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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6卷 革命和反革命 （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1905年10月，俄国处于革命的最高潮。无产阶级把布里根杜马从前进的道路上一脚踢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专制制度作直接斗争。1907年10月，我们则处于看来是公开的群众斗争的最低潮。不过，1905年十二月失败以后开始的低潮时期，不仅使立宪幻想风靡一时，而且也使这种幻想完全破灭。在两届杜马被解散和六三政变以后召开的第三届杜马，明显地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 在当前这个时期，人们不由得会把俄国的革命同反革命、把革命冲击的时期（1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的时期（1906年和1907年）进行比较。要确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就免不了要作这种比较。把“革命的错误”或“革命幻想”同“有益的立宪工作”进行对比，这便是当前政治书刊的基调。立宪民主党人在竞选大会上叫嚷的是这个。自由派的报刊唱的、喊的、唠叨的也是这个。这里还有一位司徒卢威先生，他因为“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穷凶极恶地拿革命者出气。这里还有一个米留可夫，尽管他一贯装模作样，狡诈善变，但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他得出一个清楚的、准确的和——这是主要的——与事实相符的结论：“敌人在左边”。这里还有一些和《同志报》气味相投的政论家，如库斯柯娃、斯米尔诺夫、普列汉诺夫、哥尔恩、约尔丹斯基、切列万宁等等，他们谴责10—12月斗争是轻举妄动，并不同程度地公开鼓吹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民主的”同盟。这股浊流中的真正的立宪民主党分子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表现了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无以复加的奴才相。那些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司徒卢威这一地步的人，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懂得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系，不能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看成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完整的社会运动。 革命冲击时期从实际上表明了俄国居民的阶级构成和各个不同的阶级对旧专制政府的态度。事态使所有的人，甚至使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人现在都学会了把1905年1月9日，把属于一个特定阶级的群众的第一次自觉的政治运动，作为革命纪元的开始。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掌握领导权的结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似乎是理论家死啃书本的结果。革命证实了我们的理论，因为它是唯一真正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始终在领导革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先进部队。群众斗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异常迅速，超过了许多革命家的预料。在一年的时间内，群众斗争就发展到了历史上革命冲击的最坚决的形式，发展到了群众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就在斗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紧跟在无产阶级之后，组成革命人民战斗骨干的其他居民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各种职员这些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了，接着农民民主派，职业知识分子等也都组织起来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时期是群众的组织性加强的时期，这种加强在俄国是空前的，即使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也是巨大的。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劳动条件上争得了许多改善。而农民群众争得的，是地主的专横“收敛”了，地租和地价降低了。整个俄国争得了相当程度的集会、言论和结社自由，使专制政府公开放弃了老一套做法，承认了立宪。 俄国解放运动迄今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纯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的结果。 斗争发展中的转折，是从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开始的。随着群众斗争的逐渐削弱，反革命步步转入进攻。第一届杜马时期群众斗争还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威力：农民运动在加强，农奴主－地主的巢穴大批被捣毁，士兵不断起义。当时反动派进攻得很慢，不敢立即发动政变。直到1906年7月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90]被镇压下去以后，反动派才胆子大了起来，建立了战地法庭[91]制度，开始一点一点地剥夺选举权（参议院的说明[92]），最后终于用警察包围了第二届杜马，把臭名远扬的立宪全部推翻。当时一切自行发起的、自由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了，只有在杜巴索夫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所解释的警察立宪范围内的“合法斗争”。原来起领导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时起领导作用的则是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是立宪民主党的全盛时期。立宪民主党利用这个低潮，以立宪“斗士”的面目出现。它竭力使人民保持对这一立宪的信赖，并鼓吹必须以“议会”斗争为限。 “立宪民主党的立宪”的破产就是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的破产。只要把革命的这两个时期作一番比较，我国自由派关于“革命幻想”和“革命的错误”的种种议论的自私的阶级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给全体人民带来的，是斗争的成果，而自由派对运动的领导，却只带来了失败。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组织性，不断向他们提出更高的任务，促使他们日益独立地参加政治生活，教导他们怎样进行斗争。自由派在两届杜马时期的领导却降低了群众的觉悟，瓦解了他们的革命组织性，模糊了他们对民主主义任务的认识。 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自由派领袖们向人民精彩地表演了卑躬屈节的合法“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专制的农奴主大笔一挥抹去了自由派空谈家的立宪天堂，并且还肆意讥笑那些在大臣前厅里等待求见的人精明的外交手腕。在俄国的整个革命时期中，自由派毫无成果和成绩可言，也没有做过一点民主主义的工作来组织人民的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在1905年10月以前，自由派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还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但即使在当时他们也已经开始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了，他们派遣代表团向沙皇无耻地进谗言，他们支持布里根杜马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是出于对革命的毫不掩饰的仇恨。1905年10月以后，自由派的全部作为，就是无耻地出卖人民自由的事业。 1905年11月，他们暗中派司徒卢威先生去同维特先生密谈。1906年春，他们破坏革命的抵制，拒绝公开向欧洲表示反对借外债，从而帮助政府弄得数以十亿卢布计的金钱来征服俄国。1906年夏，他们私下同特列波夫就大臣职位问题讨价还价，并且在第一届杜马中同“左派”也就是同革命派进行斗争。1907年1月，他们又去向警察政权献殷勤（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1907年春，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支持政府。革命派很快揭露了自由派，并且用事实表明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从这方面来说，抱立宪希望的时期对人民远远不是没有好处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不仅使人懂得了自由派在我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仅如此，这个经验也在实际上打消了由那个只有政治上幼稚无知或者老朽昏聩的人才会认为是真正实行立宪“民主”的党领导民主运动的企图。 1905年和1906年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成分还不是人人都清楚的。当时希望把专制政府同真正能够代表比较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结合起来的，不仅是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备受压制的居民，就连专制政府的统治集团，也不是没有抱着这种希望的。为什么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的选举法都给农民相当多的代表名额呢？[93]因为当时还相信农村存在拥护君主制的情绪。“乡巴佬会来搭救的”——1906年春政府报纸发出的这种感叹，表达了政府对农民群众的保守性寄予的希望。当时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意识到农民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而且唯恐农民落后，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杜马将有助于把思想保守的或无动于衷的农民变成自由主义者。1906年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了大胆的愿望，他写道：“农民在杜马中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1907年夏，同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却举起了同劳动派政党或左派政党作斗争的旗帜，把这些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同专制政府进行勾结的主要障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自由派的口号从为争取在政治上给农民启蒙而斗争，变成了为反对农民在政治上启蒙“过头”和要求“过高”而斗争！ 口号的这一改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彻底破产。民主主义的农村居民群众同农奴主－地主之间阶级对抗之深刻，远远超出了胆小糊涂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想象。因此，他们指望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掌握领导权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再也无法挽回。因此，他们想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人民群众同十月党人地主、黑帮地主和解的整个“路线”也遭到了破产。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一个很大的、尽管是消极的成果，就是变节的“人民自由”的“斗士”遭到破产。在下层进行的阶级斗争抛弃了这些大臣前厅里的英雄，使他们从觊觎领导权的人变成稍稍涂了一层立宪油彩的十月主义的普通奴仆。 自由派已经破产，已经实际考验了自己是否适合做一个民主斗士，或者至少做一个民主队伍中的斗士，如果有人直到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等于一点也不了解两届杜马的政治历史。这些人从毫无意义地重复早已背熟了的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公式，转而开始发出反革命的长吁短叹。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立宪幻想的破灭毫不惋惜。他们应该讲一讲，马克思在谈到德国的反革命时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人民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幻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编者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不称职的领袖和没出息的同盟者。这样更有利于这个民主派在政治上的发展。 无产阶级的政党所要做的是设法使广大群众更深入地思索和更切实地领会我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丰富的政治教训。向专制制度冲击的时期，使无产阶级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使它学会了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并使它看清了唯一能争得切实改善的直接的群众斗争得以成功的条件。由于在长时期内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数十万工人才奋起斗争，给了俄国的旧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由于进行了长期的、不显眼的工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巩固的坚定的政党，才爆发了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爆发才有条件变成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清除自己身上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种种霉斑，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同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历史的进程和广大群众的客观处境向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加深和增多了。这个危机的到来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担当这个重任。在以1905年和随后几年的事态作肥料的土壤里播下种子，将获得高出十倍的好收成。1905年底，我们的党只有几千个自觉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却发动了上百万的无产者起来斗争；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拥有好几万经过革命考验而且在斗争中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能够带领上千万人去把敌人打垮。 在许多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都显得无比突出、极其迫切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资本家结成了一个个全俄的联合组织，同政府勾结得更紧，更频繁地采取最极端的经济斗争手段，直到举行大规模的同盟歇业，以便“制服”无产阶级。但是迫害只能吓倒那些垂死的阶级；资本家老爷们成功得愈快，无产阶级的人数就愈多，团结就愈紧。无产阶级的不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的。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这样，全俄国的工人也将更加顺利地组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资本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更为加深，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将更为明确。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鼓动，从革命的种种试验中得到充实之后，将变得更加明确。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最后形成的最好的推动力。 这个政党争取民主的任务，今后只会在准备倒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引起争论。对于工人群众来说，在革命的烈火中，这些任务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俄国的一种历史力量，它的基础、唯一的基础是农民群众，这一点无产阶级是根据经验知道的。无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担负了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农奴主－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使命，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工人政党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立宪民主党人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帜，把农民置于十月主义的卵翼之下，他们已经起到了自由派政党的作用，而社会民主党不理睬那些孤独的怨天尤人的人，它将继续向群众说明自由派的这种破产，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不彻底摆脱同十月主义奴仆的同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现在谁也说不上来。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导致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团结上的客观困难会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民主派长期处于目前这种松散的、不定形的、软弱无力的劳动派群众的状态。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即通过对一切动摇行为的严厉批评和不屈不挠的反对民主派同反革命本性暴露无遗的自由派合流的斗争来锻炼民主力量。 反动派走得愈远，黑帮地主就愈猖狂；黑帮地主把持专制政府愈厉害，俄国的经济发展和摆脱农奴制残余的过程也就愈缓慢。这就是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自觉的和战斗的民主主义将得到更加有力、更加广泛的发展。十月党人强加在农民身上的饥饿、暴力和凌辱所引起的群众性反抗将更为剧烈。社会民主党将设法使号称立宪民主党的这一伙自由派野心家在必然到来的民主主义斗争的高潮中，不能再次在民主派队伍中制造分裂和混乱。或者同人民一起，或者反对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社会民主党早就向任何妄图在革命中担当“民主派”领袖的人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善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路线；有些人自己就轻信了自由派的诺言，有些人对这些自由派同反革命的勾勾搭搭假装看不见。现在，最初两届杜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受到了教育。 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能率领农民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革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从纯粹无产阶级政党中清除出去，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反革命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弃了从自由派中寻找领袖和同盟者的企图，因为自由派害怕群众斗争比害怕火还要厉害。我们依靠事变中取得的这些教训，可以大胆地向黑帮地主的政府说：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吧，斯托雷平先生们！你们播下种子，我们将收获果实！
注释： [90]斯维亚堡起义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于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112。 [91]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于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112。 [92]参议院的说明是指俄国执政参议院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颁布的对1905年12月11日（24日）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参议院在这个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又剥夺了数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列宁称这种解释是“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112。 [93]根据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以及12月11日（24日）对这个条例的修改，农民选民团分配到的复选人数额在总额中占40％以上。这个选举条例还规定，在各个省的选举大会上，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先从自身中单独选出杜马代表1名，然后各选民团的复选人再一起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 1907年6月3日（16日）的选举条例大大削减了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数额（约一半），并且把各省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自选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改为由省选举大会全体复选人先从农民选民团以及其他选民团的复选人中选杜马代表各1名，然后再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对于工人选民团，这种保证可以选出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只限于6个工人比较集中的省，即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和哈尔科夫。——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