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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6卷 第三届杜马 （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政府正在利用它6月3日所犯下的反人民的无耻罪行的后果：一部不仅完全歪曲了人民的意志、甚至也歪曲了那些享有选举权的少数人的意志的，迎合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畸形的选举法，给沙皇政府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果实。杜马应选442名代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选出了432名，还有10名尚待选举，这样，总的选举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了。根据比较准确的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占18席[100]，其他左派占13席，立宪民主党人占46席，同立宪民主党相近的党派占55席，十月党人占92席，同十月党人的主张近似的党派占21席，各种右派占171席（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民同盟[101]的32席），无党派人士占16席。 可见，除去少数无党派人士，其余的所有代表可以分成四派：极左派占全体代表的7％强，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占23％，中派右翼（十月党）占25．1％，右派占40％；无党派人士不到4％。 这四派中的任何一派单独都构不成绝对多数。这样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新选举法的鼓吹者和炮制者的愿望和期待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按照支持专制沙皇制度的统治集团的观点，俄国的新“议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双议院［注：无双议院是1815年路易十八对法国黑帮众议院[102]的称呼。］。 问题在于我国象任何一个专制或半专制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正式的政府——内阁，另一个是幕后的政府——宫廷奸党。宫廷奸党随时随地都依靠最反动的社会阶层即封建贵族（我国叫作黑帮贵族），封建贵族的经济力量来源于大地产以及与之有关的半农奴制经济。这个娇生惯养、腐化堕落的社会集团是最无耻的寄生虫的鲜明典型。他们堕落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可以由柏林毛奇—哈尔登诉讼案[103]这场闹剧来说明，这一诉讼案揭露了半专制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宫廷中权贵奸党是多么卑鄙龌龊。在我们俄国，这类人的类似的卑鄙行径也并非绝无仅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第三届杜马中的大量“右派”——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所要维护的，正是黑暗的过去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社会渣滓和“粉饰的坟墓”的利益。对于这些老顽固（因为“死硬派”这个称号对于他们是过于光荣了）来说，保存农奴制经济、贵族特权和专制贵族制度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老顽固们通常利用自己那种廷臣的无限权力，竭力把正式的政府即内阁也完完全全控制起来。而内阁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通常也就是他们的傀儡。但是，内阁的大多数就其成分而言往往不完全适合奸党的要求。农奴制时代的老朽的吸血鬼在这儿遇到了原始积累时期的吸血鬼的竞争，后者同样是野蛮的、贪婪的、寄生性的，不过是披上了一点文明的外衣，而主要的是，同样也希望通过保证金、津贴、租让和保护税率等方式来捞一把。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的农业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在十月党和追随十月党的派别中得到了体现。他们有很多利益干脆同黑帮是一致的：经济上的寄生性、特权和克瓦斯爱国主义[104]，无论从十月党人的观点还是从黑帮的观点来看都是必需的。 这样，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就形成了一个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在432席中他们占了284席，这个可观的数字占全体代表的65．7％，即2／3强。 这个多数是一个堡垒，它保证政府能通过土地政策帮助破产的地主变卖自己的土地来赚钱，把少地农民榨取一空，保证政府能把劳工法变为资本最野蛮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通过财政政策使捐税的主要负担仍然落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这个多数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堡垒。十月党人—黑帮多数的反革命性质是谁都不会否认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是第三届杜马中唯一的多数。还有另外一个多数。 黑帮是十月党人的可靠同盟者，正如宫廷奸党在维护沙皇制度的问题上是内阁的可靠同盟者一样。但是，宫廷奸党表现出的本能的欲望，与其说是要同内阁联合，倒不如说是要控制内阁，同样，黑帮也渴望对十月党人实行专政，为所欲为，企图踩在他们的头上。 资本主义虽然也极其贪婪并且是寄生性的，但是它的利益不能允许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处于独占统治地位。这两个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都力图多捞到一点好处，因此它们在地方自治和中央国家政权组织的问题上也必然要发生分歧。黑帮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杜马内已别无他求，而在中央需要的就是“打倒万恶的立宪制”。十月党人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在杜马内都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中央则需要“立宪制”，哪怕这个立宪制对群众来说是支离破碎的冒牌货。 这就难怪《俄国旗帜报》[105]要大骂“十月党”，而《莫斯科呼声报》[106]则认为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过多了。 于是，客观形势逼迫十月党人去寻找这方面的同盟者。本来早就可以找到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这个同盟者，中派左翼早就宣布对立宪制是赤胆忠心的，但是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现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保留了一些很不体面的旧朋友和一些令人讨厌的旧传统。不过政治方面的传统倒是容易放弃的：立宪民主党人早在第一届杜马以前就宣布自己是君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他们也曾默默地放弃过责任内阁；立宪民主党关于各种“自由”的草案，本身就设下了对付这些自由的重重障碍和陷阱，所以完全可以指望他们在这些方面会有长足的进步。对于起义和罢工，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加以指责的，起初是温和的指责，后来是沮丧的指责，到了1905年12月以后，这种指责一半变成了蔑视，而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就变成毫不客气的否定和斥责。玩弄手腕、互相勾结、同当权者讨价还价——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基础。至于那些不体面的朋友，很早以前立宪民主党人就把他们只是称作“邻居”，而不久以前已经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了。 所以，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同样是反革命的多数——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这个多数固然暂且不到半数——在已选出的代表432人中占214人——但是，第一，无党派人士中即使不是全体，至少也有一部分肯定会去归附他们，第二，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多数在今后的选举中人数一定会增加，因为还没有进行选举的城市和大部分省选举会议将要选出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 政府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局势。看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承认这是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进行的交易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带有最下流最具叛卖性的妥协的烙印，说得确切些，就是放弃一切哪怕带有一点民主主义的自由派阵地。很明显，不通过新的群众运动而采用这种搞交易的办法，多少民主一点的地方管理机关和中央立法机关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所办不到的。那么，能够指望黑帮—十月党人多数，指望同资本家吸血鬼结盟的野蛮的地主会多少解决一点土地问题和改善一些工人的生活状况吗？对这个问题只能报以苦笑。 情况很明显，我们的无双议院就连最马虎地完成客观存在的革命任务也办不到。它一点都不能治好旧制度给俄国留下的开裂的伤口，它只能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可奈何的、虚假的改革来遮盖这些伤口。 选举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坚定信念：俄国不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摆脱它目前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十分明确的。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深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政治自由，同时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不通过公开的群众行动而通过和平道路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现在仍然必须首先提出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当然，一刻也不放弃宣传社会主义，不放弃维护狭义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社会民主党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实际证明了它有能力担当群众斗争的领袖），必须千方百计地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与以往相比自觉性远远多于自发性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对民主主义群众的领导权，使这些群众的革命毅力得到发挥。 这种努力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的阶级政治组织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政治组织出于他们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憎恶和害怕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是由于害怕革命本身，而主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这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危险。 杜马中的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斯托雷平政府打算轮流地依靠它们以保持平衡）——将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问题上充当反革命的多数，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容怀疑的。这两个多数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其中的任何一些个人，都根本不可能去同内阁进行斗争，去进行稍微有系统或者有计划的斗争。可能发生的只是个别的和暂时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可能在第一个多数中的黑帮分子和政府之间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冲突不可能深刻，政府可以根本不改变它的反革命立场，依靠第二个多数便能轻而易举地在这些冲突中取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三届杜马中其他一切倾向革命的分子尽管非常愿意利用这些冲突来促进革命，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利用这些冲突达到纯粹的鼓动目的；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冲突的任何一方加以“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也许第二个多数中的各个部分之间，例如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一方、十月党人和政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能更多、更好地加以利用。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仅由于主观的情绪和意愿，而且也由于客观条件，这些冲突也将是不深刻的、暂时的，这些冲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政治贩子更容易按照表面上冠冕堂皇而实质上违反民主利益的条件去搞交易。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拒绝利用这些冲突，即使这些冲突并不深刻，并不经常发生；应当不仅同政府、黑帮、十月党人，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实现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应当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基本目标。十分明显，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二届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这些目标在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决议的第一项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这一项说：“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一）向人民说明，把杜马当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是完全不合适的；（二）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就无法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说明人民群众必不可免地要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它能保证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政权转交到人民群众手中，并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页。——编者注］ 这个决议，特别是结尾几句话，也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活动中的极重要的特殊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应当完成这一任务，以彻底揭露六三政变罪行的卑鄙龌龊。他们在揭露这个罪行时，当然不应当从自由派的立场出发说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而应当说明这是放肆地粗暴地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露骨的、令人气愤的强奸民意。因此就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是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因而，要广泛地、有力地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全权立宪会议的主张。 这个伦敦决议还在下面一段话里非常清楚地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工作性质：“应当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批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提到首位”；“杜马斗争的总的性质应当服从于无产阶级在杜马外进行的整个斗争，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群众的经济斗争，并且为这一斗争的利益服务”。［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203页。——编者注］十分清楚，杜马工作的这种性质同如上所述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杜马中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有着多么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有极大可能发生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里进行和平的立法工作，不仅不适宜，不仅是可笑的唐·吉诃德精神，而且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直接背叛。和平的立法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口号，而这样做只能使社会民主党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使社会民主党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203页。——编者注］无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罪行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大张旗鼓地极其尖锐地开展批判，尤其是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供批判的材料将是非常丰富的。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彻底揭露杜马将要通过的政府或者自由派提出的措施和提案的阶级实质，而且必须完全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特别注意那些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措施和提案；其中包括工人问题、土地问题和预算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应当针对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同时也是政府和杜马中两个多数所依靠的那些社会集团的最大痛处。 所有这些鼓动任务、宣传任务和组织任务，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通过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还要通过提出法案和向政府提出质询来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提出法案或者提出质询时至少要有30名代表署名。 第三届杜马里没有也不会有30名社会民主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说，单独一个社会民主党，没有其他集团的协助，是既不能提出法案，也不能提出质询的。这无疑会使问题变得非常困难，非常复杂。 当然，这里说的是彻底民主主义性质的法案和质询。社会民主党能在这方面指望立宪民主党协助吗？当然不能。立宪民主党现在已经完全准备赤裸裸地公开妥协了，连那些原来就被各种附带条件和例外弄得支离破碎、降到最低限度的纲领要求也一点不会提出来——难道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会用民主主义的质询去触怒政府吗？我们都记得，早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在质询时所作的发言已经毫无生气，他们有时象小孩子那样嘟嘟囔囔，有时是客客气气、毕恭毕敬提出问题。杜马正在把对付人民的罗网编织得更牢固更可靠，使之变成锁链，它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现在已经成为话柄，大臣老爷阁下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立宪民主党是难得打扰他们的（当然啦，不是还要立法么！），即使要打扰一下，那也会是非常彬彬有礼的。米留可夫在竞选大会上保证“保住火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难道只是米留可夫一个人吗？唐恩坚决反对“打倒杜马”的口号是什么意思呢？不也是“保住火种”吗？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支持”把卑躬屈节当成“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时，不也正是劝社会民主党人要如此这般地“彬彬有礼”吗？ 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根本不会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立法提案附议，因为这些法案将具有鲜明的鼓动性质，将充分地体现出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因此怒火中烧，他们的怒火一点也不会亚于十月党人，甚至不会亚于黑帮分子。 总之，在这方面也不应当把立宪民主党考虑在内。在提出质询和法案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能指望得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集团的协助。看来，这些集团同社会民主党人加起来可以达到30人，所以也就具备了提出这方面动议的完备的合乎手续的条件。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同盟，而是一些“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正如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同时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叛卖性的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0页。——编者注］
注释： [100]据最后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共占19席，比第二届杜马时期少46席。这是1907年6月3日（16日）选举法大大限制本来就不充分的工人选举权（工人选民团复选人由237名减为112名；53省中只有44省的工人有选举权）和警察残酷迫害工人复选人的结果。 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选民团选举中占优势，但在整个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中居少数。按照选举法，有6个省的选举大会须从工人选民团复选人中选举1名杜马代表。选举结果，这6名工人杜马代表有4名是布尔什维克（彼得堡省的尼·古·波列塔耶夫，莫斯科省的米·瓦·扎哈罗夫，弗拉基米尔省的谢·亚·沃罗宁，科斯特罗马省的彼·伊·苏尔科夫），两名是孟什维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格·谢·库茨涅佐夫和哈尔科夫省的瓦·叶·舒尔卡诺夫（后来成为奸细））。另外，在乌法省，布尔什维克瓦·叶·科索罗托夫由工人选民团提出、在农民复选人支持下当选。加上参加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安·亚·普列德卡林，布尔什维克在党团中共7人。孟什维克在党团中居多数，但他们的杜马代表大多数不是由工人选民团而是由其他选民团如城市选民团、农民选民团甚至土地占有者选民团选出的。后来，党团内部两方面的力量渐趋平衡，这是因为有5名孟什维克脱离了党团，其中4名投靠了无党派人士集团，1名加入了穆斯林集团。而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1名（科索罗托夫）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狱。同时还有一部分孟什维克代表属孟什维克护党派，他们在保存工人秘密政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是一致的。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在初期活动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党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闹独立。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代表违背伦敦代表大会决议，以党团名义同立宪民主党和波兰代表联盟一起参加反对派会议。在讨论1907年11月16日（29日）的政府宣言时，党团否决了中央委员会拟的宣言草案，而发表了自己制定的宣言，其中删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性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12月）通过的决议对于改进杜马党团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届杜马后三次常会期内，杜马党团明显地改进了自己的工作，这表现在加强质询活动，制定自己的法案并提交杜马讨论，以及加强代表们在杜马外的活动。列宁在《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第三篇文章）》中对这届杜马党团的工作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129。 [101]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129。 [102]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129。 [103]指因1906年德国政论家马·哈尔登在《未来》杂志上揭露德皇威廉二世的好友菲力浦·欧伦堡侯爵和赫尔穆特·毛奇伯爵搞同性恋而引起的诉讼案。后来欧伦堡和毛奇二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失去了威廉二世的宠信。——130。 [104]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中有一些人热中于保持俄国生活方式。他们不喝外国饮料，只喝国产饮料克瓦斯，不穿西式服装，只穿俄国农民服装，并自诩为“热爱祖国”。后来，人们把这类思想和行为讥讽地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130。 [105]《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Энамя》）是黑帮报纸（日报），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出版者是亚·伊·杜勃洛文，编辑是杜勃洛文和帕·费·布拉采尔等。报纸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根据1917年3月5日（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俄国旗帜报》被查封。——131。 [106]《莫斯科呼声报》（《Голос Москвы》）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