长期协议。由于参加了杜马，代表大会认为该党有必要暂时减少恐怖活动。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该党章程。——153。 [115]《党内消息》杂志（《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刊物，1906年10月22日—1907年5月24日（1906年11月4日—1907年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期。 该杂志第6期在《关于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正式公布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