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7年6月至1908年3月即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初期的著作。
　　第一次俄国革命持续了将近两年半，到1907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1907年6月2日，沙皇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翌日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第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以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为首的专制政府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的镇压。成千上万的革命参加者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或被放逐服苦役。反动政府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查封工会组织，迫害布尔什维克。列宁为了躲避沙皇暗探的追捕，于6月匿居芬兰，12月再度出国，侨居日内瓦。鉴于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已不可能，沙皇政府开始实行以六三体制和新土地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策。
　　六三体制就是把全部政权交给农奴主－地主，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其目的是建立农奴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同盟，以保持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第三届杜马就是要体现这个体制。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选民团推选出的复选人占总数的3／4以上，而工人和农民推选出的复选人却不到总数的1／4。许多非俄罗斯民族被剥夺选举权。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本卷第1篇文章《反对抵制》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献，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对某一机构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以其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以采取抵制的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抵制杜马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目的是使它不能建立这种机关。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说，只有在革命进入高潮并能转入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抵制杜马才是正确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不具备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争取有代表进入这个反动机构，以便利用它来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他在批评主张抵制的人时写道，马克思主义“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见本卷第23页）
　　新杜马的选举达到了沙皇政府预期的结果。442名代表中，黑帮分子、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占409个，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占19个，代表农民的劳动派占14个。本卷中的《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文献，分析了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成分及其反人民的活动，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杜马斗争策略。列宁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将会有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前者是反革命的，占杜马代表的2／3强，他们主张加紧镇压和保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甚至企图完全恢复专制政体。后者也是反革命的，没有超过杜马代表的半数，他们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同政府的勾结，并且用徒有其名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这两个多数都屈从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可以轮流依靠它们。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个杜马宣传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广泛地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工作。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既要揭露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的暴虐，也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
　　斯托雷平的新土地政策企图按照地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以适应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制止农民革命的再爆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根据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在1907年11—12月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重要著作依据1905—1907年土地运动的丰富历史经验，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以及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占本卷将近一半的篇幅。
　　列宁认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依据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新材料。他说明土地问题在沙皇俄国之所以十分尖锐，是因为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一小撮贵族和地主手里，千百万农民因缺少土地而陷入困境。在俄国欧洲地区，3万个贵族和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有500俄亩以上，其中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每户平均有2333俄亩，而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仅有7俄亩。这种情况造成耕作技术落后，农民群众愚昧无知，农奴徭役制剥削形式繁多。这是农民展开土地斗争的根本原因。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俄国农业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
　　列宁指出，俄国的土地变革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条是改良的道路即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即美国式的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农奴制地主经济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工，同时分化出少数富农。这条道路仍然保存地主经济和大地产，使生产力发展速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度缓慢，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很长时期内遭受农奴制的剥削和奴役。第二条道路就是用暴力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使土地完全转归农民，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这条道路使俄国资本主义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能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能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列宁指出，在1861—1905年期间，在俄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哪条道路。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方式。列宁在分析各政党和各阶级的土地纲领以及两届杜马中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之后指出，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从黑帮地主到立宪民主党人）都主张改良的地主式的发展道路，而无产阶级代表和农民代表则主张革命的农民式的发展道路。农民代表和民粹派提出土地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列宁揭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肯定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在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
　　列宁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他指出，过去所有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在于没有很具体地设想到俄国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是哪一种方式。他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指出这个纲领不是要消灭农奴制关系的残余，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要求把非份地收归地方公有。列宁写道，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世纪的所有制，而且农民份地所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所有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主张在极大限度地保持农民利益的条件下消灭村社和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即废除土地所有制，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俄国第一次革命用事实否定了孟什维克的全部论据。农民群众没有接受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指出，激进农民的口号是：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口号最真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要求，表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列宁论述了土地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土地国有化的科学概念同地租理论有密切联系。级差地租同有没有土地私有制完全无关。土地国有化并不消灭级差地租，而是把它交给国家。土地私有制产生绝对地租，妨碍对农业自由投资。土地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从而也消灭绝对地租。它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肯定土地国有化才是彻底消灭农业中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最正确的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孟什维克否认绝对地租理论，就是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国有化的观点。
　　列宁探讨了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和它的动力问题，探讨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他指出，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见本卷第392页）因此，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党的纲领只能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说，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应该彼此适应，经济变革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有助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指出，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表现出孟什维克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才能保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懂得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见本卷第298页）
　　列宁把他的论述概括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见本卷第311页）列宁在1917年9月为这本书写的跋中指出，在新的时期，当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时候，土地国有化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新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列宁很重视研究布尔什维克同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经验。本卷的《〈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列宁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这篇序言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两派在1895年至1907年间围绕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的斗争，阐明了列宁在各个时期如何用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这些问题。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同他们进行的思想斗争“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见本卷第89页）列宁根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经验指出，特别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内必然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条件，“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见本卷第105页）
　　列宁利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中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列宁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初步总结了1905—1907年革命。他指出，第三届杜马的召开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把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革命进攻时期（1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时期（1906年和1907年）进行对照，才能决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列宁说，革命斗争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一直在领导革命。俄国解放运动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无产阶级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在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被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取代。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运动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它对沙皇制度的卑躬屈节。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使农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和同盟者。1905年革命进攻时期证明，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农奴主－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坚信，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必将到来，那时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
　　《政论家札记》、《政治短评》、《新土地政策》等文章，阐明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革命斗争的前景。革命的失败使孟什维克丧失了信心。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党操纵着第三届杜马，立宪民主党已成为十月党的奴仆。列宁揭露说，按专制政府的意图，新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见本卷第54页）资产阶级公然背叛革命，同旧政权紧密勾结，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列宁说，无论俄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列宁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他指出，沙皇大臣斯托雷平、黑帮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建立新的阶级支柱以保持自己的政权，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见本卷第400页）新土地政策就是按照地主的办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使大批农民更快地破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坚决地向群众提出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口号，只有举行这样的起义，才能阻止斯托雷平的改革。在反动年代的黑暗日子里，列宁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声音：“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磐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见本卷第403—404页）
　　本卷收载的一部分著作是有关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1907年8月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并作为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参加了大会主席团，还参加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国际的会议，他在会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大会情况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次大会在确定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见本卷第85页）
　　殖民地问题是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荷兰代表万－科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竟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支持这个提案的机会主义者形成了多数。列宁认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和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在大会讨论中，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攻击左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透顶的。经过尖锐的斗争，大会通过了比以往更尖锐地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列宁说，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暴露了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表明欧洲一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列宁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殖民沙文主义的害处及其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是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机会主义者反对工会接受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的关系，彼此不相从属。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支持这个草案。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工会中立。布尔什维克和各国党的左派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决了中立思想，肯定工会和社会党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列宁认为，这个决议对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自由派赞赏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他指出，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使德国的工会极明显地倾向机会主义。收入本卷的《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和《工会的中立》一文进一步批判了工会中立论，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进行工会活动时，应该使工会同党接近，启发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大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的决议草案共有四个，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他三个是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爱尔威、盖德、饶勒斯和瓦扬分别提出的。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和倍倍尔的决议草案。爱尔威的草案要求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的观点是半无政府主义观点。爱尔威的错误在于：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不懂得能否用罢工和起义反对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列宁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列宁还批判了福尔马尔等人提出的以议会斗争方式反对战争的主张。倍倍尔的草案的缺点是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罗·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的修正案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见本卷第73页）经过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列宁认为，这项决议既对军国主义问题作了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3篇。其中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记录稿和总结发言、《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